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以下簡稱土改)不僅是一場土地制度的變革，而且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伴隨著土改中反封建的斗爭，農民的社會價值觀念開始轉變，一個迥異于舊社會的新農村逐漸呈現在人們面前。
一、革除早婚陋俗
土改前，由于天災人禍頻繁及濃厚的封建思想的影響，許多農村盛行早婚風俗。如山東省齊河縣十一區桑園趙莊一村，從1950年夏季到1951年11月有17個不到15歲的孩子結了婚。嘉祥縣有俗語說：“女兒長到十七八，不嫁填房嫁窮家”。河北省行唐縣四區的5個村子，1949年下半年即有64對男女不到結婚年齡而結了婚。山西省猗氏縣城關高全娃年僅12歲就結了婚，結婚的那天，花轎已抬到門前，她還在街頭和小孩們玩耍，終被父母強拉著哭哭啼啼地上了花轎。《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了讀者來信綜述，反映早婚的情況，提請各地政府注意糾正。
為了改變早婚陋俗，新政府頒布的第一部《婚姻法》明確規定：“男20歲，女18歲，始得結婚”。各地政府婚姻登記部門嚴把婚齡關，禁止未成年人結婚。同時，大力宣傳《婚姻法》，宣傳早婚的危害：“早婚不但會影響男女雙方的健康，而且對于子女和整個民族的健康都是有害的。因此，讀者建議各地黨、政領導機關經常地、全面地向群眾進行婚姻法的宣傳，禁止強迫包辦婚姻，并使群眾認識早婚的危害性，自覺地糾正這種不良的積習。”
在各地眾多的關于禁絕早婚及早婚危害的宣傳中，《新湖南報》的《早婚害處多》一文很有典型意義。該文在嚴厲批評漢壽三區橋鄉貧農錢興基替13歲的兒子娶了個18歲的媳婦的早婚現象后，對農民的“早討媳婦早養崽”觀念進行了批評。該文耐心地解釋說：“政府法律不準早婚是為了國民利益，是有道理的：因為第一、男子到20歲女子到18歲，身體才發育成熟，結婚以后夫妻生活才會美滿和睦。第二、父母身體好，生下來的孩子也會健壯，不致多病和帶不成器，有了健康的后一代，我們的國家將來就更會富強。第三、男女成年以后，自己有主張選擇對象，也懂得怎樣理家過日子，這樣結成的夫妻，才能和睦團結，才能共同生產勞動，才能好好撫養子女，這不但對個人對家庭有好處，而且對我們的子孫后代的健康，對發展社會生產都是有好處的。所以說：翻身的農民，應該要替兒女的幸福，替社會國家的富強作長遠打算。”
地方各級政府也采取多種措施，革除早婚陋俗。如湖南省瀏陽縣工作組到鐵山鄉后，動員與組織各種力量利用黑板報、大字報、標語等進行宣傳，還由農村劇團排演了宣傳婚姻法的戲。針對不同思想顧慮和各種誤解，進行宣傳解釋。講到禁止童養媳時，就從童養媳的痛苦談起，引起婆婆們回憶過去自己做童養媳時所受的折磨，反響很好。
在各級政府的耐心說服和教育下，土改后的廣大農民了解了早婚早育的嚴重危害，一些地區的早婚現象開始減少，長期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陋俗得到了有效禁止，包辦婚姻和買賣婚姻也日漸減少。
二、倡導寡婦再嫁新風
在土改前的中國鄉村社會中，婦女沒有平等的社會地位，而寡婦尤其受歧視，不僅生活困苦，還要被逼“守節”、“從一而終”。土改運動摧毀了封建宗法制度，《婚姻法》明確規定了寡婦再嫁的權利和自由，還特別規定了“禁止干涉寡婦婚姻自由”。因此，在土改后的廣大鄉村出現了沖破封建禮教束縛、追求正當生活的寡婦再嫁新風。
在湖南各地農村，許多寡婦脫離了苦海，自由自愿地和心愛的人結合。如岳陽粵東鄉農民晏金成和寡婦晏江氏，在生產互助中產生了好感，但過去因受封建思想影響和惡霸地主的壓迫，他們一直不敢公開結婚。解放以后，壓迫他們的地主被打倒了，新婚姻法保障了他們幸福結合的權利，在鄉干部的幫助下，他們正式結了婚。福建省惠安縣素稱“封建堡壘”，絕對禁止寡婦再嫁。1950年9月，該縣九區涂坑鄉劉厝村寡婦林西玲與同村劉阿禮戀愛，村民們把她關起來毒打，三天三夜不給吃的。后經縣區黨政負責同志親自過問，從黨內外干部到鄉村干部和群眾，展開了深入的宣傳教育工作，批評了封建反動思想，終于使林西玲與劉阿禮正式結婚，摧毀了“封建堡壘”。在這一新風帶動下，該村先后有22對男女自由登記結婚。
皖南徽州是明清以來封建禮教非常盛行的地區。過去休寧縣第六區藏溪村“寡婦要想改嫁是難事。就是有改嫁的，也不準帶小孩，不準帶田地，不準從大門出去(只能從后門或小洞出去)，出嫁前三天還不準在家里住，只能到山地里守菜的小草棚里去露宿。”1951年10月，皖南人民法院的巡回審判小組到了該村，反復講解《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指明寡婦婚姻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接著，巡回審判小組召開了婚姻案件宣判大會，再次揭發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惡，說明新婚姻、新家庭的好處。全村已找到對象的寡婦程巧仙、盧桂花、汪桂香等，先后到區政府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10月29日下午，七對新人在該村農會禮堂舉行了集體婚禮。證婚人農會主任汪有順說：“今天婚姻法在我們村子里打了一個大勝仗，以后我們還要更好地貫徹婚姻法，徹底打垮封建婚姻制度。”婦女會主任邵桃花說：“實行婚姻法，寡婦做新娘，現在我們婦女翻身了。我們應該多挑一擔柴，賣了錢捐獻飛機大炮，打敗美國強盜，這樣才對得起人民政府。”會后群眾都反映：“看了這次集體結婚，可真正明白了婚姻法的好處了。”
三、改造農村“二流子”
土改前的許多農村存在著一些因為沒有土地，不從事生產而靠坑、騙、拐、崩、偷、吃、喝、嫖、賭、抽混日子的無業流民，即俗稱的“懶漢”、“二流子”。在土改運動中，黨和政府對這種“二流子”平等對待，分配給他們一份土地和必要的生產資料，并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促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改造“二流子”積極從事生產勞動，是土改后廣大農村的一種新景象。在1949年冬實行土改后的京郊14區，“地主、二流子、懶漢、和尚大部也參加了勞動”。改邪歸正的高玉祿說：“以前我連個地渣兒也沒有，不偷沒辦法；現在有了土地可得好好種。”農民高興地說：“土地改革作的好，把閑人都變成了勞動人。”還有農民說：“不勞動，把地荒了，讓人家說，比打脖子拐還難受。”湖南省岳陽筻口鄉雙楓村的貧農許光發和李光華過去專吃“松活飯”，農忙的時候還在外面打牌不歸屋。土改之后，他們在農會的教育下每天天亮就起來，表示“咯下硬要爭取作個好分子。再落后也不是人了。”河南省魯山縣馬樓鄉農民王長有的媳婦也被改造過來，1951年參加了互助組，鋤麥地、紡紗、運糧都很積極。江蘇省江陰縣新民村土改前有十多個“二流子”，土改后經過該村青年團員的耐心說服教育，使他們看到了勞動的希望，改變了壞習慣，“賭的不賭了，吃的不吃了，種田也起勁了”。
土改后的華東農村社會風氣煥然一新，“勞動光榮、懶漢可恥”成為新的道德標準。據新華社報道，江蘇、浙江、安徽等地完成土地改革的鄉村中，“游手好閑的懶漢也漸漸減少了”。皖南宣城縣玉山村有名的懶漢陳啟發，游蕩了14年，孩子老婆終年不得溫飽，土改分得八畝半田后，起早帶晚出去賣短工，賺回的錢買種子和肥料，有五畝半地已下種。往年每到冬天農閑時，各村都有部分農民賭博、游蕩，浙江省壽昌縣卜家蓬鄉十八村是歷來出名的賭窟，外村人都來村中聚賭，土地改革后賭風基本絕跡。有個雇工叫周炳榮，過去拿到工資沒出地主家門就已輸光，現在自己種田已積余20多擔谷；團結鄉頂有名的懶漢黃金根，過去每天人家燒午飯他才起床，現在已能很早起來勞動了。為了教育和動員“二流子”參加勞動，農民宣傳員編了一些順口溜，如有一段是批評好吃懶做的楊振田的：“楊振田，真糟糕，勞動光榮你不要；鏟地穿的破棉襖，不到晌午往家跑；你的地，全荒了，過年又該挨餓了。”這段順口溜提醒了楊振田，他不僅從事農業生產，還到江沿去割草推到城里去賣，換回很多布匹；以后又學會了編笊籬，冬天全家六口都穿上了新棉衣，還添了兩床新被子。這是從一個被人們鄙夷的“二流子”轉變為自食其力的新型農民的典型代表。
江蘇省江陰縣悟空鄉調查資料顯示：“懶漢二流子能參加勞動生產，一方面是過去的寄生生活，今天已不可能，客觀上不容許他們再不勞動，另外，他們中間大部分人，分得了土地提高了覺悟，認識到不勞動的可恥，主觀上的努力也是主要原因。”據該縣楊舍區泗港鄉調查，在土改前全鄉有21個“二流子”不從事勞動，還有4個專靠賭博維持生活，現在已改造14個。蘇南地區對土改后12個典型村的情況調查后指出：土改后農村風氣也大為轉變，都以勞動為光榮，如丁莊的孔先令年年鉆稻草，從來沒有被子蓋，土改分得了土地后積極勞動，不但解決了生活困難，還做了一床新被，并留下了三斗麥種，他說：“共產黨救了我戒了賭，買了被，再不鉆狗窠了。”
四、破除封建迷信
在土改前的廣大鄉村，抽簽、算命、燒香、求神、拜佛等封建迷信活動非常流行。有的地方視蝗蟲為“神蟲”而不敢及時撲殺，甚至有些愚昧的農民采用燒香磕頭的辦法來驅除“神蟲”，從而導致莊稼受害，農業減產。土改后，文化上翻身的農民開始懂得了一些科學知識，如在河北定縣翟城有一首教育農民講究科學、防治粘蟲的“街頭詩”：“咱們去年有經驗，粘蟲不打死不完，指著燒香和燒紙，一定吃個光光稈”。浙江省臨安縣農民過去開始春耕都要選擇“黃道吉日”，甚至清明節還不耕田。在黨和政府的教育下，知道這些都是靠不住的迷信，紛紛提早春耕生產。
在土改后的一些偏僻農村中，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還有很大的活動空間。如湖南省武岡三區金華鄉婦女陳妙妹，結婚后與丈夫的感情一向很好，婆媳間也相安，但當陳妙妹懷了孕后，婆婆劉春秀請算命先生替陳妙妹算命。算命先生說：“你媳婦見喜克夫，孫子下地，你崽就會死。”劉春秀竟輕信算命先生的胡言，毒死了陳妙妹。針對這個典型案例，《新湖南報》刊發《迷信害死人》的短評，對批“八字”的封建迷信現象進行了揭露，并以此事教育廣大農民和鄉村干部。短評指出：“舊社會已經推翻了，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些舊思想、舊習慣，比如迷信、重男輕女、鬧宗派等，卻還沒有被推翻，這對我們的新生活起破壞作用，害處很大，甚至于害死人。讓我們趕快去掉這些不好的東西。
在農村婚喪節慶之時，一般辦喪事總要請和尚道士吹吹打打，大吃大喝一場；過舊歷年時，燒紙點燭，花費很大。江蘇省江陰縣新民村青年團員對這種鋪張浪費和封建迷信的行為進行耐心的宣傳說服，在群眾中逐漸產生影響。在廣東省南海縣，有一塊五畝多的“擇耕田”，由于當地農民認為這是有神鬼的地方，耕了會傷人破家，故好多年沒有耕種。廣州郊區鳳溪村的青年團員們說：“我們不迷信鬼神，為什么不敢開?”在團員們的鼓動下，村里40多個青年去開耕這5畝“擇耕田”，共收了10多擔谷子，為當地農民破除迷信樹立了榜樣。另據對廣東省番禺縣農村情況的調查，從前望崗鄉小孩生病時，都向地主婆龍道仁取“神茶”吃。所謂“神茶”就是香爐灰，很多小孩因此病死了。在土地改革斗爭中，婦女覺悟提高了，她們自動起來揭穿這些“神婆”的陰謀。
土改運動不僅是一次分田運動，同時也是一場破除迷信的社會變革。農民本來是信命的，認為窮是“五行八字命生成”。土改中地主被打倒，使他們改變了看法：“土地改革一實行，每個地主的好八字都勿來事哉!”浙江省嵊縣崇仁鎮600多個婦女，也在“相信毛主席不相信泥菩薩”的口號下自動地停止了念佛拜神活動。河南省舞陽縣康莊鄉農民土改前后的思想變化，便是較為典型的事例：“過去康莊鄉農民，和其他新區農民一樣，是非常迷信的，很多農民存在‘命八尺難求一丈’的思想，總認為窮是命里生定的。自從經過土地改革，算了剝削賬后，農民才找到了幾千年來的窮根，認識了窮是地主階級剝削造成的，所謂‘命運’是地主階級封建勢力想維持其統治地位，用來愚昧群眾的工具……農民認識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才能真正翻身，其他什么‘神’、‘鬼’，那都是騙人的東西。”
“神會”是蘇南地區一種封建迷信的群眾團體，在土改前曾普遍存在。據對蘇南高淳縣薛城鄉的調查顯示，土改前該鄉各種“神會”達244個。黨和政府在土改運動中對這些具有濃厚封建迷信色彩的“神會”采取了嚴厲的取締政策，不僅沒收了其所占有的大量公田，而且禁絕其活動，對廣大農民觸動很大。
土改后的蘇南各地政府組織了許多農村劇團對農民進行肅清封建迷信的宣傳。昆山縣農民在春節中以文娛活動取代了以前流行的賭博，以秧歌等活動進行生動的宣傳，使農民認識了迷信鬼神是封建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茜墩區吳橋鄉的農民說：“拜菩薩，拜了幾十年也沒拜到一分田，毛主席來了才真正的分到了土地，相信菩薩這一套都是假的，分了田地生產勞動才是真的。”土改后蘇南地區封建迷信活動減少的情況，可以從農民購買迷信品的數量減少上反映出來。據1951年蘇南鎮江專區4個典型村的調查：迷信品隨著群眾覺悟的提高，購買數量一般較去年減少，在一般的情況下，迷信消耗要減少10％～30％。另據對蘇南地區12個典型村調查，農民購買生活資料和迷信品的指數如下表所示：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馬特在蘇南溪港鄉考察時問農民為什么不信神了，回答是干脆利落的：“菩薩和地主是一家，過去地主壓迫咱們，菩薩從未幫過咱們的忙，現在咱們翻身了，還要菩薩干嗎?”另據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胡世華的考察記錄：“在土地改革中農民自己破除了迷信。我們在溪港鄉看見許多農民都不去敬泥菩薩了，問起農民時，他們說：‘都給我們擲到河里去了!老爺(泥菩薩)只保佑地主，不保佑我們。我們現在敬毛主席，不敬老爺了。’”這些材料均說明：土改后農民封建迷信觀念有了改變，農村出現了新氣象。
五、崇敬人民領袖新民俗的形成
在農民封建迷信觀念轉變的同時，他們逐漸形成一種新的信仰——視共產黨和毛主席為大救星，將過去對神靈的崇拜，轉移到使他們獲得翻身解放的共產黨和毛主席身上。
廣大農民在土改運動中分得了土地，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擁護和崇敬是真誠的。土改后的武昌農村流行著這樣的小調：“你說呀什么花，開花像太陽?什么人離不了爹和娘?什么人擁護了共產黨?我說葵花像太陽，小孩子離開不了爹娘，老百姓擁護共產黨。你說呀什么花，開花穿在身?什么是天空放光明?什么說話記在心?我說呀，棉花開花穿在身，太陽空中放光明，毛主席說話記在心。你說呀什么花，開花鋪滿山?什么人領導除封建?什么人團結把身翻?松樹開花鋪滿山，農會領導除封建，中貧農團結把身翻。”廣東省農民在翻身后，對毛主席、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有了深刻認識。他們說：“有了毛主席，農民不憂食，來了毛澤東，米缸不愁空!”一位鄉農會主席興奮地說：“昨天我還穿破衣，今日穿起新農來了，這都是毛主席共產黨的恩情，以后大家好好增加生產報答毛主席啊!”
翻身農民懷著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由衷崇敬，將過去的門神撕去，換上了毛主席像，一時成為廣大農村的新時尚。據潘光旦蘇南考察，土改后，“坊間印行的毛主席像，銷路好極了!”湖南省岳陽粵東鄉農民晏金成說：“我晏金成自去年到現在，真是四喜臨門：一是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我們翻了身，二是分了田地、房屋、農具和耕畜，三是搭幫婚姻法使我們結了婚，四是得了一個胖孩子。我時時刻刻忘不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深恩。”湖南省零陵株山鄉農民伍宗元說：“我香也不燒了，神也不供了。我新分的堂屋里，要掛一張毛主席的像。早晨起來看看他，晚上睡覺看看他。”
華東區江蘇、浙江、安徽省等省完成土地改革的廣大鄉村中，“農民們在土地改革運動和學習中提高了覺悟，紛紛撕毀菩薩像，換上毛主席像”。在蘇南農村，有的農民自動地退出反動道、會門，撕掉關公像，供奉毛主席。農村風氣，為之大變。另據安徽省皖南區土改后的社會調查，通過土改運動，黨和人民政府在農村里的威信更進一步大大提高：“農民衷心地擁護共產黨、毛主席、人民政府。農民把毛主席看成是活菩薩，家家戶戶都掛上了毛主席像，如石棣縣新華書店分配到各村的毛主席像，都被一搶而光，有些農民沒買到的，心中很不高興。全縣42個鄉8000多戶，就買了毛主席像一萬多張。”
土改后的廣大農民衷心地喊出“翻身不忘共產黨，享福要謝毛主席”，這是對土改后農民精神世界最生動的描述。共產黨及其領袖毛主席在翻身農民心目中占有著崇高威望，表明在土改后的農村已經自發地形成了一種崇敬共產黨、敬仰毛主席的民間新習俗。農民的這種做法，雖然反映的仍然是傳統農民務實求驗的心理，但確實是廣大農民從內心深處發出的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崇敬之情。這種新民俗成為一種新的精神資源，為中共隨后動員廣大農民參加更大規模的農村社會改造奠定了深刻的心理基礎。
總之，隨著土地改革的推進，我們通過緊緊依靠黨的領導，通過樹立社會主義的新價值觀念，通過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工作，使得農村原有的社會規范受到猛烈沖擊，逐步形成了與新的土地制度相適應的新風俗和新觀念。今天，我們又面臨著革除農村中死灰復燃的和新形成的陋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任務，在這個時候，回顧土地改革中舊陋俗的革除、新風俗的形成，不但可以增加我們戰勝困難的信心，而且其形成的經驗教訓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當代中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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