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深入推進、農村土地與勞動力的快速流動，我國農業經營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農業發展不僅要面對“誰來種田”的現實問題，更要應對“種怎樣的田”和“怎樣種田”的深層難題。四川崇州經過近4年的探索實踐，初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為基礎，以農戶為核心主體，農業職業經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會化服務組織三位一體的“農業共營制”模式。這一模式促進了農業經營方式的轉型，對我國農業經營體制機制創新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目前我國農業經營體系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
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創新的主要成果，對推動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深入推進、農村土地與勞動力快速流動，我國農業經營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弱者種地”、“差地種糧”等問題越來越突出，農業發展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這表現為：
第一，土地細碎化。農業部數據顯示，1986年農戶戶均經營耕地9.2畝，2008年僅為7.4畝，2011年進一步下降到5.58畝。由此表明，目前農業家庭經營的規模經濟性正趨于弱化。
第二，農戶兼業化。全國農業普查的數據表明，1996年全國農業戶中純農戶占62.8%，1999年下降到40%；2008年吉林、黑龍江、安徽、四川、浙江5省的比例只有25.3%，這意味著大多數農民已經不以農為主。
第三，勞動力弱質化。如2011年在全部從業勞動力中，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員已經下降到38.10%，留守農業的勞動力更是呈現出老齡化與婦女化特征。本課題組對全國931個村莊抽樣調查結果表明，2011年51歲以上勞動力占到39.8%，婦女占比則高達69.89%，這表明農民正趨于不以農為業。
第四，農業副業化。農業部數據顯示，農戶純收入中來自農業的比重由1985年的75.02%下降到2011年的26.3%。由此可見，大多數農民已經不以農為生。
第五，生產非糧化。盡管2014年我國實現糧食“十一連增”，但隨著農戶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糧食種植呈顯著下降的趨勢。2011年的問卷調查表明，未參與農地流轉的農戶，糧食的種植面積占比為74.3%，而轉入農地農戶的比重則明顯減少，為60.2%，這說明農戶生產“非糧化”現象日益明顯。
這意味著，若今后我國農業勞動力素質、農戶生產能力以及農業經營規模等，不能滿足現代農業發展的底線需求，那么，與之相關的農業現代設施裝備、科技應用、產品質量、務農收益、從農熱情等，就有可能越來越難以為繼，最終將危及國家糧食安全乃至整個農業現代化建設。在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前提下，如何真正實現農業經營方式的突破創新，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是目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面臨的最為棘手的難題。
二、農業經營體系創新實踐的“崇州試驗”
崇州是四川成都的農業大縣和糧食主產區，該市常住人口67萬，其中農村勞動力36.95萬人，但外出務工人員高達73.4%。由于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出，使農業被“邊緣化”的趨勢愈加嚴重。針對這一問題，崇州市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探索實踐。從初期鼓勵生產大戶農地流轉，到引進農業龍頭企業租賃農地進行規模經營，均未取得預期效果。特別是2009年鷹馬龍公司租賃榿泉鎮3000余畝農地出現毀約退租之后，農戶不愿收回被退的承包地，轉而要求當地政府承擔責任。為了突破困局，維護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的穩定，自2010年起，崇州“被迫”作新的試驗，將企業退租的3000余畝農地劃為300-500畝不等的連片地塊，動員和引進種田能手進行水稻生產經營，取得較好的效果。經過4年多的探索，崇州已初步形成以家庭承包為基礎，以農戶為核心主體，農業職業經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會化服務組織等多元主體共同經營的新型農業經營模式，我們簡稱之為“農業共營制”模式。其主要特征為：
第一，創新培育機制，建立農業職業經理人隊伍。在現有農業經營格局下，單個農戶與社會化服務主體對接成本較高，亟待培育既能代表雙方利益，又能協調雙方行為的農業職業經理人。崇州市抓住這一關鍵需求，探索制定了一系列培育與管理機制。對符合選拔條件、有意愿從事農業經營的人員進行職業經理人培訓，對符合農業職業經理評定標準的人員，全市統一頒發《農業職業經理人資格證書》。持證經理人可在土地股份合作社、專業合作組織、農業企業、村級農技推廣站等競聘上崗，并享有相關扶持政策。目前，崇州市已培養農業職業經理人1410人，通過競爭上崗的有767人，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識、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競爭性的職業經理人隊伍。農業職業經理人的產生，有效解決了“誰來種田”和“科學種田”問題，促進了良種選用、測土配方施肥、綠色防控、病蟲害統防統治、農業機械與裝備技術以及科技成果的推廣和應用。與農戶家庭經營相比，由職業經理人經營的水稻種植平均每畝增產10%約110斤以上，生產資料投入與機耕機收成本下降15%約90元。
第二，尊重農民意愿，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崇州市運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成果，按照農戶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原則，引導農戶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折資折股，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戶作為合作社社員，可直接參與理事會及監事會選舉、農業生產計劃安排、成本預算以及利益分配方案等決策過程，成為經營管理的實際決策者和控制者，并承擔生產成本出資；理事會代表全體社員公開招聘農業職業經理人，同農業職業經理人簽訂經營合同，對產量指標、生產費用、獎賠規定等進行約定；農業職業經理人負責“怎樣種田”，提出具體生產計劃執行與預算方案、產量指標等，交由理事會組織的村民代表會議討論，通過后按照方案執行。按照理事會制定的種植計劃，合作社與職業經理人之間實行除本分紅的分配方式，即除去生產成本之后，剩余純收入按1∶2∶7比例分配。其中，10%作為合作社公積金、風險金和工作經費，20%作為農業職業經理人的傭金，70%用于農戶的土地入股分紅，形成了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
第三，強化社會化服務，建立“一站式”服務超市。農業職業經理人執行合作社的經營計劃，必然需要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為其提供強有力的支撐，由此催生形成了“一站式”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超市。崇州堅持主體多元化、服務專業化、運行市場化的原則，按照“政府引導、公司主體，整合資源、市場運作，技物配套、一站服務”的發展思路，引導社會資金參與組建綜合性農業社會化服務公司，整合公益性農業服務資源和社會化農業服務資源，完善了公益性服務與經營性服務相結合、專項服務與綜合服務相協調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分片區建立農業服務超市，搭建農業技術咨詢、農業勞務、全程機械化、農資配送、專業育秧（苗）、病蟲統治、田間運輸、糧食代烘代貯、糧食銀行等“一站式”全程農業生產服務平臺，所有服務項目、內容、標準、價格，均實現公開公示、明碼標價，實現適度規模經營對耕、種、管、收、賣等環節多樣化服務需求與供給的對接。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農業服務超市6個，分別聯結22個農機專業合作社或大戶、16個植保專業服務組織，6個勞務合作社（從業人員1000多人），以及工廠化育秧中心2個、集中育秧基地10個，服務面積達14.63萬余畝。
三、“農業共營制”：農業經營方式的突破創新
崇州試驗的“農業共營制”模式，以培育農業職業經理人隊伍推進農業的專業化經營，以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推進農業的規模化經營，以強化社會化服務推進農業的組織化經營，實現多元主體的“共建、共營、共享、多贏”。
第一，實現農業經營主體的“共建共營”。“農業共營制”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堅持農戶的主體地位，穩定了家庭承包權，盤活了土地經營權，通過經營權的進一步細分與重新配置，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職業經理人、社會化服務組織等多元主體共同構建和共同經營的新型農業經營組織體系。其意義在于，一是破解當前土地細碎、經營分散的難題，實現土地的集中連片和規模化；二是使土地經營的決策權控制在農戶手中，農戶共同進行生產經營決策與監督執行，確保耕地不撂荒，防止出現土地流轉的非農化和非糧化問題；三是通過經營權中的產權細分和業務外包，一方面促進形成農業企業家能力，培育職業經理人隊伍，另一方面吸引一批外出青壯年返鄉創業，培育新型職業農民隊伍和多樣化農業生產性服務群體，促進農業分工與專業化。
第二，經營收益的“共營共享”。土地的集中、現代生產力要素的聚集及其能者的參與經營，極大地改善農業的規模經濟、分工經濟與合作剩余，形成“共營共享”的利益共同體與分享機制。主要表現在：一是農戶在扣除生產成本之后能夠獲得70%的剩余純收入分紅；二是農業職業經理人享有超產部分20%的傭金、規模經營的政策性獎勵以及城市社保；三是土地股份合作社提取超產部分10%的公積金，享受相應的專項政策扶持，促進壯大集體經濟；四是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通過承接農業生產性服務的外包獲得業務收入與服務規模經濟。據統計，2012年，職業經理人每畝收益150元（不含政府補貼），平均年收入4.5萬元；合作社公積金平均每畝提取75元左右；入社農戶在收回生產成本后，每畝直接增收約525元（不含政府補貼）。
特別是廣大農民能夠從對小規模分散經營的依附中解脫出來，務工勞動力由“短工”轉變為“長工”。除了外出務工、分享農業共營成果外，農戶還可以獲得從事家庭農場、參加專業服務或勞務組織等多種機會，實現多渠道增收。
第三，經營目標的“共營多贏”。從微觀層面看，“農業共營制”保證了各個參與主體的權益，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其中，農民走出小農經濟，參與社會化分工，且具有農業經營決策的真正主體地位；合作社通過經營計劃與社員監督，規避合作風險，提高共同經營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職業經理人通過企業家經營與規模經營，實現創業增收；社會化服務組織通過專業化與生產性服務外包，實現農業從土地規模經營轉型為服務規模經營。
此外，“農業共營制”使耕地資源得到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糧食生產能力得到加強，農民權益得到充分保障，農業生產力水平及可持續發展能力顯著增強。
四、“農業共營制”對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的啟示
綜合而言，崇州探索“農業共營制”，形成“集體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經營、管住用途”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對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有著重要啟示。
一是“農業共營制”培育了兩類新的農業經營主體，即農業職業經理人與農業專業服務組織。前者培育了農業企業家與職業農民群體，改善了農業的知識分工與決策經營效率；后者發育了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組織，促進農業的技術分工，提高生產效率。
二是“農業共營制”催生了農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制度創新。合作社所形成的生產規模，能夠有效吸引職業經理人，以達成“企業家能力”與其經營服務規模的匹配；而職業經理人通過競爭性進入，又能夠有效降低農戶及合作社對經理人的監督與考核成本。通過合作形成的集體談判，能夠大大降低經營服務的談判與締約成本。
三是“農業共營制”有效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它破解了家庭經營應用先進科技和生產手段的瓶頸，優化了農業資源配置，實現了現代物質技術裝備、企業家能力等先進生產要素與經營方式的高效對接，提高了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促進了現代農業經營的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和社會化，增強了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
（“我國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研究”課題組，執筆人：程國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羅必良，華南農業大學；郭曉明，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紅旗文稿》2015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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