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國務院印發了《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2016-2020）》的通知，為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貫徹落實“十三五”規劃綱要進行部署。在全國農村，由于區域之間的基礎條件存在差異，進行農業現代化的條件亦存在差異。上海市作為中國最大的都市，在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上同樣作為排頭兵，上海的農業問題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具有特殊性，其他地區在學習上海經驗時，一定要認清其特殊性所在。
上海農業發展之路
上海的農業很早就開啟了土地流轉之路。
早在80年代，上海就作為最早開放的城市之一，引進了大量外資，成為企業聚集的地區。上海的鄉鎮與村莊在這一潮流下也相繼開辦企業，當地的農民成為工廠最早的一批生產工人，有了工廠的就業機會，工廠的工作時間擠壓了農業生產的時間，而工業收入高于農業收入，且比務農輕松，所以一些農民將土地拋荒，只種足夠自家食用的口糧田。來滬尋找工作的外地人，發現了本地被拋荒的土地，猶如發現新大陸一般。在嘉定區的陳周村，村民們在80年代中后期，將土地拋荒后進入工廠打工，而一些來滬尋找就業機會的安徽農民，由于年紀大、文化水平低等原因無法進廠，就落腳在陳周村，將當地農民拋荒的土地以低廉的價格租下來，種植糧食或蔬菜，依托大都市的市場優勢進行零售。一些外地農民通過這種方式致富，逐步吸引更多的外地人到滬種田，隨即形成了外地人承包本地人的土地進行耕種的普遍情形。這一階段為上海農民自發流轉土地的階段。
90年代末期，隨著上海本地不愿種田的人數增多，被流轉到外地人手中的土地隨之增多。村集體為了進行有效的管理，防止土地徹底落入外地人之手，并防范土地流轉后拿不到流轉金的現象，村集體將村民的土地統一收到集體手中，然后再轉包給承包戶，這些承包戶可以是外地人，也可以是本地人。進行土地承包有兩點要求：一是準時繳納土地流轉金，二是要把田種好，后者是前者的保障。由于本地人的職業選擇更為多元，很多本地農民都不再愿意種田吃苦，來自外地的種田好手成為當地承包土地的主力，他們多是來自安徽農村的農民。來自外地的承包戶直接從村集體承包土地，向村集體繳納租金，不再跟一個個的本地農民打交道。此時，上海的農業進入村集體統一管理階段，村集體作為村民土地的代理人對他們的土地進行統一管理，集體將土地給承包戶種植，承包戶所繳納的租金由集體統一收上來之后再轉交給農民，村集體從中提取一部分管理費。
2000年之后，上海政府開始實現對農業的反哺，進行農資、農技的補貼，最初只是補貼農藥、化肥、種子等，后來加大補貼力度，進行農用機械的補貼，補貼逐步常規化。由于沒有對接的相應組織，政府主要是通過村委會將補貼發到承包戶手中，承包戶獲得的政府補貼，純粹是具有政府恩惠性質的額外收益，對于上海農業的發展沒有重要的促進作用。2007年，在市委的要求下，各村紛紛成立合作社，合作社的類型多元，有糧食合作社，土地合作社，農業合作社等。名義上合作的依托主體不一樣，但其實質是一樣的，即以村委會為主導，致力于實現土地的規模化生產，從而保障糧食安全。合作社成立后，由村委從村莊工作人員中抽調干部進行合作社的管理，主要是對承包戶進行農業技術上的指導。表面上，合作社的成立對于農業生產沒有實質的改變。但是，對于政府而言，合作社成為了政府與農業進行對接的媒介，政府的農資、農機和現金等補貼資源通過合作社輸送下來，再由合作社發放到承包戶手中，政府可以通過影響合作社來影響承包戶，進而影響農業的生產。
具體來講，由于國家對農業生產和土地控制從法律上來說，不能通過村兩委來實現，因為土地的所有權歸集體，農民將經營權交由集體統一管理，政府沒有干涉的權力，其行政命令的直接切入很可能引起農民的反抗。但有了合作社之后就不一樣，政府先對合作社進行大量的補貼，使得村莊的農業生產嚴重依賴政府的補貼，合作社的運作則受制于政府，政府有關農業上的調整，不需要考慮享有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權與土地使用權的主體，只需要依靠連接三方主體又受制于政府的合作社就可以完成。在村莊內部，合作社與村兩委不分彼此，對政府來說則意味著有了合法的對接機構以執行農業控制上的任務。在成立合作社之后，上海的農業發展隨即開啟了農業現代化之路。
作為農業現代化典型的家庭農場
在合作社成立幾年之后，上海農村實行多年的農業經營模式開始轉型，從“大包”模式轉為分包管理模式。“大包”模式是土地集體統一管理階段下的農業經營模式，承包戶承包土地后全權管理，自負盈虧。在“大包”模式下種田，即使沒有國家補貼，農業可以實現自主盈利。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農戶有內在的激勵，通過自負盈虧的方式盈利，分利主體只有承包戶、本地農戶和村集體，村集體從流轉金中收取少量的管理費，也不需要對農業管理過多關注，三方能夠實行均衡分配。“大包”模式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在出現自然災害時可能導致糧食減產，承包戶可能不能如期支付流轉金，使得當地的農戶利益受損；二是不同的承包戶種田，沒有規劃，缺乏管理，可能出現糧食安全問題。
政府為了加強農業管理，降低糧食生產的風險，因此介入到農業生產經營的運作中來，要求各村實行分包管理。在分包管理模式下，由政府制定糧食種植計劃，合作社進行統一管理。以陳周村的糧食合作社為例，在實行分包管理模式以后，農委將所有的投入基本配齊，包括種子、農藥、化肥、農用機械機器等，合作社則在上級要求的時間范圍內，安排承包戶下秧苗、拔草、打藥、施肥、收割等，在收獲以后，合作社按照擬定的糧食產量向村集體上交糧食就可以了。
此時，承包戶實際上變成了職業農民，他們在這一模式之下只負責農業生產的具體管理，保障糧食最低產量，他們的收益來自于按畝計算的管理費和最低產量之外的超產激勵，而不再以繳納承包費的形式承包土地。合作社則要全面負責農業生產工作，在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進行統籌安排，在農忙時村兩委工作人員要去幫忙，農業生產的定量產出歸村集體所得，合作社的工作人員發固定工資。農委則負責農業生產上重要環節的農機服務和農資發放，農資發放是代表政府的投入，農技服務是有償服務，由村集體承擔。
不參與具體管理，但一直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政府，則在分包管理模式中起到資源補給的作用，主要是通過農資、農機的補貼和現金補貼來維持分包管理的運作模式。分包管理現在已經實施了幾年，在政府的補給之下，運轉良好，村集體獲得政府的補貼收入，承包戶獲得管理費和超產激勵，合作社的管理人員獲得工資收入，農戶獲得平穩上升的流轉金。對于這幾個主體而言，分包管理具有吸引力。對于農委和政府而言，則需要不斷注入資源維持這一模式的運轉。就農機一項補貼來看，政府的投入都不可小覷。以嘉定外岡鎮為例，為了保證全鎮的農業生產有序，外岡鎮農委在政府的強力補貼下，購置了38臺收割機、40多臺拖拉機、10臺插秧機，以及各種小型機器，僅一臺日本進口的打藥機器就要花費18萬元。農委的農機服務雖然有償，但價格低廉，無法自養，需要靠農委自身的實體來補充能量維持，政府則在其中扮演資源源源不斷的注入者。
從農業經營本身來講，大包管理可以保持內部的有序運轉，不需要國家力量的過多介入即可實現盈利和風險防范。政府力量的介入，意在把握土地規劃與促進農業轉型。上海對于農業的定位是高效、穩定、安全，若上海依靠中國大多數中西部農業地區小農種植的精耕細作模式，必然產生不出高效的農業。上海通過依托大都市的優勢，依靠經濟力量的注入，推動了農業的順利轉型。目前，上海農業在政府的介入下，逐漸步入了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基本上實現了規模化、機械化和高效化的現代化農業生產方式。
上海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如何復制？
上海的農業現代化發展經歷了近三十年的時間，其發展的道路具有地域特殊性，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上海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得益于上海二三產業的迅猛發展為當地農民提供的就業機會，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同時使得土地實現了規模流轉。由于上海就業機會充分，不僅為當地的中青年人提供了各種就業機會，而且使得老年人能夠獲得非農就業的機會。因此，當地并未形成如同中西部農村地區重要的老人農業，老人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同時使得土地從農民手中解放出來，從而為土地資源在市場中自由流動與配置提供了前提條件，逐漸形成了土地的集中和規模化流轉。
第二，上海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得益于上海二三產業迅速發展為農業的反哺提供的可能。上海農業發展的轉折點，是在政府介入以后發生的，在政府介入以前，當地的農業一直處于自由種植的階段，以個體為單位的承包戶的種植規模不小，但種植的作物、種植方式和種植質量存在差異，政府支持成立合作社以后，加大資源補給力度，形成農業生產的強大影響力。在種植規模、機械化水平和種植質量上都有所提升，農業現代化的水平大幅提高。政府之所以能夠在農業上發揮如此大的影響力，關鍵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反哺的能力。
簡言之，沒有上海繁榮的二三產業，就沒有上海的農業現代化。二三產業的發展，一方面解放了勞動力和土地，另一方面為政府反哺農業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目前，全國各地都在推動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但許多地區尚未有能力完成土地流轉，一些地區的合作社也只是流于形式，甚至中途夭折，原因就在于缺乏勞動力和土地徹底解放的能力與基礎，缺乏這一條件，即使政府有足夠的財力予以支撐，都難以實現真正的農業現代化。上海的農業現代化不是不可復制，而是必須在滿足上述兩個條件之后才有復制成功的可能。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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