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土地的黃昏：中國鄉村經驗的微觀權力分析》這本書時，正是從北京始發，一路向南的列車上。列車以近300km的時速經過一個又一個城市、村莊，車窗外是一簾又一簾的田野和待收割的莊稼。
作者張檸是北師大文學院教授，他走出書齋，返回既熟悉又陌生的故鄉——江西竹林壟張家村，從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等角度給自己多年的鄉村經驗做了深入剖析和“搶救式發掘”，對中國鄉土文化結構、鄉村經驗及其微觀權力形態等進行了全景式掃描，讀完讓人難以平靜。
這種“難以平靜”源于作者在一開始就將城市與鄉村置于一種悲劇性、無奈的關系中，“城市徹夜不滅的燈光，在昏暗的大地上劃出了一道道虛無的邊界。”“城市以一種人為的方式消除了黃昏的景觀，改寫了黃昏的經驗，它沒有黃昏。在一個被城市經驗和城市價值支配的世界和時代，真正的‘黃昏經驗’，或者說與之相關的土地經驗、鄉村經驗、農民經驗正在迅速消失。”
可以說，作者的這些隱喻將中國古典浪漫主義寫作中的經典意象——“黃昏”與現當代鄉土文學的傷感符號——“土地”自然地嫁接在一起,在一種錯位與張力中，展現了城鎮化過程中的沖突、撕裂和迷亂，營造出對農耕文明、鄉土文明消失的隱憂。這是典型的從“鄉愁”到“愁鄉”。
那么，愁從何來？宏觀上看，在整體資源極度匱乏的“大鍋飯”時代，城市通過“剪刀差”的方式，對鄉村進行了剝奪，以源源不斷地滿足城市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方方面面的需求。改革開放后，“城鎮，從一開始就像妓女一樣向農民招手。”在鄉村的資源貧瘠與現代化的物質誘惑的雙重擠壓下，千百萬農民洗腳后進城了，“向城求生”成為一種現實無奈，他們在那個年代被稱呼為“打工仔”“打工妹”，也叫“農民工”。當然，現在，他們及其后代（也像父輩一樣進城打工的）——“新生代農民工”都統一叫“新市民”了。
雖然，在一些媒體的報道中，尤其是在“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等主題報道中，國內不少農村在當下呈現的是欣欣向榮、生機勃勃的發展圖景，但是，這依然難以掩蓋一個事實：城市從來沒有停止對農村的攫取，城鄉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峙的、隔閡的。
城里的月光照亮的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人的夢。如今，幾代人為城市建設流血流汗之后，卻也面臨著“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的尷尬，社會變遷與身份沖突，讓那些“故鄉的叛徒”的“鄉愁”無處寄托。
田園將蕪，可是，不少人已經不會、不愿種地了，現在的不少農村實際上凋敝得非常厲害，因為，曾經的鄉土中國最有生機活力的人和最寶貴的資源都進城了，鄉村在躁動中逐漸失去了精氣神。作者指出，隨著農村的“城鎮化”進程的加速，農村及其文化正在消失，廣大農民們正在忍受著伴隨這種消失而來的痛苦，就像蟬和蛇的脫胎換骨一樣，“人們對于真正的鄉土社會、鄉土情感越來越陌生，他們看到的只是鄉村的表象，一個被現代城市文明扭曲的表象。”
“把都市經驗中的雜亂無章和混亂破碎的巨大成本轉嫁給鄉村和弱者，正是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城市化的滾滾車輪下，鄉村秩序等也面臨解體，原有的鄉村空間結構也很難再維系下去，即使如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中的家族和長老統治，也在鄉村難以為繼。同時，一些進了城的年輕人，甚至把鄉土文化看做守土文化、落后文化。鄉土中國被碾壓得車轍縱橫，被瓦解得讓人揪心。
我們知道，從2005年起，在政府的主導下，各地紛紛開始推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其主要內容是運用轉移支付，推行新農合、發放各種農業補貼、選派人才下鄉、供給農村公共服務等措施，確實讓不少農村舊貌換新顏。但是，不管是美麗鄉村建設還是新農村建設，“補貼”真正的是一種健康的“補救”方式么？能重塑鄉土中國的精神內核嗎？答案依然是未知的，或者說是沒有答案的。
時代列車的時速是遠遠大于300km/h的。與鄉土有關的一切注定會被消解，成為人類漫長歷史長河中一道逝去的風景。這一切，其實在法國社會學者 H.孟德拉斯所著的《農民的終結》中，不是沒有預言，這種歷史的趨勢是現代化進程的必然。而整體性的破碎，也將成為鄉村文明轉向城市文明的必然結果。
作者說，“時間和空間是人的宿命”，那么，人腳下的那片曾經的熱土將何去何從？“土地的黃昏”本質上是鄉土中國和農耕文明的危機與凋敝圖景，潛入歷史的深處、成為一種“集體潛意識”將是鄉土中國和農耕文明難以擺脫的宿命。
近幾年，在鄉土寫作方面，《土地的黃昏》對于農耕文明與鄉土中國是飽含緬懷與哀嘆的，其他人，如熊培云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賈平凹的《極花》、江子的《田園將蕪》等，這些著作里的“鄉村敘事”也是給人一種沉重之感。這些作品合力建構了一個支離破碎、滿目瘡痍、停滯不前的中國農村圖景。
再者，每到年終歲尾，一些人的鄉愁和略帶優越感的對中國鄉村困境的同情、沮喪和憤慨便會像流感一樣，在網上喧囂，成為熱點話題。實際上，對于這種現象，已經有不少人在反省和反問，中國那么大，農村的天地那么廣闊，“衰敗論”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當下鄉土中國的圖景，城鄉之間有沒有一種“和解”？中國農村的黎明和“亮色”有沒有，在哪里？
這方面，筆者去年看過的一本報告文學讓人眼前一亮、心頭一熱。在報告文學作家王宏甲先生撰寫的《塘約道路》一書中，講述了一個不一樣的“鄉村故事”，也是充滿正能量，有筋骨、有溫度的“中國故事”，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力量”的一種文學表達。
通過“塘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貧困村的興利除弊，重獲新生，同時，這個村子的成功案例也是振奮人心的，讓人發現了貴州這個地方竟然有著這么一個不一樣的、蝶變的“鄉土中國”。
錢穆大師在《鄉村與城市》中指出，人類斷斷不能沒有文化，沒有都市，沒有大群集合的種種活動。但人類更不能沒有的，卻不是這些，而是自然、鄉村、孤獨與安定，“鄉里人終需走進都市，城市人終需回歸鄉村。”
“人活著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對于中國的廣大鄉村及中國的鄉土寫作，也是需要一種精氣神，需要給人希望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及未來，不管是在新聞報道還是文學創作，乃至學術研究等方面，我們需要“重新發現鄉土中國”，需要重新審視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城鄉關系，城里人與農村人的關系，研究真問題，描繪真實圖景。在黃昏與黎明之間，尋找那條給人希望與奔頭的地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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