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對城鄉融合發展作出重點部署，提出“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這將城鄉融合關系的建構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從空間社會學視角來思考城鄉融合關系的建構，本質上可視其為一種深層次的“空間實踐”，即通過城鄉空間關系的重構與再造，推動城鄉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各方面資源的雙向流動和深度融合，從而克服城鄉空間不平等、空間發展不平衡的過程。空間視角下的城鄉融合關系建構應基于“空間正義”的價值導向，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社會參與和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通過相應的政策設計和調整，形成符合“空間正義”的城鄉融合發展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撐。同時，要兼顧空間差異和非均衡性，杜絕“一刀切”式的城鄉融合推進方式。另外，要促進公眾、市場、社會組織等多元治理主體的平等參與，形成符合“空間正義”的城鄉融合治理的多元主體有序有效參與。
城鄉融合發展取向的“空間轉向”
在20世紀50年代阿瑟·劉易斯提出“二元經濟結構”模型之前，城鄉關系一直被地理學等相關學科視為一個空間問題。發展經濟學的崛起導致城鄉關系研究發生了以“空間”為核心向以“發展”為核心的轉向，抽象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成為城鄉關系問題的基本研究范式。20世紀70年代，一大批社會學者逐漸關注到空間研究范式所具有的持續生命力，在列斐伏爾、哈維、卡斯特爾、布迪厄等人的推動下，社會學范式下的城鄉關系研究發生了一次“空間轉向”。 社會學視角下的“空間”具有鮮明的生成性和社會性。一方面，空間是生成而非現成的。不同于傳統意義上將空間想象成僵化、刻板、非辯證和靜止的，甚至是“保持世界不動”的背景性或情境性力量，空間社會學者將空間視為具有一種建構性力量的生產機制。空間的建構性力量不僅僅體現為空間中事物的生產，還包括空間本身的生產。而空間的生產過程以及被生產出來的空間都會對社會變遷產生深刻影響。通過這兩種生產形式，空間得以深刻參與到社會變遷過程與結構中。另一方面，不同于傳統地理學視角下將空間視為區域分布意義上的自然地理空間，特別是與地方或場所概念相關的環境或區域單位。空間社會學者更加關注空間的社會屬性，強調從社會關系出發去認識社會空間現象。新馬克思主義社會空間理論家亨利·列斐伏爾就曾明確提出，空間是社會的產物，空間里充滿社會關系，是特定的社會生產出來的。曼紐爾·卡斯特爾更是直接將空間視為包含經濟關系、政治體系、意識形態體系在內的社會結構總和的表現。 空間所具有的社會性、生成性和變動性，使其得以與作為一場現代社會變遷過程與結構的城鄉融合關聯起來，空間思維逐漸介入城鎮化、城鄉關系等議題的研究中。按照空間社會學的理論邏輯，城鄉融合實質是一種空間生產過程，這種過程涉及人口、資本、技術、產業等文明要素的空間化聚集以及發展方式、生產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傳承方式、生態保護方式等方面的整體性轉換，從而以一種全新的生成性、實踐性方式將城市和鄉村、中心和邊緣連接起來，重新構造了一種全新的城鄉空間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城鄉空間的組織形式、意義、結構與功能由此發生全方位、深層次的變革。 在空間的生產過程中，空間流動具有重要作用。空間流動不僅是空間的位移，更是城鄉融合的一種結構化維度，與城鄉融合進程通過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等各方面深度融合，形成密不可分、相互促進的系統。空間的高速流動性代表著一套更符合工具理性的資源分配原則，以及一種不斷增長的可能性。伴隨空間流動產生了一系列生產技術、經濟模式、文化習俗、社會關系的互動與交融，在這種人群和社會聯系不斷強化的過程中，社會意義、經濟意義和人文意義上的城鄉融合型的新型空間結構得以塑造和生產。
城鄉融合發展須堅持“空間正義”的價值取向將城鄉融合視為一個空間再生產過程，要求我們在推進城鄉融合的過程中必須堅持“空間正義”的價值取向。“空間正義”強調空間資源和空間權利配置過程中的公平、公正和均衡，具有強烈的資本批判傾向。在資本主義社會，空間生產的根本動力源于“資本邏輯”，資本的創新和擴張在為空間生產提供了基本的物質支撐的同時，也產生了空間隔離、空間剝奪、空間異化等一系列空間性非正義問題。空間非正義一方面指涉空間的社會生產過程的非正義，另一方面也指涉各種形式的非正義在空間維度的呈現。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以及以戶籍制度、金融體制等為主要內容的改革的持續深入，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進程也得到顯著推進。但是，城鄉之間在產業結構、收入水平、醫療條件、教育水平、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還存在一定的非均衡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城鄉融合發展成為我國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大戰略。這一戰略正是在尊重城市與鄉村差異性的基礎上，賦予城鄉平等的空間發展權利，縮小城鄉發展差距，重塑城鄉空間正義的深刻體現。“空間正義”價值導向下的城鄉融合發展，遵循了空間生產的“人本邏輯”，體現了堅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基本價值取向。城鄉融合的實現須基于“空間正義”原則，確保城鄉居民都能夠公平地獲得生產生活的空間資源，均等地享有空間權利、公平地分享空間收益，致力于讓中國式現代化、新型城鎮化的成果增益惠及所有地區、所有人群。
形成符合“空間正義”的城鄉融合發展治理機制
城鄉融合空間生產的發生機制是基于社會生產關系之上的再生產，是資本、權力和利益等政治、經濟要素對空間的重新塑造。空間社會學尤其強調政治要素在空間生產與分配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這也就是說，“空間正義”的實現并非一個自然過程，而是需要一個強有力政治干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公共政策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政策設計的核心在于努力破除城鄉資源要素的流動壁壘，建立城鄉發展成果共享機制。當前，亟須走出城市空間與鄉村空間隔離、對立的二元認識論，通過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稅收制度、產業規劃制度、國土空間規劃制度的改革，打破城鄉分割的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城鄉間包括人口、資金、技術等生產性要素的雙向自由流動。同時，進一步優化住房、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政策舉措，構建發展收益的城鄉普惠共享機制，為城鄉居民提供均等化、可持續的公共服務供給。
符合“空間正義”的城鄉融合發展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設計，需要考慮到我國區域的差異性和發展的非均衡性。我國地域廣闊，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并不是作為一個同質性的整體而存在，而是一個經濟、文化、社會和自然生態等諸方面發展并不均衡的異質性復合體。其中，我國邊疆地區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區域或空間，其自然地理條件、生態環境以及包括經濟發展水平、民族文化、生活習俗等在內的社會人文環境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邊疆地區又是文化多樣性的集中展示區域，蘊含著不同民族、藝術、風俗等相互交匯的文化內容和開放互補、融合共生的文化氛圍。因此，城鄉融合發展路徑及其相關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到我國地域差異和發展不平衡性，兼顧不同地域特定的資源稟賦和內外環境，探索和提煉差異化的城鄉融合路徑。
“空間正義”的實現除了需要公共政策支撐，也離不開相關者的共同參與和協同推動，公眾、市場、社會組織等主體的平等充分參與，是實現符合“空間正義”原則的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機制。這意味著，城鄉空間融合是在“空間正義”的價值導向下由單一治理主體向多元治理主體的轉變過程。
（作者劉詩謠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光金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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