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中國北方一個鄉鎮村莊選舉的個案研究，分析討論了基層選舉這一制度的歷史演變過程，特別是在2006年的最新一輪選舉中，正式選舉制度的實施有了重要突破，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干預活動，并在維護程序的公正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村莊選舉程序逐漸走上了正軌，選舉結果基本體現了村莊的民意。基于這一案例，本文特別著眼于制度變遷的機制和過程分析，提出了兩個基本命題：第一，制度變遷不是來自于政府的理性設計，而是由不同領域中互為獨立的多重過程在特定時間、地點的互動作用所導致的；第二，中國制度變遷的研究工作應該從理論方法上有一個新的突破，即關注多重過程的相互作用，特別是制度變遷的初始條件和歷史過程，并提出相應的理論解釋。
關鍵詞：村莊選舉基層政府制度變遷
本文的英文稿發表在J .Oi，S.Rozelle and X.Zhou 合編的Growing Pains：Tensions and Op portunities in China ‘s T rans f ormation （BrookingsInstitute Press ，即將出版）。本文中文稿由張茂元翻譯，張永宏校對，我再次校正增補。這項研究得到香港科技大學、杜克大學、斯坦福大學Hewlett FacultyFund和CEAS Faculty Research Fund的資助。研究過程中，我得到趙樹凱、折曉葉、張永宏等同事的幫助和批評指教，特此感謝。除特別注明外，文中提到的事例均來自我的田野觀察。文中提到的人名、地名均按研究慣例予以匿名化處理。
一、FS鎮的村莊選舉：研究背景和課題
2006年的早春，在一個乍暖還寒的清晨，我懷著興奮和期待的心情來到了FS鎮，正值該鎮27個村的村莊選舉之初。FS鎮是位于中國北部的一個農業鎮。在過去的兩年里，我曾多次來到這個鎮參與觀察當地村民和基層干部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生活中經歷的社會變化。在這個過程中，我了解了當地村民的生活經歷、困難以及抱怨的一些情況，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問題和矛盾都被微妙的社會壓力或政府的有意安排壓制、轉移或掩蓋了。研究期間，我住在鎮政府內，和鎮政府以及附近村莊的干部有著頻繁的接觸，因而能更多地從這些基層干部的角度了解村莊中存在的問題。雖然我在不同的場合也能接觸到普通村民，但這些接觸不是系統全面的，很大程度上，村民屬于“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也的確一直沉默至今。在基層政府和村民的雙邊關系間，感覺好像在看人們玩撲克牌：一邊的牌盡收眼底，而對另一邊的牌卻茫然無知，現在該是亮出牌底的時候了。村民選舉制度開始于1987年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此法在1997年修訂后得以進一步推行（O ‘Brien ，2001；Pastor Tan ，2000）。這一制度為中國農村公開、合法的政治動員和更換村干部提供了機會，選舉也促使多種多樣的潛藏力量浮出水面——如果它們真實存在的話。對于村民們來說，他們或是積極投入，從而影響這一進程；或是繼續保持沉默，直到三年后的下一次選舉時機的到來。
鎮政府大院里彌漫著緊張和焦慮的氣氛，平時大家聚集閑聊的走廊如今已空無一人，偶爾有一兩個工作人員匆匆走過，壓低聲音交談著。鎮黨委書記那寬敞的辦公室現在就像是作戰室一樣，工作人員來往穿梭，傳遞正在進行的各村選舉進展情況。與此同時，還能聽到書記在大聲訓斥一位在選舉中遇到麻煩的村干部。剛放下行李，就有人用摩托車載我去正在舉行選舉的幾個村的現場。所經之地的景象有些類似——人群、標語、紅紙包裹的投票箱、維持選舉秩序的鎮干部，還有那些村干部——他們的各種面部表情反映了他們在選舉中的不同命運。
村莊選舉的舞臺大幕終于拉開，戲劇已經開場，大家都興奮地期待著選舉的結果及其對未來幾年村莊治理的影響。
不僅如此，村莊選舉的意義遠遠超越了村莊的邊界。中國農村一直是社會科學學者研究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領域，許多重要的理論和經驗研究也多發源于此（Lin ，1995；Nee，1989；Oi ，1999；Peng ，2004；Walder ，1995；2003）。在中國社會經歷的諸多制度變遷中，社會科學研究者，特別是政治科學家對村莊選舉情有獨鐘，表現出了巨大且持續的興趣（范瑜、賀雪峰，2002；肖唐鏢等，2001；徐勇、吳毅，2001；英文文獻參見Chi na Quarterl y 2000年第162期的“選舉和民主”特刊）。就其形式和象征意義而言，村莊選舉采用的“一人一票”、公開直接選舉的基本形式與西方社會的民主選舉制度十分相似。這引發了學者和其他觀察家們一系列的猜測、期待和想象：村莊選舉對于中國社會的未來轉型究竟意味著什么？村莊選舉制度會不會成為中國轉向民主政治體制的“特洛伊木馬”？或者，這只是一個沒有實質內容的象征性舉動？學者們對這一正在形成的制度和發展方向有著不同的理解和看法（Schubert，2002）。這些研究工作關注了村莊選舉不同的階段和方面：有的著眼于產生選舉多樣性的原因，有的關注選舉的結果。這些研究在方法上既有田野觀察、深度訪談，也有大規模的社會調查（Luo ，et al .，2007；O‘Brien ，2001；Oi Rozelle ，2000；Shi，1999）。
基于我在FS鎮的田野研究，本文對該鎮的村莊選舉以及相關的事件、過程和含義提供一個近距離的觀察和解析。這項研究的時間及地點——2006年，中國北方的一個農業鎮，都值得特別強調。前者指出本文分析在時間上的短暫性，只是對中國農村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的匆匆一瞥；后者則提醒讀者，這只是中國農村的一個小小角落。時間和地點這兩條軸線能幫助讀者在中國制度變遷的大歷史背景下定位本文的研究工作。盡管這一研究的場所地點是局部的，但關心的問題卻是廣闊深遠的——在中國農村治理中，什么樣的過程和機制在發生作用？這些事件對于理解中國宏觀層次上的制度變遷過程有什么意義？
本文試圖從一個側面回答以上問題，即從微觀角度對村莊選舉的若干片段進行細致、深入的觀察，從而了解把握制度轉型的具體過程，以及村莊選舉對于中國社會轉型的意義。本文的關注點是從組織分析的角度解釋說明在政府激勵設計以及所處環境關系變化的過程中，鎮政府在村莊選舉中的作用及其演化。
本文的中心命題是：通過展現村莊選舉的演變過程，揭示中國制度變遷的幾個重要特點。首先，制度變遷是一個長期曲折的過程，其演變路徑并不總是持續的，也不遵循線性趨勢或單調上升趨勢。如果研究者沿著這個漫長的過程，在不同的時點插入進去做調查研究，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經驗和結論。其次，制度變遷常常涉及多重的過程，這些過程常常是相互獨立的，有著其自身的演化節奏，而且與村莊選舉沒有直接聯系，但這些過程在具體時間和地點上的互動卻可能產生相應的制度條件，促進村莊選舉的制度化。換言之，導致村莊選舉制度變化的深層原因常常不是來自選舉領域，而是那些發生于其他的、沒有直接關聯的領域中的更大過程。因此，如果我們不去認真關注那些發生在不同時點的各種事件和廣闊背景，就很難理解制度變遷的機制和淵源。這意味著，要對中國正在發生的制度變遷提出有力的解釋，需要采用那些可以捕捉多重過程間互動演變動態的理論概念和分析工具。
在下面的討論中，首先通過幾個具體故事說明在村莊選舉中面臨的問題及其復雜性；其次，從組織與環境關系的角度研究分析鎮政府角色轉變及其背后的過程和機制；最后，討論村莊選舉這一制度對中國農村，乃至宏觀制度變遷過程的意義。
二、從選舉故事看村莊選舉的動態過程
我們只有將選舉事件放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中來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和解釋村莊選舉制度的演變機制。在這一節，本文通過描述FS鎮選舉的幾個故事片段，來幫助讀者了解這一研究的歷史背景。首先介紹一下村莊治理結構以及正式的選舉程序。在村莊選舉制度出現之前，中國農村治理結構是社會主義集體制度。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國家對農村的控制程度逐漸加強，到人民公社時期達到了頂峰（Chan，Madsen Unger ，1992；Friedman ，Pickowicz Selden ，1991；Parish Whyte ，1978；Shue ，1988），村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被納入到生產大隊這一組織中，被置于村黨支部，特別是村黨支部書記的領導之下。從1970年代后期的去集體化開始，家庭在土地承包改革中成了農業活動中的決策主體。1987年，村莊選舉制度把村委會作為一個獨立的、有著潛在競爭性的權威引入到農村治理結構中。在同一個村莊中，村黨支部和村委會這兩個基層權威并存，且有著復雜微妙的關系，這是理解村莊選舉意義的一條主要線索。在下面的描述和討論中，將使用“村支書”和“村主任”來分別指稱這兩個村級組織（村支部和村委會）的領頭人。
在中國的行政結構中，村莊不是一級正式政府，而是在鄉鎮政府這一最低級別政府領導下的一個自治實體。1980年代后期村莊選舉制度的出臺，其目的之一就是要運用民眾的力量來約束鄉村干部的行為（O ‘Brien Li，2000）。這一制度的推出時間恰到好處：1970年代后期的土地改革將農村主要決策權歸還農戶，這樣，村政權和村干部的重要性隨之大幅度下降。但是，在大多數地區，地方政府（即鎮政府）依然強勢，這意味著，村莊選舉可以被地方政府牢牢掌控，他們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修改程序、挑選候選人和操縱投票，來獲得所期望的選舉結果。多年來，FS鎮的情況的確如此，直至幾年前，該鎮的村莊選舉還處于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
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這一狀況發生了顯著變化，選舉過程中競爭越來越激烈，選舉逐漸脫離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導致這一趨勢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多年來持續增加的征稅、征地和權力濫用等情況誘發了許多村民的抱怨和沖突，加劇了國家、地方政府和農民之間的緊張關系；另一方面，農民缺乏能夠表達其抱怨和解決問題的制度性渠道，而三年一度的村莊選舉為村民通過合法、公開的渠道進行抗爭提供了機會，村民可以借此表達他們的不滿，挑戰既有的權威秩序。由此看來，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鎮政府把村莊選舉看作是一個隨時都有可能爆炸的雷區了。
村莊選舉，顧名思義，是以村落為邊界的。村莊選舉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預選階段，由村民提名，并投票選出參加第二輪正式選舉的候選人名單；第二個階段是正式選舉，村民在多位候選人中投票選出3人～5人作為村民委員會的成員1[村委會人員數目因村莊大小以及不同年份的變化而變化，一般在3人～5人之間].在實際選舉中，通常第一階段更為重要，競爭也更為激烈。選舉中的動員和沖突也大多出現在這一階段。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同一個鎮，不同村莊間的選舉也會呈現巨大差異。在有些村中，上一屆村委會運轉良好，其成員在改選中順利重新當選；而在另外一些村中，選舉過程可能會出現大規模的動員、對抗，甚至村委會全班人馬落選下臺。還有個別村，雖然鎮政府千方百計推動選舉，但村民拒絕配合，要求在選舉前解決村莊問題，最終使得選舉夭折。
白楊村
白楊村坐落在該鎮山區的邊遠地帶，離鎮中心大約有15公里。從鎮中心來看，這是一個無人注意的偏遠角落。在鎮政府院子里，無論是平時的閑聊，還是在嚴肅的討論中，人們都很少提及這個村的名字和事務。但這個選舉季節剛剛開始，這一狀況突然改變了。在白楊村的預選中，原來的村領導班子——村支書、村主任和會計這三人均受到嚴重的挑戰。村支書王某參加了該屆村委會選舉，只是勉強進入第二輪。
而他的搭檔——現任村主任，沒有贏得足夠的選票，不能進入下一輪，這個結果令鎮政府大吃一驚。這是因為，近年來這個村的集體權威有著不錯的威信，該村在幾年前以土地換投資的方式引來了一個投資項目，村里也由此獲得了一大筆財政收入。在償還了集體欠款12萬元后，還剩下4萬元作為集體資金。在當地大多數村莊集體負債累累的情況下，白楊村的財政狀況足以讓大家羨慕不已，而且在選舉之前村里沒有出現任何問題征兆。意外的初選結果表明，在村政權之外有著強大的非正式動員力量。鎮政府領導們為此憂慮重重，因為新的人選可能是制造麻煩的潛在因素，這些人一旦進入村委會，鎮政府就不得不和他們打交道。
這天清晨，令人擔憂的第二輪正式選舉終于開始了。在我們驅車前往白楊村的路上，政府工作隊的隊長陳某，一直悶悶不樂、情緒沮喪。
他告訴其他工作隊成員說，該村王書記昨晚給他打電話說，村里那個年輕的挑戰者近來活動頻繁，一直在動員他的家族網絡，而且做出諸多許諾來拉票。更為糟糕的是，王書記一家是多年之前搬進村的外來戶，所能依賴的家族網絡極為有限。面對王書記即將落選的結局，陳隊長對村民頗有微詞：“他們根本不在乎村干部的工作表現。說到底，他們只是按照他們的家族來投票”。
當我們抵達村委大院的時候，由現任村委會成員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正在忙碌著：拉起橫幅標語，刷貼選舉口號，設置投票箱。年近60歲的王書記寡言少語、細聲低調，和其他村的書記迥然不同。在來村的路上，我已經聽到了他的經歷：王書記自集體時代起就開始擔任大隊干部，是個經驗豐富的老干部。基于他的出色表現，鎮政府曾經任命他為一個鎮屬企業的負責人。幾年前，鎮政府又要求他回到村子，任命他做了村支書。工作隊陳隊長認為，王書記在位期間工作出色，明顯改善了該村村民的生活條件。
投票的時間到了，村委大院里的空氣頓時變得緊張起來。我無意中聽到一個村民半開玩笑地說，如果誰愿意給他100元，他就投票給誰，周圍其他人哄笑附和著。在人群旁的一個角落，王書記獨自站著，帶著幾分聽天由命的悲情。當我走近他時，他急切地和我搭訕并低聲抱怨說，村民根本無視他多年來為村里所做的一切，他們只忠于各自的家族圈子，所以他的失敗已成定局。
整個投票過程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村民漸漸地散去了，院子顯得空曠安靜。大約下午兩點的時候，投票數超過了至少50%有效投票率的法定要求，于是工作組和選舉委員會決定關閉投票箱，開始計票1[對于投票日的投票時間似乎并無正式規定。而“至少50%的有效投票率”這個最低法定要求經常被用作決定投票截止時間的標準。村莊選舉通常都是在農忙季節之前的早春。每當投票剛開始的時候，絕大多數村民就會趕過來投票，通常在下午較早的時候，投票就已經結束了。如果選舉活動仍然進行或是村民參與度不高，則投票過程會持續下去。有時至半夜，地方干部及其參選競爭者也會不斷動員更多人前來投票].選舉委員會的成員、鎮政府工作隊和幾個來自挑戰方的“熱心村民”同時或參與計票過程，或進行監督。每張選票的唱票經由高音喇叭向全村廣播。據說，在過去，很多村民都跟著這些喇叭廣播各自計票。有時，還有人會趕到村委會去糾正官方計票過程中所出現的錯誤。
最后的結果是：王書記贏得了絕對多數票，得到了251票有效票中的150票；他的搭檔村會計的得票是149票，居第2位；而那位挑戰者的得票是133票。3個最高得票者——2個前任干部和1個競爭者一起進入下一屆的村委會。得票最多的王書記順理成章地成為村委會主任。這個結果，對王書記、鎮政府工作隊，特別是陳隊長來說，都是一個意外的驚喜。“畢竟，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陳隊長引用了中國政治術語中常用的一個表述，露出了愉悅、放松的微笑。
林蔭村
FS鎮中心是由四個相鄰的村落構成的，林蔭村是其中之一。近年來，林蔭村令鎮政府深感頭痛。幾年前，該村支書因濫用權力被鎮政府撤職。不過，他依仗著大家族的后盾，拒絕交出象征著權力的黨支部印章。鎮政府礙于他的影響力，不敢召開村黨員大會，一直沒有選出新的村支書，村支部因此癱瘓。鎮政府不得不依賴村委會劉主任來落實各項工作。三年來，前任黨支書的支持者和村主任支持者之間的緊張關系一直存在，有時還激化為面對面的直接沖突。
現在，村莊選舉為公開合法的競爭提供了機會，兩派人馬也緊鑼密鼓地投入到各自的動員之中。在投票前夕，所有的征兆都絕對有利于劉主任。原村支書的支持者出于對預期結果的絕望，準備孤注一擲，打斷選舉過程。預選時，幾個村民叫囂著沖進投票現場，撕毀投票箱，扔掉投票箱里的選票……投票過程被迫中斷。但是，村選舉委員會在鎮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印好新選票并重新開始投票。第一輪的投票再也沒有出現新的意外，原來的村委會干部都順利地進入了下一輪的正式選舉。
正式選舉的那天風平浪靜，沒有出現任何波折。也許是因為初選中斷事件的影響，參與正式選舉的人群遠遠多于初選。隨著進入村委大院的村民越來越多，人們排起了長龍，村民們彼此交談，笑語朗朗，場面很是熱鬧。很難想象，幾天前在這里曾發生過嚴重的沖突，出現了損毀選票和投票箱的行為。最后的選舉結果是劉主任贏得了總票數的91%，劉主任以后在不同場合里常常自豪地說起這個高得票率。
高投票率和壓倒性的勝利，使得劉主任的地位更加穩固，也迫使其競爭對手認輸。在選舉結束的幾個星期之后，舉行了正式的黨支部選舉，選出了一位新的黨支書，緊張勢態隨之平靜下來，再沒有出現更多的爭端。由此看來，這次村莊選舉平定了一個爭吵不休的村莊政局，為一個公開沖突的過去畫上了句號。
三石村
對于鎮政府來說，三石村是一個噩夢，一個隨時可能爆炸的炸彈。
現任村主任李某，三年前發動村民將當時的村支書及其支部村委成員全部掃地出門，自己當選為村主任。此后，村莊內部的家族派系之間爆發了持續不斷的激烈爭斗，村莊與鎮政府之間的關系也隨之惡化。在三年前的上屆選舉中，他用高音喇叭向全村公開宣布，如果他當選，他將帶領全村抵制政府稅收和費用攤派。在鎮上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縣政府下屬一個單位曾許諾投資4萬元，資助該村開發一個項目，但最后沒有施行。當李主任知道該單位將這個沒有兌現的承諾作為政績向媒體宣傳時，他馬上找到縣政府投訴，并堅持要求那個單位履行承諾。
后來，那個單位在壓力下勉強兌現了諾言。李主任在其他方面也經常和鎮政府不合作。據一些鎮政府干部說，在過去幾年里，李主任多次繞過鎮政府越級上訪。為此，鎮政府視李主任為眼中釘，在很多鎮政府干部眼里，他跟無賴并無兩樣。此外，李主任還身有傷殘，這時常成為鎮干部嘲笑挖苦他的把柄。
不僅如此，幾年來鎮政府費盡心思，千方百計地削弱李主任在村里的權威基礎。這些做法包括：阻止上級政府的援助，截留政策資金，外來投資機會也轉引向其他村。例如，退耕還林資金是該地區政府資助農戶的重要資源，大多數村的許多土地都得到了相應的補貼，而三石村卻被排斥在外。即便是專項撥給三石村的政府資金來到鎮里時，鎮政府也不愿發給李主任的村委會。當然，鎮政府這些行為都有著冠冕堂皇的說法。一位鎮領導給出的理由是，這個村的村委會有如此大的問題，我們不能確信這些資金交給他們會得到合理的分配。當然，這里的真實動機是想引發和加劇村民對現任村委會的不滿，促成李主任和現村委會在選舉中落選。現在，決戰的時刻終于來臨。我問鎮黨委書記，三石村的村主任是否會落選？“當然，”他自信地說道，隨后又補充說，“村民應該知道他們的利益是什么。在這種人領導下，他們是不可能得到任何機會的”。為了能夠得到所期待的選舉結果，在選舉前夕，鎮政府匆忙給三石村指派了一位新的村支書，并提名他為村委會候選人，以挑戰李主任。鎮政府擔心三石村選舉會發生激烈沖突，于是謹慎地將該村的選舉時間推遲到其他村選舉完成之后。
三石村預選的那天早上天氣異常寒冷，是這個冬天最后一場雪的前一天。村委大院里擠滿了穿著厚厚冬衣的村民，院子里的氣氛也異常緊張。鎮上派來的工作隊比以往的陣容更為龐大：村委大院里停放著兩輛標志鮮明的警車，身著警服的警察在院子里站立著；還有工作人員手持錄像機，把整個選舉過程記錄在案。
選舉程序剛剛啟動，會場上就出現了騷亂。起初是人群中有人大聲呼喊，隨后兩三個人擠到前面，他們指著正在主持大會的李主任，要他向全村解釋為什么其他村都有退耕還林的資金，而他沒有爭取到政府資助。多人指手畫腳、高聲對罵，隨時都可能觸發肢體沖突。鎮政府干部不得不時常走上前去讓雙方都冷靜下來。在會場上此起彼伏的叫喝聲中，李主任低聲對他的支持者說：“你們別管這里，趕緊投票去”。
于是現場出現了有趣的一幕：在院子中央，人們仍然在叫嚷爭辯；但在院子另一邊，投票隊伍卻排列起來，而且延伸得越來越長，將那些吵鬧的人群環繞其中。幾個小時后，選舉結果出來了——這是鎮政府得到的最為清晰響亮的回應：李主任獲得了預選中的大多數票（341票中的189票），進入正式選舉。幾個星期之后，他在正式選舉中再次當選，連任村主任。不久，他的挑戰者，那位鎮政府指派的村支書，辭去黨支書職務，卷起鋪蓋外出打工了。
村莊選舉結束后，鎮黨委書記宣布這次選舉是一個巨大成功。的確，這是一個值得自我慶賀的機會：除了一個村子外，所有村子都完成了選舉，新的村委會已經組建完畢并正式運轉起來——一項艱巨的工作總算順利完成了。除了個別例外，新上任的村干部大多是過去的熟悉面孔，他們常年和鎮政府打交道，鎮政府也希望繼續和這些人合作。
而且，通過選舉，一些村莊治理的難題，如柳樹村的村政危機也得到了解決，而且是鎮政府感到滿意的結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選舉過程中并沒有發生危及“社會穩定”，諸如引發外出上訪之類的重大事件。
作為一個外來觀察者，我也覺得這次選舉是一個出乎意料的成功，理由卻不盡相同。首先，在大多數情況中，選舉程序得到嚴格執行。從成立村選舉委員會、選民資格認定、兩輪投票，到計票、選票登記密封等，所有這些都嚴格按照官方指導文件執行。至今我還對一個場景記憶猶新。在一個寒冷的早晨，選舉大會時間已到，而村民都還在家里，或者三五成群分散在遠處交談，而村委院子里的選舉會場卻是空空蕩蕩。面對幾乎空無一人的院子，那個幾天前在預選中剛剛落選的村主任，朗朗大聲地念起了統一規定的主持會議講稿。
親愛的選民同志：
現在，我謹代表村選舉委員會，主持今天的選舉大會。從年月日開始，我們村就開始忙于村委會選舉。通過廣泛的溝通、交流和動員，以及選民的充分參與，我們在年月日選出了村委會的正式候選人。今天，我們召開選舉大會，就是要選出一個新的村委會。
為了確保選舉的順利進行，我現在宣布今天選舉大會的基本程序……
村主任的聲音，通過高音喇叭傳遍全村，飄蕩在寒冷的鄉村上空。
村民在這不停傳來的聲音督促下，陸續走出家門或街角，走向選舉會場。村委院子里漸漸充滿了村民相互間的問候聲、交談聲和歡笑聲。
雖然這些程序大多是帶有象征意義的，但這些年的進步確實是實在的、巨大的。在一個村的投票點，一位鎮干部指著不遠處的一堆石頭告訴我：“幾年前這個村的選舉，我也參加了。那時人們就聚集在那個角落。村民們坐在那里，手里剛剛拿到選票，就有人走到他們中間說，‘來，把選票給我吧，我來幫你填’。人們就把選票交給他，他一個人填寫了一大把選票。沒有人當回事，也沒有人過問”。而此時此刻，就在我們的身后，一間兩側有門的空房成為臨時的投票間，里面有三張分開的桌子。選民先經過門前的關口，核實選民資格證，再穿過一扇門，到投票間里的一張桌子上填寫選票，然后從另一扇門走出后，將填好的選票投進門口的票箱。在這個過程中，只有鎮工作隊成員在門口附近或者是在投票間里面，核實選民資格證、指導選民投票，或幫助不識字的選民填寫選票。
選舉成功的另一個標志是很高的自愿參與率。在很多村的選舉中，除了遠離村子的打工者外，幾乎所有的選民都參與了投票。在去集體化時代，村民關注的是自家的土地，大多只是參與非正式的社會交往，極少參與如此大規模的集體活動。高投票率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候選人的動員，反映了選舉的競爭性。即使是在沒有很大競爭的村莊，候選人仍用激勵的方法來提高投票率，以鞏固他們地位的合法性。在大多數場合，大家都踴躍參加，有幾個鏡頭至今仍歷歷在目。一位中年婦女走向投票間時，對著墻上的標語半開玩笑地說道：“我也來行使行使我的民主權利”。而在另一個場景中，一位老年婦女坐在輪椅上被一輛三輪機動車拉到會場來投票。通過這些具有象征意義，同時又是實實在在的過程，村民感受到了集體行動的力量，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他們在村莊治理中的力量。
最后，選舉的最大成功之處在于，鎮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的角色有了重大變化。當然，鎮政府并不是完全中立的，它為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做了很多工作。但據觀察，幾乎在所有選舉的過程中，鎮政府所支持的那些候選人的當選（或再次當選）都不是鎮政府操縱的結果，而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工作表現，或是他們所代表的村民利益。在其他村莊（如三石村），盡管鎮政府長期以來試圖引發村民對現任村主任的不滿，但村民卻和鎮政府背道而馳，堅持把自己的候選人選上。在另一個村子里，村民要求對村干部的瀆職行為進行調查，否則拒絕參與投票。盡管鎮政府反復做工作，村民仍然以沉默和不合作的方式加以對抗，最后成為該鎮唯一沒有完成選舉的村子。新的一屆村委會沒有選出來，上屆村委會只能繼續運轉，但其合法性和效力都大打折扣。
當然，這并不是說FS鎮的選舉都是完美無瑕的。在選舉過程中，仍然存在著對抗、賄選、基于宗族關系的投票和動員以及毫無根據的誣告，1「在一個村莊，選舉前一天出現了大字報，指控現村主任貪污、玩女人。村主任并沒有受指控的影響，他通過高音喇叭親自向全村人宣讀了大字報上的指控，要求那位匿名指控者前來當面對質。第二天，他以高票再次當選為村委會主任」甚至還發生了一些肢體沖突。在一些場合中，鎮政府干部和村民都提到那些當選的并不總是最好的或者最能干的帶頭人；還有個別干部當選后很快就辭職了。但總體而言，這是該鎮自1980年代末鄉村選舉制度化以來最為成功的一次選舉。
三、村莊選舉：制度變遷的一個微觀過程
上述各村的選舉故事，一方面在時間和地點上各自平行發展；另一方面，他們又在所面臨的類似挑戰和尋求解決辦法方面共融交錯，為我們展現了村莊選舉這一制度演變的復雜過程。下面，本文基于這些微觀層次的故事片斷，嘗試解釋村莊選舉制度演變的過程和機制。
我以為，在2006年FS鎮村莊選舉過程的諸多因素中，地方政府，特別是鎮政府的角色演化是理解村莊選舉的關鍵。在已有的英文文獻中，有關基層政府在村莊選舉中作用的研究十分單薄，這些研究主要關注正式過程的實施和村莊層次的選舉活動。學者們都承認鎮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可能是因為了解鎮政府內部運作的困難，鎮政府的角色在這些研究中或多或少是一個空白。在這里強調鎮政府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其他過程是無關緊要的。但在我看來，這些過程大多與鎮政府緊密交織著，把分析的焦點放在鎮政府角色上，有助于我們將這些相關的過程編織進一幅有關制度變遷的更大圖境中。
在下面的討論中，本文從組織分析的角度對鎮政府作用的演變提出一種解釋。我的基本命題是：村莊選舉所發生的變化可以從組織與環境關系以及政府激勵結構兩個方面的變化加以分析說明。組織研究的一個重要命題是，組織的行為和變化受到所處環境的約束，并反映著這些環境的特點（Scot t，2003；Wil son ，1989）。經濟學的組織研究特別強調了激勵設計在誘發組織行為中的作用（MilgromRoberts ，1992）。這些理論思路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基層政府所處的組織環境和制度設計。如下所述，這些廣泛的組織環境可能與村莊選舉并沒有直接關系（如，基層政府面臨的多重任務環境、政府從農業生產中退出、農業稅的廢除以及大規模的農民工流動等等），但是這些環境以及科層組織內部的變化卻導致了地方政府，特別是鎮政府與村政和村干部之間關系的顯著改變，從而深刻影響了鎮政府在村莊選舉過程中的基本取勢。
下面的討論集中于鎮政府在村莊選舉中的作用。在我所研究的這一地區，鎮政府一直是而且仍然是村莊選舉中的關鍵環節。作為最低級別的政府，鎮政府承擔了村莊選舉的組織領導責任。它執行上級政府有關選舉的各種部署，確定各村選舉的時間安排和先后順序，派出由鎮干部組成的工作隊來維持或直接組織各村的選舉過程。鎮政府官員也幕后策略性地幫助自己中意的候選人當選，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避免對抗沖突，以保證選舉過程的順利完成。
的確，政府官員們是帶著無可奈何而又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心態經營著這一任務。對于鎮干部來說，村莊選舉是他們諸項工作中最具挑戰性的任務。1990年代后期以來，多年的過度稅收、政策失誤或政府工作不力，造成了農村地區的許多方面不斷惡化，呈現出大面積的不滿和緊張狀態，而村民缺乏合法的渠道來表達他們的抱怨。這樣，三年一度的村莊選舉給農民提供了一個機會去進行合法的公開對抗，清算舊賬，表達不滿，對現在的治理秩序提出挑戰。
從歷史過程來看，這種緊張狀況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村莊選舉，在很長的時期里不過是每三年一次儀式性地走過場。這些選舉由鎮政府全面部署：安排候選人，控制選舉過程，選舉結果也在意料之中。即使是在情況變得復雜些的近幾年的選舉中，鎮政府仍大多能夠通過操縱程序或其他策略性的運作來影響選舉結果，而且這種影響通常是決定性的。在很多場合的交談中，鎮政府干部都樂此不疲地描述當年他們為了達成選舉目標所采用的各種策略——控制人群、數錯選票，或詆毀對手。那時，村委會選舉的結果并不總是在村中心投票場所決定的，而更多的是在鎮政府的會議室里決定的。
時過境遷，近年來鎮政府在選舉中的角色發生了重要轉變——從選舉過程的積極參與者轉變為維護程序公正的監督者。這種轉變并不是內在的、自愿的，而是因為地方政府所處的組織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從組織分析角度，我們可以在鎮政府所面臨的多重目標、約束和激勵兩個方面尋找答案。讓我們首先考察一下鎮政府所面臨的任務環境，即它所面臨的各種任務要求所構成的環境壓力。我們不妨以村莊選舉為例。在這里，鎮政府面臨多重的、相互矛盾的要求。鎮政府首要的目標是把選舉任務完成——執行這項自上而下部署的選舉任務，讓所有的村莊完成選舉過程，產生新的一屆村委會。這看起來是一項很基本的要求，但實行起來卻不是輕而易舉的。過去時常發生的情形是，村民之間的沖突對抗可能會打斷選舉進程，使得選舉進程中途夭折。
鎮政府第二個目標是想方設法幫助自己中意的候選人當選。這里的道理很容易理解：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和解決當地出現的問題，鎮政府在日常工作中依賴村干部的合作。如果村干部是鎮政府使用順手的、能力勝任的“自己人”，那么這種互動無疑會更為順利，減少很多麻煩。第三個目標是維護社會穩定，主要是指避免社會對抗，或者是外出上訪的事件發生。這個目標在這一地區尤其敏感，因為FS鎮距離北京不到3個小時的車程。
然而，這幾個目標之間不是一致的，而是相互矛盾的。追求任何一個目標可能會妨礙其他目標的實現。例如，幫助鎮政府中意的候選人當選的做法可能會招致村民的不滿和對抗，從而危及“社會穩定”這一目標。如何在這些多重目標之間區分優先次序并保持平衡，這成為地方政府工作成敗與否的關鍵所在。對于基層干部來說，這些目標之間次序排列是明白無誤的：維護“社會穩定”是壓倒一切的目標，這一目標是上級部門明確強調的，也是下級部門全力貫徹的。這在“一票否決”制度上充分體現出來，即一級政府無論在其他領域的成績是多么突出，只要在“社會穩定”上出現問題，其他領域中的成績一概棄之不計。管轄范圍內出現“社會穩定”嚴重問題的政府官員，被看做是軟弱的、不勝任的和缺乏領導能力的，他們的職業生涯也常常由此停滯，甚至結束。
因此，盡管鎮政府有愿望幫助自己所中意的候選人，但這個目標遠沒有維護“社會穩定”這一目標更為重要——后者的差錯極有可能導致官場生涯的終結。這一目標的重要性在政府大院里醒目的“穩定壓倒一切！”的大標語中充分體現出來，那大大的感嘆號仿佛在疾聲呼喊，呼喚著大家的注意力。
在多重目標的任務環境之外，近年來由各種法律法規構成的制度環境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進一步促就了地方政府的角色轉變：1990年代末以來的中央政府再度集權，急劇削弱了地方政府，尤其是鎮一級政府的資源，許多基層政府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Oi Zhao ，2007）。資源的減少限制了維系鎮政府與村干部關系的能力，他們之間的庇護關系隨之弱化了。而2005年中央政府廢除農業稅的舉措，更是進一步減弱了鎮政府和村之間已經式微的相互依賴關系。這一大的發展趨勢進一步為干部輪換政策所強化（周雪光，2005）：因為基層政府的主要領導（如鎮黨委書記和鎮長）在一個崗位上的工作只有3至5年，他們所關心的是短期政績，而不是與村莊干部之間的長期庇護關系。
與此相應的，基層政府官員對待村莊選舉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例如，一位鎮主要領導這樣評論上級提出的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原則：“只要程序公平，選出誰來都可以。如果村民選出一頭豬也無所謂。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公開和公平。至于是否公正，那只能看村民自己的選擇”。這樣，鎮政府追求的目標從對村莊選舉結果的關注讓位于順利完成選舉過程這一目標，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抗和動蕩，或者其他并發癥的發生。
當然，鎮政府的變化只是這個制度歷史變遷進程的一個方面。由基層民眾中日益突出的不滿、抗爭和參與村莊治理的訴求所引起的政治壓力是推動國家政策和政府行為演化的另外一個主要動力。從新中國成立以來，象征性的選舉早就出現，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生產隊干部的任命通常都經歷了象征性的選舉過程。所以當村莊選舉于1980年代后期首次推出時，人們對選舉并沒有感到太大的驚奇，也沒有把它當一回事，那時的村委會人選是由鎮政府決定的，而且村委會的作用更多是象征性的，村里的權力集中在村支書手里。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各輪選舉過程的展開，村民逐漸學會了行使自己的權利。他們不僅根據選舉規則來參與這一過程，而且運用這些規則來挑戰鎮政府的操縱活動，監督基層干部的行為，爭取自身的利益。這些變化特別體現在地方干部與村民的互動中。在我與政府官員的交談中，他們常常提到近年來出現了許多村民拿著選舉條例來質問地方干部操縱安排的事例。一位政府官員這樣說道：“有些村民對選舉規則比我們干部知道的還清楚。如果你不小心自己的說話或者做法，他們隨時都會提出質問”。在2006年選舉的不少場合，村民在選舉之前要求村委會公開集體收支賬目，解釋說明賬目中出現的不正常開銷。
其他村的村委會也很快從中學到教訓，主動在選舉大會前公開了集體賬本，以供村民審核。不同村的候選人之間也在競選策略上互相學習。
例如，一位剛當選的村主任邀請另一個村的村主任一起吃飯，討教執政方略。后者鼓勵他把村支書職位一并兼任，以免以后受掣于村支書。
這位新當選的村主任心領神會，不久后就公然違反鎮政府的事先安排，動員其支持者淘汰原來安排的村支書人選，將自己選為村支書。
特別有意思的是，堅持程序公正恰恰成為鎮政府防范“惡性事件”發生、維持“社會穩定”的有力工具。鎮政府以“保護程序公正”的口號為武器，威懾那些試圖挑戰政府權威的人，防范他們擾亂選舉過程。鎮政府意識到，違反選舉程序的做法可能引發村民抗爭和上訪，所以自選舉伊始就小心翼翼地遵循程序。如一位鎮干部所說，一方面是防止可能發生的對抗；另一方面是在一旦出現事故，隨之而來的上級調查中可以保護自己。正因如此，即使是在面臨他們不喜歡的候選人當選的風險時，他們也會強調并維持程序公正。例如在前面所描述的三石村的選舉情形中，選舉中發生的爭吵有可能導致中斷選舉過程和發生暴力事件，為了避免這些潛在威脅，鎮工作隊極力維持秩序，確保投票過程的順利完成，即便這樣做的代價是他們所中意的候選人落選也在所不惜。
鎮政府的角色轉變已經被村民覺察到并接受了。在參加三石村的一次選舉委員會會議時，我注意到來自不同派系的成員就選舉事項的各種安排發生激烈爭論，但所有派系都一致同意讓鎮政府工作隊來負責整個選舉過程——核查選民資格、分發選票與協助選民填寫選票。
這給鎮政府合法介入村莊選舉并在其中扮演積極角色提供了機會。
的確，鎮政府的介入是積極的、全面的，滲透在選舉過程的每一步安排之中。這些安排部署有時微妙細致，難以察覺，而有時則是以赤裸裸威脅的方式表現之。在一些場合，如上面說到的三石村選舉會場，警車和警察如臨大敵般出現在現場，加之不停轉動的攝影鏡頭全程錄像，以威懾防范任何可能發生的暴力沖突。而在其他場合，鎮政府的部署則更為隱蔽微妙。其中一個常用的做法是精心挑選工作隊成員，將他們派到自己熟悉，或有親近關系能夠發揮有力影響的村莊，以便有效消除潛在的不安定因素。一天清早，我和工作隊正準備登上一輛面包車去參加一個村的選舉，有人招呼我去乘坐一輛小轎車。這輛小轎車歸村委會吳主任使用，他被任命為該村工作隊的負責人。村委會不在鎮政府大院，因此吳主任很少出現在鎮政府。為什么他被任命為工作隊隊長來負責該村選舉呢？答案很快就清楚了。原來，該村的前任書記是這次選舉的主要威脅，據估計極有可能會挑頭干擾選舉。但是他正在與村委會合作一個項目。這樣，吳主任的出現就能有效制約這位前村領導的行為，而事實正是如此。那天這位前村書記來到村選舉中心大發牢騷，并（通過他的親戚）試圖阻止投票，但吳主任通過和他進行持續的有針對性的“閑談”，使得他不得不有所收斂，無法實現阻礙選舉過程的企圖，選舉過程得以順利完成。
村莊選舉的順利進行還得益于其他各種不同的過程，這些過程發生在與村莊選舉并不相關的領域中，但它們對緩解選舉沖突等方面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比如，隨著村干部職位所獲利益的減少以及村外機會的增加，村干部這一職位不像以前那樣受人青睞。關于這一點Oi和Rozelle （2000）已有討論。多年來，村莊集體資產已經急劇減少，很多村甚至陷入了債務泥潭，村民欠集體的債務與集體欠村民的債務交織在一起，村莊內的社會關系也因此十分緊張。這些狀況使得村干部位置的吸引力大大下降，尤其是在那些貧窮的小村。與此同時，人們的“退出”渠道變得更為開闊，也更有吸引力了。外部機會——外出打工或者自己創業，使得落選者有可能流動離村，從而降低了落選后村莊內部的潛在沖突。例如，三石村支書在村委會競爭落選之后，沒有繼續與當選的村委會抗爭，而是和他的前任一樣，卷起鋪蓋離開了村子。在另一個村，村支書沒有當選進入村委會，而且處處受制于當選的村主任。
一年后，他辭去了村支書職務，專心干起了運輸生意。
上面的討論表明，在村莊選舉制度化的演化過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了關鍵作用。在很大程度上，FS鎮的顯著改變是鎮政府所面臨的組織環境和政府激勵設計演變的結果。這些變化導致了鎮政府和村莊權威在組織能力上和資源基礎上的邊緣化，而且使得村莊選舉的結果與鎮政府的利益相互分離，從而改變了鎮政府在選舉過程中的基本取勢。
四、從村莊選舉看中國改革道路
在思考FS鎮的村莊選舉諸多場景和意義的過程中，“一葉知秋”這個成語時常出現在我的腦海里。這并不是說，FS鎮的經歷適用于中國其他地區的鄉村，我也不認為這些村莊和地區會遵循相同的變遷路徑。事實上，就像我們所觀察到的那樣，即使是在FS鎮，各村之間也呈現出很大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隨時間發展而不斷變化。如果我們依據這一農業鎮的經驗去推斷其他鎮、地區乃至全國的模式，這顯然是荒謬的。另一方面，我固執地認為中國農村這一角落的變化不是孤立的；相反，它是中國農村正在發生的大規模變遷的一個縮影。正因為如此，這一小鎮走過的道路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轉型期正在發生的制度變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葉可以知秋。
對于鄉村治理來說，村莊選舉的重要性究竟體現在哪里？傳統的村莊權威中心是村支書，由村里的黨員選舉出來，然后經鎮政府任命，因此建筑在黨的領導基礎之上。村莊選舉的一個重要意義是它在村莊中提供了一個新的具有合法性基礎的權威——村委會。這兩種權威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基礎：前者基于鎮政府從上至下的任命，而后者則基于村民自下而上的支持。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微妙的，也是不斷變化的。
形式上，政府法規要求的是“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模式，但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內在矛盾。這一模式將黨支部書記放在一個更高的位置，使得自治本身成為一個問號。但在實際生活中，這一權威結構已被村莊選舉制度所弱化。村莊選舉常常使得村委會領導獨立于黨支部，甚至與黨支部唱對臺戲。
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使是那些同時擔任村支書和村主任的村干部也都意識到，在村莊政治中，村主任這一職位有著獨特的意義，因為它的合法性得到了大多數村民的認同。村支書可能被鎮政府直接免職，但合法的村主任則只能通過村民選舉才能免職。在很多情況下，由于其合法性基于大眾支持，使得村主任在與村支書的關系中占據上風。
一位村主任這樣說道：
我是這樣想的。你為什么要做一個村支書？有什么用？
對吧。我現在是村民選出來的主任，你（鎮政府）也不能拿我怎么著。我得了五六百張選票。當一個村支書，鎮政府可以隨時讓你下臺，但作為一個村主任，如果沒有村民的同意，誰也不能把我轟下臺。作為一個村支書，如果你工作好，鎮書記會表揚你，但如果你第二天工作出問題了，他就翻臉不認人了，會直接把你免職。如果他對你好一點，也就是提前告知你一聲，讓你自動辭職。如果你們倆相處不好，他就會直接撤掉你。如果我被鎮黨支部書記表揚、提升了，我就不得不遵從他的指示。但如果我是直接由村民選出來的，那就不一樣了，我們走各自的路。
另一位同時擔任村支書的村主任，這樣回顧他與鎮政府打交道時的雙重角色：
我作為村主任的職位是由村民選出來的，在這個位置上，鎮政府只能提供指導而不是行政命令。幾年前，當鎮里的一個干部讓我為一個政府項目提供義務勞動力的時候，我安排了兩天時間，但后來他又要我們多提供一天的義務勞動，我發火了，把他回絕了。我對他吼道：“你沒有撤掉我的權力，你要罰我的話我也沒有錢。”在那時，我沒說自己是村支書，我是村民選出來的村主任，而他沒有任何權力將我撤掉。
在中國農村的治理結構中，這是一個重大突破。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村莊治理的合法性一直來自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渠道，村領導由上級部門直接指派（Chan ，Madsen Unger ，1992；Friedman ，Pickowicz Selden，1991）。現在，村莊選舉為村領導提供了第二種權威基礎——自下而上的村民支持。因此，村莊選舉制度為中國政治演變提供了一個新的推動力量，而這一推動力的影響也許需要等許多年以后才能充分體現出來。村莊選舉不僅為集體行動的興起提供了一個合法機會，而且為執政黨和村民間、鎮政府和村領導間的互動提供了一個穩定的舞臺。同時，村莊選舉也是制度創新的一個突破口，使得不同村莊有機會來解決自身問題，尋求自己的解決方法。比如，在FS鎮的一個村里，一個村民（以前的村干部）組成了自己的“內閣”，以一個團隊參與競選，這一做法與傳統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這個角度來看，村莊選舉提供了制度創新的新的機遇，為中國農村的已有政治秩序開辟了一個新的空間。
FS鎮發生的這些故事，這些細枝末節和局部背景的微觀層次和過程可以幫助我們窺見宏觀制度變遷的機制，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多重過程和機制相互作用下制度變遷的復雜性和微妙性。如本文所描述的那樣，即使那些最接近這些過程的人也常常對選舉的動態和結果感到撲朔迷離，不可預料。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村莊選舉的結果來自于相互獨立過程之間的相互作用，尤其是那些與村莊選舉沒有直接關系的領域中的變化以及由此產生的非預期結果。
五、結論
首先，制度變遷需要時間，而時間又是理解制度變革過程的重要維度。以這一地區的村莊選舉為例，根據我在實地研究中所收集的逸聞趣事，自1980年代末以來的很長一段時期內，村莊選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鎮政府操縱下的象征性行為。我們看到，幾個重要過程的演變——鎮政府角色的轉變，村民之間的學習過程，鎮政府和村之間關系的松散化，這都經過了長時間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選舉行為有了明顯的質的變化。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在不同的時點進入這一漫長的過程，將會得到或者過早悲觀、或者不切實際過于樂觀的不同結論。
其次，制度變遷涉及多重過程，而這些過程大多是彼此獨立的。比如，地方政府角色的轉變依賴于發生在其他領域中的幾個關鍵過程，有些甚至發生在十多年前。1990年代中期的財政改革，是中央政府實現資源分配集權化舉措的一部分，但這一政策實施過程中一個沒有預測到的后果就是削弱了地方政府對農村地區的控制力。隨著時間的變化，這一狀態促就了地方政府在村莊選舉中扮演了一個中立角色。新近的廢除農業稅的舉措也與村莊選舉沒有直接關系，但卻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鎮政府從與村干部的庇護主義關系中脫離出來。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農民工流動，以及附近地區商業機會的出現，經濟的快速增長，都增加了那些有意進入政治的村民的“退出”激勵，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選舉過程中的沖突對峙情形。我們看到，這些過程產生于各自的領域，大多是彼此不同，相互獨立的，與村莊選舉制度并沒有直接關聯。
但是，它們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交織則可能會產生推動村莊選舉制度化所需的制度條件。
最后，重大制度的變遷通常不是出自于理性設計，而是來自于多種相互獨立的過程之間的互動及其始料未及的結果。很明顯，鎮政府的轉變并不是因為官員們有了推動政治改革的意圖，而是由逃避責任和避免過失的動機所驅使。但正如本研究所提出的，這些行為的結果的確對中國正在發生的制度變遷有著不可低估的貢獻。再如“，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是政府設計村莊選舉政策的初衷。但是，村莊選舉的重心卻慢慢地轉移到當選村干部身上，從而削弱了現存權威的合法性基礎。
由于這些多重、獨立過程的相互作用，其結果往往難以預料，有時甚至連那些深深卷入這一過程的當事人也對這些結果感到意外。
這些觀察提出了如何分析轉型經濟中制度變遷的方法論問題。首先，我們需要在調查中采用過程視角。這意味著我們對正在發生中的制度變遷下結論的時候需要耐心。其次，雖然因果關系的理論模型在社會科學中有著獨特魅力，但我們所關心的多個過程相互作用及其意外結果意味著，實際的過程可能更是十分復雜。所以近距離的觀察和闡釋的方法有著獨特的優勢，使得我們能更好地分析和把握變遷過程的復雜性和微妙性（Zhou，2000）。
在我看來，村莊選舉的制度化可能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動力量。在現代中國，農村地區經常扮演社會變革催化劑的角色。“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最終使得中國共產黨于1949年執掌政權。在1970年代末，正是農村地區的土地改革啟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在我看來，村莊選舉的成功制度化極有可能對中央政府的進一步改革提供正面反饋，而農村政權和國家政權之間的松散化，有可能促使獨立于國家干預的公共空間的擴大，從而分散改革的政治壓力和政治風險，降低無組織的集體行為的可能性（Zhou，1993），為其他領域和城市地區的政治改革拉開序幕。
當然，并不是每個人都對村莊選舉拍手稱好，尤其那些職位和利益受到威脅的村干部很有意見。一位村支書這樣抱怨道：“跟我們相比，城里人文化程度更高，也更有知識，政府不允許他們選舉他們單位的領導，卻偏偏給農民最重要的選舉權。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實際上，當占中國總人口2/3的農民習慣于運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去選舉自己領頭人的時候，城市地區和其他領域的公民距離這個目標也就不遠了。不過，與所謂的特洛伊木馬故事不同的是，村莊選舉作為一種新興制度，它的軌跡并不是按照人們理性設計，或西方民主制度的版本那樣如期展現的，而是在中國社會多重的、互為獨立過程的交互作用下，在歷史條件和已有制度環境的制約下發展演變的（Stark ，1996），在這個意義上，FS鎮的村莊選舉故事告訴我們，應該以一種開放、耐心的態度去看待中國社會正在經歷的恢弘轉型，同時要有心理準備去迎接這個過程中那些始料未及的變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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