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許多在城里長大的研究者不同，我對城與鄉之間的敏感完全來自于自己的親身經歷。各種切膚之感使自己往往對一些關于城鄉問題的高談闊論嗤之以鼻，對大量堆砌城鄉差距的冷冰冰數字不以為然，對一些隔靴搔癢的政策建議抱以一笑。對于一個無論以什么方式、以什么目的進到城里的農村人來講，城與鄉之間立著的是一堵難以逾越的墻。要翻越它，一方面必須消除城鄉二元體制對農村人的制度性歧視，另一方面也需要你個人從里到外積蓄足夠強大的能量。
與大多數同齡人相比，我算是上世紀80年代初靠高考改變命運的幸運兒。與許多從名中學考取大學的學生不同，我當時在湖北洪湖一所普通中學就讀。這里的學生不認命，老師也想幫助來這里的孩子改變命運，于是就一起拼命，使這所中學在當時的高考成績每年能排洪湖第三位，在全縣甚至周邊縣都很有名。由于這所中學位于公社一隅，“城”還沒有進入我的視野，當時支撐自己在這所學校苦讀的唯一目的，就是考上后“吃上糧票”，在我們公社供銷社門市部站個柜臺，像里面的人一樣賣煙酒布料柴油。也就是說，當時的最高理想按學術術語講頂多也就是 “農村商業化”，絕沒有當城里人的奢望！
當然，想通過高考“鯉魚跳龍門”來擺脫農村的貧困，也絕沒有那么輕而易舉！當年參加高考的情景至今仍記憶猶新。由于所在的公社未設考場，我們是被拉到相鄰的公社去考的。記得我們幾十人滿滿地擠在一輛解放牌敞篷卡車上，個個表情凝重。沒想到自己第一次坐汽車就是去干人生如此重大的事。我站在敞篷前邊，扶著欄桿，有著一種奔赴戰場的悲壯！那兩天考完后，我們已不再聊答題的對錯，晚上圍著煤油燈，談著各自考完后的去處。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考不取，就在老家找一個師傅學半年木工，然后到深圳打工，幫人家蓋房子。也就是說，當時已拿定主意，即便考不取，也不想跟父母一樣過著“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怎么也得去當一個“農民工”。
高考完以后，我除了農忙時幫父母做一些田里的活 （這實際上也是我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干過的十分有限的農活），心里當然也惦記著有一天能接到那份能改變命運的錄取通知書！盼啊盼的，終于在一天午后，我正在河院捕魚的興頭上，我們校長遠遠搖晃著那張錄取通知書，喊著向我跑來：“取啦！復旦錄啦！ ”在我們洪湖老家，復旦那時的名聲是與北大齊名的，當地老鄉無論識字還是不識字的，有句口頭禪：“北有北大，南有復旦”。那天，全村的鄉親圍在我家，所有老鄉的激動與興奮是我長那么大從未見到的，我父親絕對是那天最幸福、最揚眉吐氣的人！也就是從那天起，我知道了中國有所學校叫“復旦”，她就坐落在上海！環顧幾天幾夜未合眼陪我聊天的鄉親，也隱約感到，我要與這些淳樸、勤勞的人們告別了！要與這片生我養我的鄉土告別了！我要進城了！
當我背著重重的行囊離開家鄉，踏上去往上海復旦的征程時，路途的奔波對我們農村人還不算什么，最大的不適應是，從熟人社會闖入非人際的陌生人社會后的惶恐與不安。先是村里鄉親用一輛手扶拖拉機把我送到公社，在公社搭上去縣城的汽車，然后再從縣城搭上去往武漢的長途汽車。在武漢一下長途汽車，整個人就陷入木然和不知所措，第一次進到城市的那種陌生和絕望啊！出長途汽車站后，向行色匆匆的城里人一打聽才知道，搭去往上海的輪船，我要過的第一關是從新華路長途汽車站抵達王家巷碼頭。當地人十分熱情地告訴我坐幾路轉幾路車可以抵達碼頭。問題是，我從未坐過這玩意，每一路車的去處也不一樣，拉遠了怎么辦？于是，決定步行著向去往上海的碼頭進發！我一邊問路，一邊扛著重重的行李走著，足足花了近4個小時，抵達王家巷碼頭，買了最便宜的票，登上了沿長江而下去往上海的輪船。
經過50多個小時的乘船，終于抵達上海十六鋪碼頭。一上岸，就找到了組織——復旦新生接待站，很快被我們經濟系幾個學生接到寢室。我們七個人一間寢室，三個上海本地同學，還有三個是外地同學。最讓我窒息的是，農村學生與城市學生的那種在我當時覺得一輩子甚至兩輩子都消除不了的鴻溝！在寢室里，城里學生聊的話題對農村孩子根本不明就里，他們聊得起勁，笑得翻掉被子，我們卻無動于衷；在教室里，除了上課老師或濃或淡的上海音的困擾，更主要是知識貧乏產生的阻隔；在圖書館，城里學生看報紙雜志津津有味，我這種靠背題做題考進復旦的，一張文匯報從頭看不到尾；聽講座時，城里學生聽黑格爾、康德、尼采津津樂道的，農村來的學生會不自覺地發問：這些跟我們有什么關系！當然也有讓我們農村學生自豪的。記得進復旦后，我們的文藝委員來自同樣是大城市——天津的一位高挑女生，組織我們去長風公園劃船。看到小小的劃子、窄窄的漿，還幾個人坐一小船上一起用力劃！我很好奇，城里學生為什么好這個！我們在洪湖用一根竹竿一使勁就讓船跑老遠，那什么勁啊！后來才明白，人家玩的那叫情趣！
對于進城以后的農村人來說，最讓人感到恐懼的是，貧困是否會將自己摧毀。盡管那時農村人窮，城里人也富不到哪里去，但是，兩者在生活條件上的差距還是蠻大的。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幾名來自軍隊大院的學生穿著一身綠軍裝那個牛啊，上海同學隔兩天換一套、穿著在枕頭底下壓出的有折有縫的衣服走進教室的那個洋啊，我則穿著那件在農村買的冒牌的海軍緊身夾克衫度過了整整四年的那個窮啊！我們可以不和他們比穿著，但是，基本生存的威脅有時真會摧毀你的自尊，澆滅你的斗志。記得那時學校是按學生家庭收入條件發助學金的，我們農村來的大多數二十三塊五。農村來的，除了缺物質，更缺精神。我們助學金下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校門邊那家書店去作貢獻。碰到好書多的月份就慘了，經常是花掉以后，就剩下個十塊八塊的。怎么過去？一個辦法是，等城里學生大排吃得吱吱響的過后，再去食堂，買一份復旦式的底菜，加一份復旦式的腐乳，找到食堂一角草草解決已經饑腸轆轆的肚子。除了日常生活應對的尷尬，過春節回家上街買禮品也是一道難過的坎兒。由于我們一看就是“鄉下人”，口袋里肯定沒有錢，見多識廣的上海營業員對我們也難以熱情起來。為了保住自尊心，我們經常是帶上“復旦大學”校徽，以引起他們的重視。
以我自己由鄉入城的經歷來看，一個農村人要變成城里人，不僅僅是收入方面城鄉差別的消除，生活條件上的拉平，更有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后一方面的彌合比那些看得見的方面的縮小更難！第一代農村人落腳城市后，往往需要第二代、第三代人的繼續努力，才能真正融入城市，成為真正的城里人。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 2017-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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