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國的農民問題，必須要有一個基本的立足點，也就是說應該在什么樣的層面來把握問題，是一個戰略問題還是一個戰術問題。惟其如是，才能對問題本身的性質和解決問題的方案具有一種清醒的自省和反思。我認為，農民問題，或者用時下流行的說法"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中國的一個基本戰略問題，可以這樣說，中國的問題根本上就是農民問題。
這個判斷是毛澤東下的，這個認識也是毛澤東能夠在20世紀中國變幻動蕩的時局中獨樹一幟，形成獨特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式的基本點。但是，并不是只有毛澤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的獨創性在于不照搬共產國際的既有經驗，敢于提出中國的農民問題是中國特有的本土性問題這樣一個命題。
從20世紀中國近代史來看，無論是孫中山還是毛澤東，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真正的革命者都是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共同認同這一道理的。國共兩黨都進行過土地革命，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就是國共兩黨合作進行的，20世紀前50年國內的三次革命戰爭都叫土地革命戰爭。可以說，從20世紀歷史看，誰能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誰就是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者。所以，自中國有民主革命開始，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就是土地問題，而其他的政治、經濟、社會各種制度安排，都與這個問題有環環相扣的內在邏輯。
建國后的戰略選擇：得與失
建國以后，毛澤東對"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的規律有所認識，中國消除城鄉差別，解決農民問題，必須要走工業化的道路，走農村城市化道路。毛澤東說："如果中國需要建立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許多的現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過程。"但是毛澤東及共產黨領導集體對中國當時的形勢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小農經濟天然無法與工業化經濟產生交換，而且小農經濟剩余有限，工業化大生產所需要的巨大積累只能逐步產生，農民逐步向城市轉移，工業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毛澤東曾很明確地表示，在小農經濟的實際情況下不能搞社會主義，只有社會化大生產形成后，才有可能，而且還要同全國人民協商同意后才搞。1950年《共同綱領》明確提出，發展包括私營、個體工商業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而不是社會主義經濟。
然而，這種清醒的認識并沒有使得社會經濟的發展沿著預想的道路前進，簡單的說，就是蘇聯模式的發展道路被中國的決策者所選擇。問題不在于毛澤東及其領導集體受外來影響，認識產生了變化，而仍然是由于本土的現實問題，中國面臨的國際政治軍事形勢發生巨變，具有歷史的必然性。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國家主權受到極大的威脅，6月中國參戰，當時中國的軍事裝備再靠"小米加步槍"是無法與美軍抗衡的，因此全部換成了蘇式裝備。裝備的蘇式必然促使軍事管理制度的蘇式轉變，軍隊是上層建筑的核心，軍隊蘇化致使上層建筑的蘇化，進而影響經濟基礎的蘇化，加上戰爭的需要，開始了蘇式的重工業化建設。
二戰后蘇聯在中國東北建立了部分工業基礎，朝鮮戰爭爆發后，蘇聯加大對中國重工業建設的支援，援助156個重點項目。但革命戰爭后進城的干部大部分是農民出身，根本無法管理現代的工業經濟，只有在蘇聯專家的教授下，全盤接受蘇式的工業經濟思想。東北的小計委搬到北京，變成了國家計委，蘇式的工業經濟管理思想從東北擴展到全國。1953年國家正式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確定了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終結了。中國的發展之路就是因應這種國際形勢改變而改變的，是客觀必然的結果。
顯然，外來的蘇式工業化必然與本土的小農經濟發生沖突，毛澤東及其領導集體又是如何來解決這種矛盾的呢？
蘇式工業化以重工業體系建設為先，而且采取忽視這個產業間均衡發展的戰略，以圖在較短時間內建立完備的工業化，尤其是重工業體系。任何一個國家工業化都必須要有一定的積累，而中國這一積累只能來自農業，要農民作出犧牲，這在當時決策者們并非不清楚，只是形勢所迫。但建國后的土改形成了按照人口平均占用土地的小農經濟，土改前以自耕農為主體的相對規模生產消失了，因此有規模的農業剩余生產也隨之消失了。地主階級被打倒，使農業產品流通中的規模交易主體被消滅，高度分散的農業與政府集中控制的工業之間，交易費用太高，這種情況使工業化積累難以進行。更何況工業化初期大量需要基本建設上投入勞動力，大約2千萬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引起農產品需求大幅度增加。為解決政府推行統購統銷與小農經濟無法交易的問題，1953年開始實行農業合作化，通過集體化手段降低農業與工業的交易費用，隨后又實行人民公社，降低了工業品下鄉的交易費用，為農業剩余向工業轉移打通了渠道。
中國尤其是農民為這種蘇式工業化道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工業化積累從農業拿走了太多的剩余，只剩下維持生活的基本資料，甚至有時還不夠，直至發生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人的慘劇。在只有基本生活資料的約束下，生產隊只能按人口分配，不按勞動力的投入分配，勞動力投入缺乏激勵，必然普遍出現"大鍋飯"、"大哄嚨"的現象，對于當時的簡單農業勞動而言，勞動力的投入是決定性的，所以最終農村經濟沒有效率。
蘇式工業化道路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必然產生"資本排斥勞動"的內在機制，1952年到1977年間的國家工業化中，工業凈產值占國民收入的份額上升了30個百分點，而工業就業人口占全國就業人口的份額只上升了10個百分點，農村城市化遠遠滯后于國家工業化的進程。
更為嚴重的是，為了實現最大限度地從農民手中獲得低價的農產品，維持限定的城市人口低工資和低消費，以得到更多的剩余來獲得積累，國家頒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通過戶口制度、糧油供應制度、勞動用工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把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分割開來，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制度矛盾，這一矛盾在今天依然是解決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乃至整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制約。
但是，對這種工業化道路負面后果的反思不能成為根本否定這個時期的理由。
我們首先要看到工業化的巨大經濟成就。正是這種工業化發展道路，使得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從一個典型的小農經濟國家，成為一個工業化體系齊全的國家。據有關統計，1979年中國在主要工業品生產總量上已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國，這個歷史功績是不可抹殺的，在今天仍受到世界的重視。這是無法抹煞的事實。
人民公社還成功地以最少的資本投入和最多的勞動力投入進行了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基本解決了農村的基本社會保障問題。盡管保障水平很低，但做到了生老病死有依有靠，鰥寡殘疾有所照顧，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那時社會與人心的穩定感、凝聚力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
特別是在當時為了維護國家民族主權的獨立，不僅是在戰爭時期、在戰場上，在和平時期的國家工業化建設過程中，千千萬萬的農民、工人都作出了巨大的奉獻，甚至是生命的奉獻，所以說那個時代是"英雄時代"。如果一個民族否定了自己的"英雄時代"，那么就不會再產生英雄，會產生什么？這是每個人都需要加以思考的問題。
農民問題：就業危機
綜觀中國的各種問題，我斗膽斷言，中國的農民問題依然是當下乃至未來幾十年中國的基本問題，而且我不想說是"基本問題之一"，其他的問題都是派生的或非戰略性的。
如果說20世紀農民問題是土地的問題的話，那么，今天的農民問題是就業問題。為什么這樣說，我先來算一筆帳。根據統計部門的統計，今年農村勞動就業人口會達到5億人。但在農村18歲以下、60歲以上，只要有勞動能力的人，依然進行勞動，算上這部分半勞動力，農村有勞動就業能力的人口估計達到6億人左右。根據勞動力與土地的正常配比，農業只需要1億左右的勞動力，這就有5億左右的勞動力需要轉移到非農就業上去。從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到1996年鄉鎮企業發展顛峰期大約解決了1億4千萬的農村就業，但要考慮兩個因素：
一是鄉鎮企業大規模私有化趨勢。由于鄉鎮企業代替政府承擔了解決農村就業的功能，但1994年以后國家在稅收和金融政策上沒有給予優惠，導致企業和地方政府在負債上升的壓力下大規模私有化。一旦私有化后，鄉鎮企業必然把過去的"社區就業最大化"目標改變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加強市場競爭力，鄉鎮企業提高裝備系數，也導致資本排斥勞動；二是鄉鎮企業本來就有一半是兩棲就業，業余務工的勞動力并不完全脫離農業。考慮到這兩個因素，目前鄉鎮企業解決的農村就業估計在6千萬左右，農村還有4億4千萬左右的剩余勞動力壓力。
自1992年開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動，目前估計接近1億人左右，但這部分與鄉鎮企業的農村就業有重復之處，凈就業人口估計在7-8千萬左右。這樣總算下來，農村至少還有3億5千萬的凈過剩勞動力處于隱性失業狀態。如此龐大的就業壓力是客觀存在的，如不解決，國無寧日。司法部的研究指出，最近10年出現了第五次犯罪高峰，其中一個特點是高比例的流動人口犯罪，但其性質是社會性犯罪，原因是社會性、經濟性的。如"掃黃"屢掃不絕，中國性產業過剩，是因為大量的農村失業人口過剩的供給。再如，媒體上經常報道農民殺人搶劫案件，許多都是因為生活沒有基本保障。這些問題都是與農村巨大的就業壓力與農民生存危機密切相關的。
如果將政策的重點放在加強公檢法上，只是治標，不是治本。無論是決策者、學者專家、企業家、藝術家們，只要他是中國人，就得"心中有人"。如果不從農村就業這個方面去考慮和衡量其它政策，不關注農民問題這一本土化的基本國情矛盾，就是目中無人、心中無人。因此，解決就業應該是當前中國的第一國策。
中國的問題根本上是農民問題——訪農業問題專家溫鐵軍
《今日中國》：您認為中國共產黨得天下，多大程度上是因為贏得了農民？
溫鐵軍：建國前夕，中國85%以上的人口是農民，城市人口不到15%，工業人口不到5%，所謂國民就是農民。因此，從階級的角度講，中國的革命是一場農民革命。
國共兩黨都非常重視農民問題，也都講農民革命。但國民黨的基層政權是以保甲長為代表的鄉土社會的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為基礎的，無法真正地發動農民，完成國家政治建設。國民黨甚至想把農村的租率由40%降低到37.5%都不能實現。共產黨以農民革命起家，在三次土地革命戰爭之間，一而貫之地繼續農民革命，從而形成了有效的國民動員和國家政治建設的基礎。
《今日中國》：建國初，共產黨進行的土地改革具有怎樣的意義呢？
溫鐵軍：建國初，中國就是遭遇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不僅形不成統一的國家財政，任何一個紙幣的發行都是毛票子——因為黃金儲備都被國民黨帶到臺灣去了。一個國家財政金融普遍出現嚴重赤字的情況下很難真正渡過危機。共產黨通過在土改，把當時85%的國民安定下來。土改實質上是對國家最重要的資產——土地進行重新安排，實現“耕者有其田”。而且，鄉土社會穩定，物產豐富了，占總人口不到15%的城市人口也得到了穩定的供應，國家的經濟就穩定了。
《今日中國》：在農村政策法面60年來有哪些變遷？
溫鐵軍：在中國，以農民為主體的、以按社區人口平均分地為實質內容的農村土地制度變革已經進行了三次。第一次是1949－1952年的土改，第二次即是1978－1982年的“大包干”，第三次是1997－1999年落實“30年不變”的延包政策。可以說，共和國的歷任領導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大多是和農業有關的。從2003年開始國務院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已經連續六年是以三農問題為主體的。
2003年中央政府出臺了農村土地承包法；2004年到2006年中國農民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實現了第二個夢想——免賦。胡錦濤主席2005年前后提出新農村建設的構想時，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200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對農業的財政傾斜，即對種糧農民增加補貼，增加農業土地收益用于農業的比例。
《今日中國》：“包產到戶”通常被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您對此如何評價？
溫鐵軍：大包干的結果是傳統的恢復。大包干在制度變遷上的積極意義，它把過去名義上是人民公社、實際是國家資本控制農村土地的這種工業化原始積累時期最為基礎的財產制度，變成了2億農戶平均占有自己社區的土地。這恰恰是“起點公平”的體現，它是讓當時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都得到好處的一種改革。但讓農民承包土地的時候，政府實際上把農村的公共開支和福利保障一并讓渡出去了。這是進入90年代之后農民負擔不斷加重的一個根源。
《今日中國》：三農問題為什么會在90年代凸現出來呢？
三農問題產生于80年代的撤隊健村、撤村建鄉，讓管理當時全國8億農民的龐大的縣以下的行政體系自收自支。縣以下的行政需要全部向農民拿錢，當時叫做“斂錢”來維持運轉。當時，農村收入增長較快，這個問題不顯著。9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鄉鎮企業受到影響比較大，能提供的現金流減少。當時，我們沒意識到癥結在于財政不能支付龐大的鄉鎮管理支出，只是在抓農業，出臺的政策也是以產業化為導向的，而把農村治理結構的問題簡單地歸結為干群關系問題。另外一個方面，90年代城市導向的國企改革占據政策的主要位置，某種程度上掩蓋了農村的問題。以上兩個方面導致三農問題愈發嚴重。
《今日中國》：三農問題的實質是什么？
溫鐵軍：幾乎所有存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矛盾的發展中國家，都有“三農”問題。在這個主要體制矛盾制約下，市場經濟配置要素的結果就是農村的土地、勞動力和資金等要素長期凈流出；工業化和城市化越快，凈流出就越多。不僅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進行原始積累的時候，要大量集中使用農村勞動力于國家基本建設，還要通過剪刀差從三農提取積累，進入市場經濟階段之后，同樣如此。三農問題基本上是“一個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民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問題。”
《今日中國》：國際上有沒有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
溫鐵軍：二戰之后，在東亞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是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日本和韓國的農業模式都是高度反哺：一個是政府拿錢，日韓農民的收入60%以上是來源于政府的各種優惠政策。第二個，政府把農民組織起來形成綜合性的合作社，并允許他們進入所有與農民有關的領域。而且，政府對于合作社全部免稅，產生的收益也返還給合作社的農民。在日本，嚴禁外部主體進入農業。和我們現在的政策完全不一樣。
《今日中國》：中國實現農業現代化了嗎？癥結何在？
溫鐵軍：實現沒實現是有目共睹的。中國之所以能夠以占全世界7%的耕地和6%的水資源，養活了22%的人口，并且對全球減貧貢獻度高達67%，恰恰靠的是傳統村社制得以內部化處理市場經濟外部性問題的小農經濟。相反，一些大農場國家，特別像巴西，人口只有1.8億，可耕地占比高達50%以上，卻仍然有全國性的貧困和饑餓。亞洲幾乎所有維持了小農村社制經濟的國家，如中國、越南和泰國，基本上能夠做到老百姓有飯吃──這是一個被很多人忽視的現象。
傳統農業是自然過程合一的，不會造成污染，但經營者可能收益低下；規模化的農業可能給個人帶來高收益，但是必然造成污染，代價由全社會承擔。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分析，農業已經成為全國污染總量貢獻達1/3-1/2的產業。以大量化肥、農藥、地膜等工業化生產要素和相應技術手段投入替代傳統生產要素、追求規模化種養、高投入、高耗能、高收益的“現代化”道路。
“農業現代化”是1956年周恩來總理提出的，是當時國家工業化的一個目標。1980年鄧小平再次提出到上世紀末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1956年我們遵循的是蘇聯模式，認為蘇聯式的大規模農場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2006年、2007年以后，農村政策改變“農業現代化”的提法，開始強調農業的多功能性：“農業不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給、就業增收、生態保護、觀光休閑、文化傳承等功能。建設現代農業，必須注重開發農業的多功能性。”這就賦予了土地和農業經濟功能之外的內涵，更多地具有了公共品的功能。生態環保的、生態文明、對農民的保障、糧食安全等都不是在市場化的條件下能夠實現的，它更多地強調國家和政府的責任。
《今日中國》：城市化是未來農村和農民的出路嗎？
溫鐵軍：我曾經跑過40多個國家，所有人口超過1億的大型發展中國家，沒有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都制造了大型的貧民窟。改革開放初，中國城鎮人口只有2億，現在是接近6億。雖然中國城市化的比值仍然低于全球城市化的平均比值，但中國已經有了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城市人口。中國的國土面積有960多萬平方公里，但是平原面積只有12%，適合現代化發展和人類居住的只有9.8%。如果中國試圖按照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走下去，那么，無論走得多么平和，也走不下去。
中國的現實是，9.4億農民人口中雖然有1億多農民勞動力進城打工，仍然有大約8億農民生活在分散的農村。無論大城市怎么變，300萬個鄉土中國的村社至今基本沒變，這也是中國保持總體穩定的基礎。
現在中央的決策其實是很清楚的，我們要走的是城鎮化道路。我們要靠新農村建設，用政府的看得見的手，去把投資，特別是公共投資、基本建設投資，返還到農村地區，在農村地區發育中小企業，推進城鎮化，不走大城市超前發展的道路。
《今日中國》：您認為保障中國的糧食安全的癥結何在？
溫鐵軍：糧食安全不是農民的責任，農民的目標是收益最大化。全世界范圍內的正常國家，糧食安全都只是中央政府對維護國民安全和國家經濟主權承擔的戰略責任。
中央政府怎樣保障糧食安全呢？只能給種糧農民以足夠的政策優惠，只有達到甚至超過社會平均收入、所謂的“超國民待遇”，他們才會自愿地幫你實現糧食安全，否則憑什么讓這些農民一個汗珠摔八瓣到地里給你種糧食。而對于地方政府，只能轉移支付到超過全國人均財政水平，地方政府才可能自覺地保護基本農田、替中央維護糧食安全。
《今日中國》：您認為農民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溫鐵軍：第一是給農民以國民待遇，其中給種糧農民以超國民待遇。第二是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農業的組織化程度，才有農民權益保護。中國農民的生存現狀是：只有同時靠進城務工和在鄉務農，才能維持較正常的生活水平。因此，在中國人口中占最大多數的農民，有兩個自由需要得到保障——不僅需要自由地進城務工經商，也需要自由地返鄉務農謀生。只有進入與退出這兩個自由得到保護，社會才能保持穩定。
《今日中國》：您對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于土地使用權流轉政策有何評價。
溫鐵軍：自80年代以來一直都是鼓勵農業用地流轉的，只是根據生產力要素的配比關系發生過數量形態的變化，而沒有本質性的變化。流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就現在的情況看，農民人口仍然眾多，在農業資源仍然有限的條件下可流轉的比重并不高，我們從80年代土地流轉到現在，流轉總量也不過占耕地不到10%。從現實角度來看，我主張農村建設用地作為基本建設用地可以作股，工商用地租賃。因為工商企業現在的平均生命周期不到3年，很多企業拿了地以后到銀行套幾筆現金就跑了。
其實，這個問題不純粹是經濟問題的反映，而是社會變化的反映。我們的發展大約到了歐盟上世紀70年代的階段。當時，歐盟戰后經濟高速增長，中產階級人群大量涌現。他們紛紛到農村去買房子、買地。于是，歐盟60%以上的農業都變成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兼業，不再具有原本農業的意義。歐盟的農業政策成為一個特殊類別，是不能加入全球化討論的。這是歐盟70年代的一個經驗，或者教訓。現在中國的中產階級人群達到了幾個億，都有一些余錢剩米。大家都想是不是也去農村買房置地？然后周末可以休閑。這個想法很正常和合理，但是它和國家要保持糧食安全和農村穩定等是不符合的。
《今日中國》：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關于允許農民合作社辦金融的政策您如何評級？
溫鐵軍：農村金融以往限制比較嚴，試點也基本上是按照金融機構的要求來搞的，客觀上提高了農民小型金融進入農村金融市場的門檻，如果你真的是規范的進入，那成本會高到壓垮它。這次的文件是比較客觀的，允許農民合作社辦金融，也允許外部金融機構向農民合作金融注資，所有這些做法大概都會有利于農村金融活化，有更多主體進入使它活化。
《今日中國》：農業問題會是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瓶頸嗎?
溫鐵軍：它是影響世界發展的問題。在世界范圍內，當金融資本占主導地位的時候，農業是一個完全沒有流動性的領域，因此它不可能被金融資本惠顧。農業、農村成為弱勢、弱智是全世界范圍內在金融資本階段的必然結果。農業也不可能成為農民致富的主要來源，這些在全球范圍內也早已證明了。
《今日中國》：您現在主要的研究項目有哪些？
溫鐵軍：關于鄉村穩定的研究。農村三要素不斷流出的結果是這個領域在加速衰敗。而這個衰敗一定是有制度代價的,就是社會不安定,所有國家在出現兩極分化的時候,社會都不可能安定。這種趨勢下如何能夠穩定農村、弱化沖突,目前是我研究的重點。
《今日中國》：您對中國農村問題持怎樣一種態度，悲觀或者樂觀？
溫鐵軍：其實做久了，反倒沒有那么情緒化了。無論悲觀或者樂觀都不起作用。我們希望能夠順應規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月刊》2007年01期，《今日中國(中文版)》2009年10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