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戶口制度改革的推進，使得原來的城鄉社會分割有所淡化，但在青年群體中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城鄉分割，這種分割導致青年人口的社會經濟分化，而且原來存在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城鄉分割，被移入城市社會之中，在生活于城市的人們中建立起新的社會壁壘。這表明城鄉的不平等沒有隨著戶口制度的弱化而消除，相反，存在于老一代人中的城鄉不平等傳遞到了青年一代身上，而且通過這種代際傳遞，城鄉不平等固化為階級的不平等。
關鍵詞：青年群體/戶口制度/城鄉分割/階層分化
城鄉居民之間的社會經濟差異是當今中國社會最突出的不平等現象，導致這種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長期存在的戶口制度，這一制度導致了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的分割，城鄉社會分割使得城市人和農村人之間存在持續的、巨大的社會經濟差異[1-3]。戶口制度在1950年代開始實施，每個人都有一個戶口身份。戶口制度區分出2種戶口身份的人：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也稱之為城鎮戶口)。城鎮戶口的人可以享有更多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同時，戶口身份也與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享有以及就業、住房、購房等機會相關。這種制度安排導致了城市人與農村人的社會分割[4]。
1970年代末期經濟改革開始以來，戶口制度逐步放松[5]，勞動力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農村人可以進城就業，在城市中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工，2016年農民工數量達到2.74億[6]。與此同時，城市的就業機會、教育機會和福利保障等逐步向農民工開放。另一方面，最近10年，城鎮化快速推進，大量農村戶口轉變為城鎮戶口，部分長期在城市就業和居住的農民工也獲得了城鎮戶口。尤其是最近3年政府推進戶口制度改革，在一些中小城市城鄉戶口區分變得不再像過去那么重要，不過，大城市戶口與其他戶口的差異仍然十分重要，外來人口想要獲得大城市本地城鎮戶口十分困難[7-8]。
戶口制度的放松和城鎮化的推進，使得原來的城鄉社會分割有所淡化，城鄉之間的地理邊界變得交錯模糊。城鄉分割界限的淡化對青年人產生什么影響？出身農村家庭的孩子是否可以享有與城市家庭出身孩子一樣的發展機會？在青年一代中城鄉分割界限是否還存在？本文基于調查數據顯示：雖然從全社會范圍看，城鄉社會分割界限有所淡化，但在青年群體中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城鄉分割，這種分割導致青年人口的社會經濟分化。原來存在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城鄉分割，被移入城市社會之中，在生活于城市的人們中建立起新的社會壁壘。當今約70％的青年人生活于城市，而這些青年人被新型城鄉壁壘區分為兩大群體：大學生及畢業生與新生代農民工。這2個群體雖然都生活在城市之中，但生活境遇、行為方式、價值訴求差異鮮明，來自農村的青年人的上升社會流動仍然存在多重障礙。
一、青年人口中的兩大群體
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青年人口總數約為4.03億，約占總人口的1/3。其中，80后人口總數約為2.28億，占總人口的17％；90后人口總數約為1.75億，占總人口的13％[9]。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90后人口數量大大少于80后。圖1列出了歷次中國人口普查數據中不同年齡組人群的比例，自1990年代以來，15～34歲青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大幅下降，從1990年的38.41％下降到2010年的31.92％，這主要是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
圖1 青年人口與其他年齡人口所占比例的歷史變化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歷次人口普查數據，http://www.stats.gov.cn.
計劃生育政策不僅導致青年人口數量的下降，同時還導致了青年人口中來自農村家庭的青年人比例的上升。1980年代初期政府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然而，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嚴格程度在城市與農村地區是不同的，多數城市家庭只生育1個孩子，但多數農村家庭有2～3個孩子。表1比較了80后和90后獨生子女比例的城鄉差異。農村家庭出身的80后只有大約1/10是獨生子女，農村家庭出身的90后獨生子女比例也很低。而城鎮家庭出身的80后和90后的獨生子女比例則遠高于來自農村的青年，接近3/4的城鎮家庭出身的90后和大約半數的城鎮家庭出身的80后都是獨生子女。總體而言，獨生子女現象主要存在于城市，在農村只能說是少子化現象。由于80后和90后的父母一代絕大多數是農村人，他們生育的子女數量又多于城市人，所以絕大多數的80后和90后青年出身于農村家庭，76.9％的80后和69％的90后來自農村家庭，而且多數80后和90后不是獨生子女，只有27.5％的青年人口是獨生子女。
青年人口中出身農村家庭的青年比例上升，也導致青年人口中持有農業戶口青年的比例上升，這是因為子女的戶口身份由其父母的戶口身份決定。青年一代中出身農村家庭的比例以及持有農業戶口的比例甚至高于他們的父輩的比例。這種現象使一些學者聲稱，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了“人口逆淘汰”，農村家庭、貧困家庭、低文化水平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使得青年人口總體素質下降。同時，這也進一步強化了青年一代的城鄉差異，經濟條件較好并且文化水平較高的城市父母集中整個家庭的經濟社會資源培養他們唯一的孩子，而較為貧困、低文化水平的農村父母只能把他們有限的資源分攤到多個子女身上。這實際上導致了城市孩子與農村孩子的成長經歷和社會化過程的兩極分化，當城市孩子被大眾媒體稱之為“被寵壞的小皇帝”時，大多數的農村孩子不得不過早輟學分擔父母的經濟負擔。這種兩極分化現象在80后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大眾媒體討論的“80后現象”主要是指城市家庭出身的80后青少年。1990年代和21世紀初出現在公共視野中的80后都是都市青少年，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受到主流媒體大加頌揚的80后仍然主要是指受過良好教育的都市青少年，而到這個時候，人們開始注意到還有數量更為龐大的、與大眾媒體宣揚的完全不同的80后群體，他們似乎是80后中的那個“沉默的大多數”。這個“沉默的大多數”是來自鄉村的青年人，他們在80后中占有3/4的比例，在90后中占2/3。90后青少年的成長時期，農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條件得到較大改善，農村家庭出身的90后與城市孩子的生活環境差距相對于80后來說有所縮小，但城鄉差異在90后身上仍然表現突出。當大多數城市家庭出身的90后都在高中畢業后進入大學學習時，大約半數的農村家庭出身的90后在初中畢業后就離開學校，進入勞動力市場打工謀生。
雖然超過70％的青年人來自農村家庭，但現今他們大多數生活在城市。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3年中國社會狀況調查數據，超過2/3的青年人就業和居住在城市，僅有31.3％的青年居住在農村，但他們大多數生活于工業化或半工業化的農村地區，也就是說，他們是在工廠工作，而不是從事農業生產。2013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僅有8.4％的青年從事農業生產，居住于真正的農村地區。這意味著這些農村家庭出身的青年人現今多數已經不再是真正的農村青年，而是由農村移居城市進城打工的人。進城打工的人被稱之為農民工，80后和90后農民工因其行為方式和價值訴求與老一代農民工有所不同，被稱之為新生代農民工。
新生代農民工成為當代青年人口中數量最為龐大的一個群體，而與之相對應的、差異十分明顯的另一個群體是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群體的多數成員來自城市家庭，當然也有相當數量的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來自農村家庭，通過上大學，他們可以把農業戶口身份改變為城市戶口，成為新一代的城市人。在青年人口中，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數量遠遠少于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但是這個群體數量增長很快。1990年代末期，中國青年人只有1/10能上大學，1999年政府開始實施大學擴招政策，隨后大學招生人數迅猛增長，大約20％的80后青年人接受了大學教育，而達到上大學年齡的90后接近40％能進入大學學習。據教育部發布的《201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了40％，比10年前增長了20多個百分點，在校學生人數達到3647萬人[10]。從而，在當今青年一代中，新生代農民工和大學生及大學畢業生構成了2個主要的、差異鮮明的社會群體。根據2013年中國社會狀況調查數據，在整個青年人口中，大約30％是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大約45％是新生代農民工，另外的25％是一些人數較少、處于邊緣狀態的小群體。其中約10％是生活在農村的真正意義上的農村青年，他們零星分布于廣大的農村地區，很難讓人們發現這個群體的存在。還有約百分之十幾的青年人是出身于城市家庭而沒有上大學的青年人，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仰仗城市父母的社會關系和經濟資助，可以獲得與大學畢業生類似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而另一部分人的生存狀態與新生代農民工類似。總之，人們印象中的中國青年一代，有2種差異鮮明的形象：以都市青年為主的、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和來自農村的，在工廠、工地和各類服務行業打工的青年人。當討論當代中國青年特征時，首先要搞清楚說的是哪個青年群體。
二、青年群體中的新型城鄉分割
隨著大量農村青年涌入城市而成為城市里的農民工，城市人與農村人的鮮明差異被帶入城市之中，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差異同樣顯而易見。現今居住在城市的青年人中，大約42％是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44％是新生代農民工，另外14％是處于兩大群體之間的人群。從某種程度上說，城市里的青年人一半是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另一半是新生代農民工。雖然都生活在城市，但他們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社會態度行為十分不同。
表2列出了2個青年群體的生活狀態差異。88.2％的新生代農民工持有農業戶口，只有略超過1/10的新生代農民工持有城鎮戶口。作為戶口制度改革的一部分，一些地方城市政府為了留住某些稀缺技術人才，允許少量的、長期在本市工作(通常10多年甚至20多年)并擁有特殊技能的新生代農民工改變戶口身份，獲得本地城市戶口。在一些中小城市，當地政府為了促進本地住房銷售，給予在本地購房的人本地城鎮戶口，一些農民工通過這種方式改變了戶口身份。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群體持有農業戶口的比例遠低于新生代農民工，只有33.6％的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是農業戶口。按照國家政策的規定，考上大學的人都可以獲得城鎮戶口，長期以來，上大學是農村人改變戶口身份的最主要的途徑。不過，近年來出現的一些民辦大學，不能給學生辦理戶口變更，使其學生繼續保留原有的農業戶口，而且這類大學由于教學質量差，其文憑在勞動力市場中缺乏競爭力，畢業生只能在中、小型私營企業或非正規就業領域中找到工作，而這類雇傭企業也不可能幫助畢業生改變戶口身份。在持有農業戶口的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中，也有一些人可以把戶口轉變為城鎮戶口卻自愿保留農業戶口，這類人大多來自大城市郊區農村。由于房地產開發，大城市周邊農村土地價格上漲，當地農村居民常常獲得極高的拆遷補償或其他經濟收益，擁有這里的農業戶口的人是不愿意改變他們的戶口的。
近十幾年中國房地產價格高漲，低收入人群被擠出城市中心地帶，遷往城市遠郊，在許多大城市的周邊地區形成了大量的流動人口集聚的居住社區。這類社區環境臟、亂、差，房屋大多是農舍或老舊低層樓房。53.4％的新生代農民工居住于這類地區，而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居住于這類地區的比例僅為10.8％。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區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居住環境通常也不好。在廣州，城市市區中保留了一些擁擠臟亂的“城中村”，許多農民工居住于此。在北京，城市中心地區較少保留有貧民社區，許多農民工居住于高層建筑的地下室。
在就業方面，大約半數的新生代農民工是非正規就業，大學畢業生非正規就業的比例只有12.5％。新生代農民工的失業風險也明顯高于大學畢業生。不過，總體而言，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機會還是比較多的。許多制造業工廠因不能招到足夠的青年農民工而面臨“招工難”問題，城市里發展迅速的低端服務業也給青年農民工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水平低于大學畢業生。約6/10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養老保險，接近9/10的沒有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超過8/10的沒有工傷保險。這意味著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和就業是缺乏保障的。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多數就業于非正規部門、私營中小企業和低端服務業或自雇經營，這些領域的就業常常不能提供社會保障，大學畢業生的社會保障也沒有普及，但他們享有社會保障的比例明顯高于新生代農民工。
近年來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城鄉青年的數字鴻溝有所縮小，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可以通過手機上網。盡管如此，大學畢業生與新生代農民工在文化生活和信息交流方面的差異仍然十分突出。大約半數的新生代農民工不用email，不用微博，也基本上不閱讀書籍報刊。
隨著80后青年逐漸步入成家立業的年紀，大學畢業生與新生代農民工之間的差異已經固化為階級的分化，這2個社會經濟差異鮮明的群體正在成為城市社會中的2個主要社會階級的核心成員，即未來的中產階級與新工人階級，他們的社會特征和利益訴求各有不同。大學畢業生大多從事白領職業，是未來的中產階層成員。他們常常是互聯網上的活躍分子，引領大眾媒體和流行文化的潮流。新生代農民工是新工人階級的主要構成部分，他們成為近年來頻繁爆發的勞工運動的發起者和主要參與者。
當今的中國領導人提出了“中國夢”的口號，承諾幫助人們實現他們的夢想。對于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來說，他們的一個重要夢想是早日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能有一份收入穩定、受人尊敬的工作，買得起房子和汽車，負擔得起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比如豐富的休閑娛樂生活、能出國旅游、子女能享有優質的教育，等等)。他們還希望能有自由寬松的社會氛圍，能自由表達他們的個性理念，參與公共事務決策。新生代農民工的一個主要夢想是能像城市人一樣在城市里生活：能在城市里有份工作，維持他們在城市里的生活；獲得城市市民身份，受到當地人的尊重(如所謂的“新上海人”“新北京人”等)；他們還希望打工掙錢后開創自己的小生意。然而，不論是大學畢業生還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在實現夢想的道路上還存在許多障礙：激烈的就業競爭，高漲的房價，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上升社會流動渠道狹窄(“拼爹”現象、“寒門難出貴子”)。這些障礙導致年輕人出現焦慮心態。互聯網成為年輕人宣泄情緒、分享焦慮心態的平臺。
三、“蟻族”青年：擁有大學文憑的底層人群
考上大學是許多農村子弟改變其命運的主要方式，是他們越過城鄉分割門檻的重要途徑。1999年大學擴招政策實施以后，高等教育機會大幅提升，農村子弟上大學的機會也在增長。然而，在大學生數量增長的同時，也導致大學文憑在勞動力市場的含金量下降。大學擴招之前，農村子弟只要考上大學就能改變戶口身份，有了大學文憑就能保證他們獲得穩定的白領職業，從而成為真正的城市人。但現今，有了大學文憑的農村子弟能否真正擺脫農村人身份，成為城市中產階級的一員變得不那么確定了。
表2數據顯示：有大約1/10的大學畢業生居住于城市邊緣地區，處于非正規就業狀態，隨時有失業風險，基本沒有社會保障，這部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和生活狀態與新生代農民工類似。這是一個農民工化的大學畢業生群體，媒體把他們稱之為“蟻族”。2007年北京大學的博士生廉思在北京郊區的一個叫唐家嶺的居住社區里最早發現了這個特殊的群體。他這樣描述這個群體的狀態：“該群體高知、弱小、聚居，是繼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后的第四大群體，他們受過高等教育，主要從事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營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有的甚至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他們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絕大多數沒有‘三險’和勞動合同；他們平均年齡集中在22～29歲，九成屬于80后一代，他們主要聚居于城鄉結合部或近郊農村，形成獨特的‘聚居村’。他們是有如螞蟻般的‘弱小強者’，他們是鮮為人知的龐大群體。”[11]廉思把這個群體稱為“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這個群體低收入，缺乏就業穩定性，生活和居住條件惡劣，工作環境農民工化。同時他還發現這個群體容易對社會產生不滿情緒，經常在網絡上發表極端言論。根據廉思對北京“蟻族”的調查，這些青年人對政府的信任度普遍不高，對政府處理社會群體事件極其不滿，對于政府的“社會保障”政策、“反腐倡廉”政策、“調控房價”政策也表現出不信任[12]8。
這一群體的大多數成員來自農村，還有少部分來自小縣城和小鎮。而且，他們中的大部分畢業于二、三流大學。中國高等教育體系有2種大學文憑區分：一種是4～5年制的本科文憑(本科大學)，另一種是3年制的大專文憑(高等職業學校)。本科文憑在勞動力市場上被認為是正規的大學文憑，而大專文憑經常被認為是不太正規的大學文憑。同時，本科大學又可分類為重點本科大學和普通本科大學。重點本科大學大多是教育部直屬高校，并且受到國家特別巨大的經費支持(所謂“985工程”或“211工程”)，其中的48所“985高校”是全國最好的大學，113所“211高校”也基本上是全國大學排名前100名的學校。“985高校”和“211高校”的文憑在勞動力市場上比普通本科大學文憑更有競爭力，許多大公司、政府機構和大學的招聘廣告都注明“應聘者必須是985或211高校畢業生”。大學文憑的等級分類決定了不同類型學校的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不同境遇，高職院校畢業生和部分普通本科大學畢業生不得不接受低收入、缺乏社會保障和就業不穩定的工作。在房租和其他生活成本不斷上升的大城市，這些畢業生落入生活窘迫境遇。城市家庭出身的畢業生往往能獲得父母的經濟資助，幫助他們度過困難時期。但是，大多數農村家庭出身的畢業生不能得到父母的幫助，從而容易落入“蟻族”群體。按照廉思的說法，“蟻族”是典型的“窮二代”和“農二代”[12]30。
高職院校畢業生最可能成為“蟻族”，而絕大多數高職院校的學生來自農村家庭。表3列出了不同等級學校學生城鄉來源比例，顯示出本科大學與高職院校的大學生來源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大約80％的高職院校學生出生于農村家庭，多數的普通本科大學學生來自農村家庭，而多數的重點本科大學學生來自城市家庭。北京集中了最多的重點大學(9所985大學和25所211大學)，而北京的重點大學學生來自城市家庭的比例更高。精英本科大學(即全國大學排名前10的名校)的學生大約2/3來自城市家庭。農村家庭子弟由于家庭資源匱乏和農村學校教育質量較差，在激烈的高考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即使能考上大學，大多只能進入高職院校或二、三流的本科大學，而這批人是成為“蟻族”的主要來源。
四、結論
快速的社會經濟變遷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突出的代際差異現象，80后現象和90后現象使人們的關注點集中于青年一代與老一代人的差異，并且常常強調青年一代的共性而忽視青年一代的內部差異。然而，青年群體內部的差異也許并不比代際差異小。青年群體中存在著鮮明的社會分化，戶口制度和教育分層是導致分化的重要機制，這2種機制有著疊加效應。那些來自農村家庭又未能獲得高等教育的農民工構成了青年一代中的社會下層，未來他們會像其父母一樣落入社會的下層。那些擁有較好社會經濟背景的城市家庭子女絕大多數接受了高等教育，他們成為青年一代中的中上層，未來他們將加入中產階級，其中的一部分還將成為社會精英。這表明，城鄉的不平等沒有隨著戶口制度的弱化而消除，相反，存在于老一代人中的城鄉不平等傳遞到了青年一代身上，而且通過這種代際傳遞，城鄉不平等固化為階級的不平等。當今的青年一代是打上代際與階級雙重烙印的一代。從代際文化的表象來說，這代人的共性很明顯，但這些共性無法彌合農民工和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之間的差異，因此，代際差異的共性未能打破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模式，跨階級代際文化無法突破社會生活領域中的階級分割，當然，也未能突破長期存在的城鄉分割。
青年一代的城鄉分割在城市，尤其在大城市，表現得更為突出。隨著農民工進城，原有的城鄉分割進入城市內部，在新生代農民工與大學生及畢業生之間豎起了一道社會經濟壁壘，導致青年一代分化為社會經濟地位差異鮮明的兩大群體。進入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懷揣夢想而來，他們不滿足于“打工掙錢，回鄉蓋房娶老婆”(老一代農民工的夢想)，他們期望能在城市里過上體面的生活，擁有體面的工作，獲得個人發展的機會。然而，戶口身份的制約和缺乏學歷文憑阻礙了他們上升社會流動的渠道，同時還使他們在獲得市民身份上障礙重重，這種境遇狀況使他們感受到較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和不公平感。現今，具有較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和不公平感并且善于表達利益訴求的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主要構成部分，一些學者把他們稱之為新工人階級，之所以說他們是“新”工人階級，是因為他們在價值態度和行為取向方面與傳統的“老”工人階級極為不同，主導他們行為的不僅是經濟理性而且也有價值理性，他們的訴求超越了一般的經濟需求，而展現出一些自我價值追求，而這將會導致勞資沖突越來越頻繁和越來越嚴重。
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一代(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是新中產階級的后備力量，但目前他們在成為新中產階級的道路上遇到很大障礙，他們對國家理念和國家的成就及未來持有認同，但對自己的現狀并不滿意。巨大的就業壓力和購房壓力，導致這一群人存在著集體焦慮——未能達到中產階級狀態的焦慮心態。理想與現實的劇烈沖突在這群人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尤其是畢業于名牌大學并就業于大城市的青年，有機會接觸較多的西方社會文化信息，易受到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對西方政治制度有或多或少的認同。他們的社會參與意識較高，對政府社會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務質量有較高要求。
新型城鄉分割不僅導致了2類青年群體的生活境遇之分化，更為重要的是還引發了文化價值的沖突。最近2年，在大眾媒體，尤其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不斷出現帶有相當情緒化的觀點爭論。互相攻擊的雙方帶有明顯的階層分化的印記，一方是來自大中城市，生活境遇較好，擁有較高文化水平的青年人；另一方則是來自農村或小城鎮，文化水平較低，生活境遇較差的青年。大城市的青年精英把那些在網絡上發表極端言論的中下層青年人稱為“五毛黨”、民粹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反智主義者，而數量龐大的中下階層青年或小城鎮和農村青年則攻擊那些青年精英們是“漢奸”“賣國賊”和被西方國家收買的“走狗”或腐敗分子。這些互聯網上的爭論，顯示出了精英和中產階層上層與中產階層下層和工農群體之間的文化價值的分化，這種分化在青年群體中表現得最為突出[13]。如何滿足不同青年群體的需求，消除2個群體之間的社會隔閡，縮小2個群體之間的社會經濟不平等，消弭文化價值沖突，幫助青年人實現夢想，是政府政策制定者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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