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還有孩子需要，我就會一直守下去。”這句話，乍一聽偉大，再一想卻心酸。在許多農村教學點，最常見的情況就是退休教師返聘，這樣的畫面常常見到：一位老人，守著幾個孩子、一所學校。教育是良心工程，教師是情懷事業。而我們要做的，是不能讓每一份需要情懷的事業，單靠情懷苦撐。
為了報道多年來幫山區教學點招募支教志愿者的“青蛙公主”楊敏，以及當了一輩子鄉村教師的楊敏父母，今年四月，我去了湖南永州寧遠縣。
在一個叫三元嶺的地方，我認識了鯉溪鎮鯉溪完全小學的校長姜武忠。他是楊敏一家的“直接領導”，管著十個農村教學點。
第一句，姜校長就差點把我噎得說不出話來。
他說：“我們有多難，你根本不了解。”他看我的目光里帶著懷疑。
緊接著，我告訴他：“我明白您想說什么，持續招募支教老師正說明了山區多么缺老師，這是你們最大的難處和痛處。”
聽完這句，姜武忠才真正打開了話匣子。他站在三元嶺村小學的院子里，看著粉刷一新的兩層小樓，反復念叨著“校舍再好，沒有老師有啥用？哪怕在破廟上課，只要有老師在，就有精神在。”
姜武忠的愁，是“一個蘿卜一個坑”的窘迫感。
他掰著手指頭跟我數：10個教學點，按編制應該有45名老師，可現在只有12名，其中僅一位在編正式教師，還馬上要退休了。
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采訪對象，是寧遠縣教育局分管師資的副局長李學勤。在采訪結束的傍晚，我們即將返程，他卻趕了一個多小時的蜿蜒山路來找我們，拽著我在村子路邊又聊了許久。
一見面，他就直奔主題，拿著一堆資料告訴我：定向培養、外部引進、放低門檻……縣里這兩年想盡辦法招老師，可280個崗位卻只招到182人，其中男老師僅20人。
他給了我這樣一組數據：寧遠縣有3.9萬留守兒童，有225個村小教學點，農村小學教師缺編200人以上。
如果把視野再放大一點，永州有超過30萬留守兒童，有1320個村小教學點，其中有1183個在山區。
當天晚上，我又收到李學勤的短信，他告訴我，農村教師流失率高，與社交圈子窄、大齡青年婚姻難、留不住人心等原因有關。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縣里甚至舉辦了一個名為“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的大齡未婚教師交友活動，但收效寥寥。
這位管著全縣師資的副局長，使盡了渾身解數，卻仍補不住缺老師的窟窿。他焦灼地盼望著我們為他呼吁。
事實上，這與我的采訪初衷不謀而合。三十年來，苦撐著三元嶺村教育事業的楊必先、楊社姣、楊敏一家，就像一個小小的窗口，透過這個窗口，足以窺見整個農村教育面臨的師資之艱。
換句話說，楊敏之所以持續招募支教老師，不正是因為正式教師來得太少嗎？
支教老師袁博涵跟我說，來之前他一直以為，三元嶺是那種需要“翻過兩座大山、跨過一條大河”的地方。在他的想象里，只有那樣的地方才沒人去。
可三元嶺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小山村，在寧遠縣、在永州市、在湖南省、在全國范圍內，比它更偏、更窮的地方比比皆是。
而我之所以了解姜武忠說的“我們有多難”，了解李學勤的焦灼與無力，是因為我曾在調研中見過這樣的景象——
在張家界山區，一個農村小學因為太缺老師，而不得不讓炊事員教一年級的語文課；
在國家級貧困縣河南封丘，外地來的男教師因收入低而找不到對象，非本地戶籍的特崗教師流失率約為50％；
在湖南省懷化市通道侗族自治縣，大山深處的希望小學根本找不到音、體、美老師，英語教學全靠支教老師撐著；
……
年過五十的楊社姣跟我說，“只要還有孩子需要，我就會一直守下去。”
這句話，我曾經聽過很多遍，乍一聽偉大，再一想卻心酸。作為一名教育線路記者，在我走過的許多農村教學點，最常見的情況就是退休教師返聘，我常常見到這樣的畫面：一位老人，守著幾個孩子、一所學校。
我們歌頌堅守，也因此要更加關注堅守背后的艱辛。
令人欣慰的是，鄉村師資之痛，已然引起中央和省級層面關注。
去年，國家出臺了《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條條款款，樁樁件件，都列在了農村老師們心上。
不少地方開始行動，從工資、社保、職稱等多方面提高鄉村教師待遇，多角度補充鄉村師資力量。
教育是良心工程，教師是情懷事業。而我們要做的，是不能讓每一份需要情懷的事業，單靠情懷苦撐。
中國鄉村發現轉自：東方城鄉報 2016-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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