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媒體消息，浙商總會多名理事日前在杭州召開經濟形勢研判會，浙商總會會長、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在會上表示，總商會決定不了企業家們做什么，但可以決定不做什么，所以提議浙商給自己定四條紀律：不行賄、不欠薪、不逃稅、不侵權。（1月11日新華網）
這不是馬云第一次提“不行賄”三個字。上一次是在去年月浙江商會的論壇上，他倡言浙商“永不行賄”，并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對此進行了解釋，“我們國家反腐是下了‘壯士斷腕’的決心，在這種決心下，企業如果還去行賄，這個市場、社會就沒希望了”；“阿里巴巴也許不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但這么多年來，我沒有給任何（向外面）行賄的機會。”
阿里巴巴的確不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然馬云也不會成為這個時代的創業教父，甚至超出商業領域，被大眾賦予了一種勵志人格。只有庸俗實用主義橫行的時候，理想主義的做事方式才顯得稀缺；只有潛規則被當成明規則使用并已經成為慣例的年頭，將“皇帝的新衣”公開說破才顯得有魄力。不僅說破卻又沒有影響成功，更讓人對政商環境的改變平添了一點希望。
只是，這種改變的希望仍是出現在傳統的政商關系格局之下。“不行賄”一說，肯定有對傳統政商邏輯的反撥、對市場化時代商業行為正常化的一種引領，但找到這種引領的時機，卻是建立敏銳把握反腐態勢和政治動向的能力之上，建立在和當前政治風向同向的判斷之上，也建立在對施政者訴求的細膩理解之上。提出“不行賄”、借反腐東風推出商業理念的做法，恰是在傳統政商格局中歷練出的功夫，反向印證了政府動向對商業的巨大影響。
這正如，在公務員離職潮的討論中，很多分析者只看到了吏治整頓對于公務員隱性福利的削奪，卻沒有看到它實際上對一元權威的社會結構的強化，而正是后者，使公務員的職業更加“安全”。新動向對舊格局的松動，仍然是建立在更高明的使用舊格局的方法之上。
在一本書中，財經作家吳曉波以古鑒今：“（歷史上）發展經濟必須放活民間，實現繁榮，而繁榮日久，地方勢力就會做大，商人就會驕縱，中央權威就受到挑戰。此時更需要集權式的變革，加強中央權威和控制力，可是如此勢必消減地方，侵蝕民間，造成生產力的下降，最終仍然會導致政權新一輪的不穩定。至此執政者面臨考驗，是任由矛盾激化，還是再度放權讓利，促使經濟復蘇？”
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當然是個考驗。但抽離這個二選一的題設，更令人困惑的問題則是，主動權全在“政方”的政商邏輯，難道不應該在近代化之后有什么改變么？
作者地址：湖北省武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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