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地理學主要中文期刊近40 年來刊發的有關鄉村研究的文獻為分析對象，采用Citespace 軟件文獻計量分析及文獻歸納方法，對中國鄉村地理學研究主要熱點進行識別和階段性劃分，并梳理其主要熱點的研究進展。
結果發現，伴隨20 世紀80 年代的鄉鎮工業和21 世紀初以鄉村旅游業興起的鄉村兩次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國家鄉村發展和建設的戰略和政策不斷調整，鄉村地理學的研究熱點演化大致可分為3 個階段：
①1978-2000 年，主要聚焦于鄉村城市化、城鄉關系、鄉村聚落、農業發展、農村經濟等研究，為國家和地區的農業與農村發展做出了基礎性和戰略性貢獻。
②2000-2008 年，開始轉向以鄉村旅游、農村居民點、新農村建設、村莊規劃、空心村等研究熱點話題，中國鄉村地理學發展改變了“重城輕鄉”的學科格局，逐漸走向繁榮。
③2008 年至今，研究熱點轉向多元化，涉及鄉村轉型、鄉村重構、鄉村性、空間重構、鄉村社區、鄉村治理等，研究主題逐漸接軌于國際鄉村地理學。
未來中國鄉村地理學的研究應以建設鄉村地理學學科基礎理論和方法體系為核心目標，服務于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積極關注鄉村發展、轉型、分化、重構與治理等核心話題，深化鄉村多元空間價值理論研究，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鄉村地理學理論框架和研究范式。
關鍵詞：鄉村地理學；鄉村發展；鄉村重構；鄉村振興；中國
1、引言
鄉村地理學以城市以外的廣大鄉村地區為研究對象，致力于研究鄉村地區人文地理問題，主要集中研究鄉村地區社會經濟地域系統及其環境關系，以及預測其發展的科學(金其銘, 1988)。
在世界范圍內，鄉村地理學一直是人文地理學重要分支學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城市化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旋律，城市逐漸成為學界研究的重點，對鄉村地區研究逐漸弱化。在高度城市化、城市發展區域化及全球化等背景下，國際上對鄉村的研究歷經繁榮、衰退、內省和復興繁榮幾個階段。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出現了鄉村地理復興的趨勢，鄉村地理學的研究主題逐漸呈現多元化特點，鄉村性、鄉村重構、鄉村文化、鄉村社會變遷、鄉村土地利用、鄉村制度等，以及全球化對鄉村發展影響等引起全面關注(Woods, 2012)。
中國鄉村地理學的研究始于20 世紀30 年代，早期主要側重于鄉村聚落和土地利用兩方面的研究。竺可楨先生提出地理學服務于農業發展，農業地理學者承擔或參與了全國農業資源調查、農業區劃、1:100萬土地利用圖等重大研究任務，農業地理學的研究逐漸走向興盛繁榮，為國家和地區的建設作出了基礎性和戰略性的貢獻(劉彥隨等, 2011)。50-60 年代，鄧靜中先生首次探討了農業區劃的理論和方法，所著《中國農業區劃方法論研究》一書，對中國的農業區劃方案的擬定，為因地制宜地發展農業生產提供了重要科學依據，促進了各省區和縣級農業區劃工作的開展(劉彥隨等, 2011)。
70 年代末，在李旭旦和吳傳鈞等老先生倡導下，中國人文地理學全面復興和發展。吳傳鈞先生提出經濟地理學是具有自然—技術—經濟三結合特點的邊緣科學，人地關系地域系統是其核心研究對象。鄉村地理學作為人文地理學重要分支學科，在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理論的指導下，長期致力鄉村地域系統的要素、結構、功能的演化與影響機制的研究，研究成果更是服務于農業和農村的發展。
自1980 年代初期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鄉村遇到發展的大好形勢，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此時，城市快速發展，城鄉差距拉大，城鄉人口流動加劇，鄉村地區面臨經濟、空間、社會的急劇變化，涌現出很多熱點問題，比如鄉村勞動力轉移、鄉村居民點結構體系、鄉鎮企業、土地評價和開發保護、鄉村經濟發展模式和鄉村規劃等。
新時期，伴隨中國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持續推進，鄉村地域的人地關系發生巨大變化，出現了農村“空心化”、農業結構調整、土地流轉、農業用地邊際化等一些鄉村發展的新現象和問題(龍花樓等,2014; 楊忍等, 2015a)。在國家和地區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精準扶貧等政策推動下，掀起了鄉村地理學一輪又一輪的研究熱潮，研究熱點出現不斷推移和轉變。全面梳理鄉村地理學研究熱點的演化特征，有利于理清中國鄉村地理研究的脈絡，更好地抓住鄉村地理研究的核心和主線。在國家最新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鄉村地理學的學科使命進一步凸顯，除服務于國家鄉村振興戰略需求實踐外，還須強化學科基礎理論研究。
本文基于Citespace 軟件，利用文獻計量分析方法，統計得到近40 年來鄉村地理學研究熱點演化特征，并總結其主要研究進展。在此基礎上，展望未來鄉村地理學研究核心內容框架和邏輯主線，為學科發展和中國鄉村振興的實踐提供參考。
2、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傳統文獻綜述方法對所有文獻的識別難以面面俱到，為此本文采用文獻計量學及文獻歸納的方法，借助Citespace 工具輔助熱點識別，針對性選擇共詞分析，進而可視化熱點結果。在軟件繪制的共詞知識圖譜中，每一個節點代表一個研究主題，節點越大，代表該主題下文獻量越多，即為熱點。節點之間的連線代表各主題之間的共現關系，粗細代表強度。節點及連線的顏色代表年份，年份從早到晚呈現出冷色調向暖色調的變化，從而揭示出各熱點間的時間演變過程。此外，通過頻次、突現度(burst)等識別出重要和關鍵節點。
本文的統計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CNKI)，以“鄉村”或含“農村”為主題詞對地理學報、地理科學、地理研究、地理科學進展、經濟地理、人文地理等23 種國內地理學和城鄉規劃學科的核心期刊文獻進行檢索，檢索時間為1979-2017 年，在剔除書評、會議介紹、簡訊、校正類等不相關條目后得到相關文獻共3488篇。
3、鄉村地理學研究熱點演化與主要研究進展
3.1 鄉村地理學研究熱點演化特征及階段劃分
運用Citespace 軟件作關鍵詞詞頻分析，即在文獻信息中提取能夠表達文獻核心內容的關鍵詞頻次的高低分布生成網絡圖譜，因此，分析字段選擇“關鍵詞”，分析時間為1979-2017 年，時間切片為3年，為使生成的網絡相對更加全面，將閾值設為top100，即提取每個時間切片排名前100 位的文獻數據生成網絡，該網絡節點數為776，路徑數為2705，經過濾和合并得到鄉村地理學領域的關鍵詞共現圖譜(圖1)，得到鄉村地理學領域的39 個熱點詞，結合各關鍵詞詞頻等信息(表1)，大致可分3 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2000 年)，鄉村地理學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鄉村城市化、鄉村聚落、城鄉一體化、農村經濟、農村工業、基礎設施、農村人口、農業生產、可持續發展等偏向經濟建設的主題；
第二階段(2000-2008 年)，鄉村地理學研究熱點話題轉為鄉村旅游、鄉村景觀、新農村建設、土地利用等；
第三階段(2008 年至今)，鄉村地理學的研究趨向多元化，涉及經濟、社會、環境、空間等方面，主要包括新型城鎮化、城鄉統籌、鄉村規劃、農村居民點、空心村、城中村、美麗鄉村、古村落、鄉村性、空間重構、鄉村治理、新型農村社區、人居環境、鄉村復興、農村住宅、新農村、村莊整治、感知、公共空間、電子商務等核心主題。
3.2 1979-2000年：鄉村地理學研究熱點演化及進展
1979-2000 年，鄉村地理學研究熱點集中于鄉村城市化、城鄉一體化、農村經濟、農村工業化、基礎設施、農村人口、農業生產等方面(表1)。1978-2000 年，農村經濟發展歷經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第三產業發展等多次浪潮。
表1 鄉村地理學文獻熱點詞信息
20世紀80 年代，鄉鎮企業快速發展，該時期主要圍繞制度創新、地方交通網絡構建、村鎮空間布局、第三產業發展等，對集鎮和農村經濟發展影響等方面開展研究。自下而上的農村工業化促進了鄉村城市化，帶來了“離土不離鄉”的特殊農村發展模式(李寶庫, 1997)。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向城鎮集聚發展阻力的存在，導致中國“無城鎮化的工業化”問題普遍存在，鄉鎮企業制度和企業產權及空間具有強烈的優化重組需求，鄉村空間整合與發展等引起學界普遍關注(任新保, 1983)。
同時，農村工業化存在技術含量低、效益低、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苗長虹(1998)分析了農村工業的發展及環境特點、農村工業產業結構優化、工業布局方式、發展模式等。由于資源稟賦、技術條件、市場環境等差異性，致使農村工業化發展存在顯著區域差異，農村工業競爭力評價，以及農村工業地區競爭力差異分析等引起關注，樊杰(1996)從多尺度視角綜合分析了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水平、驅動機制等方面差異，農村工業化過程機制及優化調控的研究走向多元化。
鄉鎮企業及鄉村工業化帶來持續動力，城市和鄉村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工，工業品下鄉，農副產品進城，承擔商品交換市場角色的農村集鎮迅速發展。農民收入增加助推了鄉村“建房熱”，政府適時推動村鎮建設，將村鎮建設納入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以規劃、建設、管理等推動村鎮發展。這一過程帶有城市化特征，鄉村城市化(城鎮化)逐漸成為該階段的研究熱點。
學界對于鄉村城鎮化的道路問題存在諸多爭議，在“離土不離鄉”或“離土又離鄉”等鄉村城市化的模式上，出現“大城市論”“ 中等城市論”“ 小城鎮論”等主張( 劉彥隨等,2012)。部分學者通過分析和借鑒國外經驗，強調多樣化的鄉村城市化道路，提倡重新思考城鄉的劃分問題，積極探索城鄉一體化的理論和路徑等(稅尚楠等, 1984)，同時注重村鎮規劃和建設的思路探索(程天坦等, 1986)。
第二次鄉村城市化研究熱潮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以小城鎮發展為主的鄉村城市化達到一定規模，尤其在沿海地區，也暴露出耕地銳減、環境惡化、空間無序等問題，部分學者意識到鄉鎮企業的規模集聚效益有限，出現了對鄉村城市化是異地遷移還是就地轉化的路徑討論(賈紹風, 1998)。
基于小城鎮及鄉村城市化的特征、類型、空間格局及運行機制等研究，更多地提倡集約、內涵式的城鄉一體化道路和區域可持續發展(馮健, 1999)城市化加快了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以城市發展為出發點，有的學者對鄉村人口流動的規模和時空過程進行了系統分析(顧朝林等, 1999)，探索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變的途徑和方式，以探尋提高城市化質量的途徑和機制( 周一星,1986)。90 年代，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是鄉村人口問題研究的重點，學者深入探索了“離土又離鄉”和“離土不離鄉”兩種途徑，在不同尺度上揭示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流動的時空規律和機制(宋金平, 1996)。
隨著鄉鎮工業興起和發展，農村生計非農化和城鎮化持續加快，城鄉商品、人流、信息等交流日益頻繁，但仍存在城鄉聯結渠道狹窄、經濟交流形式呆板、相互重復建設和低水平的競爭等問題(孫自鐸, 1989)。對此，孫自鐸(1989)提出加速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思路，城鄉一體化研究逐漸興起。楊榮南等(1998)構建了城鄉一體化評價指標體系，剖析城鄉一體化的條件、主要動力和可操作路徑。魏清泉(1998)從城鄉關系的動態變化視角考察城鄉融合發展過程，針對東莞分散化的鄉村工業化帶來城鄉空間混雜問題，提出“城鄉融合區”的地域空間結構概念。
自下而上的農村工業化過程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學者們圍繞農村經濟發展的綜合評價(皮策民, 1987)、農村經濟區劃指標體系(張步艱,1990)、農村經濟區劃理論(張教平等, 1999)等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周立三(1990)提出將生態經濟理論等理論和方法工具，應用于農村經濟區劃。吳傳鈞等(1999)以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為理論指導，在全國范圍開展了中國農村與農業持續發展綜合研究。
農村經濟全面發展助推了鄉村居住和生產空間持續擴張，鄉村聚落的空間結構特征及類型特征(金其銘, 1988; 張小林, 1998)，以及古村落等人居空間的保護等研究引起了鄉村地理學界普遍關注(劉沛林, 1997)。隨著可持續發展理論在地理學研究中應用，著眼于城鄉關系，馮健(1999)提出城市內涵發展和鄉村生存與有序發展模式，以構建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整體框架。陳曉鍵(1999)從人居環境角度，解析了鄉村聚居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障礙和提出相應對策。
3.3 2000-2008年：鄉村地理學研究熱點演化及進展
2000-2008 年，中國農村歷經了快速發展轉型過程。從2004 年開始，連續14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持續關注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問題；2004 年和2005 年國家分別開始實行減征或免征農業稅和新農村建設戰略。這一時期，鄉村地理學在中國的發展逐漸走出“重城輕鄉”的階段，除鄉村城市化、城鄉關系和鄉村聚落等持續作為研究熱點外，鄉村旅游、鄉村景觀、新農村建設、土地利用等逐漸成為新的研究熱點。
伴隨快速城鎮化進程，鄉村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出現了顯著變化。鄉村生活和自然景觀滿足了城市居民回歸自然和休閑的身心需求，鄉村地區尤其是靠近大中城市的郊區旅游發展蓬勃(王云才等, 2005)。鄉村旅游研究更多地從鄉村旅游內涵、旅游需求特征、旅游產品設計、旅游開發模式等角度分析旅游開發轉型道路。鄉村旅游這一關鍵詞的共現頻次為70，是網絡中第4 大研究熱點(圖1)。
在鄉村旅游內涵方面，認為鄉村旅游是區別于城市地域的、綠色的、生態的，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旅游類型。在需求分析方面，發現旅游需求初期表現出以鄉村文化主題為趨向、以自組織為形式、以中低消費為主并且受社會環境多因素影響的特征(潘秋玲, 1999)。在旅游開發方面，呂連琴等(2002)提倡類型多樣化、功能復合化、建設生態化、運營品牌化等的高級化產品設計導向；張艷等(2007)提出文化觀光型、體驗型和綜合型的產品開發模式，同時從鄉村意象角度提出樹立和維護鮮明的鄉村意象、開發特色旅游項目、開辟“鄉村—城郊結合部—城市”大旅游區的開發方式。
李德明等(2005)則從鄉村旅游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角度提出，政府主導發展驅動等促進鄉村旅游與農村經濟發展兩者互動持續發展的模式。另外，也出現了對鄉村旅游電子商務、鄉村旅游安全、旅游消費行為等的相關研究(熊劍平等, 2006)。
2005 年，國家提出以“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為內容的新農村建設戰略。鄉村地理學積極響應服務于國家戰略需求，著重研究新農村建設途徑和模式等，其模式包括旅游業和農村經濟互動持續發展模式和平原農村多種專業化發展模式等(李德明等, 2005)。劉彥隨等(2002)提出產業化、生態化、國際化和地區化的農村可持續發展方向與模式；指出新農村建設須遵循鄉村轉型發展規律，重在科學規劃、分區推進(劉彥隨, 2007)。
在新農村建設推進和市場經濟滲透的背景下，鄉村社會“差序格局”出現變化，規劃策略相應進行調整。期間圍繞村莊規劃編制的理論基礎、指導思想、規劃方法、調控機制等展開了廣泛探討(胡娟等, 2006)，并積極探索“村落空間資源化”的建設思路等(胡雪松等, 2006)。新農村建設應注重保護自然環境景觀，鄉村景觀逐漸成為研究熱點之一，主要集中于鄉村景觀分類(李振鵬等, 2005)、鄉村景觀評價(謝花林等, 2003)、鄉村景觀格局及演變、鄉村景觀規劃、鄉村景觀的優化和發展等。但綜合集成建筑學、地理學和生態等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對鄉村景觀的微形態結構和混雜性的演化過程與形成機制的研究有待加強。
3.4 2008-2017年：鄉村地理學研究熱點演化及進展
2008 年至今，鄉村地理學的研究趨向多元化，涉及經濟、社會、環境、空間等諸多方面，主要有新型城鎮化、城鄉統籌、鄉村規劃、農村居民點、空心村、城中村、美麗鄉村、古村落、鄉村性、空間重構、鄉村治理、新型農村社區、人居環境、鄉村復興、農村住宅、新農村、村莊整治、感知、公共空間、電子商務等話題。
鄉村城市化熱點詞的共現詞頻達115 次，居關鍵詞知識圖譜第一位。關于鄉村城市化研究是貫穿鄉村地理學近40 年的一大研究熱點，包括城市化、城鎮化和新型城鎮化等概念。在城鎮化進程中，一般國家都經歷了城鄉分化、隔離、對立轉向城鄉融合、一體發展的轉型過程(劉彥隨等, 2012)。隨著中國進入城鄉融合發展關鍵期，城鄉轉型的過程、動力機制和資源環境效應成為了城鎮化研究的新議題(劉彥隨等, 2015)。
在國家“城鄉統籌”的區域發展戰略驅動下，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均衡配置機制的研究成為新時期城鄉關系研究的新熱點(楊忍等, 2016)。劉榮增等(2012)將共生理論和耦合協同理論與方法用于不同區域尺度的城鄉統籌水平及差異的綜合評價和城鄉一體協調機制分析；劉彥隨等(2015)從城鄉空間構型的視角開展城鄉發展空間轉型和敏感性的研究。新興旅游業、文化創意產業等為鄉村地區帶來新的發展動力，鄉村旅游能有效地引導鄉村城市化(保繼剛等, 2015; 黃震方等, 2015)，同時實現領域重構和資源再配置過程(劉云剛等, 2016)。
在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背景下，眾多學者基于新型城鎮化背景提出未來鄉村發展與轉型路徑和策略。一方面，提倡保護鄉村地區活力和古村落整體保護等(葉定敏等, 2014)，認為文化創意產業對鄉村傳統村落轉型和改造產生重要作用(李郇等, 2016)。另一方面，關注新型城鎮化與鄉村產業發展互動，致力于鄉村產業發展與村民就業協同性基礎理論研究，探索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產業發展規劃與布局的理論與實踐(黃震方等, 2015)。
在城鄉發展轉型過程中，鄉村多維空間歷經發展轉型與重構過程(龍花樓, 2013; 楊忍等, 2015b; 龍花樓等, 2017)，諸多學者基于區域城鄉統籌發展背景，研究分析鄉村空間重構的路徑(陳小卉, 2007)、思路(肖錦成等, 2013)、鄉村聚落空間發展模式(榮麗華等, 2013)，以及開展了不同區域尺度的城鄉統籌規劃和鄉村管理工作(湯海孺等, 2013)。基于尺度和功能兩個維度，申明銳等(2015)提出鄉村多重價值的鄉村復興理論框架，以及借鑒整合性鄉村更新理論；張俊杰等(2016)提出了鄉村更新的策略。
新農村建設的規劃需求，激發村莊規劃理論與實踐探討，傳統自上而下的鄉村規劃難以適應新農村建設需求。2008 年《城鄉規劃法》頒布以后，將“鄉規劃”“村莊規劃”納入了城鄉規劃的統一體系，從《城市規劃法》到《城鄉規劃法》，標志著中國在城鄉規劃建設發展道路上，“城市”與“鄉村”規劃建設二元化時代的結束和城鄉規劃建設一體化時代的到來。鄉村規劃一詞突現，共現詞頻達37 次。孟廣文等(2011)提出從城鄉一體化和統籌的發展視角，綜合考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城鄉統籌配置原則(謝霏雰等, 2016)，遵循上下結合的鄉村規劃模式(戴帥等, 2010)，科學有序開展村莊規劃和建設。
另外，針對鄉村規劃面臨傳統聚落與現代規劃思想間的沖突，周凌(2015)強調環境改善、產業提升、文化傳承是微觀鄉村建設的3 個重點，以綠色創意為導向的微型鄉建機制是破解村莊規劃難以落地的較好方式(郝琳, 2013)。在這一時期，部分學者更多關注新農村建設路徑研究，王磊等(2015)提倡“經營鄉村”理念推動新農村建設；吳祖泉(2015)構建了包括第三方、地方精英以及市場的非正規主體多元參與的鄉村建設平臺；肖紅娟(2013)提出“內承傳統、外持創新”的新農村建設思路。
21 世紀初雖掀起了新一輪城鄉統籌規劃熱潮，但城鄉空間依然以城市單系統為中心，鄉村空間“被邊緣”。2012年，隨著美麗鄉村建設戰略提出，全國各地均開展了美麗鄉村規劃的實踐探索，集中在美麗鄉村建設和鄉村復興路徑的探討上，以及對美麗鄉村建設實踐的評價和反思。在美麗鄉村建設路徑方面，涉及美麗鄉村綜合建設體系(周小龍等, 2015)、關鍵因素和理想路徑(曾帆等, 2017)、策略和模式等(姜彬等,2016)。
新時期，城鄉空間統規劃應是以優化“城鄉關系”為重點的城鄉空間融合規劃，急需探索鄉村規劃決策和實施層面的農民公眾參與機制。由于鄉村規劃存在著復雜性和困難性(張尚武, 2014)，規劃實踐中面臨諸多難題，胡智超等(2011)系統歸納了村莊規劃建設中存在的人口、資金、組織、公共服務、規劃、公眾參與等方面的問題，以及保障力短缺、參與力短缺和服務力短缺的制約因素。進一步認識和深化城鄉空間復雜性和差異性研究，是鄉村規劃、田園綜合體和特色小鎮規劃的基礎。
2008 年以后，非農化和兼業化趨勢帶來農戶生計策略的變化，進而影響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變化，驅動鄉村人地系統的演變。在區域尺度上，生態脆弱區不同農戶生計策略對土地利用產生影響(李廣東等, 2012)，農戶兼業行為與土地利用形態變化存在相互關系(周婧等, 2010)，同時農戶生計方式的轉變對鄉村人居環境產生了一系列的影響。
伴隨鄉村人居環境持續惡化，鄉村空間問題凸顯，學者們意識到對鄉村的研究不能忽視最基本的單元——農戶，因為農戶空間行為變遷是鄉村人居環境演化的主要驅動力(李伯華等, 2011)。喬家君等(2009)從農戶微觀視角出發，重點開展了農戶的空間行為分析；部分學者深化了不同農戶的土地利用行為差異(劉洪彬等, 2012)、農戶適應旅游發展的行為模式(喻忠磊等, 2013)、農戶消費行為空間結構演變(李伯華等, 2011)和農戶對受破壞的公共空間的支付意愿等方面的研究(許家偉等, 2012)。王子僑等(2016)從農戶視角更加微觀地審視鄉村轉型的家庭特征變化與重構機制；李伯華等(2009)以消費理論模型為基礎，分析農戶居住空間行為演變及驅動力。
在方法上，以案例研究和農戶普查為主，并較多地結合參與式農村評價法(PRA)、可持續性生計框架、景觀格局分析法、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或經濟地理學理論等。農戶地理學的研究能深入揭示鄉村轉型發展的內在機制，農戶地理研究集大成專著——《農戶地理論》應運而生(李小建等, 2009)。
鄉村聚落研究一直是鄉村地理學研究核心內容。以往鄉村聚落研究主要集中于鄉村聚落的空間結構特征(周國華等, 2011)。隨著鄉村的經濟社會發展轉型，鄉村聚落經歷顯著的形態演變和重構，“鄉村聚落”再次成為焦點，這一階段學者們普遍采用了數量GIS 的研究方法，分析不同區域尺度的鄉村聚落的空間演化的時空耦合特征及影響機制。研究尺度和區域更加多樣化，如系統地對蘇北地區、山地—丘陵過渡區、黃土丘陵區和典型巖溶山地等區域的鄉村聚落分布特征、聚落類型、規模差異、驅動因素等進行研究(朱彬等, 2011; 郭曉東等, 2013; 李陽兵等, 2016)。
在國家尺度上，總結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聚落空間演變經歷了機械型外向擴展、蔓延型外向擴展與空心化、內部重填與再集聚等3 個階段(房艷剛等, 2009)。在區域尺度上，利用分形理論(莊至鳳等, 2015)、格網分析、地理探測器等方法(楊忍等, 2015a)，分析了不同地域類型區的農村居民點的空間結構和形態，以及驅動機制等(馮應斌等, 2015)。
在村域尺度上，關注于鄉村聚落功能的變遷、聚落在選址、生長與演化中的內在機制等分析(王恩琪等, 2016)。在城鄉統籌發展，“萬村整治”、“城鄉增減掛鉤”等相關政策的驅動下，農村居民點整治和空間整合等成為研究熱點，農村居民點整治是統籌城鄉發展、實現新型城鎮化的重要途徑，農村居民點整治評價、整治模式的研究極為重要。谷曉坤等(2014)從鄉村公共設施空間可達性角度評價鎮域居民點整治適宜性；劉春芳等(2014)針對黃土丘陵區，歸納總結了城鄉融入型、前山集約型、低山提升型、中山遷移型4 種農村居民點整治模式。
從農村居民點空間結構和功能差異化視角，張娟鋒等(2012)提出縣域農村居民點圈層式布局結構和差異化整理模式；原野等(2017)歸納總結了以鄉鎮為主導功能的農村居民點差異化整理模式；張娟鋒等(2012)發現不同區位的農村居民點的整理模式和政策驅動機制存在差異。
鄉村勞動力的持續外流，空心村的現象描述受到鄉村地理學者的特別關注(劉彥隨等, 2009; 劉彥隨, 劉玉, 2010)，并系統開展了空心村演化生命周期理論、空間結構模式、空心村區劃(楊忍等, 2012)、空心村綜合整治與治理模式及優化調控技術等研究(龍花樓等, 2009; 陳玉福等, 2010; 宇林軍等, 2016)；還首次完成了不同城鎮化情境下的中國全域空心村的土地整治潛力綜合測評(Liu et al, 2013)。
鄉村空間重構是近年來新興的研究熱點。初期主要研究鄉村聚落的空間重構，主要關注研究鄉村聚落空間結構的重新布局與調整(楊忍, 2017)。鄉村景觀要素的重建(房艷剛等, 2012)、聚落結構上的重組、聚落功能上的重塑是鄉村空間重構的三步核心關鍵(陳永林等, 2016)，農村居民點空間重構類型和模式成為研究熱點。
李陽兵等(2016)認為聚落可劃分為重點村鎮型、優先發展型、有條件擴展型、限制擴展型和遷棄型5 類空間重構類型；梁發超等(2017)基于“居住場勢”理論劃分了4 種空間重構模式區；馮健等(2016)則從公共空間重構和居住生活空間重構角度試圖實現空心村社會結構優化。此后，龍花樓等(2017)提出包含空間重構、經濟重構、社會重構的鄉村重構概念和重構路徑，廣泛開展了中宏觀尺度上的鄉村轉型發展和空間重構的類型和機制的研究(龍花樓, 2012, 2013)。
在鄉村轉型發展的進程中，鄉村地域鄉村性隨之變化。張小林(1998)認為鄉村性是指在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在一定地域內考察鄉村性質的強弱(其對立面就是城市性的弱強)，比不斷劃分過渡地帶的做法更具操作性和可比性，每個地區都可看作是城市性與鄉村性的統一體，城鄉之間不存在斷裂點。
鄉村性研究是鄉村地理學研究國際熱點話題，國內鄉村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鄉村性評價體系的構建、鄉村性評價與類型和鄉村性的空間格局及演變過程(孟歡歡等, 2013)。龍花樓等(2009)構建鄉村性評價指標體系對東部沿海地區鄉村進行綜合評價，并歸納為農業主導、工業主導、商旅服務和均衡發展等4 種發展類型；張榮天等(2013)利用空間自相關、空間變差函數等測度模型探究鄉村性空間格局演變和機理；張勇等(2016)從鄉村日常生活出發，從個人、家庭、村集體等3 個維度考察了鄉村性轉型的主要路徑。
鄉村治理由來已久，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鄉村產業、就業、生活、土地等方面出現新的變化和政策調整(楊忍等, 2015c)，對鄉村治理提出新要求，鄉村治理結構亟需轉型以適應鄉村轉型變化，鄉村治理重新成為新興鄉村地理學研究熱點詞。
鄉村治理的制度歷經“柔性”到“硬性”轉變，從兩種制度差異性尋求鄉村治理的制度改革路徑(鄶艷麗, 2015)。易鑫(2015)通過綜合分析國際經驗，建構了以需求為導向的鄉村治理規劃框架；鄶艷麗(2015)歸納總結了鄉村以及治理本原模式等。中國存在大共同體和宗族小共同體的兩種鄉村治理模式，其中宗族小共同體的治理模式對農村工業化具有重要影響(林永新, 2015)。
在電子商務發展驅動下鄉村治理呈現出多元化重構的機制和趨勢(陳芳芳等, 2016)。在農村稅費改革過程中，帶來了鄉村治理的中空危機，持續的鄉村建設、精準扶貧和振興等政策跟進(劉彥隨等, 2015)，鄉村發展和建設項目持續投放，促使鄉村治理問題隨之發生變化，“項目”和“規劃”改善了鄉村治理的模式(申明銳, 2015)。但鄉村治理中政府干預邊界、市場配置以及村民公眾參與機制等有待進一步研究。
4、新時期基于鄉村發展轉型視域下的鄉村地理學研究展望
中國正經歷快速的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區域社會經濟歷經急速發展轉型的過程(楊忍, 2016)。城鄉地域系統之間的生產要素的單向性從鄉村流入城市，導致鄉村地域空間的要素結構和地域功能發生了一系列的轉變，不同區域的鄉村發展和空間轉型面臨著不同的機遇和挑戰，同時不同區位和地域類型的鄉村發展轉型和振興的路徑和模式存在較大差異。
基于此，破解各類鄉村發展和復興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研究是新時期中國鄉村地理學研究首要任務。在新時期，國家把實施鄉村振興上升為國家戰略，理所當然鄉村振興話題將成為未來較長期鄉村地理學研究的熱點和重點。鄉村振興的科學內涵、不同地域類型的鄉村振興的理論基礎和內外驅動力之間的交互機制，以及不同地域類型的鄉村振興路徑及模式等亟待深化研究。
在研究尺度上，中國地域廣闊，自然地理環境和資源稟賦，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具有普遍的區域不均衡性和差異性，鄉村轉型和重構的研究在宏觀層面，應從地域類型區及區劃視角，對中國鄉村發展類型與轉型重構分異性進行綜合區劃或類型分區。
在區域尺度上，應探測識別鄉村發展的區域性影響因子，精準識別鄉村發展轉型的阻礙性因素到底是區域性因素還是個體性因素。可以借助空間統計分析模型加以多尺度的探測識別分析。宏觀尺度的鄉村轉型發展的時空間格局特征和轉型地域類型劃分的研究，能較好地解決地域特征識別問題和理清區域自然和社會經濟要素的影響，但存在鄉村轉型與重構機制的研究深度不足的缺憾。鄉村轉型和空間重構機制研究需要更多關注典型村域空間尺度的研究。
在村域尺度上，更能從鄉村轉型發展的內生性因素、外生性因素，以及多元主體等深入分析鄉村轉型和空間重構過程各行動者網絡建構和轉譯機制。典型村域尺度鄉村轉型與重構的研究在中國廣大地域范圍難以窮盡，但可在中宏觀鄉村發展轉型區劃或類型研究基礎上，借助不同地域類型區城鄉連續譜樣帶的研究手法，重點研究城中村、城邊村、遠郊村的空間轉型與重構的演進節律性規律、轉型重構內在機理、轉型發展的多元化效應，以及規劃調控措施與模式等。
關于鄉村轉型與重構研究的理論基礎是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理論，從認知和理解系統演化的視角開展鄉村轉型與重構研究，鄉村發展應是鄉村地域系統內部要素交互作用的關系呈現出一種良性結構，呈現正向演進的結果；而轉型的認知應是鄉村地域系統的結構發生變化，鄉村地域系統的功能呈現轉變的過程。
鄉村發展與轉型重構的研究必須從多個維度進行分析，不僅關注生活空間、生產空間、生態空間等“三生空間”的轉型與重構，還需要拓展認知鄉村多元價值空間的科學內涵，以及關注城鄉融合視角下人口、土地、產業耦合協同的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理論和村域土地利用規劃技術規范等(楊忍等, 2015c)。
中國特殊的農本社會背景是中國特色城鎮化和鄉村振興不可忽略的因素，而鄉村不同于城市地區的“獨特價值”，包括作為區域發展支撐和約束條件的生態景觀價值、保障人類生存和食品安全的農業經濟價值、承載親情血緣和傳統道德的社會情感價值、彰顯地方文化和建筑特色的文化美學價值，及與自然協調共生實用的鄉土技術價值等，是“村更像村”的本質體現，而且這5 個方面是密切關聯的整體。
因此，鄉村空間優化應以重塑鄉村“多元價值”為目標，將鄉村地區從一個簡單的“經濟增長動力源”變成一個“多元價值空間”，需進一步從鄉村空間生產、分化與重組、社會文化變遷與重構、空間管制與治理等視角，強化鄉村多元價值空間的重構機制和保護等理論的研究。中國的鄉村地理學研究較之國際鄉村地理學研究更獨具特色，在對接國際鄉村地理學研究熱點，譬如關注于鄉村性、鄉村重構、鄉村社會和文化重構等的同時，應承接解決中國鄉村發展與振興的具體問題，避免走向概念化的研究。
由于發達地區的鄉村大多歷經鄉村工業化過程，鄉村地域呈現出顯著的混雜性，包括生活與生產空間混雜、景觀用地混雜、社會結構混雜、產業發展混雜等，針對該類地區的鄉村轉型與重構的研究需多關注后鄉村混雜性的研究。落后地區的鄉村普遍經歷人口要素外流，鄉村空間體系重塑、經濟轉型機制、精準脫貧理論及其路徑的研究極為重要；長期以來更多關注鄉村地域的人口、土地、產業等方面的發展與轉型，社會文化空間分化與重構的演變過程和影響機制的研究顯得相對不足，鄉村地理學研究的社會文化轉向研究方面有待加強。
鄉村空間治理是國土空間管制和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多主體之間利益博弈，以及空間治理主體和參與共同體之間的協同機制，村莊建設管理與空間治理的途徑與模式也亟待歸納總結。
未來中國鄉村地理學的研究應以建構鄉村地理學學科理論和方法體系為基礎，服務于國家鄉村振興戰略需求，積極關注鄉村發展、轉型、分化、重構與治理等核心話題，從鄉村地域系統的要素、結構、功能變遷視角，結合政治經濟學的空間生產、行動者網絡、領域等理論以及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理清鄉村發展、轉型、分化、重構和治理之間關聯邏輯。
以重構鄉村多元空間價值為目標導向，深化鄉村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的演化過程、多尺度類型格局、多維動力機制、空間多元效應、規劃調控和建設途徑等方面綜合研究，解構中國不同地域類型區的鄉村轉型空間分化與重構的動力機制和空間治理的理論體系，豐富中國鄉村地理學的理論體系，形成獨具中國特色鄉村地理學研究范式。
5、結語
在過去的40 年，鄉村地理學不斷響應社會經濟發展時代變化和國家戰略需求，研究熱點大致經歷3 個階段轉變，目前逐漸走向多元化。縱觀整個學界的研究成果，實證案例研究非常豐富，但目前核心的鄉村地理學理論和知識貢獻仍顯不足。
未來中國鄉村地理學的研究應以建構鄉村地理學學科理論基礎和方法體系為基礎，圍繞鄉村發展、轉型、分化、重構、治理為核心話題，在中宏觀尺度上，瞄準鄉村轉型過程與格局和類型劃分研究，深化不同地域類型區的城鄉連續譜梯度樣帶上鄉村空間分化與重構及其多元價值空間重塑機制的研究；在微觀村域尺度上，深入發掘鄉村振興的內外動力和多主體行動者之間交互機制和地理因素影響本底作用機制。
綜合集成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廣泛開展多尺度、多維度、多類型的鄉村人地關系地域系統演化機制研究和規劃實踐，產出對接于國際鄉村地理學研究的中國本土理論和規劃技術體系，助力新時期中國鄉村振興。
作者簡介：楊忍，博士，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副教授，院長助理。主要從事鄉村地理學與土地利用研究。陳燕純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地理科學進展 2018,37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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