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目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
通過對1978年以來的經濟數據分析，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現象，自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每次“三中全會”都遭遇經濟危機：鄧小平在七十年代遭遇到由累計外債轉化為財政赤字引發的危機，造成大量企業關停，千萬人口待業；江澤民朱镕基遭遇金融風暴、生產過剩和通貨緊縮三大危機；而胡溫也在世紀之初遭遇了全球金融海嘯引發的系統性危機，似乎我們經濟的周期和政治的周期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夠吻合的。那么為什么危機會出現周期性呢？因為目前為止，我們應對危機的方式都是通過發行國債來拉動經濟，但通過增發國債的方式刺激經濟會導致通貨膨脹，而一旦出現了通貨膨脹，那么通過增發國債形成的經濟增長內在動力就會被耗盡，從而又跌入下一輪的衰退。
這種解決危機的方式，脫胎于世界各國在應對上世紀29-33大危機時的策略。如美國解決29-33大危機的“羅斯福新政”，就是通過增發國債將過剩的生產力轉向內陸的經濟建設；德國解決29-33大危機的方式，也是通過道路建設等內陸基礎設施建設，消化過剩的生產能力。
我們解決危機的思路也是這樣。朱镕基時期用五萬億投資進行了西部大開發和東北老工業振興計劃，溫家寶時期用十五萬億投資刺激內需，抵御全球性的金融海嘯。都是基于上述的通過增發國債的方式進行巨額的國家級投資，紓解過剩產能，減輕經濟危機的壓力。
然而這一策略的后果是什么呢？
無論是五萬億還是十五萬億，都不可能投給中小企業，因為這樣的投資成本太高。這種國家戰略層面的投資，有90%都投給了國有大中型企業。國有大中型企業獲得了這筆巨額投資，就會擠壓中小企業的市場空間，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國退民進”，同時也加劇了不良資產和債務風險發生的危機。目前我們就面臨著之前這兩次輸入性危機導致的困境。
“去工業化”趨勢的加劇
縱觀中國和世界經濟，從2009年以來都出現了“去工業化”趨勢，也就是說工業出現了下行趨勢。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那些用工業化的模式改造農業的企業，目前的處境都不太好。國際上應對“去工業化”問題的策略是“代價轉移”，就是向國外轉移國內的經濟矛盾。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方主流進入金融時代的國家，從生產過剩轉變為生產短缺和金融過剩，唯有通過強權壓制和誘發意識形態革命的方式，向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轉移矛盾，維持自己的舊秩序。
那么我們面臨的是什么樣的問題呢？同樣是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全球三大資本的過剩問題。
金融資本過剩，表現為金融資本通過原材料和農產品期貨投資加劇價格波動的方式，向農業生產者與消費者轉嫁危機。產業資本過剩，表現為大量采用通過拉長產業鏈的方式吸收過剩產能，導致全球食物產量和食物熱量的供給過剩，而生產者收益在食物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漸減少，也就是說，農民越來越難賺錢了。而商業資本過剩，表現為多重流通環節攤薄了利潤，進一步激化了流通環節的惡性競爭。
這三大過剩共同導致了農民收入低、食品質量不安全、信用缺失、監管失效、食品浪費與貧困人群饑餓并存等一系列嚴峻問題。
中國農業困境的成因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中國農業的困境到底是因何而成了。
首先，農業并沒有對自己所需生產要素的定價權，在統一市場中，農業所需的土地、勞動力、資本、生產資料和工具的價格，都是由外部市場決定的，而本已利潤被攤至極薄的傳統農業，怎能支付的起這些被過剩的資本推高的價格？后果必然是土地、人口和資本的大量外流，農業的競爭力愈加喪失殆盡，人口老齡化加劇了行業凋敝，這一點是東亞各國農業現在面臨的普遍困境。
其次，采用資本集中的方式發展農業，也就是借助產業資本大規模的、“二產化”的專業生產，固然大大提高了產量，然而單一品類的生產規模越大，市場風險也就越大，表現為一方面是“倒奶”、“菜爛在地里”，一方面是大規模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依然不能盈利，更何況是中小企業。
再次，以追求資本收益為唯一目標的農業生產模式，會漠視其所造成的水土資源污染和環境污染，更是會漠視食品質量安全問題，農藥化肥、飼料獸藥的無節制適用，導致食品安全陷入危機，社會對食品質量的信任跌入低谷。
最后，農業“走出去”也不是救世良方，如果不是在充分了解研究農業資本投入地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特征的前提下走出去，必然會面臨重重受阻、投資失敗的結局。
如何解脫困境
綜上所述，要扭轉宏觀經濟形勢、三大資本過剩和錯誤的農業生產模式造成的農業困境，我們必須要轉變觀念，以生態化為理念，構建綜合了社會、經濟、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可持續性目標，發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兩型農業”，將傳統農業技術、自然農業技術和永續農業技術相結合，進入低資本、低能耗、低“技術”、低成本、方法簡單，注重解決實際問題的“社會化生態農業”和“城鄉合作農業”的新階段。
備注：本文為2015-04-11溫鐵軍在“首屆新農人營銷創新實戰論壇”上的發言，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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