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9月10日電（記者袁汝婷、李亞楠）“15厘米的進水管，25厘米的出水管，水池里怎么可能有水呢？永遠是干的。”說起學校入不敷出的財務狀況，鄉村小學校長老韓十分頭疼。
盡管國家對鄉村教育的投入逐年增長，但是仍然有些地方不如人意，新華社記者在調研中就發現了這樣一位也許并非個例的鄉村校長——老韓，一位一年到頭四處籌錢的“愁”錢校長。他管理的寄宿制鄉村小學，位于武陵山扶貧片區內的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多年來一直負債運營。
經費少盤子大
老韓管理的是一所鄉鎮完全小學，6個年級，2014年一共722個學生，在編教職工60人。
多少學生，意味著學校有多少教育公用經費。2014年中央財政上調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公用經費財政撥款標準，中西部小學年生均600元。
每個學生600元，還得減去縣教育局統籌使用的10％儀器費。“600乘以90％，再乘以722，等于389880”，老韓一口氣算出這筆賬，掰著手指頭，沒用計算器，卻精確到了個位數，“因為這個數字每天都在腦子里打轉，得精打細算”。
精打細算是因為“盤子太大了”－－722個學生60位教職工，這是一個嚴重超編的數字。
依據中央編辦、教育部、財政部下發的《關于制定中小學教職工編制標準的意見》，農村小學教職工與學生比例（師生比）標準是1：23。在老韓的學校里，這一比例約是1：12。
嚴重超編，首先是農村空心化的結果－－物質條件的改善讓越來越多的農村家長帶孩子進城上學以追求優質教育資源；城鄉教育質量“剪刀差”的客觀存在，更導致農村學生大量流失。“我們鄉這兩年大概有一半的孩子去了城里上學。學生少了，但在編的老師沒法清退。”
嚴重超編，也是個歷史遺留問題。“過去，年紀大的、生病的都提前內退了。現在由于有要求，在職不在崗的又都清理了回來。”老韓說，除此以外，學校位于縣城和山村之間的郊區，進不了城又不愿上山的老師，多年來積聚在此，形成了膨脹的“夾心層”。
這些老師平均年齡超過50歲，有的離開教學崗位多年，有的身患疾病、殘疾，難以勝任教學工作。
“60個人，上課的只有40幾個。為了給其他人安排工作，我們學校現在有5個保安，還有人專門管牛奶，搞印刷。”老韓說，“雖然他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完全閑人，但清閑的工作還是引來一些老師不滿。”
人多了，福利待遇、辦公經費、取暖費、差旅費、水電費、培訓費等各項支出自然水漲船高。
老韓說，假設按照1：23的師生比，公用經費方可恰好維持學校運轉，“如今還差得很遠”。
錢不夠校長湊
更讓老韓發愁的是，多一個編制，就多一個缺口。
依據公積金管理條例，教師的公積金由財政部門核定收支后，在預算或者費用中列支。然而，老韓學校所在的國家級貧困縣，至今仍是舉步艱難的“吃飯財政”，很難足額拿出這筆錢。
“2012開始，學校才通過自籌為每個教職工保障了每個月50塊的公積金。到2014年，縣財政才開始保障部分公積金。”老韓無奈地說。
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職工和單位住房公積金的繳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職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資的5％”。
這一規定，在這所學校所在的國貧縣是“縮水”執行的－－教師公積金按照5％最低比例繳納。由于財政困難，縣里只保障基本工資的5％，剩下的部分，也就是月平均工資減去基本工資的計數部分，需要各學校自籌。
“公務員和其他單位都是以平均工資總額為基數。所以剩下的5％不籌不行啊，老師們覺得不公平。”老韓說，盡管如此，老師們每月住房公積金也僅100余元。
除了住房公積金，學校自籌的錢還有醫保門診費、少數民族教師補貼等，平均算下來，每個老師一年大約需要2000元。
60個教職工，“補缺口”的公積金加上雜七雜八的保險、補貼費，需要12萬元。依照規定，教育公用經費是不得用于人員經費的。換言之，這12萬元涉及教師基本保障的錢，老韓得自個兒想辦法籌。
“就這，我都使出吃奶的勁兒了。如果按本地最高比例12％繳公積金，我就得賣教學樓。”老韓說。
“擠一點，挪一點，討一點”
無論是嚴重超編下的運轉經費，還是學校自籌“補缺口”的工資，都不是最讓老韓發愁的。
最大的“愁”，是硬著頭皮替政府“開口子”的政策和攤派的任務“買單”。
2014年，縣委縣政府決定對全縣公務員、事業單位等進行年終績效考核。
問題來了——縣委縣政府規定，年終績效考核評定一、二、三檔，各單位發放相應等級的年終績效獎勵，但是，人均數千元的績效獎獎金，需要各單位自籌。
2014年，老韓的學校年終考核績效對應獎金是每人4000元。這意味著，他得想辦法自籌24萬元獎金。“公用經費不能用，食堂賺利潤又違規，這么大一筆錢，我從哪兒變出來？”
不發是不行的。政府宣布了年終績效考核評比結果，不少有創收效益的事業單位、稍富裕的鄉鎮政府都“各顯神通”籌錢發了績效獎，消息不脛而走。“人家都有，老師沒有？期末考試老師連閱卷都不肯了”。
這并不是老韓一個人面臨的問題，縣里幾乎所有農村校長都面臨著“政府請客，學校買單”的尷尬困境——
作為公益性的、不創收的事業單位，貧困地區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幾乎沒有任何途徑可以“自籌”數十萬元的年終績效獎金。
記者采訪了解到，面對這樣一筆從天而降、不得不發的“發錢任務”，不少校長為了教師隊伍的穩定，選擇了明顯違規的做法——先挪公用經費、再“寅吃卯糧”賒欠下一年的公用經費。另一方面，同樣缺錢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因為別無他法，對此多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同樣需要硬著頭皮“買單”的，還有沉重的攤派任務。老韓舉例，學校每年都接到從上而下一級級攤派的報刊訂閱指標，要求每個老師繳費訂閱，“怨聲載道，到最后還是學校想辦法湊錢完成任務”。
該縣教育局一位干部告訴記者，“愁”錢校長老韓，甚至還不是縣里財務最困難的農村校長，他管理的學校財務狀況“處于中等偏上”。
事實上，這樣的“愁”錢窘境，在記者走訪的河南、湖南等地都不同程度存在。
這么多校長都在“愁”錢，錢到底是怎么籌來的？
答案復雜又心酸。記者走訪中，一位基層教育干部坦言，絕大多數農村校長籌錢的辦法是“擠一點，挪一點，討一點”－－學前教育經費結余里擠一部分，公用經費里挪一部分，社會捐贈里“討”一部分。
“農村校長很多時候就是‘討錢’校長。當上了，就開始‘愁’錢又籌錢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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