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般認為，農民之所以上訪，是因為他們的基本權利受到基層干部的侵害，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而到上級上訪。上級包庇基層干部，農民就到中央上訪。這種為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上訪被稱為維權上訪。取消農業稅前，一方面中央不斷減輕農民負擔，一方面地方不斷加重農民負擔，農民通過包括上訪在內的各種途徑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應該說，取消農業稅前，全國農民負擔很重，新間聯播天天都在播報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新聞，農民就只可能認為是基層干部在侵害自己的權利，他們因此上訪向中央匯報基層加重農民負擔的“黑幕”，要求中央查辦胡作非為的地方官員。
應該說，取消農業稅前幾年，全國都存在農民負擔太重的問題。中央號召減輕農民負擔，農民為了維護自己權益而上訪。農民上訪數量達到了歷史上空前的高度。
既然農民上訪都是因為基層干部加重農民負擔所致，2002年開始農村稅費改革，到2006年全國取消農業稅費，農民負擔不存在了，農民上訪應該大幅度下降了。出人預料的是，取消農民負擔后，農民上訪量不減反增，到了現在，農民上訪仍然是困擾中央和地方的治理難題，是基層治理中最為頭痛最難解決最要勞神費力的事情。
為何會如此呢？
取消農業稅后，不再向農民收取稅費，所以不再存在因為稅費負擔引起的農民維權上訪。但是，又產生了兩類重要的上訪，一是取消農業稅前，因為稅費負擔重，農民不愿意種地，將承包地撂荒，村莊集體不得已將撂荒承包地轉包給其他農戶甚至是外地農民耕種。現在取消了農業稅，而且還有農業綜合補貼，土地承包經營權就等于是現金，因此，過去撂荒農民回來要地，而轉包土地的農民不愿退地，引發矛盾甚至血案，并由此產生爭奪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普遍上訪。為了解決沖突，全國大多數地區都對農民承包土地進行了微調，名之為“完善第二輪土地延包”。
第二類上訪是，取消農業稅費以后，村社集體不再收取提留，也很難收取農業共同生產費，單家獨戶分散經營小農生產環節的共同生產事務無人解法，無法解決，農民上訪要求上級解決他們的生產困難。這種上訪可以稱為反映生產困難的求援性上訪。
農民有困難，國家就要關心，基層干部就要回應，農民反映困難的熱情越高，求援的決心越大，上級就越是要回應農民的訴求。正好取消農業稅后國家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自上而下的資源如何分配？會哭的孩子有奶吃，農民上訪越多的地方，就越是可能分配到更多資源。
一直到這個時候，農民上訪都還是正常狀況，因為隨著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微調，絕大多數爭奪土地經營權的糾紛都已平息，而求援性上訪更多只是反映情況。但是，取消農業稅前的大量農民上訪，和取消農民稅后農民上訪不減反增，以及城郊農村為征地而發生的上訪甚至惡性事件也沒有降低的趨勢，中央因此開始更加重視上訪，因此要治理上訪，解決上訪中存在的問題，以減少上訪。
重視上訪、治理上訪，就是要聽取農民情況，重視農民疾苦，解決農民問題。就是要暢通信訪渠道，搞信訪綜合治理，讓領導人大接訪，甚至提高信訪局的地位，讓信訪局有更多督辦權力。
中央重視信訪，要治理信訪，向上級反映情況的求援性上訪正好有自上而下的資源來回應農民生產生活的需求，這就會激勵農民通過上訪來獲得問題的解決。領導人接訪，上訪渠道暢通，農民無論什么事情就都試圖通過上訪來解決。地方為了息事寧人，也傾向于“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幣解決”。因此刺激了各種各樣的似是而非的人民內部矛盾來走上訪這條路。
重視上訪，領導大接訪，加上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進一步刺激出更多上訪，逐級上訪，最終到了中央。中央無力應對如此之多的上訪，且在重大節慶，如此之多的上訪者來到北京，食宿解決不了，街頭惡性事件層出不窮。中央因此對全國各地赴京上訪數量進行排名，警告上訪多的省市區，同時要求按屬地管理原則，由地方接返上訪者，解決其上訪訴求，有很多上訪與其屬地政府沒有關系，但屬地政府卻要負無限的接返責任。
中央為減少北京風險而對地方進行層層考核，信訪排名和一票否決。地方可以解決有理上訪的問題，問題是，上訪者中有相當部分是不可能解決的無理上訪。無理上訪正是看到上級搞信訪排名的一票否決和屬地負責而要挾地方，試圖通過上訪來滿足自己的不切實際的訴求，甚至以此謀取利益。上訪者吃準地方政府，借赴京上訪要挾地方。地方政府不勝其煩也無可奈何。
以為吃準地方政府的上訪者，他們到了北京，找到相關部門上訪，相關部門熱情地接下了相關上訪訴求，這些中央部門當然無力解決蜂擁而來的海量上訪，而只可能向地方政府轉送上訪者的訴求，為了防止地方政府應付，拖著不理不辦，中央信訪部門就要求地方政府在限定時日認真聽取上訪者的訴求，報送辦結報告，甚至讓上訪人簽字評價滿意度。中央相關部門的熱情良好態度和看起來十分重視的批轉，讓上訪者對北京充滿感激和信任，也充滿期待。他們的上訪被轉到地方，地方不可能所有上訪訴求都滿足，尤其是本來就不合理的上訪訴求，地方無法滿足，上訪者不滿意，上訪者因此再來北京，再批轉地方，事情永遠不得解決，上訪總在路上。走上漫漫上訪路者，經過多次竭盡全力的充滿期待的上訪，精神狀況就會出現問題，過去的人際關系也已疏離，偏執性精神病就是遲早的事情。上訪者終于走上了不歸路，人生算是被毀掉了。
因此，看起來越是能解決農民上訪訴求的上訪制度和越是暢通的上訪渠道，以及越是領導人大接訪，就越是會刺激很多本來可以不走入上訪通道的上訪，就越是給不合理上訪者以為的力量，就越是讓信訪系統無力處理如此之多的上訪。其結果就是毀掉了信訪這個法治之外的國家治理體制的重要補充。
信訪應有成本，實際上也是有成本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上訪者走上悲慘的上訪不歸路。但是，如果輿論和政策宣傳（出于顯示關懷人民的目的）給人以中央可以為所有人撐腰解決他們困難的假象，又通過暢通信訪渠道、改善服務態度、減少排隊時間，而使上訪者以為上訪不用支付成本，大量的上訪訴求被激發出來，中央就無力處理如此之多未經甄別的上訪訴求，上訪這樣一個作為法治制度補充的在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制度也因此不再能發揮作用了。
既然信訪制度是國家制度的一個部分，就應有信訪制度本身的嚴肅性，就要遵照規則和程序，就要排隊，信訪就得支付成本。否則信訪制度本身就不再可以存在下去。
二、
暢通上訪渠道不能解決問題。上訪制度可以說是中國的國粹，已有幾千年歷史。某種意義上，上訪制度是一種國家治理制度，因為上訪所要解決的是中央、地方與農民的關系問題。同時，當前國家治理制度的主要方面是法治，上訪制度只能是重要補充，而不可能成為主導。
上訪制度的有效是以上訪有成本為前提。上訪不同于舉報，上訪是為了個人權利利益而提出訴求。如果上訪沒有成本，各種訴求都可以提出，國家就無法辨別上訪者所提訴求的合理性，及無法有效處理上訪者的訴求。
從國家治理制度角度來看，可以通過一個三層平衡的分析框架來理解上訪制度，這個三層分析框架即中央——地方——社會，中國是一個巨型國家，中央要通過地方來管理這個國家，來直接面對社會，地方在面對社會時一定要有自主權，不然就無法應對千差萬別的復雜的地方實踐；地方政府有了自主權；就可能通過瞞上欺下來利益最大化，甚至貪贓枉法欺壓百姓，不正當地侵害社會利益；社會通過上訪向中央匯報情況，中央借社會力量來約制地方，糾正地方不法行為，查辦貪贓枉法的地方官員。
中央要獲得地方的有效信息必須允許社會進京上訪，若地方可以隨意打壓社會，限制社會向中央報告情況，中央就很難獲得地方政府的治理信息和地方官員的個人情況。但是，如果社會向中央反映情況的渠道過于暢通，以致于幾乎不要成本，則中央又很難從中甄別出有效信息，從而難以真正有效地掌握地方的情況。
當然，在實際中，上訪肯定是要花費成本的，且上訪訴求并不一定能真正滿足。實際上，只要上訪就可以解決問題是一種幻象，真正去上訪，問題解決不了，卻又很難收手，人生從此走上漫漫上訪不歸路，以致于最終陷入偏執性精神病狀態。
一方面要允許農民上訪，允許農民通過上訪來尋求解決自己的訴求，一方面，上訪者必須理性靠譜，要準備承擔所有上訪的代價，要對上訪的結果有理性判斷。
2015年1月5日上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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