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1.1 李約瑟之謎的完整表述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李約瑟提出的有關中國文明的兩大不解之謎近年來再次引起國內外的廣泛興趣。他在"傳統中國的科學"一書的引言中提出兩個千古之迷。之一是，"為何現代科學，即伽利略時代的'新的，或者說實驗性的'哲學只興起于歐洲文化，卻不見于中國或印度文化呢？"之二是，"為何在科學革命前的大約14個世紀中，中國文明在發現自然，并將自然知識造福于人類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李約瑟 1981 第3頁）。李約瑟的千古之問其實還暗含一層往往為中國人忽略的意思，即在他看來，由科學革命（一般以16世紀的哥白尼革命為其發端）上朔14世紀，即公元2世紀之前，中國在獲取自然知識并將其造福人類方面并沒有領先西方。所以，要回答他提出的有關中國之謎，我們不能回避這個千古之謎天然包含的三個部分：一，為何在公元2世紀之前，中國并未領先西方；二，為何在其后的14世紀期間中國走到了西方的前面；三，為何從16世紀起，中國又再度落后。在研究李約瑟之謎的眾多文章中，大多忽視了，或者回避了李約瑟之謎的第一部分，因而將李約瑟之謎理解為中國自古以來就領先世界，只是近代（1500年）以后才落后了。其實，忽視了李約瑟之謎的第一部分，也就無法回答第三部分，甚至連第二部分的答案也有可能誤入歧路。
李約瑟終其一生，未能找出令人滿意的謎底，卻向世人證明了在長達1400多年間，中國的確擁有包括四大發明在內的傲世的科技發明。鑒于直至19世紀初中國的經濟總量仍一直領先世界各國（Maddison 2001 表B－18），人們自然提出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為何沒有發生在中國的疑問。
科學革命之謎和工業革命之謎有聯系，但兩者并不是一回事。科學革命是工業革命的前提，但產生科學革命的地方并不一定產生工業革命。反過來，后來發生工業革命的英國近代以前并非科技發明的重鎮。例如，科學革命中作出革命性貢獻的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笛卡爾和牛頓等巨星中，只有牛頓是英國人，并且出現于科學革命的末期。開科學革命先河的哥白尼，其祖國波蘭在歐洲一直不算先進國家。文藝復興時期意氣風發的意大利，啟蒙運動時期人才輩出的法國，在出了許多令人眩目的科學，哲學巨人后，也都長期沉寂，并未發生本土性的工業革命。顯然，工業革命較之科學革命需要不同的必要條件。
工業革命的發生及其帶來的工業社會，并不是人類社會自覺選擇和設計的結果，而是由于工業革命所需的各種必要條件正好匯集于當年的英國而觸發的結果。各種文明和各個民族，包括中國在內，對這場革命的發生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直接和間接的貢獻。然而, 來自各個民族的貢獻并非出自它們的初衷，工業革命的后果更出乎它們的意料。
工業革命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初看起來帶有偶然因素。為何到了18世紀下半葉，地處歐洲邊陲，被乾隆皇帝斥之為蠻夷之國而不屑與之交往的英國，正好能提供工業革命的所有必要條件，而不是擁有燦爛古代文明的希臘，中國，或印度，也不是首先帶領歐洲走出中世紀黑暗的意大利，或籍哥倫布發現美洲而一度稱霸全球的西班牙，或首先將啟蒙運動的理性之光帶給世界的法國，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1.2 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
要成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策源地，所需的必要條件自然要比繼起的工業革命發生地所需條件強得多，因為工業革命具有全球性影響，迫使各民族結束自在狀態，使它們或自愿，或被迫地走上工業化道路。既然1776年英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發生了工業革命，這表明，單以當時人類所掌握的技術和科學知識計，已能支撐工業革命之發生。由于本文旨在討論工業革命，所以本文以科學革命的成果為給定前提，提出以下五項工業革命發源地必須同時具備的條件：1）良好地理稟賦條件；2) 自由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條件；3）較高的工商型城市化水平的條件；4）與其他文明有民間經濟交流的條件；5）安全保障的條件。
以下簡單解釋這五個條件。一，地理稟賦條件指的是適當的地理位置，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資源，以及由地理位置而來的氣候條件。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的地理位置離主要文明的距離必須適中，既能容易地吸收主要文明的已有成果，又能保持相對獨立。煤，鐵礦藏存在于交通容易達到的本土之內。耕地和氣候所能支撐的人口能達到一定規模，但又存在較強的人口壓力。二，城市化的條件不但指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指城市是開放性的，并以工商活動，而不是官僚機構為城市生活的中心。三，和其他文明有民間經濟交流的條件指的是民眾有經營外貿的自由和航海傳統，因而有內在動力源源不斷地輸入外界的信息，技術和知識。四，經濟制度的條件指的是私有財產的所有權及其自由交易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有相應的比較自由的政治制度作配合，既能保護私有財產，又能避免專制引起的對經濟活動的任意干預。五，安全保障的條件指的是在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具備免于被異族征服的能力，甚至有征服異族的能力，以免文明因蠻族的入侵而大幅倒退或湮滅。
這些條件的出現可以有先后，但是，只有當這些條件同時匯集到某一地點，才有可能在該處發生工業革命。地理稟賦的條件之所以放在第一位，因為這是影響古代文明出現的早晚和所取形態的主要因素。從遺傳基因理論可知，現代人類的祖先均起源于非洲中南部。他們走出非洲叢林和草原時，尚未形成社會，也無后來才有的語言，膚色，文化，制度，和行為上的差別，平均潛在智力也應基本一樣。他們逐漸散往幾乎所有適宜居住的陸地和海島，以追逐生存所必須的土地。顯然，他們其后發展出不同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所面對的不同的地理環境。
1.3 本文假設
本文的假設為，工業革命之前，各民族處于自在狀態，影響他們走上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路徑的主要因素為他們各自所處的地理稟賦及其變化的不同。本文用以下兩項似乎矛盾的事實驗證上述假設。第一，宋朝的疆域劇烈減少，城市化水平卻空前提高，工商活動與海外聯系變得活躍，并以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著稱于世。第二，元朝以后中國疆域相對人口獲得周期性擴大，中國反向農本社會倒退，創造，發明日趨沉寂。
1.4 本文結構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節對有關中國為何未能自發走上工業革命道路的文獻作一簡單回顧。第三節以古代中東，古希臘和英國為重點，介紹地理稟賦對工業革命之前的各個民族的發展路徑的重大影響。第四節介紹赫克謝－俄林理論與內生型城市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第五節介紹宋朝及繼起各朝的疆域相對人口的變化。第六節用上節列舉的歷史事實，驗證用地理稟賦及其變化的假設來解釋中國。
二、有關中國錯失工業革命良機的文獻回顧
2.1 宋朝之迷
中國未能自發走上工業革命的道路，已是歷史事實。究竟原因何在？見仁見智。哪個朝代與工業革命的諸必要條件最為接近？也是眾說紛紜。國內的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最早在明清時候出現了所謂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 （許滌新和吳承明1985）或'早期工業化' （李伯重 2000）。國際上有些研究中國社會變遷和經濟發展的專家則認為較之明清，宋朝才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朝代'（黃仁宇 1997 第456頁），甚至是中國漫長的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 （費正請 1994 第90頁）。這些問題代表了極為有趣的學術挑戰。對此加以研究，一定能提供許多今天值得借鑒的經驗和值得回味的教訓。
宋朝以活躍的商品經濟和繁華的城市生活，比較自由的市場制度和對外貿易政策，影響深遠的科技發明而著稱于世界。"火藥、羅盤、活字印刷術以及膽銅法、火柴等等，大都是10世紀末到11世紀發明創造的。這些發明創造是宋手工業生產發展極為顯著的標志。"（漆俠 1999年第32頁）。這使人不禁發問，一個面對外族的連年入侵而不能自保的朝代，為何在經濟、技術、文化和制度創新上卻有如此的成就？是什麼原因導致宋朝在逐漸喪失大片成熟的耕地的不利條件下， 獲得空前的經濟繁榮和技術突破？宋之后中國是否僅有經濟總量的增長，還是有質的提高？
2.2 涇渭分明的兩派
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其實都是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解答李約瑟之迷的一部分。黃宗智在他的"中國研究的規范認識危機" （1994 第2－6頁）中指出，在中國國內比較典型的看法有循環停滯論和資本主義萌芽論，相對應的在西方則有沖擊－反應論和近代早期論 。在循環停滯論者看來，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種超穩態（金觀濤 1984）。原因有種種，限于篇幅，僅列舉幾個。其一為，單一經濟結構的小農經濟具有頑強的自給自足性 （陳平 2000）。其二為，自古以來中國正常的制度和生產力的演進經常因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中斷，甚至倒退，出現周而復始的循環（劉昶1980）。其三為，中國傳統社會中農業投資的回報率高于對工商業的回報率，因而工商業無從發展（姚洋 2003）。其四為，中國的文字和語法結構束縛了中國人對法理社會的思考和探索，使中國長期停滯于禮俗社會（李韋森 2004）。
與這些觀點對立的是資本主義萌芽論者。在他們看來，中國最早在明朝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卻先后受阻于滿族的入侵，以及后來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入侵（許滌新 吳承明 1985）。但是如果將滿族入侵和后來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相提并論，不區分它們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生產力，會難以說明同樣一種生產模式，為何在歐洲大大促進了英國之外的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在當年的中國卻對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窒息性的阻礙，這與后來上海等中國近代城市的快速崛起的經驗也是不相吻合的。
沖擊－反應論是海外的主流看法。持這種論點的學者認為，中國本身并不能進步到工業社會，但能對外界的刺激作出反應 （費正請 1994第8－9章）。中國不能自發進展到工業革命的原因，在明清兩朝人口急劇繁殖，使社會剩余幾乎喪失殆盡，處于一種高水平的馬爾薩斯人口陷井之中，因而無法提供工業革命所需的資本來源 （Perkins 1968；Elvin即伊懋可1973）。沒有來自西方的刺激，中國會繼續自鎖于馬爾薩斯的人口陷井而不能自拔。艾德榮（Edwards 2005）的最近研究則認為，明以后的政治制度的變遷使中國的產權體系退化，創造、發明動力消退，使中國無法發生本土性的工業革命。
近代早期論者從國外呼應中國國內的資本主義萌芽論，認為中國在明清兩代并未自鎖于馬爾薩斯所說的人口陷阱之中 (Lavely and Wong 1998；Lee and Wang 1999) ，或認為至少長江三角洲一帶的人均收入和經濟活動水平和西歐發達地區如倫敦一帶旗鼓相當（Pomeranz 2000）。這種觀點認為，若無后來的西方的沖擊，中國有自發走上工業革命的可能。
當然，也有介于兩者之間的觀點。例如，李伯重既支持中國在明清兩朝的江南地區出現早期工業化的觀點，又認為江南的早期工業化屬于勞動密集型，演變為英國式重型結構的工業化的可能性不高 （2000， 第11章）。
2.3 內卷化論和發明模式論
黃宗智（1994 第16－18頁）則認為以往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和以馬克思為代表的理論都不能圓滿解釋中國的特殊國情。他一方面認為明清時代中國的確存在商品經濟的發展，因而否認循環停滯論；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當時已經出現人口過剩，農業勞動的每日邊際產品遞減與城市中工商業的繁榮同時存在。他甚至認為后者的存在進一步加劇了所謂的'內卷化' 或'過密化'。
由于明清商品經濟的發展動力不是來自廠家的唯利是圖，而是來自農村剩余人口在土地之外尋找出路的企圖，因而中國的早期工業化并不一定會在中國出現西歐意義上的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在觀察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鄉鎮企業的經驗之后他又得出結論，工業化并不一定非在城市中進行，因而提出要尋找第三種理論和第三種發展道路 （黃宗智 第36頁）。
林毅夫（1995）則探討了人口與實用技術的關系。據他研究，在基于經驗的發明模式盛行的年代里，中國自古以來便擁有的龐大人口使中國在創造、發明上有人口優勢。但是，15世紀之后，歐洲采用重復試驗的模式從事創造、發明，使發明、創造取決于試驗的頻率，與人口規模無關。中國龐大人口不再有發明的優勢，因而逐漸落后。不過，林的理論不能解釋以下事實。根據Maddison (2001 表B－10)，公元元年至16世紀的長時期中，印度的人口規模大于中國，因而難以解釋為何正是這段時期中國在實用技術上領先世界。其次，林的理論雖能解釋為什麼中國在15世紀時開始落后于歐洲，但沒有解釋為什麼歐洲忽然于15世紀后找到了新的發明模式。最后，林的理論無法回答為何在明、清兩朝，特別是清朝中期之后，在人口幾倍于宋朝的情況下，科技進步和制度創新即使不和歐洲相比， 僅和宋朝之前的年代相比， 也顯得十分蕭條。
綜上所述，各種理論、觀點或者認為直到西方打開中國大門為止，中國并沒有出現自發的現代化跡象；或者認為中國最早在明清兩朝的中晚期才開始出現商品經濟的發育和早期工業化的痕跡，但為外來勢力所中斷；或者將中國近代落后歸因于中國發明模式的落伍，特殊國情引起的內卷化，語言結構的缺陷，或不利于產權保護的政治制度等。這些假設無疑都有一定的解釋力量，但是它們需要回答以下問題。原始人類走出非洲叢林時，并無發明模式，國情，語言結構，文化，或政治制度等的不同，為何他們會分化出不同的文明形態，取得不同的進步速度呢？顯然，造成他們后來在種種差距和不同，最主要在于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的不同。
三、近代以前地理秉賦對文明演變的影響
3.1 地理稟賦和最早崛起的農業文明之間的關系
上文指出，李約瑟之謎暗含為何公元2世紀之前中國并未領先西方的問題。五大洲中，農業文明最早崛起于今天的中東一帶，是和當地的特別的地理位置有關的。這一地區正位于人類祖先走出非洲的第一站，又正好有尼羅河，幼發拉第河和底格里斯河等大河所形成的大片平原。因臨近地中海，該地夏季干旱，冬季濕潤，容易繁殖籽多而大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并支撐較易馴養的大型食草類動物，卻使森林難以蔓延（Diamond 1997）。
這種生態環境使在此生存的人類較他處更快地馴服象馬、羊這樣的大型食草動物以作挽重或肉食之用，由多籽的草本植物培育出今日所知的大麥，小麥等重要農作物, 又因無需砍伐森林，在沒有金屬利器的條件下便能開墾出大片耕地。定居的農耕生活必定導致人口的繁衍。較大的人口必定產生溝通的內在要求，于是較精密的語言和文字應運而生。人口壓力也導致政治組織的產生以協調人群關系和防御邊敵。人口規模并導致有關農牧業，灌溉工程，天文星象等知識和技術的較快積累和改進（林毅夫 1995）。隨著農業剩余的增多，居民中得以游離出脫離農牧業的階層，分工負責社會管理，知識整理，手工業生產，和貿易。由于集聚效應，他們必定形成城市。這樣，最早的以城市為核心，擁有文字和社會組織的蘇美爾（Sumer）文明便在7千年前的兩河流域產生，比其他文明早了起碼幾百年，甚至幾千年(Grove 28－31頁 1997)。
地理位置在文明的傳遞上也起了決定性作用。蘇美爾文明的成果不但為繼起的巴比倫文明所吸收，而且對臨近的埃及文明，腓尼基文明和波斯文明等也曾有滲透。埃及文明對離它不遠，位于東地中海的克里特島上的米諾斯文明發生影響，后者的精華又被鄰近的希臘本土文明吸收和發揚光大。這是文明由南向北的傳遞路線。古希臘還從由東往西的文明傳遞中獲益。位于地中海東岸的腓尼基文明對地中海的貿易，航海和殖民作出杰出貢獻。波斯文明則對小亞細亞半島，包括愛琴海東岸發生深刻影響。腓尼基和波斯后來均與古希臘有許多互動。這些來自南邊和東邊的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早期文明在歷法，天文，數學，建筑，公共工程，社會制度等方面已經取得輝煌的成就，為古希臘的迅速發育提供及時的營養。難怪希臘本土在天文，數學，航海，貿易，殖民，哲學，藝術和社會組織方面的進步特別神速。由此看，正是中東和地中海的地理位置，孵育出一系列的燦爛而異質的文明。古希臘的獨特地理位置使其得以站在這些鄰近的早期文明巨人的肩上創造出更為輝煌的文明 （參見孫道天 2004第一章）。古希臘的文明成果又為羅馬文明所吸收，使之最后得以建立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延續上千年的空前帝國。相比之下，中國位于資源優裕，卻與世隔絕的東亞地理環境中，遠離其他古文明中心，自然很難借鑒這些優秀文明的成果。這部分解釋了為何李約瑟認為公元2世紀之前中國在科技發明上并沒有領先西方。
3.2 地理秉賦和社會－經濟形態
地理位置對古文明所取的社會－經濟形態也起了主要作用。例如，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中國的華北平原，和印度恒河流域必然孕育出龐大的農業人口。由于缺乏天然屏障，這些古文明必然以大一統的專制王朝為長期均衡的社會形態。例如，最早出現的蘇美爾文明同樣具有原始軍事民主制的特征，但在兩河流域的一馬平川的地理形勢下無法長期維持小而自由的城邦形態，最后難逃為巴比倫王國取代的命運（崔連仲 古代卷89頁）。
古希臘所在的巴爾干半島多山的地形加小而靠海的沖擊平原，以及雖然靠近中東古文明，卻又有愛琴海和地中海與之相隔的地理位置，使它獲得不受專制王國的干預，自由地走上由雅利安人的部落軍事民主制飛躍進入城邦文明的獨特道路。可是，由于印度的廣大平原能夠支撐龐大的君主國，同樣由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后建立的自由城邦，無法長期存在，不久都遭并吞（斯塔夫里阿諾斯 1999年中譯本第211頁）。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異數。當時中原諸國都以各自的都城為中心，互相競爭。這種局面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古典希臘的城邦國家間的競爭。諸子百家可以林立的都城中自由選擇一處作為著書立說，招納弟子的立足之地，因而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況。然而，除秦國之外，這些國家之間并無天然屏障。這說明華北平原的地理環境能夠支撐一個龐大的統一帝國。群雄并立的局面是無法長期維持穩態的。果然，秦以其進可攻，退可守的地理優勢，各個擊破，滅掉六國，又采取焚書坑儒的極端措施統一民眾的思想。百家爭鳴的局面嘎然而止。
3.3 超前的古希臘城邦
盡管每個古代文明都擁有自己的城市，但不同類型的古文明中城市的功能和人際關系可以十分不同，因而對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有非常不同的影響。以雅典為代表的古希臘城邦國家，在公元前的短短幾百年間的所謂古典時期，在人類活動的幾乎每一領域都處于領先水平，留下令現代人也嘆為觀止的燦爛遺產。
古典時期的希臘文明的主要特征便是其市民所享受的自由、民主和世俗型的城市生活，以及與外部世界高度互動的經貿關系。每個城邦的幅員其實不大，一般建于沿海的小塊沖積平原上。城邦間為巴爾干半島的崇山峻嶺所阻隔。古希臘的城邦不但生產農產品，更生產各種手工產品，用于交換。由于城邦大多無法實現糧食的自給，它們必須輸出手工產品或文化產品，從海外，特別是黑海沿岸輸入糧食。
這種地形對希臘城邦的發展影響深遠。各城邦能借助周邊的高山自衛，由于腹地有限，沒有一個城邦可籍以崛起而抑制其他城市的自由發展，并必須和外界發展貿易聯系 （斯塔夫里阿諾斯 1999年中譯本第202頁）。大部分居民住在四周的城郊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但居于城中從事工商活動的居民的比例即使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也很高。例如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的雅典總人口40萬，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于城中 （崔連仲 1997 古代卷第214頁）。另據Bairoch( 1988 第6頁)估計，希臘全境的城市化水平在古典時期高達20－30％之間。這意味希臘的城市化水平在兩千多年的古代，便達到了中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才分別達到的水平。
希臘城邦國家所提供的都市環境和海外聯系，使居民變得見多識廣，目光犀利。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度，又使他們在追求真、善、美的過程中，很少束縛和禁區。古希臘哲人養成對自然，對人生，對社會的各類問題追根刨底。可貴的是，他們并非胡思亂想，而是遵循已經發展得十分完善的形式邏輯作嚴格的推理和歸納。古希臘的民主體制下，公民崇尚的是以理服人，不接受絕對的權威。提出理論的人要經得起別人的反復詰難，甚至否定。這種爭辯會迅速暴露謬誤，較快接近真理，使古希臘的科學思想進步特別快。
例如，生活于公元6世紀的畢達哥拉斯提出球形大地說，并非憑空猜想，而是基于對幾何現象，力學現象和熱力現象的反復觀察和論證。據此，公元前3世紀的埃拉托色尼用幾何的方法巧妙地算出地球的周長，并提出地球表面充滿大部分是水面，創立經緯網，繪制出基于大地球形說和經緯網原理的世界地圖（張箭 2002第一章）。又如，科學家和發明家阿基米德發現了浮力定理，計算球體，園錐體和其他立體的計算公式，并在深刻理解杠桿原理的基礎上，發明螺旋提水機械和使羅馬海軍潰不成軍的撼船機械 （詹姆斯和索 1999第頁）。古希臘的哲人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系統地涉及了物理，數學，天文，幾何，邏輯和政治學等基本概念和方法論，形成一個科學思維的傳統。他們實際上已經初步懂得用試驗的辦法從事發明創造。"這樣，希臘人就創造了一整套銳利無比和確切嚴密的批判方法。……近現代西方科學的思維創造力，始終同他們的哲學發展緊密相關，而它們的原創基因不在別處，就在希臘哲學。" （楊適 2003前言第3頁）顯然，古希臘文明所取的社會形態會促使公民之間發生平等而密切的人際互動，對周邊國家的經濟動態和政治動態出于商貿利益有密切注視的動力，并使他們富于進取心，不懈地追求事物的本原。建立于這種工商、海外貿易和科學思辨之上的古希臘文明，在短短幾百年間便較同期其他文明更快地建立一個科學傳統，并首次接近一些重要的科學真理。
所以，古希臘文明和被動、孤立，靜止，人口高度分散而缺乏互動的農業文明有天壤之別。在農業文明中，城市往往只是政治控制和傳播官方欽定的意識形態的中心。這些中心追求的是大一統，秩序，穩定，服從和思想的同質化。因而農業文明所孵育的城市很難成為思想活躍，標新立異，努力探索未知世界的中心。
生氣勃勃的希臘城邦制度在文化、科學上的進步后來為羅馬文明所繼承。西羅馬帝國遭蠻族入侵滅亡后，古希臘的文明成果為東羅馬帝國的拜占庭所保存。奧斯曼帝國攻克拜占庭前夕，大批難民攜帶古希臘的抄本和知識逃往意大利城市 （詹姆斯和索 1999前言第10頁）。后來以威尼斯為代表的一些自由工商貿易城市在15世紀末以重新發現古典希臘、羅馬為號召的文藝復興運動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創造了工業革命最后得以在英國出現的包括科學革命在內的許多早期條件。究其原因，威尼斯等城市在制度和功能方面和古希臘的城邦十分相象，并得益于古希臘的哲人智慧和科學傳統。它們多是高度自治，工商發達，外貿興旺，市民和外界的聯系頻繁的港口城市 （黃仁宇 1997 第2章）。
古希臘城邦國家的例子說明用人口和疆域的大小抽象解釋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的原因有其局限性。人口的空間分布形式（即取農村形式還是城市形式）以及人際互動的制度形式（專制還是民主體制），也許更能說明技術進步的速度。城市的積聚效應，民主制度下公民享受的廣泛自由，使希臘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使它得以通過參加地中海沿岸國家的分工和貿易，迅速占據分工鏈的上端。難怪以雅典為代表的希臘城邦國家以不大的人口規模，在知識，科學，技術，和文化的許多領域取得和同期擁有上千萬人口的文明相比毫不遜色的成就。這是一種超前的文明，其內核之合理，優美和高尚，令人折服。
3.4 英國的地理秉賦與工業革命的發端
工業革命既然首先發生在英國，表明當時的英國同時具備了工業革命所需的所有必要條件。英國雖長期處于歐洲邊陲，其實和歐洲僅隔一條狹窄的海峽，并是古羅馬帝國的一部分，自古以來便和歐亞大陸有交往。英國后來通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全面吸收了希臘城邦文明及其派生的羅馬文明的精華，而且發揚島國航海的悠久傳統，通過全球性的直接貿易有機會接觸世界各個民族，吸收其他文明的精華，成為一個領先同時代其他國家的民族。英國具有的比較自由的經濟制度和比較開放的社會體系，加上地理大發現后方興未艾的大西洋貿易和海外殖民帶來的黃金機會，終于造就了工業革命的偉業。
這里，英國的地理位置和要素稟賦對英國后來走上工業革命的道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工業革命的其他四個條件都可從英國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要素稟賦派生而來。如果英國位于非洲，亞洲或美洲的邊陲，就難以自古代起便受到古希臘文明及其派生的羅馬文明的熏陶，難以迅速分享文藝復興之后歐洲大陸的近代科學和文化成果。古希臘文明采取城邦形式，并在殖民，航海，貿易，科學思辨等領域卓有成效，積累豐富的知識，這對英國從事工商，航海，殖民，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和發展城市化是很大的啟發和引導。英國作為島國，不能象傳統的大陸型強國借助蠶食鄰國領土擴大疆域，只能鼓勵民間自由經營海外貿易和殖民開拓，才能減輕傳統農業社會的人口壓力。民間自發的航海貿易和殖民活動，使英國社會能源源不斷吸收外來的信息，知識，技術，使社會日益開放。也正因為英國是一個島國，在一般情況下，有天然的安全保障，社會形態比較自由、寬松。如果其領土和歐洲直接相連，為了鞏固邊防，就必須發展強大的陸軍，對社會也有嚴密控制的必要。如此，便容易產生軍事寡頭，或專制政權，使經濟自由受阻，市場機制難于發育。如果英國本土沒有容易采掘和運輸的煤，鐵礦藏等工業革命的重要原料，工業革命會無從發動。最后，英國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當時方興未艾的大西洋貿易的航線上，使有悠久的民間航海貿易傳統的英國獲得經濟發展的黃金機會和強勁動力。因此，英國成為工業革命的策源地決非偶然。
無論是古希臘城邦文明的崛起，其文化、藝術、科學、政治、哲學等短期內即飛升到人類前所未有的高度，還是英國自發踏上工業革命的不歸路，地理稟賦都起了主要作用。由此可見，當各個民族還處于自在狀態時，地理稟賦對每個民族的局限也好，恩寵也好，是極為深刻的。對中國為何陷于農本社會，沒有自發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問題，顯然不能離開對中國的地理稟賦及其變化的分析。
四、要素稟賦理論和內生型城市化
4.1 赫克謝－俄林理論的啟示
經濟學中，對地理秉賦的影響十分重視。例如，赫克謝和俄林用兩種要素，兩種產品，和兩個部門的模型，在自由貿易的前提下，推出以下結論：各國的產品構成，分工和貿易格局主要由本國的要素稟賦的比例所決定 （Krugman 和Obstfeld 2000第4章）。例如，在只有土地和勞動兩大要素，兩個生產部門，兩種產品的條件下，為了追求本民族福利的極大化，相對勞動來說土地更為豐富的民族會生產和輸出更多的土地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相對土地來說勞動比較豐富的民族，則會生產和輸出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土地密集型產品。判斷某一產品是勞動密集型還是土地密集型的標準，主要看每單位產品所包含的土地要素的量相對勞動要素的量何者更為密集。
根據赫克謝－俄林理論，如果一個民族的要素稟賦發生變化，例如土地這種要素突然變多，假定產品的相對價格 和由技術水平決定的各部門要素比例不變， 不但新增土地的全部會進入土地密集型生產，而且本來用于勞動密集型生產的一部分土地和勞動此時也會流向土地密集型生產。所以按照這個理論，一個本來在勞動密集型生產上擁有比較優勢的民族，在獲得新的土地之后，不但會將所獲得的土地全部投入到土地密集型的生產部門，而且會將原來用于勞動密集型部門的一部分勞動和土地轉而投入到土地密集型的生產部門中去。
赫克謝－俄林理論對內生型城市化這一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的形成具有深遠的意義。根據他們的理論，一國疆域的擴大，會造成農業這一典型的土地密集型部門的擴張，使人口分布變得分散，使城市化水平停滯甚至下降。恰成對比的是，由于勞動密集型部門所需土地很少，在相對較小的空間內便可容納較多的勞動。所以，如果一國疆域縮小，勞動密集型部門相對農業部門會獲得擴張，造成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出現。手工業和商業在近代以前的社會里，便是勞動密集型部門，因而集中于城市。由于這類城市的人口來源于勞動密集型部門的集中和擴大，所以，是分工和經濟利益驅動的產物，必然是面向貿易的工商型城市。
4.2 制度創新，內生型城市化和增長
經濟增長的終極源泉只有三個。它們分別為投入的簡單增長，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第一種增長源泉有其局限性。地球上任何民族都沒有無窮無盡而種類齊全的資源。因此，單靠投入的簡單增長，經濟的增長是無法持續的。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是更有效的兩種增長途徑。技術進步表現為生產力邊界的向上外移，因而用同量的投入可得到更多的產出。制度創新表現為產出由生產力邊界之內移向邊界。因而用同量的投入也可獲得更多的產出。其中制度創新的意義更為深遠，因為良好的制度環境不但能提高經營、管理的效率，而且會提供技術進步的強大誘因，間接地將邊界外推。所以，制度創新是使技術進步內生化的主要途徑。
在人類的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方面，城市化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題目。一個外向型的，由市場機制引導的，以工商業為基礎的城市化過程是使希臘迅速取得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的基本原因。這是一種內生型的增長過程。所謂內生型增長指的是通過不斷促進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達到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不是簡單地通過依靠已有的技術，制度和單純增加各種投入，或通過外來財政的轉移達到本地經濟總量的增長。這種增長是可持續的，因為它不依賴于疆域的大小，自然資源的豐饒，而是通過自愿互利的交換獲得自身增長所要的投入。內生型的城市必定是工商型城市。外生型的城市化主要通過政治或軍事渠道由他處獲得財政轉移，因而其主要功能不是政治控制便是軍事防御。一旦失去這種功能，或政府的財政來源枯竭，城市便會萎縮。
具體來講，內生型城市成為經濟增長的優良環境的原因如下。首先，以Lucas (1988; 1993)為代表經濟學家所推動的內生增長理論十分強調人力資本的外部性，因為人力資本具有外溢效應。他的近作更進一步指出，城市通過吸引農村移民，使他們在都市的環境中加速人力資本的積累而達到促進技術和制度的創新，從而獲得經濟的內生增長（2002） 。在城市的環境中，由于各種生產要素集中在相對狹小的空間之內，大大提高它們相互碰撞和結合的機會，因而不但加速人力資本的積累，也使已經積累的人力資本充分發揮其外溢效應。例如，工商型的城市環境會聚集大批的能工巧匠，專家學者。城市比較便捷的交通、通訊條件便于他們的接觸，來往，交流，切磋，因而容易產生思想的火花，導致技術進步或制度創新。
內生增長理論中強調的外溢效應對經濟成長的貢獻還取決于居民吸收知識的能力（潘士遠和史晉川 2001）。謬誤和落后的東西在城市的環境中比之在農村更容易被識別、鑒定。先進的和科學的東西也更容易為教育水平較高，見多識廣的城市居民所欣賞、傳播。這是因為新的思想，新的觀念容易通過書報、雜志迅速而廣泛地傳播，因而知識的積累和轉播的速度因人口的密集而大大加速。
Barro (1990) 指出生產性的公共財對經濟中的私人廠商產生正的外部性而成為內生經濟增長的源泉之一。城市中的基礎設施是這方面的最好例子。各行各業的相對集中，使它們能通過分攤耗資巨大的基礎設施的成本，使城市的基礎設施日臻完善。對企業來說，由于可以分享日益完善的城市基礎設施，因而可以帶來平均生產成本的劇降。
人口在相對狹小的空間里的高度密集，大大有利于勞動分工的發展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在城市的環境里生存的人口，由于離開了耕地，每個人都要擁有一技之長才能糊口。所以，密集的人口不但為廣泛的分工提供客觀環境，而且逼迫著大部分人走向分工和專業化的道路。自從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家一直十分強調分工對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近年來，以楊小凱 （1991；1999）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對勞動分工和內生增長之間的關系作了進一步的研究，把分工的意義上升為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的高度。而城市這種人口的空間密集分布形式向不斷細化的分工提供了最好的環境和動力。
同時城市環境中人口和企業的密集使企業得以就近獲得現成的大市場。由于市場往往大到足以允許許多同類企業的并存，激烈的競爭使企業必須高度重視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以免被淘汰出局。這種環境有利于具有創新意識的企業脫穎而出，新的技術和新的制度容易得到模仿和推廣。
內生型的城市由于依靠工商業得以繁榮，因而比較愿意支持有利于產權保護的法規和制度安排，比較愿意給市民經濟活動的自由空間。反過來，制度、法規的完善又大大促進技術進步。可見這樣的環境十分有利于經濟的持續發展。
對內生型城市化的好處的認識，只是由于現代經濟學的發達才完成的。歷史上，城市化只是人類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產生的自發的社會形式，并非自覺的選擇。因此，這種自發的社會形式往往受到種種的外界影響而變形。如果說巴爾干的地形對古希臘城邦文明的形成發生極大的作用的話，那么宋以來中國疆域的變化對中國的城市化和早期工業化則發生相反的影響。
五、宋元明清四朝的疆域和人口的逆向變化
5.1 歷代疆域和耕地的變化
中國歷史上的主要朝代中，疆域最小的是宋朝，最大的是緊接著的元朝。北宋在西夏和 遼(后來的金)的逼迫之下，喪失了部分的華北平原和黃土高原，國界被推到長城以內。到了南宋，更丟失了位于淮訶以北的所有平原以及號稱富甲天下的關中平原。北宋和南宋也都未能控制今日四川、貴州的部分和云南的全部。這些地區當時在吐蕃或大理國的控制之下 （譚其驤1996年第六冊第3－4頁和44－45頁）。
宋朝喪失的疆土例如華北平原和關中平原等都是相對來說最容易開發的，也是漢晉以前中國的人口重心之所在（表一）。長江以南地區畢竟沒有華北和淮北那樣延綿千里，天然適宜農耕的大片平原。江南雖然有一些沖積平原，但多為丘陵和高山相隔, 每塊面積與華北平原和淮北平原不可相比。江南多山，多沼澤，耕地面積無法迅速擴大。梯田的修建，沼澤的開渠排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時間和規劃。可想而知，宋朝面臨的人口壓力要超過前朝。
出處: 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第604-606頁。本文轉引自趙崗"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第17頁。
可惜，中國并沒有可靠的耕地統計。先看中國的耕地面積。表二 根據的是趙崗的研究結果（1982）；表三根據的是梁方仲 （1980）的研究結果。比較兩者的數字，10世紀以前趙崗的數字小于梁方仲的數字；10世紀以后，趙的數字大于梁的數字。有些年代中國的耕地面積起伏很大。例如，由漢朝到隋朝，耕地面積擴大兩倍多，接近今日中國的總耕地面積。但到了疆域廣大的唐朝，耕地面積反而縮小（表三）。有時僅僅十幾年內便見耕地面積的迅速擴大。例如，明朝初年由3.67億畝擴大到8.51億畝只用了12年（表三）。顯然，增加的耕地大部分是曾經耕種過，后來因為戰亂而拋荒的土地。要特別指出的是，土地一經開墾，很難徹底破壞。一旦需要，拋荒的土地可以很快恢復生產。于是我們可以推測，明初的12年里一定有大量的人口從勞動密集型部門流向這些一度拋荒的土地。這正是赫克謝－俄林模型所預言的。
出處：趙崗 陳鐘毅 1982
出處: 梁方仲（1980）甲表1的數字四舍五入而來。
我們還可作如下的推理。如果較早的朝代已經達到某一耕地面積（例如漢隋唐），而后來的朝代的耕地面積減少許多，要麼這個朝代的實際疆域減少許多（例如宋朝），要麼這個朝代的人口減少，因此實際利用的耕地減少（例如元、明、清的早期）。鑒于歷代的耕地數字出入較大，所以，本文用歷代的疆域變化來近似中國可耕地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唐和元雖然將中國的疆域擴大很多，但新的疆域的可耕地的含量大大低于宋朝喪失的疆域的可耕地含量。明朝保有中國自古以來最重要的農耕地區，因而明朝的可耕地面積應遠遠在宋之上。而清朝的可耕地又遠遠超過明朝，應該是無疑問的。
5.2 歷代的人口變化
圖一由Albert Feuerwerker繪制，引自Ropp （1990 第227頁）。由該圖可以看出中國從9世紀初（唐朝）的5千萬人口增加為13世紀初（相當于南宋中期）的1億1千5百萬。對南北宋歷史的初步回顧可看出，宋朝的人口總的趨勢是穩步而比較迅速地向上，和唐朝相比有較大的增長。從唐到宋的整個歷史期間，人口都是向上的。即使唐之后中國分裂，出現所謂的五代，但很快又由北宋統一。期間中國總體的人口并沒有下降。這和后來的元滅宋，明滅元，以及清滅明時北方人口銳減的情況有很大的區別。
由于北宋的疆域一開始便比唐朝減小很多，處于北宋控制之下的華北平原和黃土高原一帶又正處于前線，受到遼、金和西夏的騷擾和入侵，生產備受威脅、破壞，當地人口不斷南遷到淮河以南。到了南宋時，疆域進一步縮小，連原來在黃、淮之間定居的漢人也有遷到長江以南避難的。由于華北和淮北與江南之間基本上是一馬平川，并有連接南北的大運河的舟楫之便。交通的便利使南遷的路線一般是先向集中，再向南，向西遷徙。因此當時江浙一帶的人口特別密集 （漆俠 1999第77頁）。江南的農村畢竟無法完全吸收北方不斷遷入的人口，他們便在江浙一帶的城市中尋找工作，促進了城市人口的上升 （趙岡 1995 第61－68頁）。
5.3 歷代人均耕地的變化
表四 和表五 顯示歷代的人均耕地的變化情況。表四 引自趙崗和陳鐘毅 （1982），表五 引自梁方仲（1980）。由表四 看出，宋朝的人均耕地，特別是晚宋的人均耕地既低于宋朝以前，也低于明早期和清早期。由表五 看，宋的人均耕地，特別是北宋中期以后，已經遠遠低于唐朝。從圖一看出，1200年（南宋中期）之后，中國的人口再次出現下降，直至1500年（明朝中期）才大體恢復到南宋中期的水平。梁方仲沒有給出南宋時的人均耕地，但是我們可以推斷，南宋的人均耕地一定比北宋還要低。原因如下。北宋全期以及南宋大部分時期南方尚未受到戰亂的影響， 本地人口仍在增長，加上北方避難而來的移民，人口密度一定不減反增。而江南地形決定，新耕地的開發需要較長的時間。因此，關于南宋的人均耕地一定比北宋還低的推斷應該可以成立。
然而繼起的元、明、清三朝的疆域相對北宋，特別是相對南宋，是大大擴大了。上文指出，宋朝失去的是久經開發，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和淮北平原。這部分土地在元、明、清三朝的早期雖一度荒蕪，但不難得到迅速開發。所以，元、明、清三朝的早期，人口會流向這些地方。
由此可見，與元、明、清三朝相比，第一，宋朝的疆域在開國時就較小，以后中原岌岌可危，最后則大部喪失。第二，宋朝的人口在開國時就較前朝為大，到了北宋晚年，人口已為盛唐人口的兩倍（圖一）。宋朝在其存在的300年間，一方面北方領土不斷遭蠶食，最后連首都也被迫自開封遷往杭州；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科技發明出現高峰，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如何解讀這幅十分矛盾的圖畫呢？答案在于疆域改變引起的社會－經濟形態的顯著變化。
出處：趙崗， 1995。
出處：梁方仲 1980。
六、中國的疆域變化與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
6.1 中國歷代城市化水平的變遷
疆域相對人口的顯著變化必定對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發生的深刻的影響。從表六看，南宋達到中國歷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宋朝以擁有規模宏大的都市聞名，例如北宋的汴京， 南宋的臨安，人口均在百萬以上, 名列世界首位。長江下游地區和浙江，福建沿海出現許多繁華城市（Gernet 1962；斯波義信1975），蘇州，南京，杭州，寧波，泉州等都是聞名中外的貿易城市或活躍的國際港口。比較表六和表七，當時中國的城市化指標也領先歐洲主要國家。
然而1500年以后，正當西歐各國，特別是意大利和荷蘭兩國的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時候，中國卻重返農本社會。由表六和表七看出, 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到1820年時已經降為6.9%, 相當于歐洲1300年的水平。另外，1500年直至1700年，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十大城市例如后來成為科技發明重鎮的巴黎、倫敦、威尼斯、米蘭等，均位于西歐。中國以世界第一的人口，自1500年起，4百年期間竟然未有任何城市位列其中 （Lo and Yeung 1998) 。
趙崗指出 （1995 第165頁），"在中國……自宋代以后城市人口出現一種離心現象，集中程度減弱，大中城市停止擴充，而市鎮則大量增加，整個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向農村靠攏。"宋朝之后中國城市化水平逐漸倒退，人口的多數重新流向農村，自然不利于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
出處: 趙崗(1995)第76頁。
出處：Bairoch (1999 表 11.2）
出處：Lo and Yeung (1998)表3.1
6.2城市形態的顯著變化
宋朝的城市形態與漢唐時相比，也有極大的區別。漢唐時城市主要為政治控制或軍事防御而設，因此一切制度規則的設計都為確保城市的安全。商業活動從屬于政治或軍事的需要，必須在官方設置的坊市內進行 。坊市四周有圍墻，大門可以鎖閉，有市吏把守和軍兵巡邏，定時開閉。坊市關閉之后，商人和顧客要等下一天再得進內（陳智超 喬幼梅 1998）。入夜城門緊閉，實行宵禁。閑散人員夜行可以判刑。坊市之外的街道不準開設面向大街的門窗。一般居民住宅的大門必須開設在大街兩邊的小巷里，稱為"里"或"坊"，也有圍墻，大門，和專門的官吏把守，按時開閉。坊里僅為居住之地，不得經商 （楊寬 2003 第237－238頁）。可想而知，這種內向型的城市設制對工商繁榮，物資交換，信息的流通，人際的互動必定造成嚴重障礙。宋朝取消了對商業活動的地點和時間限制。城市出現許多繁華的大街，沿街的住戶可以開設面向大街的門窗。例如，北宋都城汴京"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具是，即無虛空之屋"。
宋朝的城市相互間發展出密切的商業來往和生產合作，和全國各地農村的聯系也日益密切。活躍的城市商品經濟必然波及廣大農村。許多農戶成為面向市場的專業戶，大規模種植經濟作物。宋朝的手工業也很發達。當時的礦冶、軍工、造船、陶瓷、制鹽、紡織、造紙、印刷、建筑等行業的成就最為顯著。例如，宋朝的金銀銅鐵的產量不但遠遠超過唐朝，而且明清兩代也無法望其項背 （陳智超 喬幼梅 1998）。
雖然宋朝在城市形態上對漢唐有很大的突破，明清的城市卻沒有進一步的突破，反而有倒退的跡象。首先，象趙岡指出的，中國的大城市停止擴大。第二，隨著中國人口的大部分流往農村，流往陸路交通十分不便的西部，西北和西南，當地人口只能選擇自給自足。這使中國的社會分工下降。第三，由于明清兩代的海禁，宋朝時一度因國際貿易而繁榮的港口城市失去了內在的活力。第四，明清時的京城如南京和北京，其城市設計風格更接近漢唐時追求的等級和威嚴，而不是宋朝時的世俗和便民。
6.3 納貢體系的變化
中國自古以來將國際貿易置于納貢體系之內，華而不實。宋朝雖然疆域狹小，強敵壓境，出于對關稅收入的重視，十分鼓勵國際貿易，只是"嚴格限制朝貢貿易"（黃純艷 2003 第77頁），以減小損失。宋和遼、金、西夏有權場邊境貿易，和東南亞、南亞、中東、東非等地有海上貿易。宋進出口的商品達400多種。從史料來看，宋進口的大多為土地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以彌補土地和資源的不足；出口的多為勞動密集型，技術密集型，或知識密集型產品，例如茶，瓷，絲，手工產品，及文化產品等。所以宋的國際經濟交往十分符合現代貿易理論所示的方向。
宋政府對民間商人經營外貿則持鼓勵態度。民間商人只要按規定領取公憑，交納關稅，不往禁區貿易，不販禁物，便是合法的貿易者。宋政府對貿易成績顯著者給予獎勵，直至授予官職。對外商的待遇更為優厚，他們有在中國的居住權和貿易權，并有入學，入仕的機會，其財產和習俗也能得到尊重（黃純艷2003 第85頁）。
宋朝政府由于自身比較虛弱，對城市工商業的控制和海外貿易的管制采取的形式和漢唐以及明清相比，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例如，宋政府對工商和外貿的管理主要出于征稅的動機。為了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宋政府給予民間更多的自由從事國內外的貿易。由于嚴格限制得不償失的納貢貿易，宋朝政府實際上將對外貿易的空間的相當部分讓渡給民間。這就給民間自發推動市場制度的演進提供了比較廣闊的空間。例如，當時參與外貿的階層不但有商人，還包括官吏，軍人，僧道人員，和一般的尋常人家，可謂十分廣泛。他們或兼業性參與海外貿易，或因生意做大，不再出海而采用"雇人貿易"，或因資金有限而采用"合資經營，幾人同租一船"，或干脆"租大商海船的艙位，出海貿易……"（黃純艷 2003 第103頁）。
這些做法表明，民間的各行各業不但對海外貿易抱有極大興趣，而且正在探索集資和股份的渠道。若能堅持下去，這些做法也許會導致融資和集資的新制度。然而明清兩朝至少中期之前都有大片荒蕪的土地急等重新開墾，人口有極大的回旋空間，政府可以全面實行海禁，并將國際貿易置于納貢體系之內而不會有嚴重后果。鄭和雖七次率領龐大船隊訪問西洋，名揚四海，然而代表的只是一種政府的壟斷行為，因而并未找到任何商機，得不償失。鄭和的財政和政治后臺明成祖去世后，這種違反商業原則的遠洋因失去政府的資助而壽終正寢（費正請 1994 第142－143頁）。這場早于西歐的遠洋對明朝的市場制度，商業制度，金融制度，和明朝的科技發明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清朝同樣實行海禁和壟斷性的納貢制度，民間難以探索新的金融制度，也無法開拓新的貿易機會。
6.4 元朝后中國地理稟賦的變化與農本社會的自我延續慣性
宋朝以后中國的疆域都較宋時的中國大大拓廣，可耕地面積明顯增加。同時，人口經歷銳減再恢復的漫長時期。例如，元朝終其全期人口未見恢復到宋的歷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國的人口才重新超過南宋時的規模（圖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過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應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時，土豆，玉米，紅薯，花生等土地節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國普遍栽種，有助于減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
公正地說，與明清兩朝的統治者不同，元朝統治者承繼的是一個橫跨歐亞的帝國，因而主觀上不但重視陸上貿易和海外貿易，而且重視手工業生產。但是從要素稟賦的變化看，元朝的人口銳減和土地銳增這種逆向變化會使土地和勞動反而從勞動密集型部門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門，使中國很難自發向工商社會演進。難怪元朝統治者需要掠奪工匠，將他們當奴隸使用，或強迫他們輪流到官府服役。相對于宋朝基于自愿和商品經濟原則之上的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元朝要靠對工匠的強制來發展工商業，自然是一種大倒退（陳智超 喬幼梅 1998 第696－697頁；漆俠 1999上冊第34頁）。同時，鑒于存在大批因長期戰亂而荒蕪廢耕的土地，元統治者執行一條重農主義政策 （黃仁宇2002 第174頁），用軍屯和民屯的辦法恢復農業生產。軍屯的用意在于能迅速將大批年富力強的兵士轉化為農業勞動力。"民屯的勞動力一部分來自招募，一部分來自移民；也有相當一部分是被強制編為'屯田人戶'的'中產之民"( 陳智超 喬幼梅 1998 地614頁)。這樣作，雖使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卻導致人口，特別是作為城市中堅的中產之民流向農村，流向商品經濟落后的北方。元統治者對民間經濟的剝削和恐怖統治也是歷代少見的（黃仁宇 2002 第179頁）。所以，盡管元朝統治者在主觀上沒有限制海外貿易，對城市的工商業也是鼓勵的，但是元朝的要素秉賦和由此形成的社會－經濟制度都十分不利于中國走出農本社會。
明朝的要素秉賦使人口有極大的回旋余地，同樣十分不利于中國社會向工商社會演進，而且政府的政策對工商城市的進一步發育也十分不利。例如，"明初曾由政府組織遷民。從蘇、松、嘉、湖、杭前往臨濠，從山西遷民于北直隸、山東、河南等，是幾次最大的行動。爾后官方移民漸少，人口自發流動依然繼續，猶以'人稠地狹'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蘇、松等地區輸出人口為多（陳智超 喬幼梅1998 第25頁）。尤其是江南居民或強遷，或自愿遷往農村，必然推延中國這塊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區向工商社會演進。雖然明朝中期后隨著人口的增長，江南一帶人口壓力上升，中國社會再次產生向工商社會過渡的內在沖動。然而，明朝長期實行海禁，社會－經濟體系十分封閉，海外貿易重新納入了朝貢體系，使明朝向工商社會演變的條件要較宋朝更為欠缺。
海外貿易是由政府壟斷還是有民間參與，決定了為何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沒落，最終為英國取而代之。這是因為海外貿易本質上是一個高風險和高回報率的經濟活動，需要很多的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例如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必須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遠洋過程中的各種困難。另外，海外貿易所需資金十分龐大，周轉的速度十分緩幔，有時長達幾年，而且包含極大的自然或人為的風險。為了解決融資的困難，并幫助化解投資風險，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應運而生，并帶動其他金融制度的誕生和完善。這種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場機制的重要內核。如果沒有海外貿易巨額利潤的刺激和各行各業民間力量的積極參與，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無法持續的。工業革命在市場機制能自由運轉的英國發生，而不是在王權高于市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發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貿易由王室壟斷，既無助于市場機制的發育，特別是金融制度的演進，又無助于民間經濟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對外貿失去興趣，外貿因無成熟的民間力量的支撐而很快凋零 (陳志武 2003)。所以，在實行海禁的條件下，中國向工商社會的演進是走不多遠的。
到了明朝中期后，雖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帶又有向工商社會演變的內在壓力， 但是這種人口壓力會不會最后沖破海禁，使中國融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早期全球化進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為這個過程再次為中國地理稟賦的巨大變化而中斷。滿族入關使中國人口再次銳減的同時，極大地開拓和鞏固了中國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別是農耕條件良好的東北疆域， 并鞏固了對臺灣的主權。這種人地比例的變化使重農主義有了再次實行的客觀基礎和內在動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國最有希望向工商社會演進的江南一帶，清朝的統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例如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對昆山，江陰，蘇州，嘉興，寧都，海寧的屠殺，總數達幾十萬之多。對江南這塊土地的元氣是極大摧殘。
由此可見，宋朝之后，中國的許多歷史名城仍在，然而它們逐漸退化，既失去國際貿易的機會，又因全國分工水平的下降而失去發展工商的機會。即使宋朝時一度成為工商兼外貿型的城市，例如開封，杭州，此時已經退化成地方行政中心，并不能為中國社會提供內生增長所需的新思想、新制度和新技術。中國社會喪失了內生增長的重要源泉。
清朝早期的幾個皇帝雖然被不少人歌頌為明君，其實他們并沒有遠見卓識為中國帶來新的制度和思想，也沒有敏銳的目光看到主動參與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他們的千秋功業只是使中國的疆域大為擴大，并將北方的蠻族變成了中華民族的有機組成部分而消除了中國北疆威脅，使中華帝國在垂死之前獲得一次難得的回光返照。清朝后期人口壓力再次升高時，世界的格局已經儼然形成，中國和歐洲先進國家的差距也已顯著拉大。等到1840年代中國被迫打開國門時，中國社會已經爛熟，全國上下對已經發生了劇烈變化的外部世界幾乎失去辨識和溝通的能力。
七、結束語
由于華北平原的存在，中原一帶自古便能支撐巨大的人口。所以中國雖較中東為晚，但比起較不利于農耕的周邊地區來，還是更早地出現了有文字，城市等為特征的農業文明。這種較先進的文明一直成功地控制中原這一核心農業區。人口壓力一般通過向西，向北，向東北，特別是向南的周邊地區的遷移獲得舒解。這種周邊存在廣大未開發土地以供移民的地理環境，既使中國的文明日益壯大，又使這一文明容易產生內在的惰性，不需太多的社會變革便能延續。同時，這種地理環境形成的皇權至上的政治結構，也十分不利于對真理的徹底探索和科學精神的形成。
中國的主要各朝中，唯有宋朝面臨北方蠻族，既未能象漢朝之驅走匈奴，唐朝之降服突厥，又不象清兵入關，短時間便征服明朝，使明朝的中國無從獲得制度創新的機會。南北宋與遼，金，西夏，以及蒙古等國前后對峙將近300年之久。這些所謂'蠻族'建立的國家，其實早已吸收漢族文明中的許多東西，與匈奴，突厥相比，自然更為先進。這種長期而旗鼓相當的南北對峙，既給宋朝帶來嚴重的挑戰，也帶來探索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和發展途徑的機會，使地理稟賦的改變對社會－經濟形態的深刻影響有時間比較充分地發揮出來。
果然，宋朝不但達到歷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形態也有很大的突破，由軍事－政治中心演變為工商和外貿中心。市民的人身自由，遷徙自由，經商自由，和外貿自由也較前朝為高。期間中國出現和農業并無直接關系，但對工商，軍事和外貿的發展至關重要的科學發明高潮。疆域相對人口的不利變化，使宋朝更有內在的壓力和動力尋找農業之外的謀生手段，特別是尋找工商業和海外貿易的機會。
然而畢竟這是一種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社會試驗，并不能象今天的發展中國家那樣，有工業革命以后發達國家現成的榜樣和啟示，因而可以自覺地作制度設計和政策選擇以克服地理環境的限制。所以，盡管宋朝比中國的其他朝代更有機會開創一個新的時代，但實際上宋朝并沒有完成這一任務便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主要原因之一竟是因為擁有先進武器的宋朝統治者未能找出防止北部游牧民族南侵的有效方法。
和后代，或和世界同期國家相比，宋朝確實代表中國在人類活動的主要領域處于領先地位的時期。但是，宋朝離開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是否仍很遠呢？我在引言中曾指出，除科學革命外，還要有五大條件。對比這些條件，可以說，宋朝的地理稟賦較不利于中國繼續因循守舊地走農本道路。當時中國也在形成以工商和外貿為導向的城市體系，政府給予民間較大的海外貿易的空間。在這三個條件上，宋朝似乎比后來的幾個朝代更接近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但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宋朝仍面臨許多障礙；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問題上，則存在致命的問題。例如，對逐漸勃興的市民文化，傳統儒學以禁錮人性的理學作回答。對日益壯大的民間經濟力量，宋朝政府中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強調法家的富國強兵理想，采取的措施重在恢復農本社會和建立政府對經濟的壟斷。這說明，即使宋朝能確保自己的安全，要沖出農本社會還面臨傳統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許多阻力。然而，最主要的是，當時的歐洲尚處于中世紀的黑暗之中，科學革命尚未開始。即使宋朝有通過外貿吸收外來知識的愿望和動力，也無從分享科學革命的成果。地理稟賦使中國自古以來沒有機會分享古希臘的科學傳統。所以，要宋朝獨立地發生科學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也沒有發生。宋朝發生的是實用技術的突飛猛進。難怪李約瑟要感慨，為何科學革命只發生于歐洲，而不是中國或印度。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那是因為地理稟賦的原因，使古希臘文明正好發生于歐洲的巴爾干半島，而不是其他的大陸的緣故。
繼宋而起的朝代正好使土地和人口的比例發生極大的逆轉，結果是人口的空間分布由宋朝比較發達的勞動密集型部門帶來的相對集中退化為宋朝以后由于土地密集型部門的再次崛起必然造成的相對廣布。成為對比的是，1500年后，缺乏腹地的西歐國家只能將眼光轉向海洋和新大陸，以尋求新的生存空間。面對陌生的海洋，陌生的大陸，陌生的文明，這種開拓面臨暴利，也面臨風險，需要新的知識，新的技術，而且必須有求真的精神，才能征服未知的世界。中國卻因獲得廣大的新邊疆而重新回到傳統的沿陸路擴散人口的老路上去。這條老路中國幾千年來已經駕輕就熟，對社會組織和技術并不構成太多的挑戰，卻造成人口在空間上的分布越來越散。在當時的基礎設施下，日益散布的人口之間的社會聯系必然削弱，導致社會分工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下降，使中國嚴重喪失城市的積聚效應和內生增長的源泉。
發生于1776年的工業革命引起全球化的大大加速。全球化的實質是通過全球范圍內的國際分工和貿易，利用專業化帶來的比較利益和規模經濟，促進經濟的發展。以英國為代表的一些民族，在亞當.斯密，李嘉圖等杰出的經濟學家的指引下，比較自覺地遵從這種發展模式，大大提高生產效率，創造、發明層出不窮，影響遍及全球。這說明，這場革命后地理秉賦對社會形態的演進的影響大大減小，因為再沒有一個民族能繼續傳統的生產方式而不受懲罰。然而，由于慣性的原因，至今囿于地理環境而不能自拔的民族處處皆是。
令人高興的是，自1978年來，中國主動通過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使經濟和社會日益變得自由，開放，充滿活力，并使中國的東部沿海成為世界分工鏈的重要部分。然而，對中國通過什麼途徑實現現代化仍存在不同的觀點。中國因此面臨如下的兩難問題。是進一步改革社會－經濟制度，以便讓東部沿海獲得更多的制度創新空間，使之更快地攀登全球分工鏈的較高部位；還是出于對糧食安全，社會穩定，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等等的過多憂慮，對進一步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疑慮重重。換言之，究竟是通過徹底融入世界經濟，在社會－經濟體制上和世界全面接軌，以求實現自身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還是拒絕徹底走出農本社會，限制農民進城定居，力保糧食自給，以發展小城鎮和農村工業化為途徑，力求避免徹底融入全球經濟的爭論并沒有結束。
在筆者看來，前者不但能使東部地區沿著世界分工鏈更快上升，還能使中西部分享東部繁榮；后者只會使中國重陷低水平的，重復的分工怪圈。這一爭論對中國能否順利完成趕超世界先進民族的任務，并在完成趕超任務之后能否再次象宋朝那樣成為具有原創能力，并能占據世界分工鏈上端的民族，是至關重要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研究宋朝社會轉型失敗的歷史教訓，對有悠久的自給自足和孤立，清高傳統的中國來說，仍然有著重要的意義。
（作者系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勿食我黍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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