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闡明了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改革目標、基本原則，明確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徑。這是新形勢下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完善農村生產關系的重大舉措。這一意見的出臺既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在農村集體經濟領域的重要遵循，也是在著力推進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之后，中央推出的又一項帶有制度性的重大改革。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關系到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和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國市場化改革不斷向縱深推進，農村集體資產歸屬不清、權責不明、保護不嚴、流轉不暢等問題也逐漸凸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重要任務，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要完善農村集體產權權能。與此同時，一些集體經濟發達地區的改革實踐、新時期農村改革試驗區的試驗探索，都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了水、探了路，積累了大量的改革經驗。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時機條件愈加成熟，改革成為大勢所趨，也迫在眉睫。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激發農業農村發展內在活力、實現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的制度基礎。明晰的產權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只有厘清了產權，城鄉各種資源要素才能更平等自由地流動，才能更好地激發農村的市場活力。我國農村發展滯后，很大程度上是要素交換關系不平等，各種要素交換途徑狹窄，究其根源，農村集體產權權屬不清、權能不完善是重要原因之一。必須通過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賦予農村集體產權更清晰完整的權能，從而為城鄉技術、資金、人力資本等要素自由平等流動奠定基礎，帶動農業農村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促進農村集體資產保值增值、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有效途徑。農村集體資產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不少地方形成了數額巨大的集體資產，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國的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發生了深刻變革。在東部地區、發達地區以及城市郊區，一些農村與城市已經連為一體，在一些城鄉結合部、“城中村”，大量非戶籍常住人口涌入，如不盡早明晰產權，集體資產必然面臨流失、被侵害的危險。另一方面，通過產權制度改革，健全集體資產的經營管理機制，可以切實提高農村集體資產的管理水平和運營效率，不斷整合盤活集體資產，形成既體現集體優越性，又調動個人積極性的農村集體經濟運行新機制，發揮集體經濟帶動力和影響力。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拓展農民財產性收入來源、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必要條件。讓農民共享改革成果、發展成果，不斷增加其財產性收入，前提是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標就是釋放改革紅利，增加農民福祉，賦予農民更加充分、更有保障的對集體資產股份的占有權、收益權、有償退出權及抵押權、擔保權、繼承權，讓農村沉睡的資產活起來。在當前農產品價格走低和農民工就業、工資增速“雙下降”的嚴峻形勢下，農民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增收空間有限。在此背景下，通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不僅是促進農民增收的新契機，也是現實途徑。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健全農村社會治理體系、促進農村和諧穩定的重要保障。農村集體資產體量龐大，由于目前權屬不清、收益不明、分配不公開、成員的集體收益分配權缺乏保障等突出問題，很容易導致集體資產被違法違規侵占損害，產生“小官巨貪”、經濟糾紛、干群不和等現象。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厘清了集體產權的權屬關系，保障落實了農民對集體經濟活動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使農民真正成為集體資產的主人，有效地化解了這些矛盾。同時，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更加成熟規范，有利于形成在基層黨組織領導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委員會明晰各自職能，分別有效承擔集體經濟經營管理和村民自治事務的治理體系。這將有利于構建新型農村社會治理體系，促進農村和諧穩定，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事關9億農民切身利益，事關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要深刻地認識到，這是一項管長遠、管根本、管大局的重大制度創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也要充分地認識這項改革的嚴峻性、復雜性和艱巨性。我們要像抓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樣，抓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像抓國有資產管理一樣，抓農村集體資產管理；像保護耕地一樣，保護農民財產權利。以保護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為核心，以明晰農村集體產權歸屬、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為重點，戮力同心，攻堅克難，讓這項改革在廣袤的農村大地更好地落地生根，結出煥發農村生機、惠及億萬農民的累累碩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 2017-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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