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代東方存在著另一種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即政治決定著經濟，社會財富隸屬政治而存在，隨著政治權力的轉移而轉移。
不同的政治結構：經濟中的政治與政治中的經濟
西方是自下而上的經濟力量制約著政治；在東方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制約著經濟。西方國家政治中心的源頭分散在公民的權力之中，而公民所擁有權力的大小又由公民所擁有的財產多寡決定；同西方相反，古代東方政治權力的源頭不在民間，而是集中在代表國家的國王身上。
在古代東方存在著另一種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即政治決定著經濟，社會財富隸屬政治而存在，隨著政治權力的轉移而轉移。與西方財富多寡決定著參與政治權力的大小不同，在東方則是權力的大小決定著占有財富的多寡。
國王是國家政治的最高代表，因此國王擁有對全國土地的最高所有權，國王對全國的統治是按照宗法政治關系，建立起一個自上而下的貴族政治等級制度，并在此基礎上實行土地分封制，由此將全國的經濟納入到自上而下的等級政治之中。
古代西方經濟化的政治具有多元性、不穩定性的特點，而古代東方嚴密控制經濟的集權政治則具有一元性、穩定性的特點。在古代東方并不存在三權鼎立，而是三權統一。國王集全國行政、軍事、司法、經濟、神權于一身。
國王擁有的權力不僅是終身的，而且是世襲的。在東方由于政治本身所具有的建構性功能得到了充分展現，因而使古代東方政治在促進民族統一、國家安定、經濟繁榮等方面表現出極大的威力，這也正是古代東方文明在大時空范圍內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同的文明載體：城市與農村
無論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的形成都同城市的出現緊密相聯，可以說城市的出現是人類文明形成的主要標志之一。但城市在東西方文明中不僅形成過程不同，所起的作用也迥然不同。
古代西方的城市是由外來民族對原有定居民族征服之后集中定居形成的。為了獲取足夠的生活必需品，集中定居民族通常要做兩件事：其一是使被征服的居民變為奴隸，通過對他們的奴役，掠奪獲取生活必需品；其二是在集中定居地發展手工業，從事商品交換來彌補生活必需品之不足。
這樣作為西方文明起點的城市具有了如下一些特點：一是城市與農村的對立。奴隸與奴隸主的對立實際上也包含著城市與農村的對立，因為被征服民族是農耕或半農耕民族，出于生產的需要，他們必須分散定居在農村。
當外來民族集中定居在城市并對他們進行掠奪和奴役時，城市與農村的對立也就形成。這種對立的結果使原定居民族的文化歷史中斷的同時，城市便成了這個區域內文明與文化發展的唯一基地。
二是城市作為商品生產和交換中心，作為征服民族對全國政治、經濟的統治中心，城市便成為外來民族攜帶的游牧文化顯化張揚的最佳場所。外來民族作為征服者，也使他們擁有發展本民族文化的主動權，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又使他們找到了發展這種原始文化的基礎。
三是西方文明之根在城市。從古希臘文明的演化史可看出，不僅西方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且沿著從城市到城市的路徑發展著。
有了城市，方有工商業發展，有了城市和商業，才有了使游牧文化發育為西方文明的土壤，從而也決定了西方文明的興衰總是同城市與商業聯系在一起。
從古希臘衰亡到古羅馬毀滅都同城市的毀滅聯系在一起。近代西歐的復興，也是從城市與商業復興開始的。現代化、世界化的西方文明，更是一種城市與商業高度現代化、世界化的結果。
與西方截然相反，東方文明之根則在農村。創造了幾千年東方文明的民族一開始就定居在農村。東方的城市是在農耕部族與游牧部族，以及農耕部族與農耕部族之間互相作用中逐漸形成的。
東方的城市不是外來民族所建，而是本地區內民族為了防御外來侵略所建，所以城市是農村居民的保護者，他們同城市之間有一種唇齒相依、生死與共的關系。換言之，城市與農村之間有一種天然的、歷史的、文化的淵源。
雖然東方的城市也是商品交換中心，但這種商品交換同古代西方城市中的商品交換截然不同。西方城市中的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是西方文明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
而在東方存在的商品交換和商品生產并不構成整個社會存在的物質生活基礎，構成東方社會存在的物質生活基礎是農業，這正是東方社會長期存在的農本商末觀念及抑商政策的根源所在。
在西方，城市作為文明載體，可以在很短的時間發展起來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毀滅。在東方，由于文明之根藏于農村這塊廣袤的沃土中，即使城市毀掉了，文明的進化也不會中斷。
經過一段時間，存在于農村中的文明種子又會發芽、抽枝、出葉，再度走向繁茂。這正是中國文明生生不息，綿延數千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簡介：張孝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公共經濟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質量萬里行促進會理事。現任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中國鄉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鄉村生態產業聯盟發起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九派開元智庫機構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