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城市提供了使人們獲得幸福生活和提高適應力的各種資源、服務和機會。因此，對于大多數移民而言，遷移至城市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使他們更有機會走出困境，過上幸福生活。
?然而，一旦缺乏管理，遷移可能會引發排外主義，并對遷移個體及移居社會造成傷害。來自法律、文化和社會方面的屏障常使移民無法獲得諸如正規住房、就業和教育機會、醫療等社會保障，因此被迫居住在遭受著排外、隔離和容易受到侵害的環境里。
?某些特定移民群體更容易遭受侵害。例如，女性移民者更有可能在非正規行業里從事著收入低、不正規和存在剝削的工作。然而，城市也提供了潛在的機會，例如使女性增強經濟獨立性和個人能力，以挑戰傳統的性別角色。
?城市中的移民的健康問題也引發特別關注。移民者的遷移、生活和工作的環境使他們特別容易遭受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疾病，以及意外事故、暴力和虐待等，嚴重影響到他們的身心健康。與此同時，在許多城市，本地居民與外來人口無法享有平等的醫療保障，也對城市的個體與公共健康造成影響。
?如何治理和解決由自然災害、沖突和暴力所導致的城市人口流離失所給相關部門提出了很大的挑戰，處理不當可能導致對流離失所群體及其移居地造成更為嚴重的、影響深遠的傷害。
?在地方層面，尤其是涉及當地的災難應急、移民、健康醫療、勞工、社會發展和移民融合等方面的政府和非政府之間的合作，在幫助移民者應對和化解日常壓力和特定沖擊上必不可少。移民者自身則起到關鍵作用。移民組織會提供具體的服務，并通過政治代表性為移民者表達訴求。另外，將移民者納入災難預防計劃也非常必要。
城市人口遷移和流動包含了各種原因導致的、時間長短不一的多種人口移動。它們大多屬于短距離的國內遷移。無論何種遷移，人們來到城市的目的是獲得更多的服務、更好的基礎設施和賺錢機會，以建立更好的、有保障的生活。當城市的人口遷移得到有效管理時，能夠促進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也能夠提高城市移民應對沖擊和壓力的能力。然而，人口遷移也會給城市帶來社會風險。對城市人口遷移管理不當會造成基礎設施、住房和公共服務的短缺，也會加劇財政問題，給相關部門帶來挑戰。當政府和市場不能提供充分的就業、水資源和衛生設施、基本住房條件、便利的交通設施和有質量的醫療服務時，一部分城市人口便會被邊緣化，成為弱勢群體。
脆弱性類型
城市提供了使人們獲得幸福生活和提高適應力的各種資源、服務和機會。因此，對于大多數移民而言，遷移至城市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使他們更有機會走出困境，過上幸福生活。然而，一旦缺乏管理，遷移可能會引發排外主義，并對遷移個體及移居社會造成傷害。
人口流動是城市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它對社會的形成、規模、人口構成和特點，以及居住環境特征等產生很大影響（Greiner與Sakdapolrak，2012）。遷移使移民者避免危機和獲得資源以預防、應對和克服困難。但是，它也改變了移居社會的城市居民所面臨的風險類型。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們向城市遷移，城市充滿著各種風險（同上）。
然而，在不同的環境下，城市遷移對移民者及其移居社會的脆弱性與韌性有著廣泛的多種多樣的影響。一般而言，向城市遷移使人們免受在家鄉時的經濟和社會壓力等，并使謀生途徑變得多樣化，使其家庭能夠不被農村的災難所困。即便是在困難時期，城市也可以繼續提供集中可靠的服務和多種多樣的經濟機會（同上）。在農閑時節以及遭受干旱和洪澇災害的時期，為了尋求多種收入來源，農民通常以做短期和長期勞工的形式遷移到城市（同上）。而且，遷移到相對安全的城市也是應對農村沖突和暴力的傳統方法（布魯金斯學會，2013）。
然而，遷移到城市也可能導致移民更加弱勢，尤其在缺乏正式工作、住房條件和服務等基本生活需求的情況下。這會使人們陷入滿足當下需求和追求長期幸福和安全生活的權衡之中（Cannon，2008；Gaillard等人，2010）。這一般會造成空間隔離和邊緣化趨勢，導致人們居住在非正規的或缺乏規劃的地區，并面臨著許多自然和人為的災難，諸如洪災、疾病（見專欄10）和暴力（見專欄9）等。
城市移民和不同形式的城市暴力
【專欄9】
城市可能成為逃避暴力的庇護所，但隨著世界人口越來越多地居住在城市里，發生在城市中的暴力活動也逐漸增多。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城市化與暴力活動之間的聯系。例如，全世界超過三分之二的難民都生活在城市里。城市人口的密集和資源的集中為人們逃避暴力、重新生活提供了更多機會。這些是難以在農村地區實現的。
伴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市暴力活動也顯著增多，城市中的移民往往受到譴責。然而，在貧困和邊緣群體中占大多數的移民通常遭受著最為嚴重的暴力侵害，他們更可能是暴力的受害者而非施暴者。暴力可能從以下三個方面對移民的生活、誠實和自由造成直接或間接的威脅：暴力導致移民遷入城市，暴力導致移民在城市內遷移，暴力導致城市移民的生活條件惡化。
根據聯合國2009年度的世界人口政策報告，72%的發展中國家將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視作棘手的問題。這導致了對流動的限制可能涉及威脅和使用武力，通常發生在對富余勞動力的重新安置上。即使沒有對遷移人口直接使用武力，這種情況也會擾亂當地生活，減少人們獲得公共服務的機會。因此，使目標群體參與制定重新安置計劃，或使其更好地在來源地生活，都可以減少、消除這些制度性的暴力。
由于城市地區比農村地區更容易發生嚴重的直接暴力行為，遷移到城市中會使移民經受更頻繁的暴力侵擾。低收入移民通常別無選擇，只能居住在城市中暴力頻發的地區。“城市安全與包容”計劃（TheSafeandInclusiveCities）考察了在斯里蘭卡與印度南部地區的被迫遷移群體。結果發現，被迫在城市內部遷移更容易導致低水平的暴力犯罪。這可能是由于社群的解體導致，原先的成熟社群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搶劫、侵犯等犯罪行為的發生。
只有通過社會參與政策才能減少移民所遭受的暴力。城市暴力的經常發生必然會降低人們對公信力特別是警力的信任。信任感需要花時間來培養，但它對進一步減少暴力發揮了重要作用。從長遠看，減少暴力需要通過改變政策制定流程來實現。包容性的城市應積極提倡每個人都有權利獲得機會和安全。
城市移民群體和暴力活動之間沒有直接關聯。城市可能成為逃避暴力的庇護所，但隨著世界人口越來越多地居住在城市里，發生在城市中的暴力活動也逐漸增多。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有組織暴力活動的性質和影響也在發生變化：國內戰爭增加；越來越多非國家的行為主體成為施暴者；普通平民不僅成為主要的暴力受害者，還成為暴力活動的明確攻擊目標。這些趨勢顯示出城市地區有組織的暴力活動在激增。【由英國布萊頓市薩塞克斯大學人口流動研究蘇塞克斯中心地理學副教授MichaelCollyer提供。】
城市人口流動本身并不會導致脆弱性（Donner與Rodriguez，2008）。只有當遷移人口給城市的就業市場、住房市場、醫療和教育體系，以及供水和衛生系統、廢棄物管理等基礎設施造成壓力，并且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時候，才會產生邊緣化、排外主義和危機。人口對自然資源（包括土地）造成的壓力失控還會導致由環境惡化引發的其他災害，以及影響到移民者和本地居民的食品和用水安全（deSherbinin等人，2012；Eswaran等人，2011）。
城市中的此類邊緣化現象不僅發生在移民群體身上。它往往會對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造成更大的影響，其中包括婦女、青少年和老年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9）。然而，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移民，尤其是新移民，在城市貧困人口和最弱勢人口中都占大多數。城市移民者往往居住在城市最邊緣、最危險的地帶，被迫從事非法的或不正規的工作，并依賴于社會最低服務保障（見專欄10）。在發展趨于多樣化的城市中，摸清移民的狀況是成功降低風險的關鍵（國際移民組織，2008；Juzwiak、McGregor與Siegel，2014）。
印尼雅加達：非正規居住區的移民及風險
【專欄10】
雅加達的大都會區是印度尼西亞的主要移民聚居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數以百萬的國內移民遷移至雅加達。截止2000年，在雅加達的城市人口中，外地出生人口比例高達總人口的42.4%。大多數移民者都是通過非正規渠道遷移到城市中，對現存的行政管理造成很大威脅。另外，城市中有限的工作機會導致了較高的失業率和貧困率。
由于缺乏正規的住所、土地使用權和住房選擇，許多移民生活在被稱為“甘榜”（Kampungs）的容易遭受到洪水侵襲的非正規居住地。在一些“甘榜”里，有超過90%的人口出生在雅加達以外地區。生活在這類非正規居住地的約一半移民屬于未登記移民，其中60%的人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受過教育，只有20%的人有穩定的工作，大部分人每天的收入低于1美元。他們大多數居住在不宜建房的地方，那里不能通水，也沒有垃圾回收服務。
這些限制迫使人們做出高風險的選擇，例如住所修建不夠安全、對水等媒介傳播疾病的防范措施不力、飲用水不清潔、將垃圾扔至排水管道等。在過去，由于不確定土地使用權和保護自身財產的需要，已導致許多非正規區的居住者在發洪水時拒絕撤離；或者在洪水剛過后立即返回，這些都容易使其遭受洪災的影響。
在政治層面與危機管理體系中，無記錄移民常常被忽視。正規的支持體系主要為城市貧民提供安全的食品和醫療衛生條件，并不包含沒有登記在案的移民家庭。他們也因缺乏正式身份在災后難以獲得救助。災前的防御措施重點多放在提高人們對災情的認識上，而沒有解決使人們陷入災難的結構性因素。因此，提高認識在改變人們的行為和防范災難方面起到的
作用非常有限。此外，自20世紀80年代起，風險管理措施一般提倡沿水道修建無建筑綠色帶，致使大量農民被驅趕到生活成本低廉的城市周邊。這使他們難以獲得機會和社會支持，也被迫選擇自己無力承擔的公共住房——這些住房與他們的需求和居住條件并不相適應。因此，很多移民重新遷回洪水多發的地帶。而在最近，政府已經出臺政策為他們提供在移居地周邊安家的生存選擇。
移民群體經常調動自身能力和資源以化解危機。在困難時期，社會支持網絡是一種重要的支持形式。在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7年的洪災等自然災害中，經濟因素都扮演重要角色。另外，對于傳播洪水預警、促進房屋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基本服務（如垃圾回收）、搬運災后瓦礫和協助災后恢復等，鄰里社區層面的互助也起到了關鍵作用。因此，當地的社會聯結決定了在雅加達的移民群體的居住選擇，并解釋了“甘榜”居住區為何聯合抵制政府對當地進行升級改造和加以管理的做法。而移民與其來源地的家庭與社會的紐帶則是推動他們為提高經濟和社會地位甘愿冒險的主要原因。【由法國里昂第三大學高級講師PaulineTexier提供。】
引用相關內容請注明出處：國際移民組織（IOM）與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聯合發布的《世界移民報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動的新合作》中文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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