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三農”問題的新動向以及扶貧工作的備受關注，“生態扶貧”被業內人士認為將是精準扶貧的有益補充，而以高效生態農業為突破口，則有助于促進精準扶貧。來自農工民主黨、中國社科院和中國科學院的一些專家學者建議，國家應該加大對“生態扶貧”的政策扶持力度。
●“生態扶貧”觀念逐漸形成
據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藍向介紹，在經歷體制改革推動扶貧、大規模開發式扶貧、脫貧攻堅、整體規劃扶貧四個階段后，國家提出了精準扶貧理念，并為精準扶貧實施配套了相應的政策工具。
李藍認為，經過30多年不懈的艱苦奮斗，中國的扶貧開發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解決了兩億多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各項社會事業發展較快。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初步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有所下降。
李藍表示，在全民參與的扶貧工作實踐中，社會各界開始反思這樣一些問題：是“輸血性”的扶貧還是“造血性”的扶貧？是工業化、高污染的扶貧還是生態保護性的綠色扶貧？
“為避免重復發達地區邊發展邊污染、高速發展嚴重污染的發展模式，貴州、云南和廣西等省區先后提出了‘生態扶貧’的新思路，把‘生態保護+產業發展’作為扶貧的新模式和新方向。”李藍說，在保護生態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生態。使貧困地區在保住青山綠水的同時，還能實現產業和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
●扶持力度有待加大
盡管“生態扶貧”觀念逐漸形成，但是“生態扶貧”目前還面臨一些問題。李藍說，“西部地區具有青山綠水的天然優勢，這些地區欠發達的主要原因：一是建國以來城鄉二元化的剪刀差，二是沒有重工業，三是商品流通不暢，因而非常適合綠水青山的生態扶貧模式，這種模式是否也適用于西北干旱地區？在生活條件艱苦、生存環境惡劣的西北地區如何實現‘生態扶貧’？”
農工民主黨北京市委生態農業課題組主持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審邢東田認為，目前“生態扶貧”雖然有了良好的造血機能，但由于產品流通渠道不暢通，社會信任度低，規模效應低而導致價格高，“生態扶貧”這個新生兒還是不能茁壯成長。因此，打通生態產品與市場之間的流通環節就顯得尤其重要。
根據以上情況，李藍、邢東田等人士建議國家有關部門總結貴州等地的“生態扶貧”經驗，將其提煉成國家政策，向全國推廣。以精準扶貧思路為指導，在全國精心布點選點，關注少數民族地區和西北干旱地區，給予一定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培育一批“生態扶貧”試點區和示范區，取得經驗，向全社會推廣。為“生態扶貧”地區的生態產品提供有國家信譽保證的“生態產品認證書”，為生態產品順利走向城鎮和市場貼標簽，開綠燈。
●高效生態農業可作為突破口
“為國家貢獻了70%以上糧食的800個種糧大縣中有110多個是貧困縣。如何讓種地的農民其勞動有合理的回報？如何將扶貧與產業結合起來？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根據我們在全國各地的調查，針對中國經濟下滑，農民工可能大量返鄉等現實問題，提出用高效生態農業破解農村貧困、消除鄉村環境污染、帶動農民和農二代大學生就業等解決方案。”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說。
蔣高明認為，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農業應當以生態農業為主。高效生態農業有助于釋放城市人群的購買力，幫助政府扶貧，促進城鄉和諧。同時，高效生態農業模式可獲得更多的食物數量，促進鄉村生態環境保護，恢復生態系統健康，避免農產品滯銷與餐桌浪費，節約寶貴的自然資源。
衡榮生態農場創始人賀建增說，在產業扶貧方面，推動基于有機農業的鄉村社會可持續發展模式既有助于解決食品安全問題，持續保障糧食安全，減少農業污染，保護生物地理安全（生物鏈安全），同時也有助于保護鄉村。
“針對目前的情況，建議國家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利用中央涉農補貼、各項扶貧資金和環保資金，用于發展高效生態農業，釋放城市與農村兩方面的活力，科學引領資本下鄉，促進精準扶貧。比如，圍繞著種植、養殖、加工與銷售等環節，增加生態就業機會；將人類吃的糧食與動物飼料糧分開，分類生產口糧與飼料糧；保護城市消費人群的知情權，將有機和綠色認證機構收回國有；經費使用要與精準扶貧和高效生態農業結合，發揮國家指揮棒導向作用；建立大型高效生態農業試驗示范區。”蔣高明說。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方城鄉報2016年03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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