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跟隨未婚妻去她位于蘇北農村的老家拜年。這個名叫“孫趙”的村子位于徐州睢寧縣慶安鎮，睢寧仍然是江蘇十二個貧困縣區之一，而慶安鎮在睢寧全縣的經濟位置，跟孫趙村在慶安鎮的經濟位置類似，都屬于中等水平。由于未婚妻老家的身份，孫趙村之于我，具備了某種意義上的主體性；而又由于這只是我第三次去孫趙村，因而這里與我的關系，又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主體的客體化”（渠敬東老師語）。這種關系，雖然可能導致我的觀察不夠深入，浮于表面，卻同時可能有助于我發現一些未婚妻無法觸及的細節。四天三夜下來，現通過廣告、汽車、教育、養老這四個關鍵詞，將我一些粗淺的觀察和思考整理如下，僅供大家參考，如有不當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一、廣告
興許是多年記者生涯養成的習慣，每到一個地方，我都喜歡邊走邊看。孫趙村原來隸屬于龍集鄉，撤鄉合并改革后歸為慶安鎮管轄，原龍集鄉政府所在地改為龍集村，但龍集仍然是原龍集鄉轄區的經濟、商業中心。從龍集鄉街區東側到我未婚妻的孫趙村家，剛好有一條主干道直達，長約三公里。我特地從龍集，沿這條主干道，走回孫趙，沿途拍下了兩側房屋、路牌上的幾乎所有廣告。廣告，往往是一個地區消費結構的集中反映。回到南京后，簡單研究了一下這些照片，會發現這樣一些特點。
首先，大多數廣告的內容集中在房地產、醫療、供電、洗浴、種子、化肥、電動車等這些方面。就俗語中老百姓生活的衣食住行這四方面來說，廣告集中于住和行這兩個方面。
來自縣城的房地產廣告，指向的是年輕村民實現城市化夢想的必由之路；而電動車這些交通工具，在村際公交不健全且不具備規模效應的情況之下，也可謂是生活必需品。
相比之下，衣和食方面的廣告則很少看到，唯一一條跟食相關的是慶安鎮上的土菜館，其內容是承辦農村宴席，而服裝方面的廣告則是一條也沒有看到。這可能的原因是，孫趙村民絕大多數還是在家做飯，除非重大婚喪嫁娶，下館子吃飯的概率應該會很低。而出于農業勞作的特點，服裝方面村民應該也是以實用為主，服裝品牌意識在孫趙村民中應該還比較淡漠。
其次，大多數廣告的刊發方源自龍集和睢寧縣城的商家，其中還是龍集的商家明顯居多，更有意思的是，不只是刊發的商家來自周邊，就連這些產品的生產方，往往也是周邊的企業。比如沃夫特復合肥出自山東臨沂，貴州醇酒出自徐州的維維集團，綠能電動車出自常州，輝煌太陽能熱水器出自淮安。這種商品消費結構的強烈地域化色彩，反映出孫趙村村民，尤其是常住村民的活動半徑相對較小，當然，這可能也跟留守的村民多為老人和孩子有一定關系。
最后，這些廣告宣傳的商品多為中低檔產品。我特意在淘寶上查了一下，一袋沃夫特復合肥的價格是78元，一瓶貴州醇酒是36元，一臺輝煌太陽能熱水器是600多元，一袋20公斤裝雙胞胎乳豬奶粉為170元。這跟孫趙和整個睢寧地區的相對貧困是互相對應的。
去年國慶節去孫趙村時，我給未來岳父帶的酒是120多元一瓶的海之藍，未婚妻告訴我，這在孫趙村已經是相當拿得出手的好酒。跟酒相比，當地村民對煙的消費更為看重。我今年一時疏忽，買了一百多元一條的紅南京，到縣城后，被出租車司機告知，她父親自己抽抽是綽綽有余，但這樣的煙拿出去待客，有點丟面子。當地接待客人的煙，至少是200多元一條的利群或金南京，家里條件更好的，會拿中華和蘇煙接待。當然煙和酒都是屬于帶有社會資本功能的炫耀性消費，要真正考量孫趙的消費結構，還是化肥、飼料、熱水器這些必需品最有說服力。
在孫趙，除了輝煌太陽能熱水器外，我還看到了產自北京的四季沐歌太陽能熱水器的廣告，后者一臺在淘寶上的價格是4000多元，相當于輝煌太陽能的好幾倍；而在電動車方面，我看到的是派奇電動車和產自常州的綠能電動車，前者在淘寶上沒有查到，后者的幻影2型電動車在淘寶上的價格是一臺3800元，明顯高于其他同類電動車。可見在熱水器、電動車這些近乎必需品的商品上，高端產品在孫趙也有一定的市場。非常遺憾的是，這次無從展開對上述兩類四款產品各自在孫趙市場份額的調研，將來有機會的話可以補上。
二、汽車
春節期間，孫趙村各家各戶門前，最為扎眼的就是各式各樣的小汽車。我走過幾條村落仔細看了看，發現這些車大多為中低檔轎車，品牌最集中的是北京現代（平均價格為十多萬元），此外還有比亞迪（平均價格為十萬元左右）和東風標致系列（平均價格在7-10多萬不等），最好的一輛車是奧迪A4（平均價格二十多萬元）。
除了睢寧和徐州本地牌照之外，孫趙村這幾天各家停的小汽車，牌照最多的集中于常熟。這是因為有大批村民在常熟的服裝企業和服裝店里打工，就連我未婚妻弟弟弟妹的工作的其中一站，也是在常熟。可能的效應是，一批村民前往常熟之后，覺得當地收入和生活環境還不錯，再以口耳相傳的方式發動其他同鄉村民前往打工。這種同村村民集中前往某地打工的現象，在中國普遍存在，或許也是一種鄉土地緣意識殘存的表現。而在這些汽車牌照中，還看到遠在廣東、海南和黑龍江的牌照。無論車的造價貴賤，也無論上牌地區離老家的遠近（廣東、海南和黑龍江距離孫趙村都有幾千公里，自駕回家不吃不喝不睡也需要一兩天的時間），過年期間，大家都一致把車開回老家。汽車，在這里，仍然是在外村民面子（翟學偉老師語）的重要體現。
三、教育
未婚妻小時候，是在孫趙村村頭的小學讀書，這所小學距離她家步行只需要五分鐘的時間，而今的孫趙村，已經沒有了小學和幼兒園，曾經的小學變成了村委會所在地。村里小孩要讀書，只能到龍集街上的幼兒園和小學去念。而在龍集上幼兒園和小學的這些小孩，往往父母都同時在外打工，根本無暇顧及孩子的學業。
我的準侄子現在未滿四周歲，在龍集幼兒園小班剛讀了一個學期。我仔細研究過他的幼兒園教材，這套出自南師大出版社的教材不知道是不是專門針對農村孩子的，有鄉俗，有農活，有傳統藝術，有自然，寓教于樂，著實編得不錯。
遺憾的是，由于父母長期在外，加上未婚妻的父母都是文盲，根本無從對孩子開展家庭文化教育。回鄉這幾天，我曾經非常努力地教侄子識字、算術、唱歌，可是沒過幾分鐘，他就會產生厭煩，要跑去玩耍。雖然這半年幼兒園里教過普通話，但孩子仍然習慣用當地方言交流，而有些詞語的發音還不太標準。
我自己沒有孩子，不知道這樣的狀況是否屬于正常，只是依稀記得，自己三四歲的時候，已經可以安靜地在家里看小人書。如果侄子長期保持留守兒童的身份，我很擔心，他將來是否能考上好的大學。聯想到今天讀的一則關于北大清華農村生源已經降至一成的新聞，我的這種擔心絕不是空穴來風。
我未婚妻是孫趙村為數不多的研究生，而且還是女研究生，她之所以能現在在南京還有一份相對體面、收入尚可的工作，跟這一點有著直接關系。相比之下，中專畢業的弟弟妹妹只能輾轉于常熟、無錫、南京等地打工，現在在南京，由于是在親戚任職的公司工作，收入還算可以，然而這種狀況卻是不可持續的。弟弟弟妹已經在睢寧縣城很好的地段買了新房，然而他們之所以遲遲不回睢寧陪孩子，就是因為在睢寧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在拍攝孫趙村廣告的時候，我也看到過兩則招工廣告，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如果弟弟妹妹回來，兩人合計四五千元的收入，減去房貸月供和小孩上學日常的花銷，真可謂是捉襟見肘。而如果一直留在南京打工（前提是能夠一直有親戚幫助，一直有比較高的收入），侄子得不到好的家庭教育環境，將來的教育終點很可能還是技校或高職院校，繼續做藍領工人。
當然，弟弟妹妹相對于孫趙村其他同齡人來說，其走的路可謂是已經主流、正經得很多。根據我未婚妻的講述，他們村很多年輕人，包括她自己的一些同齡兄弟姐妹，在外就是依靠撿（偷）垃圾、破爛，給黑社會看場子等跟黃賭毒相涉的行業為生。教育方面難以為繼，難以積累足夠的文化資本，技術含量低的藍領職業又收入過低，走向邊緣職業幾乎成為這些年輕人的必然選擇。而隨著娶妻生子，他們的職業和生活往往回歸常態，當然也有部分人在涉黑之路上無法自拔，越走越遠。孫趙村年輕人的實際狀況，跟英國民族志名著《學做工》和去年國內熱議的人類學論著《我的涼山兄弟》里的相關論述，幾乎有異曲同工的一致。
四、養老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孫趙村開始推行農民集中居住。跟富裕地區農民拆遷，一人能換好幾套房子相比，孫趙村的拆遷補償幾乎讓人欲哭無淚。未婚妻家三面九間房，幾百平米的面積，核算的補償費居然只有4萬多元，而集中居住小區的房子售價則在10多萬元，這意味著我的準岳父岳母在即將放棄寬敞的居住環境的代價之后，還要自行貼補十萬元左右才能住進小區。更讓人感到悲哀的是，準岳父今年可以退休，然而每個月能領到的養老金只有100元左右，再算上八畝地折算的一年1200元的種田補貼，老兩口如果搬進新小區，一個月的凈收入只有300元左右。因此不管是為自己養老，還是為未婚妻的弟弟弟妹還房貸，準岳父過完年后，還要再去上海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工地上一天的工錢是150元，包住不包吃，全月無休的話，凈收入也就三四千元，但這樣的收入，已經是自己養老金的3、40倍。
由此，我想到了自己的父母。父母也都出生成長于蘇中地區的農村，距離孫趙村大約三百公里。幸運的是，在三十多年前，前者通過參軍后轉業，后者通過考上中專后分配工作，雙雙離開農村，到城鎮就業。父親在商業系統工作，早在90年代中后期就已經下崗，自己單干散裝酒批發，一直勉強溫飽度日。在我的記憶里，一直覺得父親基本上沒有享過什么福。然而就在去年，父親退休，現在每個月的養老金是兩千多元。相比之下，在醫院工作的母親一直勤奮學習、工作，自考大專、本科，如果不是英語卡殼的話，可能研究生文憑也已經拿下，在退休前拿到正高職稱。因此，她現在的養老金比父親又要高出不少。我的父母比我的準岳父岳母早走出農村三十多年，母親又比父親的學歷和職稱明顯高出一籌，他們四老現在的收入差距，或許可以不費腦筋地用教育投資回報來加以解釋。然而仔細推敲的話，恐怕并非這樣簡單。同為六十歲老人，僅僅因為戶口身在農村和城鎮，養老金差距就達到如此大的程度，這真的是一種合理的制度安排嗎？如果拋開對于各自親人的感情因素，相信每一位讀書人都會發出這樣的疑問。
事實上，無論是前三十年的工農剪刀差，還是后三十年的城鄉二元戶籍機制，中國城市的大發展，一直是建立在對農民的巨大犧牲和剝奪基礎之上的。因此我曾在自己朋友圈里說，某種程度上，我們每一個在城市生活的人，都對當今農村地區的衰敗和困窘負有原罪。今天，我們在城市里工作、讀書、歌唱、文藝，自在生活；而就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來自農村的所謂農民工辛勤勞作，不畏臟苦，他們當中卻很少能有人獲得在城市的合法居住身份（戶口）。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在討論農村的空心化，但我個人認為，這種空心化實際上是一種偽空心化。因為第一代農民工和第二代農民工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雖然在城市里打工多年，但仍然缺乏留在城市，取得城市戶籍和福利保障的資本和能力。等到他們像我的準岳父那樣，勞動能力減弱之時，他們還將回到農村養老。而在現行體制下，等待他們的，是微薄的養老金、逼仄的居住空間（集中居住）和老無所依的境地。這幾天，央視開始推出“你孝順嗎”的新聞專題，這個時候國家媒體重提孝道，我將其更多視為養老金缺口極大，老齡化社會里政府養老難以為繼的一種無奈之舉。而對于那些沒有子女，或者子女對父母不聞不問的農村老人來說，等待他們的就是凄涼、悲苦的晚年。去年，有一部張濤導演的獨立電影《喜喪》，正是反映山東農村地區老人悲慘境地的優秀影像作品，大家有興趣可以找來一看。
由此，我開始明白未婚妻時常念叨的“工農在中國從來都是對立階層”這一論斷的由來。如果說在建國之初和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決策者是因為經濟總量較小，制定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策略的話，那么在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的今天，是時候反思這一策略對于當下的適用性了。戶籍門檻的降低和開放，工業、服務業對農業的反哺、城鄉收入和保障體系的一體化，都是擺在現任和接下來幾任領導人面前迫在眉睫的任務。因為作為法理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公平正義理應成為國家政策制定的第一原則。
我也進而對于了解中國城鄉差距和城鄉二元體制的前世今生，充滿了莫大的興趣和使命感。無論是自己接下來要從事的工作，還是自己即將計劃開展的學術研究，或許都可以以此次孫趙村之行作為起點。
作者簡介：許金晶，金陵讀書協會常務理事，“書與藝”系列線下沙龍策展人，民謠唱作人，獨立書影音評論者，北京大學南京校友會副秘書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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