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近些年來農村經濟、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文化環境的改善及提高，使青年農民朋友返鄉創業的熱情進一步提高，也涌現出了眾多的創業新星及典范，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農村人才、新技術、新信息缺乏的“短板”。但是，在這些可喜成績的背后，農村青年返鄉創業成功率依然較低，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實。
筆者發現，今年春節過后,山西省長治市各地的打工大軍陸續踏上外出務工征途,其中不乏曾經“雄心勃勃”回鄉創業的青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這些曾經滿懷希望返鄉創業的青年農民再次踏上打工路?返鄉創業中的酸甜苦辣又有幾何?地方政府在面對這些返鄉創業的農村青年時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且看筆者來自長治市部分縣區農村一線的調查。
返鄉創業熱潮興起
調查顯示，很多農村青年在春節、春種秋收等時節返鄉聚在一起時，談論越來越多的是，怎么合伙辦企業、搞合作社、搞現代農業項目，還會主動打聽一些相關惠農政策，創業愿望非常強烈。如何激發返鄉青年農民工創業意識并打造經濟增長新的引擎，成為擺在各級黨委政府面前的一個新課題。
在壺關縣，很多鄉鎮個體、合伙的小企業集群、合作社等，是由返鄉創業青年農民先搞起來的，他們點燃了那里非農產業的火種。創業者不僅實現了自己回鄉當老板的夢想，還帶動了家鄉的就業。如去年壺關縣相關部門與火車頭先鋒社簽訂了農村電子商務合作項目，一大批在外打工的青年農民工返鄉做起了網店。該縣盛產土豆、旱地西紅柿，但由于以前存在信息和物流瓶頸，土豆、旱地西紅柿難以賣到好價錢，大量土特產爛在地頭，而通過這些網店老板的努力，當地土豆、旱地西紅柿等土特產可以快速地送到全國各地，由于減少了中間環節，農民收益明顯增高。
據調查，以前多數農民工流出地農業的生產、加工、流通、服務薄弱，種田的大多是五十歲以上的不能外出就業的農民，其生活方式是“兩個月種田，十個月空閑”，如這樣長期下去，“誰來種田”將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而很多返鄉青年農民工創業從種養、加工、流通環節切入，大力發展多種經營、特色農業等土地流轉開發項目，這有利于促進農業結構調整，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他們創辦的小企業，大部分是辦在小城鎮和縣城，為小城鎮發展和人口城鎮化提供了推動力。
創業發展仍不易
從整體上講，農民工回鄉創業尚處于自發、起步階段，創業難度大，持續發展也不容易，一些地方出現了青年農民工創辦的企業生存困難、曾經滿懷希望返鄉創業的他們再次踏上打工路的現象。
如全國優秀大學生村官、壺關縣北兌川村村委主任王寧創辦的園區也出現了大量創業青年農民工企業生存困難,重新出去打工的情況。作為多年前返鄉創業的王寧對此十分惋惜:“雄心勃勃回到家,灰頭土臉又出去。”
王寧認為,創業青年農民工企業生存困難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扶持政策僅僅是“看上去很美”。
以創業普遍面臨融資難問題為例,原來我們這里曾有一段時間，農村信用社“無硬件抵押也可貸款”,一些無金融知識的青年農民興沖沖地拿到貸款,才知道不僅利率高于其他商業銀行,“按季度付利息”的做法更是苛刻。有的企業貸款廠房還沒建起來就要還利息了。王寧說:“這些青年農民創業就很難做到‘錢生錢’,最后淪為為利息奔波,為銀行打工。可近年來，農村聯社改制成農商行后，信貸政策相對收緊，莫說大額資金，就連三五萬元的小額信貸無抵押也難貸，不少返鄉青年想創業苦于無法得到金融支持，只好望貸興嘆。
“開始創業的時候難以貸款，創業成功了，銀行反倒給提供資金。換言之，家庭積蓄仍是農民工返鄉創業的資金來源主渠道，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初次資金投入一般是以家庭自有資金為主。”平順縣的返鄉青年農民王振國說。“我前幾年靠養殖美國癩兔掙了錢，今年準備擴大規模，成立養殖合作社，可是，盡管資金不足，我就是選擇民間高利貸也不愿選擇銀行貸款;銀行審核手續非常復雜，并且還需要國家工作人員做擔保，最終能否貸到款還不能確定，我耗不起精力。”
不僅如此,缺少持續性的政策也讓返鄉創業的青年農民工無所適從。長治縣西池鄉青年農民馬利介紹說,前幾年當地招商門檻不高,一些青年農民回鄉選擇了技術、資金要求低,收益快的石灰加工行業,個別地方的石灰企業一度達到數十家。近年來地方對生態環境要求提高,作為易污染的石灰小企業,首當其沖成為關停對象。絕大部分石灰企業無力提高治污能力,被迫停產關門。
如果當初在引導農民工創業時不是為了“看上去很美”,而是切實從地方長遠發展考慮,這樣的情況是否就可以避免?
馬利認為,政府不僅要讓農村青年返鄉創業“回得來”,更要“留得住”。首先要對選擇的行業進行科學規劃和引導,因地制宜發展適合當地的產業,減少農村青年的盲目性。同時,扶持政策要“接地氣”,減少“腸梗阻”,避免扶持變“負擔”。
還有值得關注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偏重勞務經濟，忽視創業經濟，偏重大項目、大招商，對農民工分散的個體經濟重視程度不夠，扶持農民工創業的力度小。在創業用地方面，農業用地大多可以通過農民之間的土地流轉自己解決，服務業一般可以采取租用或購買商鋪。可相比而言，創業農民工自己解決工業用地則較為困難。大多數返鄉創業青年農民工初期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土地使用權，而進入現有的產業集聚區又面臨較高的投資門檻，于是很多創業者不得不租用民房，但租用民房租期又很不穩定，經常被迫搬遷。
在平順一些農村，個別返鄉青年農民由于對政策和法律不了解，竟然做起了毒殺野雞、野兔、麻雀賣給飯店的“生意”，殊不知目前野雞、麻雀已是國家保護動物，毒殺達到一定數量就構成犯罪。平順縣法院張法官去年以來審結了多起農民工創業糾紛案件，張法官表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律知識在企業的經營過程中會發揮風險避免和利益爭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企業的管理中法律及其思維方式也有獨到的作用，對有志于創業的返鄉青年農民而言，這些知識須臾不可少。”
企業規模小、資金人員少,有的甚至是“前店后廠”的家庭作坊式企業,“船小”是返鄉青年農民工創業的主要特征。雖說“船小好調頭”,但遇到發展困難時,這些企業卻容易出現“難掉頭”情況。究其原因,主要是返鄉青年農民很難真正認識市場,手上有技術但只懂得“低頭做工”,無法分析市場,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同時,青年農民工要創立一個企業往往傾其所有,有時甚至負債累累,“調頭”沒有資金支持。
從小就跟著母親學習傳統刺繡技術的郭英是壺關縣有名的“繡娘”。2008年,她外出打工返鄉,在家鄉南平頭塢村建立了刺繡專業合作社，以太行山大峽谷飛蕾繡藝有限公司為龍頭，吸收周邊十幾個村的350余名婦女組建的刺繡新型企業。
“當時賺錢很容易。”郭英告訴筆者,由于傳統刺繡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當時地方政府每年都會訂購大量產品用于接待禮品,再加上其他的政策扶持,政府的幫扶可以說是“從產到銷一條龍”。
在她的帶領下,一批擁有技術的“繡娘”當起了老板。然而近兩年來,這些傳統手工作坊遭遇了嚴峻的生存問題。由于占大頭的公務消費已經“絕跡”,旅游消費一直低迷,有的作坊一年僅靠企業的一兩個禮品訂單苦苦支撐。
“政府大包大攬、‘從產到銷一條龍’的幫扶從今往后不會再出現了,這是所有返鄉創業的農民工必須要適應的‘新常態’。”郭英認為,返鄉創業必須要先考慮好自己的“核心盈利點”,不能只想著政府扶持。
郭英建議,在推動農民工創業轉型上,需要企業和政府雙重發力。企業自身要主動適應“新常態”,政府則要幫助企業對接市場,引導企業正確轉型。
呼吁多方出手解困
應該說，無論是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多年關注“三農”問題，還是近些年來政府對農村的投入，或是農村實實在在的變化來看，作為政府來講，對農村的各種投入及政策支持相當之大，農民生活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然而，青年農民返鄉創業建設家鄉的熱情及成功率依然非常低，分析起來，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大多數鄉鎮底子薄、基礎差，造成創業前期苦，短時間內難以見到手藝，因此許多青年都寧愿外出務工，也不愿回鄉創業；二是很多農村青年即使身在農村也對農村、農業情況及現狀不了解，他們的思維已經完全“城市化”。他們對農村的形狀不了解，對在農村創業的優勢、潛力不了解，對農村發展趨勢沒有去思考，即使想在創業，也往往找不到突破口，無法將想法付諸實踐；三是創業資金非常有限，有些青年，尤其是返鄉青年，通過常年在外，學到了一些技術，想在家鄉創業發展，但是缺乏創業資金，他們也不敢輕易冒險把多年外出積攢的錢投入創業，往往導致創業想法流產；四是政府引導意識不足，現在我們往往看到的是所謂的“大企業”“大老板”為地方經濟所帶來的巨大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本土色特小產業的創新，忽視了對創業青年的支持與幫助，無形中也拉開了政府與有志青年們的距離。
因此，要解決農村青年返鄉創業難問題需從以下幾個方面思考：一是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時，也應該加強對農村青年的技術培訓力度，切實組織廣大在家的青年農民參加農業技術、實用技術、創業理論、農村政策法規、操作實踐等方面的科技培訓，讓他們掌握現代農業技術及相關技能，學到有用的技術知識；二是對回鄉創業取得成功的的青年，政府及相關部門要加強對他們的創業經歷、創業成效等進行大力宣傳，并對他們取得的經驗進行總結及提煉，以他們為圓心向更多青年創業者輻射，使創業者認識到在農村也是有機會成功，在農村創業也能夠增收致富，從而吸引更多的務工青年回鄉創業；三是繼續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并保持信息暢通，加大通訊網絡建設，積極改變農村信息閉塞狀況，讓在農村創業的人及時了解外界情況，促進事業發展。
作者單位：山西省壺關縣樹掌中心校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