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中國鄉村文明研究報告系列1：消失的鄉村文明
摘要：危機：消失中的鄉村文明。生態文明時代，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與使命是什么？
生態文明時代，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與使命
目錄
一、危機：消失中的鄉村文明
1．文明形態上判處死刑：使鄉村失去希望
2．教育上撤點并校：使鄉村文化傳承斷根
3．農業發展資本化、規模化：使鄉村失去存在根基
4．盲目輸入外來制度：使鄉村互助社會解構
5．鄉村被城鎮化工具利用：使農民陷入無助與恐慌
6．工業文明病在鄉村蔓延：使鄉村生態環境惡化
二、正見：還原時代與歷史的真相
1．鄉村危機：主體性迷失與民族自信不足的危機
2、時代的頓悟：從生態文明新時代找到回家的路
3．主體性覺醒：從鄉村文明中找到民族自信之根
三、使命：鄉村文明開啟生態文明新時代
1．五千年鄉村文明：蘊藏著醫治工業文明病的解藥
2．鄉村新能源革命：生態文明建設再度從農村起航
3．鄉村幸福生活模式：中國走向低成本文明新優勢
4．生態農業革命：中國對世界文明的新貢獻
5．鄉村綠色發展新機遇：鄉村新興產業潛力巨大
6．鄉村就地文明化：創造城鄉兩元共生鎮化新模式
四、呼吁：共同建設我們的家園
1．守護我們的家園：保護鄉村文明的三條底線
2．重新設計我們的未來：讓鄉村文明內生到中國特色文明模式中
3．啟動鄉村文明建設：從整體性的高度復興鄉村文明
4．拯救中國的鄉村文明，從拯救我們心開始
5．我們有一個夢：共建詩意鄉村與田園城市的美麗中國
綿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國鄉村文明，正處在何去何從的歷史十字路口。中國科學院《2012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稱，中國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市化率達到了51.3%。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數據，這標志著當代中國從一個綿延了五千年的農耕經濟主導的鄉村社會向工業經濟主導的城市社會轉型出現了拐點性變化。
對于這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拐點轉變，一方面對中國百年之久追趕西方現代化的夢想期盼給予了極大鼓舞，使人們感到，距離西方式的城市化社會目標越來越近。另一方面，當我們展望未來城市化的圖景時，面對正在快速消亡的中國鄉村，卻感到一種陣痛和擔憂。因為在中國鄉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國五年年文明傳承載體的消失、是中國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動搖。
在歷史的天平已經開始向城市化傾斜中，中國是否一定要走以終結鄉村文明為代價的城市之路，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關系到未來中國發展走向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問題。
一、危機：消失中的鄉村文明
1．文明形態上判處死刑：使鄉村失去希望
作為中國傳統文明載體的鄉村，目前遇到的最致命的危機，是被認為在世界歷史發展必然趨勢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存在的時代理由。從文明形態上判處其死刑。使綿延五千年的鄉村文明陷入無力回天的困境中。
不論是目前一些地區正在搞的“拆村建區”的城市化，還是許多縣正在搞的“拆村進城”農民被城市化；不論是主流學者所主張的五年內讓農民工終結的城市化，還是各地政府正在編制的、雄心勃勃的城市化率成倍增長的城市化目標，在所有這些理論和行動的背后，都不約而同地包含這樣一個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邏輯：即農村作為中國五千年農耕文明的載體，無法承載以工業化為內容的中國現代化。
中國要實現近代以來幾代人夢寐以求的現代化，必須走城市化之路。無論是被主流經濟學理論的論證，還是西方發達國家所走過的現代化之路，似乎都準確無誤地回答了：走向城市化的過程必然是城市替代鄉村的兩元歸一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傳統文明載體的鄉村走向終結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對于這個不容置疑的事實與歷史，中國主流理論還頻繁使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觀點給予助證，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將是本世紀初影響世界的大事之一。
據國家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時中國有360萬個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減少到270萬個，10年里有90萬個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將近250個自然村落消失，而自然村中包含眾多古村落。
在這樣一個大歷史背景下，對于快速消亡的鄉村，無論有多少學者扼腕痛惜，有多少民間組織和人士下鄉保護與重建，有多少鄉村的老人甚至以死相抗，總之，無論拯救鄉村的行動和悲情如何驚天泣地，但是在被歷史判定鄉村文明死刑的目前，顯得如此微弱和無奈。
就像面對一個只有有限生命時間的癌癥病人一樣，無論這個人如何好，無論我們從感情上如何刻骨銘心地希望他生，但仍然改變不了這個人死的結局。
2．教育上撤點并校：使鄉村文化傳承斷根
如果說在文明形態上判處鄉村文明死刑，奪取了鄉村文明生的希望，但至少我們非常堅信，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鄉村有足夠生命力來應對危機的挑戰，只要給予中國鄉村文明足夠的時間，她所具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一旦啟動，也許會出現轉死回生的奇跡。
但是從2000年開始的拆點并校，對具有自我修復功能的鄉村是致命的一擊。從2000年到2010年，我國農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幾乎每過一小時，就要消失4所農村學校。
拆點并校像一副劇毒的藥，使維系鄉村文明的鄉村文化傳承系統遭到了摧殘性破壞。以耕讀為內容的中國傳統鄉村文明，教育是鄉村的靈魂，是鄉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是維系鄉村血脈傳承的紐帶。
但在鄉村是愚昧落后文化載體邏輯下的拆點并校，雖然對于鄉村文化傳承是知名的破壞，但對于教育服從于工業化、城市化而言，卻有一箭雙雕的效果：對于鄉村文明發展，一方面拆點并校從根上切斷了落后鄉村文化的傳承，在鄉村形成的反鄉村文化教育，為城市化提供了支撐。另一方面，讓孩子進城，小手拉大手，成為孩子帶動大人進城的一個誘餌。
針對極端化的拆點并校帶來一系列弊端，2012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國務院文件要求保留和恢復必要的村小和教學點。
對鄉村文化與教育，可謂是一種糾正。但對此我們也不能抱有更大期望，正如楊東平教授所說，事實上撤銷容易恢復難，如何恢復并且建設好小規模學校，是一個新的挑戰。
關鍵是在時代已經判處鄉村文明終結沒有改變的前提下，這種恢復仍然是被迫，臨時的。我們對鄉村教育呼吁，也就顯得力不從心。
3．農業發展資本化、規模化：使鄉村失去存在根基
盡管中國以小農經濟方式在過去60年里，創造了用世界7％左右的耕地養活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奇跡。
創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糧食生產連續9年豐收的奇跡。而且這個農業創造的奇跡，是在仍然存在農產品的剪刀差，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仍然是有機構成和農業補貼很低國家。
對于農民而言，農業已經成為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業余的兼職產業的條件下實現。
然而，對于中國農業創造的這些奇跡，我們不僅不對中國特色農業發展模式感到自豪和自信，進而去研究它，保護他，反而是擔憂和不滿，甚至是批評和堅定不移地改造。
因為這個奇跡不是由現代化農業創造的，恰恰是在中國綿延幾千年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創造的。特別是在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而我們仍然保留著如此落后的小農經濟，顯然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短板。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政府主導資本配合的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業現代化運動，正開始登陸農村。目前無論是國內主流學者，還是地方官員，都堅定地認為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向產業化、規模化、資本化發展是歷史的必然。
按照這種歷史必然的目標定位，中國未來農業的現代化，就應當是類似西方那樣的，讓中國農村留下20%或更低比率的農民從事高效率、規模化、產業化農業，來養育80%城市人的農業。
展望這樣一種農業現代化的前景，我們興奮不起來，有一種不寒而栗的擔憂。因為這樣一種現代化農業背后，我們看到的恰恰是另一番前景：
——也許現代化農業能夠吸收大量資本，創造更多的GDP，但在現代化的背后我們面臨的是，過度規模化帶來的農民失業、鄉村社區消亡、多樣化遭到破壞的陷阱。
——也許資本化、規模化的現代農業能夠提高農業效率，但并不等于提高中國糧食安全性。無論是事實還是經濟學原理都告訴我們，把中國糧食安全交給逐利資本，同交給千家萬戶的農民相比是一個極具風險的選擇。
——在主張農業現代化者眼中，展現的是農業現代化與城市化同步進行、農業工業化與農民市民化一舉兩得的美好前景。然而，我們看到的則是曾經負載了五千年傳統文明的鄉村，將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綿延五千年之久的懷著對天地的敬畏和感恩、精耕細作的傳統的家庭農業將不復存在。農業現代化與城市化徹底實現的那一日，也就是我們與五年文明徹底斷裂的那一時。
4．盲目輸入外來制度：使鄉村互助社會解構
目前中國鄉村蕭條的另一個表現，是中國鄉村社會組織的缺位，導致了鄉村社會碎片化。由貴州省社科院主持編撰的貴州藍皮書《法治·社會（2012）》研究報告，描述了貴州農村碎片化的三個表現是：農村社會“空殼化”。
隨著大量青壯勞力外出打工，農村已經“空洞化”。農村留守兒童“被撂荒”。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帶來了“農二代”的成長危機。傳統道德“荒漠化”農村已經從溫馨淳樸的熟人社會，變成冷漠寂寥的半熟人社會。
按照鄉村必然消亡論的邏輯，農村組織碎片化也是一種自然的結果，其實鄉村互助社會組織的解構，在改革中盲目輸入外來制度是其中因素之一。
鄉村是一個熟人社會，城市是一個生人社會。鄉村和城市屬于兩種完全不同類型的社會。但是目前普遍認為，鄉村就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詞、城市是進步的代名詞的前提下，鄉村的改革與發展，就成了按照城市模式改造的過程。
鄉村作為一個熟人社會，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社會組織模式。本來，民主選舉是最適應城市生人社會的一種制度，但從20世紀80年代末卻把這種制度首先輸入到熟人社會的農村。基層民主選舉制度，在經歷20多年后，仍然處在亂象中。
雖然修訂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已開始實施，相關立法也逐步完善，但村委會選舉仍然是亂象叢生，“買票”現象嚴重，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單在河北省，2009年之內就發生多起選舉引發的血案，如2009年2月滄州吳橋的滅門慘案、同年11月遵化市地北頭村的選舉沖突血案。
出現亂象的根源就在于，我們錯誤地將一個適應生人社會的治理模式，輸入到一個熟人社會中。結果導致了在中國鄉村傳統熟人社會治理傳統被拋棄，而輸入新治理模式卻無法消化，使中國鄉村社會處在一種傳統丟失，新制度又無法有效吸收的斷層中。隨著城市化的進程，目前又在對中國鄉村進行著另一個城市化的組織改造，這就是農民社區化改革。
如果說，按照城市模式對農業區的農村進行改造，雖然有食而不化的問題，畢竟從農業到工業是自然晉級的過程。而以一刀切的模式，對處在中國西部和北部游牧區農村也進行同樣的改革時，其帶來的負效應比農耕區的農村還要大。
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把牧區這種經濟組織和生活方式看成了一種落后的生產方式，在此背景下，對牧區進行了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的三化改造。
首先，按照現代產權明晰的原理，把適用于農業的承包制輸入牧區，使草原資源整體遭受了碎片化分割的結果是，大幅度降低了草原四季游牧空間。
在承包制導致的碎片化狹窄空間之內，缺乏合理的四季游牧，既降低了草原資源系統利用率，也降低了草原規避風險的能力。
其次，在生產方式上，為了提高集約化經營的圍欄飼養模式與讓牧民定居的生活方式，使原來在游牧中使用草原資源變成定居使用后，也導致了水資源短缺、局部草資源過度放牧，導致了草原退化。
目前研究草原的專家學者通過大量實證性研究，均認為，這種不顧草原生態實際，從外部強行輸入制度，不僅導致草原資源的退化，傳統互動社會和傳統游牧文化的解構，而且還成為導致草原牧民新貧困的原因。
然后，反過來，又把人為外來輸入制度造成的結果，作為認定游牧生產方式落后，需要進一步改造的原因。在這樣一種因果顛倒惡性循環下，并沒有使輸入外來制度腳步放緩，而是成為輸入另一種更高級制度的最好理由。
所以，當把草原退化簡單等同于草原放牧過載，歸咎于這種落后的生產方式后，于是又輸入了另一種更高級的制度，這就是讓牧民移民的城鎮化。如果說，讓農民變市民都如此艱難，而牧民變市民化，這等于讓一年級的學生，跳級升入三年級一樣。
這個跨越式的發展，如果成功，自然是好，如果不成功，就會陷入回不去，上不去的陷阱中，而目前大量研究表明，陷入后一種的可能性更大。
5．鄉村被城鎮化工具利用：使農民陷入無助與恐慌
我們為什么要推進城鎮化，因為城市能夠讓生活更美好。一方面是越來越蕭條的鄉村，一方面是越來越美好的城市，在如此巨大的誘惑下，農民進入城市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在目前許多地方政府推動的所謂為農民著想的城鎮化中，卻出現了農民不買賬。這是因為政府推動的城市化與農民心目中的城市化是兩種不同的城鎮化。
首先，在一些學者和政府計算中，農民進城市可以帶動城市投資與消費。而在農民計算中，進城市意味著生活成本的提高，如果收入不增加，進城意味著負債進城。
在我們的大量調查中發現，在政府沒有干擾下自主進城的農民，是那些有剩余財富的農民。所謂有剩余財富的農民，是指那些已經在鄉村里完成住房投資之后，仍有剩余財力的農民。改革開放以來，無論農民在哪個城市打工掙到錢，但在投資上均采取了相同的順序，他們一定要把掙到的第一筆錢用在老家蓋房子。
如果有剩余的財力，他們才嘗試進城買房。按照這個標準，能夠有財力進城的是農民中的少數。而且作為農村中20%收入最低的農民，從來沒有考慮要進城。所以在讓農民城市化上，絕不是一些學者和政府官員所設想的那樣，凡是進城打工的農民都可以進城。
其次，讓農民讓出土地進城，在房地產商和政府眼中，是讓農民擁有的土地資產化，是獲得收益的好機會，但在農民心目中，恰恰成為一種不平等的迫不得已的痛苦出讓。
因為，無論他們得到的補償是否合理，但他們均感到，政府和房地產商得到的要遠大與補償給他們的。這并不是農民在利益面前貪的原因，而是一個事實。
根據有關部門統計，如果土地成本為100%，則農民只得5—10%，村集體經濟組織得25—30%，鄉、縣、市得60—70%。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讓收入2億149萬元，付給農民征地補償費為可憐的591萬元，只占總數的2.7%。
再次，政府認為，拆村進城，是為了讓農民享受與市民一樣的美好生活，但在農民心目中，卻不是這種感覺。農民非常清楚，美好城市化不是免費的午餐，他們進城不僅要付出高成本的生活代價，還要付出原有鄉土文化環境缺失帶來精神上代價。
特別是那些年老農民，城市生活給他們帶來文化上不適應的痛苦更大。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對政府拆遷進行以死相抗，大都是那些年邁的老人，而不是年輕人。難道這些年邁的老人比青年人更看重錢嗎？其實，他們是不愿意離開與他們血脈相連的故土。
在農民與政府的博弈中，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他們的房子和宅基地有多少可以用貨幣來衡量，有多少是無法用貨幣來補償的。但他們也非常清楚，他們與政府、房地產商博弈中，他們是弱勢群體，無力抗衡。
建立在這種不等價交換中的城鎮化，他們是住樓房，還是住平房這樣起碼的選擇權都被剝奪，怎能成為讓他們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他們不知道他們祖祖輩輩居住了上千年、上百年的村莊那天會拆遷。中國鄉村失去了往日的寧靜，他們在一種無助的恐慌和不安中等待被城鎮化。
6．工業文明病在鄉村蔓延：使鄉村生態環境惡化
以高能耗、高消費為代價的高福利工業文明，是一種高成本的文明。高成本的工業文明對當代人類的最大危害，就是生態環境污染成本。
當代中國享受著工業文明帶來諸多好處的同時，也開始飽受工業文明帶來的高成本之苦。
在這里需要明確的是，在當今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中，農村與城市相比，所獲得的工業文明的好處比城市要少得多，而承受的文明成本卻高于城市。
農村不僅承受農業化學帶來的嚴重污染，還承受著城市工業化所轉移的污染。
據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統計，農業主要污染源污染排放量占全國總量一半，如化學需氧量、總氮、總磷分別達到1324萬噸、270萬噸、28萬噸，分別占全國總排放量的43.7%、57.2%、67.3%。中國的化肥、農藥年使用量分別達4700萬噸和130多萬噸，利用率僅為35%左右，流失的化肥和農藥造成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
此外農民工進城，所從事的工種中，有一部分是城市人不愿從事的有污染的工種。在農村大量工礦企業，挖走資源，攫取財富之后，留下的是農民和農村無法承擔的污染和生態災難。
山西平均每開采一噸煤，要影響、破壞、漏失2.48立方米的水資源，在全省一千多條大小河流中，80%受到污染，70%已失去使用功能。農村雖然遭受污染，但卻未能得到像城市一樣治理污染的投資和補償。
“污水靠蒸發，垃圾靠風刮”、“室內現代化，室外臟亂差”成為許多農村的形象寫照。據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目前中國有癌癥村的數量應該超過247個，涵蓋中國大陸的27個省份。”絕大多數癌癥村是由于化工廠、印染廠、造紙廠等企業污染環境而產生。據世界銀行報道，中國農民死于肝癌的幾率接近全球平均的四倍。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九派開元智庫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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