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農問題”話語為全社會關注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做出了貢獻。“三農問題”是一種合稱，可以作為社會傳播話語，但其本身并無確切含義和實質意義。一些學者認為“三農問題”話語提出之前的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是被割裂的，研究也都是孤立的，且認為西方學術界只重視單方面的“農業問題”，而不會將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聯系起來研究。這些判斷缺乏根據。“三農問題”這一提法不僅沒有成為國際認可的學術概念，而且影響了國內學術界在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方面與國際學術界的研究交流。與此同時，與中國的“三農問題”本可建立一定關聯的、具有深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傳統的國際學術概念——“農政問題”，令人遺憾地被中國學術界忽視了120年。中國的農村社會研究亟需重拾“農政問題”概念。
關鍵詞：三農問題；農業問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農政問題
“三農”是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總稱，而“三農問題”則是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的總稱。這兩個概念在中國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專有名詞。“三農問題”作為政策話語、社會話語和學術話語主導和影響著中國關于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政策設計、大眾討論和社會研究長達20余年，并做出了巨大貢獻，尤其是引起了全社會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高度關注和極大重視。然而，與作為大眾化和通俗化的社會討論話語或政策設計中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總稱相比，作為一種學術話語，“三農問題”的概念界定并不明確，理論體系并不清晰，國際對話并不通暢。
追溯“三農”和“三農問題”這一話語的產生與變遷歷程并非難事，僅“三農”和“三農問題”的起源回顧或研究綜述的學術論文就已成百上千篇。如溫鐵軍1996年發表于《戰略與管理》的文章“第二步農村改革面臨的兩個基本矛盾”或《經濟研究參考》的文章“制約‘三農問題’的兩個基本矛盾”常常被看作是“三農”或“三農問題”概念得以使用的關鍵節點。此后，“三農”和“三農問題”概念便作為一種新的特定“流行語”在政府文件、社會討論和學術研究中被廣泛使用。
然而，根據中國知網的資料，將農業、農村和農民總稱為“三農”這一概念并正式見諸報刊，至少可以追溯到1992年。當年的《新聞通訊》在一篇以“‘三農’報道的辯證思考”為題的短文中，將“農村、農業、農民”簡稱為“三農”。1993年，朱競存和陳書生分別撰文論述了毛澤東社會主義時期的“三農”和“三農一體”思想，這里的“三農”指的便是農民、農業和農村，而“三農一體”便是指農村、農民和農業的辯證統一。自1994年，創刊于1986年的《農村·農業·農民》也被稱為“三農”雜志。
同樣，將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總稱為“三農問題”這一概念并正式見諸報刊，至少可以追溯到1994年。那一年，時任廣東省農業委員會主任的馮灼鋒在《廣東經濟》上撰文，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稱為“三農問題”，并探討如何正確處理“三農問題”。1995—1996年，很多政府官員使用了“三農問題”這一概念，如時任吉林省委書記張德江、山西省計劃委員會主任張奎、上海市農業委員會政策研究室主任陳錫根、中共寧明縣委副書記田力營等，一些學者也在學術研究中使用了“三農問題”概念。
一、傳播的話語抑或學術的概念
將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總稱為“三農問題”這一專有名詞，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城市偏向和工業偏向的發展背景下，對于引起政府和社會對大發展進程中農業、農村和農民的重視，起到了非常顯著的作用。這是因為，“三農”和“三農問題”這種提法在大眾傳播意義上十分有利于官員和普通大眾理解和記住農業、農村和農民的議題。然而，這一概念的不斷傳播和強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媒體文章和政策文件，但卻未必是學術研究的概念需求。
“三農問題”無非是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的合稱，因此，在學術研究中要探究“三農問題”的內涵，就需弄清楚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到底指什么。然而，無論農業、農村抑或農民，均泛指一個部門、領域或群體，而它們的問題從“農業問題”“農村問題”或“農民問題”的概念本身并不能呈現出任何具體而確定的實質內容。例如，“農業問題”僅僅表示農業作為一個部門或行業面臨或存在的問題，但“農業問題”的內涵從其概念本身無從得知，它是指生產問題還是流通問題，產量問題還是質量問題，經營方式問題還是科學技術問題，土地制度問題還是社會服務問題，等等。同樣，“農村問題”是指發展問題還是穩定問題，治理問題還是文化問題，基礎設施問題還是村莊環境問題，基礎教育問題還是建設人才問題，等等。對于“農民問題”，它是指收入問題還是組織問題，流動問題還是留守問題，社會保障問題還是社會排斥問題，物質財富問題還是精神幸福問題，等等。既然如此，對于泛泛的“三農問題”概念，不僅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其內涵可能迥然相異，而且即便在同一時空條件下，一千個人眼里也會有一千個各不相同的“三農問題”。因此，在中國的學術研究中，“三農問題”作為一個專有名詞雖然具有廣泛的共識，但是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其內涵卻不存在建立共識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三農問題”到底指什么，這在中國學術界顯示了徹底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溫鐵軍等早期將“三農問題”界定為“農業增產、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李昌平在2000年將“三農問題”概括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進入21世紀后，則將其概括為糧食安全、城鄉平等、農民賦權。根據陸學藝的分析，“三農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主要指農業生產徘徊不前、農村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同步、農民分化與市場意識等，90年代則主要指穩定糧食生產與調控糧食市場、農村現代化、減輕農民負擔與減少農民等。柯炳生將“三農問題”歸結為農產品供給數量和農產品質量、農村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保護、農民的經濟收入和社會政治權利三個方面的問題。陳錫文認為城鎮化進程中的“三農問題”分別是“城鎮化進程中的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供求問題（糧），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土地問題（地）；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民轉市民問題（人）”。“三農問題”的其他界定還包括：“農業萎縮、農村凋敝、農民貧困”，農業經濟問題、農村政治與社會問題、農民權益問題，農業供給能力的持續提升、農民收入水平的持續增加、農村社會發展的持續推進，“農業發展的不可持續性、農村社會進步的不可持續性與農民生計的不可持續性交織形成的農村社會系統失衡問題”，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戶籍制度改革、農民提高素質和減輕負擔，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發展差距擴大、農民大量流向城市但又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等等，不一而足。除了這些內涵界定不同之外，學者還對“三農問題”的本質有多種不同的解讀，如“三農問題”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過程中農民與其他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問題，是工業化進程中農民占中國總人口比例過大的問題，因此也是“農轉非”問題，是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日益貧困和不斷被邊緣化問題，是如何有效保障農民權利的問題，是農民發展問題，即提升農民主體性和現代性的問題，等等。
繼“三農問題”提出之后，很多學者又提出了“新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早期倡導者溫鐵軍指出，面對新的問題和挑戰，“三農問題”的內涵需要重新界定，并提出“農民權益保護、農村可持續穩定、農業生態安全”的“新三農問題”。李培林認為，在全球化和中國社會的快速變遷過程中，“農民工、失地農民、農業村落終結”構成了“新三農問題”。應星認為傳統的“三農問題”概念較為偏狹，并指出，“土地、治理、民情”構成了“新三農問題”的核心、實質和基礎。此外，“新三農問題”還被界定為農民工、老人農業、空心村的問題，農業劣質化、農村空心化、農民多元貧困化或豐裕型貧困化，最嚴重的是“誰去當農民，誰去種田，誰去建設新農村”的問題，等等。
可見，無論是“三農問題”，還是“新三農問題”，學術界從來沒有關于其統一內涵與外延的認識。因此，每位學者在研究中都會首先界定出自己認為的特定的“三農問題”。正因如此，不同學者關于“三農問題”的成因分析與解決建議，因“三農問題”本身的指稱對象不同而常常呈現出風馬牛不相及的結果。
在“三農問題”的成因方面，可謂眾說紛紜，主要包括：（1）人地關系原因，即人地關系的高度緊張，人口對農業資源、環境的壓力；（2）城鄉二元結構和社會等級制度原因，即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和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以及中國歷史上長期積淀形成的社會等級制度在20世紀的延續和扭曲運行，人為地將國家發展戰略分為城、鄉兩個發展模塊；（3）制度歧視與工業偏向原因，即國家制度對農業、農民、農村的制度歧視，將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放在被動的、次要的位置，并用剝奪農業支持國家工業化的方式來實現工業優先發展戰略；（4）結構矛盾原因，即小農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以及市場制度的需求同計劃制度的安排之間的矛盾與沖突；（5）權利缺失原因，即社會公正失衡與社會排斥以及農民的權利問題，因為農民小而散，沒有自己的產業組織和代表，無法為自己發聲；（6）文化原因，即現代化和城市偏向的文化和思想觀念主導了國家的整體發展戰略，因此不僅是政治和經濟問題，還是一個文化問題；等等。有學者將這些各執一詞的“三農問題”成因總結為二元結構說、公共產品供給說、基本國情說、分工抑制說、政府管制說、認識偏差說、就業不足說、收入分配說、缺少利益代表說，或制度原因說（戶籍、土地、農業稅、社會保障等）、體制原因說（金融、糧食流通、農村管理等）、結構原因說（城鄉二元、產業、國民收入分配等）、人口原因說（數量、質量等）、權利原因說（平等權、自由權、人身權、參政權等）、矛盾原因說（人地矛盾、城鄉失衡、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等），等等。
同樣，關于“三農問題”的解決方案，可謂思路迥異，主要包括：（1）現代化、城市化和工業化途徑，即以現代化為取向，在市場化、民主化和城市化的總體框架下，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加快人口的城市化進程，實現農民市民化、農業和農村的工業化，逐步提升鄉村“現代性”；（2）減少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權重或消滅小農經濟路徑，即大幅度減少農業人口總量，減少傳統農村數量，降低農業的相對比重，消滅小農經濟；（3）自由市場途徑，即通過清晰的產權界定，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尤其要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城鄉統一的大市場，使農民能夠自由進城、自由進入企業，資本能夠自由下鄉，土地能夠自由流動；（4）改革途徑，即深化農村體制改革，改革戶籍制度、土地承包制度和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鄉鎮政權體制，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體制；（5）賦權途徑，即保障農民權益，提升農民能力，使農民有選擇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并在公共教育、就業、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公共財政等方面使農民享受平等權利；（6）拆解“三農”途徑，即打破農民、農業和農村的現實關聯，實現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和自由組合，把農民從農業和農村中釋放出來，把農業從農民經營中釋放出來，把農村從承載農業和農民中釋放出來；（7）小農途徑，即通過擴大農業的外部規模來維持小農村社經濟，推動農民的合作來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等等。有學者將“三農問題”的解決視角歸結為自由市場派、主流政策派和小農經濟派；城市派、農村派、文化派、非市場派；農民利益保護論、城鄉統籌發展論、結構調整論、就業優先論、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論、市場化帶動論、城市化推進論。此外，有些學者認為進入21世紀后，我國農業的績效總體很好，其問題并不嚴重，或者說農業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剩下的主要是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
恰當的概念是社會研究、理論形成和學術交流的重要基礎。很多研究都建立在學術概念的本質范式基礎之上，即要求對概念的內在屬性做出確切的定義。只有以學術概念內涵界定的共識（或言明分歧）為前提，不同的研究之間才能進行比較、交流和對話。根據中國知網的粗略統計，截至目前，以“三農”為篇名的文獻已達44275篇，以“三農問題”為篇名的文獻已達6390篇。但是，幾乎每篇研究“三農問題”的文獻都要界定和分析“三農問題”的內涵和本質，即到底指的是農業、農村、農民的什么具體問題，而這些“三農問題”又各不相同。因此，雖然這些學術文獻都以“三農問題”為篇名、主題或內容，但此文獻中的“三農問題”往往非彼文獻中的“三農問題”。雖然這些研究都可稱為“三農問題”研究，所有參與者都稱為“三農問題”研究者，但不同的“三農問題”研究之間以及不同的學術成果之間，因本質性的具體研究主題或研究問題并不相同，因此無法進行交流和對話。其實，幾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或每一項研究都必須對其所指的“三農問題”進行一番特殊界定這一現象本身，以及進入21世紀后不斷提出的各種“新三農問題”，都恰恰表明了學術研究對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的“三農問題”的不滿意或不滿足。同樣，冠以“三農問題”為主題的幾乎每一項研究、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在界定出“三農問題”的特定涵義后，一般都會遵循“三農問題成因”和“三農問題解決方案”這樣的八股式套路。這些歸因可以看成是對所指“三農問題”的理論解釋，而解決方案可以看成是關于未來發展和變遷的理論路徑。正是因為幾乎每一項研究、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中的“三農問題”具體所指各不相同，它們的成因分析、解決建議以及理論分析框架和未來變遷路徑，不但相差甚遠，而且難以真正建立起相互交流和對話的基礎。概而言之，中國的“三農問題”概念過于泛化，沒有集中的確定性領域和主題，研究者一般各自界定其研究問題（即具體的“三農問題”所指），各自強調自己的學派，各自給出成因分析，各自提出解決建議，相互之間難以進行真正的交流和對話，無法形成真正的理論突破，這是研究者心照不宣的現實。
可以說，雖然“三農問題”這一話語在社會傳播意義上已經建立起高度的話語共識，但是在學術研究意義上并沒有取得作為學術概念的共識。作為一個學術話語，“三農問題”并沒有什么實質的意義，也不可能具有確定性的含義。若對目前稱為“三農問題”研究的文獻進行詳盡分析，可以發現，這些研究無所不包，幾乎關于農業、農村、農民的任何方面的研究（者）都可以稱為“三農問題”研究（專家）。當“三農問題”作為一個概念可以泛指一切，或者任何一位研究者都可以隨意地做出任何定義時，雖然表面看似靈活，實則沒有任何限度，此時它已不指代任何實質內容，也就失去了實質意義。其實，作為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總稱的“三農問題”，就如當下將“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簡稱為“一懂兩愛”一樣，不過是中文大眾傳播中慣用的便于記憶和理解的一種話語方式，對于社會討論和政策討論非常實用，但若作為學術概念，則沒有什么實質意義，也難以因為這樣的話語形式而促進學術研究的進步與深化。
二、從孤立的個體到聯系的整體
在“三農問題”概念被中國學術界廣泛使用的過程中，一些學者強調了“三農”和“三農問題”作為新概念或新話語的重要學術意義。賈俊民、葛文光指出，“三農”和“三農問題”的概念和提法是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學術界具有開創意義的重要理論創造。在此之前，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各國，都沒有“三農”概念和“三農問題”的提法。他們指出，“三農問題”不是中國特有，但“三農”和“三農問題”的概念和提法是中國特有。在一定意義上，近代以來的“三農問題”是中國現代化之殤，但“三農”概念和“三農問題”的提出卻是中國現代化之喜。
在一些學者看來，“三農問題”概念的學術意義主要在于將原本割裂、分離、孤立的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發展成強調三者之間相互聯系和有機融合的整體性概念。它是研究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之間關系的一種新視角和新框架，不同于以往把三者個別看待、研究和解決的做法，它把自古以來一直客觀存在但分列的三個方面融會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和處理，從而揭示三者之間的密切聯系，因此是一個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整體。溫鐵軍指出，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的學術界和政策界有照搬西方的“農業問題”討論的趨向，其實，不僅中國，包括日本、韓國等在內的整個東亞，甚至整個第三世界，并沒有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中孤立存在的農業問題，中國歷來就沒有類似于西方的純粹的農業經濟問題，而面對的是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的“三農問題”，單純討論農業經濟問題必然只是片面之談，應該將以往單向度的農業經濟問題，轉變成包括農業、農村和農民三個維度的“三農問題”。陸學藝指出，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并沒有把“三農問題”聯系起來，而是單純地研究農業問題、農村問題或農民問題，最多就是把農村與農民或農村與農業問題聯系起來研究。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也曾一度特別重視解決農業問題，特別是農業生產問題，以保障有效供給。但是，后來出現的一些現實問題和挑戰使得部分學者和政府人員意識到，農村工作不僅要解決農業問題，還要解決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尤其是要將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聯系起來進行分析和研究。
農業、農村和農民，以及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在世界歷史上——或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國——是否是割裂的三個方面？不盡然。農業、農村和農民在歷史上一直存在，尤其是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農業是主要產業，農村是主要區域，農民是主體成員。這本來就是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正如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所指出的，在農業社會，無論是在歐洲腹地還是在殖民地區，大部分人生活在農村，其主要生產活動是種地，我們現在所說的“農業”在那個時候就是一個簡單的集合，即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及其活動的總和。過往的農村社會的主要特征就是生活在特定區域的農民，通過農業生產和日常生活中的互動、互助和互惠而呈現出各種共同體的特征，這樣的農業、農村和農民本來就是一個整體，它們若有問題，則必然相互交織，當然這些問題并非今天“三農問題”意義上的問題。既然如此，割裂何以可能。并且，越是那樣的社會，農民越需要關心周圍的一切，包括自然、社會和政治的環境，即與外在宏觀環境緊密相聯。
其實，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分離，也只有在資本主義進程或現代化進程開始之后才有可能，也恰在此時，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地位日益降低和邊緣化，從而成為影響甚至決定國家發展和穩定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三農問題”意義上的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才開始出現。但是，它們從來都是相互影響且錯綜復雜的。有人將其他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想象成一條線性的陽光大道，即先從農業農村取得原始積累，然后發展工業，此時大批農民進廠進城并轉變為市民，之后工業便反哺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將數量已經很少的農民的收入提高到市民的水平，而后，國家也反哺農村，實現農村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在此過程中，只有單個的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而沒有“三農問題”，因此，“三農問題”是中國特有。這的確是有些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但其過程都充滿各種曲折與矛盾，尤其是對此過程稍加分析便會發現，從農業農村獲取原始積累必然產生農民的生計和生活問題，農民進城進廠必然產生農業生產和農村虛空及治理等問題，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必然產生不同農業方式之間、事農者之間以及食物體系之間的矛盾和緊張等問題，不一而足。由此可見，這一過程中的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是相互纏繞和相互勾連的。社會研究非常重視對社會現實的整體性考察，對這樣相互纏繞和勾連的社會現實，不可能孤立看待或研究，否則，那也只能是個別研究本身的不足，而不是整體社會研究使然。例如，對農業的研究當然不可能脫離農業的主體——農民，同時，對農民的考察也不可能脫離農民與國家、社會和市場的關系。雖然在每一項特定研究中，其焦點可能集中在農業問題、農村問題或農民問題的某個具體方面——這也是單項學術研究的要求，但對于問題的分析以及整體的社會研究來說，研究者不可能在主觀上割裂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的整體性，因為社會研究永遠脫離不了個體與整體、結構與行動、微觀與宏觀、局部與整體、特殊與一般、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等方面的互鎖與結合，也永遠脫離不了宏觀的結構和制度背景。因此，從社會研究本身的特點和要求來看，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不可能割裂研究，也不可能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就農民論農民。例如，很多發展研究學者都將農業轉型、農民分化和農村變遷緊密聯系在一起進行研究，很多農業社會學研究的學者都將農業與社會、農民、自然看作一個整體開展研究。即使是常常被批評犯教條主義錯誤的考茨基，也已在1899年出版的《農政問題》（國內通譯為《土地問題》）中要求把農業、農村、農民和農地方面的各種問題作為局部現象來進行整體性的考察和研究。因此，在學術研究中，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且與宏觀的結構和制度環境密切關聯，這是由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的內在性質所決定的。三者之間的聯系是不言自明的邏輯，不會因為“三農問題”概念的有無而發生改變。
有研究指出，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學術界已經開始將農業、農村和農民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察研究。早在20 世紀20-30年代，我國的一些農學家、農村經濟研究者就已經把農業、農村、農民三者并列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把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強調只有當“農村繁榮、農業興盛、農民富裕”取代“農村凋敝、農業衰落、農民窮苦”時，中國工商業的發展才有可能。
對于中國的國家政策設計和研究而言，農業、農村和農民，以及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至少在1949年之后一直被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進行討論和設計。毛澤東特別強調整體觀或整體性思維，這也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毛澤東認為，一切事物，無一不是普遍聯系的客觀存在，社會生活中到處是由普遍聯系著的東西構成的矛盾統一整體，沒有一個事物是離開這種關系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種綜合性聯系和作用下的存在，是一個充滿聯系的過程。因此，毛澤東十分重視事物的關系和聯系，強調事物之間的相互依存、聯結、轉化、滲透和貫通，同時也十分清楚事物之間的相互區別、排斥，甚至否定。在毛澤東看來，農業、農村和農民三位一體或三農一體，即農村、農民和農業的辯證統一，構成了一個復雜的系統。毛澤東總是非常重視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并根據三者的辯證統一關系，把它們融為一體，制定政策。改革開放之后，歷屆領導人都十分重視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強調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他們充分認識到，削弱農業必然損害農民利益，挫傷農民的積極性必然影響農業的生產和農村的穩定，因此都把解決好這“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鄧小平十分強調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的內在同一性和整體性。他的關于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思想主要體現在，沒有農村的穩定和全面進步，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全面進步；沒有農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家的全面的現代化。概言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國家政策文件一直都把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并列起來綜合考慮。若仔細研讀1982—1986年的連續5個中央一號文件和2004—2018年的連續15個中央一號文件便可發現，所有這些一號文件都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并強調三者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重中之重”地位，而且還都涉及農村土地問題。1993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發表題為《要始終高度重視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講話，不僅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并列提出，同時還指明，“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一個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全局的根本性問題。”
上述回顧說明，在中國歷史或現代化發展進程中，農業、農村和農民，或者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一直是有機聯系的整體，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政策設計，都將三者以關系的視角既區別又統一地進行分析。那種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學術界提出“三農問題”話語之前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被割裂或孤立看待的判斷顯然缺乏根據，那種認為“三農問題”話語的提出促使人們開始對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以內在聯系性和宏觀整體性的視角進行分析和研究的結論，顯然有夸大一個傳播話語的學術重要性之嫌疑。
三、中國話語如何對接國際學術傳統
雖然有個別學者認為“三農問題”是中國特有，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但是多數學者認為，“三農問題”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世界各國普遍存在或存在過，可以說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來說，在進入近代以后，它們同樣存在嚴重的“三農問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三農問題”是普遍且長期存在的問題和困局，任何國家和政府都沒有短期而激進地解決這些問題的先例。同時，應用中國的理論和經驗對世界其他國家的農業問題、農村問題或農民問題進行研究也很有意義。
在對“三農問題”的討論中，中國學術界一致認為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是其宏觀背景，也是其深刻的根源，因此“三農問題”將伴隨整個現代化進程。對“三農問題”的研究，應該在現代化和全球化框架下思考農村、農民和農業的命運，應該在中國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中，把中國放在資本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現實和變遷，應該在中國城市化和快速發展背景下討論農民如何平穩轉移進入城市。貫穿在“三農問題”中的一條主線便是中國為了實現國富民強的目標而追趕工業化的進程，而近代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凸現正是伴隨工業化、城市化乃至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出現的歷史主題。對比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發展道路——特別是一些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大多都經歷了上述的現代化進程，尤其是工業化和城市化路徑，在此背景下可能出現的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與中國的情況應該存在相互借鑒和參考的基礎。
無論是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的世界普遍性，還是這些問題的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都意味著中國學術意義上的“三農問題”概念或話語應該有充分的國際對話和國際交流的空間和需求。然而，“三農問題不是中國特有的，但三農概念和三農問題的提法卻是中國特有的”，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作為重要理論創造的“三農問題”話語提出20余年后的今天，這似乎仍然是一個事實。究其原因，除了前述“三農問題”從學術概念的角度來看本身就缺乏實質意義，從而在國內學術界沒有真正的交流和對話之外，“三農”或“三農問題”的翻譯以及中國學術界對國際學術研究傳統缺乏足夠的了解，也是重要的因素。
一個學術概念，若具有鮮明的西方特色，則需要經歷本土化的過程，才能在中國學術研究中更多地應用和推廣；若具有濃郁的中國特色，則需要經歷國際化的過程，才能在世界學術領域內更好地交流和對話。“三農問題”概念的國際化過程一直遭遇翻譯的困境，尤其是“三農”這一概念的翻譯存在困難。目前，對“三農”的英文翻譯千奇百怪，但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種（也是最多的一種）是意譯，即直接將“三農”譯為農業、農村和農民的英文，即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peasants；第二種是音譯，即直接以“三農”的拼音“sannong”代替，然后再以腳注形式說明sannong的意思就是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peasants的總稱。顯然，第一種翻譯方式本身就沒有“三農”概念的出現，第二種翻譯方式雖然出現sannong，但主要靠腳注的解釋才能令國外讀者理解。除了在“三農”的兩種翻譯基礎上再加上“問題”的各種翻譯從而成為“三農問題”的英文外，“三農問題”還有另外一些意譯方式，如three agriculturerelated issues，threedimensionalrural issues，three agricultural problems，three agriculturalquestions，等等。顯然，作為一個中文學術概念的“三農問題”在英文中只是一種含義的表達，而沒有成為學術概念。可見，“三農”或“三農問題”本身在當前的英文文獻中并沒有成為學術概念，翻譯后所傳遞的仍然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農業、農村和農民”或“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的具體表述或意義。因此，在中國已經廣泛使用的學術話語“三農問題”在國際上卻面臨“墻內開花墻外不香”的窘境。但是，造成這種窘境的真正原因其實并非英文語言本身的局限，而是“三農問題”話語本身缺乏實質意義所致。若過分強調“三農問題”因獨具中國特色而無法恰當翻譯甚或不屑于國際交流和對話，這只能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學術任性。
對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的研究，國際學術界有著長期的傳統，尤其是馬列主義的很多經典作家有很多精辟的論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強調，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處在普遍聯系之中，社會中的一切現象都不是孤立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復雜的聯系，整個世界就是一個普遍聯系的統一整體，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交織起來的畫面。因此，馬克思主義對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的研究帶有鮮明的聯系性和整體性的視角，不僅研究每一個獨立方面，還研究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還將農地問題納入研究和分析的框架，構成了農業問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和農地問題的四維一體。這就是國際學術傳統中頗具影響的“農政問題”（Agrarian Question）概念所包含的內容。那種認為西方意識形態以及西方學術研究中只有孤立存在的“農業問題”，或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并沒有把農業問題、農村問題或農民問題聯系起來，只是單純或單項地研究每一個方面的看法，顯然是對國際“農政問題”研究傳統的誤讀。
“農政問題”概念由考茨基1899年以書名的形式正式提出。但是，由于中國學術界缺乏對這一概念之內涵的深刻和準確地把握，使得這一有著確切定義和深厚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固定學術概念，有時被說成是“土地問題”，有時被說成是“農業問題”或“農民問題”“農村問題”，因而被誤以為只是指單純、孤立的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土地問題或農民問題等。可以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很多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中譯版以及國內120年來對這些文獻的討論和研究中所使用的“土地問題”“農業問題”“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對應的是一個統一的固定概念——“農政問題”。
在一定程度上，“農政問題”是最接近中國學術界“三農問題”意涵的國際常用學術概念，“農政問題”的研究可以或應該成為中國學術界“三農問題”研究的重要參考。那種認為其他各國都沒有“三農”概念和“三農問題”提法的判斷，雖然從字面上看也許是事實，但從實質內容來看，顯然是缺乏對“農政問題”研究的國際文獻的了解。相對于“農政問題”這一確定的學術概念，作為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合稱或簡稱的“三農問題”，其實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因為馬克思主義傳統一直將農業問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置于特定的社會形態和特定的生產方式下予以分析和解讀，只是因為革命形勢的需要會有不同的側重而已，如有時強調農業多一些，有時強調土地多一些，有時強調農民多一些，但都在整體論和關系論的框架之列。
對“農政問題”的研究和分析，除了馬克思主義視角之外，民粹主義是另一重要視角，此外還有新古典/新制度經濟學、生計框架和后結構主義的視角。對于中國學術界來說，正是由于未能充分了解和把握“農政問題”這一概念，因而“三農問題”的概念未能在國際學術研究中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應用；正是由于未能對接“農政問題”這一概念，農業問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和農地問題的大量研究成果未能與國際學術界產生良好的互動和交流。為了進一步推進和深化中國學術界關于農業問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和農地問題的研究，加強中國學術成果的國際對話和國際交流，尤其是將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發展故事和基于中國實踐的理論成果推介給國際社會和國際學術界，中國的農村社會研究亟需借鑒或采用國際學術傳統中的“農政問題”概念，并從“三農問題”話語轉向“農政問題”話語。
需要說明的是，提出這一話語轉向絕非否定中國對“三農問題”已經開展多年的研究以及取得的豐碩成果，相反，對“三農”和“三農問題”的社會關注仍然非常重要，而且中國“農政問題”的研究也必將立基于多年來關于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的研究成果。但是，略帶“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樣悲情色彩和鄉愁情懷的“三農問題”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確不利于進一步的學術研究且造成了與國際學術傳統的割裂局面。其實，我本人多年來的研究常被批判為情懷主導和價值先行，我也尤其強調具有公共性的學術研究應該站在農民一邊。但是，本文主要是以純學術發展為出發點，認為雖然“三農問題”作為社會傳播話語應該繼續發揮其作用，但在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中，應該充分認識到轉向“農政問題”這一國際學術話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此外，關于這一話語轉向的建議絕非否定社會科學本土概念的重要性，更不是為了一味將西方概念生搬硬套在中國的現實之上。其實，中國的國家發展本來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農政問題”正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國家發展的核心議題和核心概念，因此，從“三農問題”到“農政問題”的話語轉向，既是為了挽回“農政問題”被忽視百余年的遺憾，也是為了進一步豐富馬克思主義思想對中國發展的指導作用，同時還可以將中國國家發展過程中有關“農政問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分享到其他國家。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南學術》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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