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城里人看得懂這個故事嗎？ 作家秦嶺追憶“皇糧”時代
甘肅東南到陜西關中一帶，布谷鳥長鳴時麥黃四野。成千上萬甘肅麥客東走潼關，一天天往回收割，割到家門口，基本就到交“皇糧”的時候了。
幾十里的崎嶇山道上，丈夫們背著裝滿小麥的麻袋，妻子們臂挎雞蛋籃子，小娃娃們手里拎著菜籽油瓶，年邁的大爺大娘吆喝著一頭頭大肥豬，目的地是公社或鄉里的糧站和收購站。有個小伙伴因為偷吃了自家母雞產的一只生雞蛋，當天就被學校開除，還挨了家長一頓驢鞭。
在作家秦嶺的記憶里，甘肅東南到陜西關中一帶，布谷鳥長鳴時麥黃四野。成千上萬甘肅麥客東走潼關，一天天往回收割，割到家門口，基本就到交“皇糧”的時候了。
2017年6月12日，由秦嶺作品改編的電影《麥穗兒黃了》在甘肅省莊浪縣開機。他試圖在老家天水市秦州區找一塊拍攝夏收開鐮的麥地，卻頗費周折。如今麥田難覓，坡前坡后多為經濟作物和開發用地。最后，區政府幫忙在城郊山梁上找到一塊麥田，并臨時開辟供劇組進駐的土路。
1980年代末，秦嶺從天水市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分配到秦州區一所偏遠的鄉村中學當語文老師。因協助鄉政府寫材料有了些名氣，他在1991年被區政府調去當了四年秘書；基于類似原因，他后來被在天水掛職的天津官員看中，調往天津工作，現在擔任天津市和平區文聯主席。
作為跳出農門的作家，秦嶺親歷了人民公社、“包產到戶”、農民進城打工及農業稅取消幾個階段的社會變遷，作品緊緊圍繞著農村和農民的命運展開。在他看來，延續了2600年的“皇糧”在2006年取消，不僅歷史性地減輕了農民負擔，而且使他們獲得了精神解放和人格尊嚴。
“我試圖通過再現‘皇糧’這段歷史，來反映中國農民的精神世界。‘皇糧’在我們這個時代取消以后，農民的內心是復雜的。”秦嶺認為，“皇糧”是中國歷史上永遠抹不去的一段記憶，“中國鄉土小說、影視、戲劇如果離開‘皇糧’的投影，一定是不完整的。”
近年來，秦嶺以老家甘肅天水的鄉村生活為背景創作了《皇糧鐘》《皇糧》等“皇糧”系列小說。2005年，他發表該系列的第一篇《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寫一個自家屋頂的瓦片被人砸掉的鄉村驗糧員的故事。小說獲得全國首屆“關注三農”梁斌文學獎，并改編成電影。
電影《麥穗兒黃了》原名《皇糧》，改編自秦嶺的中篇小說《皇糧》，小說由作家岳南推薦給長春電影集團。在這部電影中，一位驗糧員因農業稅取消而身份驟變，婚戀、家庭和個人命運由此跌宕沉浮。從甘肅莊浪縣到天水市，秦嶺一路走一路聊。在對農村四十年的觀察與思考中，他有說不完的攸關農民命運浮沉的故事。
延續了兩千年的“皇糧”制度終結，是歷史的進步。秦嶺認為，“皇糧”制度終結后，中國實際上具備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條件。國家開始采取糧食直補、綜合補貼、良種補貼等多種政策激勵農民種地，但由于城鄉發展不平衡，他們單純依靠土地的收益仍然有限。
“農民最終是留在鄉村還是落腳城市？”天水市秦州區領導與參加電影開機儀式的作家、學者和主創人員探討，這是“農業稅”取消11年后城鄉發展中面臨的新課題。
“皇糧”歷史構成鄉村底色
“過去一家老小七八口，工資不多，但有吃有喝的，如今小兩口拉扯一個孩子，倒顯得疲于奔命了，真搞不懂……”在拍攝現場，秦嶺不止一次聽生活在繁華都市的老人這樣念叨。
在秦嶺眼中，大爺大娘們仿佛洞明世事，但誰也沒把“過去一家七八口”的日子與“皇糧”聯系起來，沒有反思供應制年代那些柴米油鹽的來源。近十年前中篇小說《皇糧》獲第13屆《小說月報》百花獎時，秦嶺就感言：有一種蒙昧我不愿相信。
秦嶺所謂“皇糧”實際指公糧，即農業稅。從春秋時期魯國實行“初稅畝”開始，已有兩千六百多年歷史。1958年中國頒布的《農業稅條例》，于2006年廢止，“皇糧”才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對這段特殊歷史時期的農業政策和農村往事，秦嶺如數家珍。天水多屬溝壑梁峁地區，人多地少，靠天吃飯，“三農”問題一度非常嚴峻。人民公社時期，秦州區川地平均畝產僅有400斤（注：“斤”指中國傳統度量衡單位市斤，折合0.5千克，下同）左右，山地為180斤左右。聯產承包之后，川地能達到畝產700斤，山地為400斤。1980年代中期，公糧任務大致是人均25到40斤，加上人均20斤左右的購糧，五口之家的任務總數在260斤左右。
此外，農戶還要承擔上交生豬、鮮蛋、食油、谷秸的任務。每戶平均兩年交一頭豬，毛重不能低于110斤；人均3.7斤雞蛋，有增無減。為完成任務，很多農戶不得不從黑市上高價購買小麥、玉米、豬、雞蛋和食油。當時賣一頭豬70元，上交后只能得到40元。
為了交公糧，大姑娘偷偷給驗糧員塞繡花鞋墊，小伙子爭著幫驗糧員家耕地、打土坯。秦嶺在小說《摸蛋的男孩》里記述了他親歷的情節：一個農家小孩每天都要把手指頭伸進母雞肛門里摸蛋，為的是讓城里人吃上新鮮的雞蛋。小孩察覺城鄉不公的現象后，報復性地把母雞捅出了血。
早在1980年代，秦嶺讀書時就開始關注“皇糧”現象，并發表作品。雖然已經在天津生活了二十多年，但他的小說始終沒有離開過老家天水。他并不高估自己，形容自己的文學只是“站在崖畔看村莊”，可能只比村莊高那么一個“崖畔”。
當年川道里的農家交“皇糧”，可以用手扶拖拉機、架子車運送，但山區農民只能翻山越嶺用騾子馱，有的還用肩膀扛。麥子過不了關還得背回來，想法重來。
交“皇糧”的場景讓秦嶺難以忘懷：幾十里的崎嶇山道上，丈夫們背著裝滿小麥的麻袋，妻子們臂挎雞蛋籃子，小娃娃們手里拎著菜籽油瓶，年邁的大爺大娘吆喝著一頭頭大肥豬，目的地是公社或鄉里的糧站和收購站。有個小伙伴因為偷吃了自家母雞產的一只生雞蛋，當天就被學校開除，還挨了家長一頓驢鞭。
作家岳南認為，秦嶺對鄉土的觀察與很多作家不同，他把鄉村歷史與農民的精神世界很好地聯系起來，厚重而飽滿。搬上熒幕，既可以還原一段歷史，同時讓我們真正讀懂、看懂中國鄉村的底色。
這樣的題材還有市場嗎？
秦嶺持續關注農業稅，他的“皇糧”系列被改編為多種影視、戲劇作品。
2008年，改編自《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的電影《砸掉你的牙》上映。緊接著，多個省市的影視、戲劇界要求改編“皇糧”系列小說，秦嶺認為，改編最成功的當屬晉劇《麥穗兒黃了》和評劇《馬本倉當“官”記》，它們分別于2009年和2012年獲得了中國第三屆戲曲展演特等獎和第十二屆“五個一工程”獎。
劇本九易其稿后，由長篇小說《皇糧鐘》改編成的30集電視連續劇卻未曾開機。三家公司認為“皇糧”作品是“燙手的山芋”，論證兩年之后悻悻而退。一位影視公司老總憂心忡忡地對秦嶺說：“時代在突飛猛進，城鄉在發生劇變。‘皇糧’題材還有市場嗎？城里人看得懂這個故事嗎？人們還會關心‘皇糧’嗎？演職人員很難理解‘皇糧’生活，遲遲進不了角色啊！”
“皇糧”時代到底什么樣，如何在舞臺、熒屏上表現那個時代的農村和農民，的確難住了一些在城里生長，不熟悉農村歷史的影視從業者。作為原著作者，秦嶺常受邀加盟主創團隊，隨時現身說法。他只有把那些消失在歲月里的概念、細節反復鋪陳，現場講解，才能幫助大家找到感覺。
比如“打白條”，白條指欠款方開具的非正規收據或把欠款寫在白條上交給當事人。在秦嶺印象中，這一現象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非常普遍，涉及交公購糧、收購農副產品等很多方面。當時有個非常有名的概念叫“賣糧難”，市場沒有開放，國家收購部門是農民唯一的選擇。農民用血汗換來的白條既不能當錢花，又不敢放棄，一年到頭等著兌現。
民間俚語“白條不能當飯吃”由此而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因而嚴重受挫。歉收了，怕；豐收了，也怕。聯產承包給農民的紅利嚴重變味，秦嶺曾看到一位農民捏著一把白條，長時間地在糧站門口等待兌現。這樣的“生活”令農民刻骨銘心，但未必能引發劇組人員在內的城里人共鳴。
“打白條”等現象早已不復存在，不少導演、編劇、演員為體驗生活，先找來秦嶺的小說反復研讀，然后在外景地與農民一起座談，才慢慢弄得明白。
“以工代賑”同樣難以理解。過去天水洪澇、干旱災害頻繁，賑災物資一般是糧食、化肥及城市居民捐獻的衣服等。賑災往往成為各級政府借勢建設鄉村農路、修補校舍、治理小流域、植樹造林、農田基建的契機。這一招很靈，農民只有走出莊稼地，完成那些建設項目，才有望獲得救濟。
秦嶺清晰記得，大約1993年，南方水災，北方大旱，長途運到天水的賑災大米早已發霉。有位區長在常務會上尷尬地征求意見：“這樣的大米，咋敢給農民發？”可又能發什么呢？農民領到大米卻不能下鍋，只好喂豬，結果豬也不吃，只能默認這筆糊涂賬。作為秘書的秦嶺把這件事寫進日記，后來變成了小說。
一些演職人員曾誠懇地向秦嶺請教“販子”的意思，因為他的小說里時不時會出現這樣一個群體：糧食販子、油料販子、國庫券販子、人口販子……秦嶺說，在“皇糧”時代，盡管專事“投機倒把”的二道販子被依法打擊，不少農民卻同情他們。一是余糧可以通過販子變成現錢；二是農民高價從販子那里買來優質糧食交公糧，免受驗糧之苦；三是缺糧戶可以通過販子暫時解決溫飽。
這些生活積累拓展了影視主創人員的視野。有位演員對秦嶺感慨：“演了多年農村戲，自認為對農村比較了解，但讀了你的小說，才發現鄉村仍然是一個謎。”
“皇糧” 有時也不好吃
在秦嶺看來，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皇糧”的內涵和外延都有了非常大的變化。在農民的認識層面，把上繳的各種稅費都看做“皇糧”。不同在于，“皇糧”早先是糧油米谷，后來變成了各種名目的稅費。不把握好這一層，創作者就容易就事論事，無法洞悉歷史。
秦嶺特別提到“鄉財政包干”概念。1994年稅制改革后，鄉財政的管理體制實行了所謂“基數包干、逐年遞增、超收全留、短收全賠”，用天水話講就是“自己的娃自己抱”。“斷奶”后的鄉村，拖欠干部、醫生、教師工資的現象十分普遍，一些鄉村教師只好“孔雀東南飛”——南下打工。
許多小說、影視作品都觸及過這樣的生活，但很少有人探究源頭。秦嶺說，當時為了苦苦支撐鄉屬“七站八所”、學校、衛生院等行政事業單位的運行，鄉級政府一方面加強征收“三提留”“五統籌”等民辦公助事業費用，另一方面在農林特產稅、結婚證領取費、宅基地費、計劃生育超生費等項目上大做文章。如果不這樣做，吃“皇糧”的人就會斷炊。
秦嶺舉例，秦州區的村鎮一級宅基地在1970年代不收費，1980年代，鄉政府和村委會開始在土地法規規定的管理費標準之外搭車收費。一處宅基地戶均700元左右，1994年后飆升：2000元、2500元、3000元……個別鄉為完成稅收任務，動員醫生、教師開往征收第一線。對不交錢糧的農戶，教師不給其子女批改作業，一些學生被迫輟學。
小說《硌牙的沙子》里有這樣的細節：學生為了報復，偷偷往運水車里塞沙子，致使老師吃飯喝水時常常硌牙。1993年，秦嶺有位親戚剛種1畝杏樹，鄉稅務所就要收取當年45元的農林特產稅。親戚問：“那明年呢？”稅務員回答：“你明年把樹全砍了，就不用交了。”有些農戶果然把樹砍了。
一定意義上，你是非農業戶口，便被認為是吃“皇糧”的；你是農業戶口，就是“刨食吃的”。貶語“你這個鄉里人”至今流行于天水一帶。
秦嶺說，農民不會想到，農業戶身份也會變成熱門市場資源。1991年開始，面向農民出售城市戶口的暗潮開始在全國涌動。大概1993年，當時的秦州區委突然連夜召開常委擴大會，部署出售城市戶口的緊急行動，只打招呼、不做記錄、不留痕跡，消息迅速傳遞給大企業和鄉政府。
第二天，省內外搶購者聞風而動。一個農轉非戶口6000元，短短三天就募集到幾個億，第四天市委“意外發現”叫停時，秦州開發區的建設資金早已盆滿缽滿。但不到兩年，隨著城市企業效益嚴重下滑，城市居民子女上技校、就業、招工、分配、參軍的優勢不再，那些變成“二桿子城里人”的農民一時后悔不已。
“皇糧”有時的確不那么好吃。1995年前后，當時的秦州區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吃“皇糧”的有一萬多人，大多集中在教育、醫療領域。天水市下轄的兩區五縣中，秦州區是黨政機關所在地和全市的“臉面”，但入不敷出，常常寅吃卯糧，有時連春節群眾文化活動都無力承辦。
秦嶺每年都要跟著分管區長，去秦州沙發廠、商業大廈、暖河灣村等明星企業、脫貧村“化緣”。為確保全區干部職工的工資不受影響，區領導常常親自宴請大小老板：喝三杯，人家給1萬；喝20杯，人家給8萬……他這個小秘書也被灌得不知今夕何夕。
“藝術界講體驗生活，而這些生活如果不是親身經歷，是永遠也體驗不到的。”聽過秦嶺的講述，導演孟奇感慨道。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周末 201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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