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12月19日至12月20日在北京召開，圍繞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部署2017年“三農”工作。
會議討論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討論稿）》。按照慣例，這份討論稿修改完善后，將成為2017年的中央“一號文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后幾年農業新增長動力形成的主線。
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繼續闖關
2016年，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有重要突破，中國取消了主糧玉米的托市收購。本次會議提出，推進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這意味著中央堅定了改革決心。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前夕，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即在北京大學國發院主辦的國家發展論壇上指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大的一場硬仗，就是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的改革。”
韓俊表示，改革的思路現在非常清楚，就是要讓價格真正反映供求關系的變化，讓價格機制能夠有效引導農業資源的配置。目前，棉花、大豆、油菜籽和玉米的臨時收儲已經取消，接下來還要繼續深化稻谷、小麥等主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的改革，基本方向就是按照價補分離的方向，價格由市場決定，對生產者實行直接補貼。
他進而表示，農業政策也要逐步由過去的價格支持和干預為主，逐步轉向以直接補貼的綠箱政策為主，逐漸地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理順，真正使得我們的農業、農產品都是有效供給，農產品的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相匹配。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在完善體制、創新機制，加快深化農村改革，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全面激活市場、激活要素、激活主體。
從重“量”到重“質”
農業生產的重要目標是提供滿足國民需要的農產品。近年來，農產品質量矛盾、生態矛盾愈加突出。今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將對農業供給質量的要求，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
會議提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上，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由過度依賴資源消耗、主要滿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注重滿足“質”的需求轉變。“首先要把農業結構調好調順調優。要適應市場需求，優化產品結構，把提高農產品質量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對財新記者說，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的要求是“有‘去’有‘保’，‘去’的是低端的，‘保’的是高端農產品的生產能力”。
他認為，最主要的就是調減供給過剩的低端農產品，滿足城鄉居民對高端農產品的需求，減少對進口的依賴，“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產業提出的要求”。
張紅宇還表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對經營主體提出了要求。“一家一戶的小農戶生產是我們的主力，這種經營模式對總量供給、數量滿足沒有問題，但是要提供高端的、城鄉居民更需要的品牌化的農產品、差異化的農產品、具有特色的農產品，還是需要家庭農場、合作社、企業來滿足”。
張紅宇強調了做強農業產業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重要性。“中國農業要逐步擺脫弱勢產業的特征，打造強勢產業。”
他表示，第一個目標，現階段要瞄準“降成本、補短板”，在穩定產能的情況下，調整產業、產品結構，包括減少玉米生產、增加高端的經濟作物；第二個目標，是使農業的發展跟上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的節拍；第三個目標，從有優勢的產品、產業入手，增加競爭力。比如，大力發展水產養殖、茶葉等，逐步減少對進口農產品的依賴，提升中國農產品整體的競爭力。
為實現上述目標，張紅宇認為，中國發展農業現代產業迫切需要“科技支撐、制度支撐、政策支撐”。
科技方面，在穩定糧食生產的同時，應該更關注提升農產品的品質，包括安全、有機等方面的生物科技技術；第二，應提高裝備技術。隨著農村大量勞動力轉移，解決“地怎么種好”、“誰來種地”的問題，化農機裝備為生產要素，改變農業的生產條件，降低人工成本；第三，應用信息化技術，比如農業大數據等。
制度方面，第一，農地制度要按照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過去叫家家有地、戶戶種田”，下步叫“家家有地，但是不一定戶戶種田”，形成承包小農和經營大農分置的格局，發展適度規模經濟；第二，創新經營制度，發揮多元經營主體在供給側改革中的作用，融合不同主體，讓農民享受到紅利。
政策支撐方面，張紅宇表示，市場經濟條件下，應鼓勵社會資本、工商資本，投資農業發展。
此外，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扶貧大攻堅方面也做出重要部署，要求進一步推進精準扶貧各項政策措施落地生根，確保2017年再脫貧1000萬人以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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