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玉案件繼續發酵。在徐玉玉被騙猝死后的第十天，六名嫌犯全部歸案。據公安部介紹，6名犯罪嫌疑人中，有5名來自福建。5名福建人，有3名來自安溪縣，另兩人來自永春縣，安溪縣和永春縣相鄰。福建省安溪縣，這個之前被媒體稱為“詐騙之鄉”的小縣城，再一次陷入輿論漩渦。
近日，有記者前往福建安溪進行探訪。據當地一名警察表示，這些從事詐騙的當地人，他們不以詐騙為恥，而“以詐騙不到錢為恥”，“詐騙在他們眼中，成了一種職業，僅僅是謀生的手段，所以出現一家人甚至一個村都在詐騙。”
“詐騙之鄉”令人驚愕，然而安溪的情況卻也并非中國個例。今年上半年曾有媒體整理了國務院點名批評的7個職業電信詐騙犯罪重點地區，其中包括經常冒充黑社會詐騙的河北省豐寧縣、重金求子詐騙的江西省余干縣、PS圖片敲詐的湖南省雙峰縣、假冒熟人和領導詐騙的廣東省茂名市電白區、假冒QQ好友詐騙的廣西賓陽縣、機票退改簽詐騙的海南省儋州市、網絡購物詐騙的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而前些年更有人在網上公布了所謂的中國“犯罪之鄉”地圖，這張將某種犯罪行為和某地結合起來的密麻地圖，更是看得人觸目驚心、難以置信。
原本“人人喊打”的犯罪行為，為什么在多地農村像產業化一樣被人們所集體接受？這些農村到底怎么了？這恐怕是面對這些所謂的“詐騙之鄉”地圖、“犯罪之鄉”地圖時，所最該引發的疑問。
如同返鄉筆記里描述的那樣，在一些地方，農村破敗、田地荒蕪、人口外流，即便是便利的村村通公路和修繕一新的磚房，也留不住年輕人一顆安居樂業的心和眷顧依戀的眼神。然而，不是所有的貧窮農村都出問題，貧窮，不是集體行騙犯罪的必要條件。
原有的鄉規民約自上世紀后半葉已經逐漸消失，后來建立起來的農村黨支部、村委會雙重治理結構，進入新世紀以來又面臨著組織弱化和無錢無力的窘境。舊的治理逐漸失效，新近提倡的鄉賢治理等新治理格局又未得以完善，犯罪行惡之事得不到懲罰和糾正愈演愈烈。然而，治理缺失和弱化的問題已經存在有年且普遍存在，治理弱化，也不是集體行騙犯罪的必要條件。
必須將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價值觀和文化建設上來。農村，數千年來一直是中國文化的根基，然而自從上世紀推行城鄉二元結構以來，農村文化也同時長期處于文化層級的低洼地帶。城市文明被認為是文明發展的絕對方向，農村鄉土文明如同“四舊”一般，被視為在拖時代的后腿。以至于尊崇法律制度、尊崇制衡監督、尊崇社會保障的現代城市文明未能學好，農村自身鄉土文明中的忠厚、善良、自律、本分的美德卻已經喪失。加上農村信仰系統的中斷或紊亂，許多地方的價值觀已經徹底扭曲，底線不斷被突破。這樣的扭曲和突破，發生在一人身上，則一人為亂臣賊子，發生在人群中間，則整個人群集體犯罪。這屢試不爽、必然無疑，歷史上諸多事件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鄉村中不是沒有聰明人，鄉土文化里不是沒有可取之處，如何化沖突為融合，構建新時期的鄉土文化，并滋養完善現代城市文明，恐怕是反思詐騙犯罪之鄉應有的高度。不然的話，打掉了這個“詐騙之鄉”，會有另一個“詐騙之鄉”出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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