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計，教育為本。二戰后的美國、日本都是依托教育增強其政治、經濟實力的，如今中國的GDP已坐了世界第二的位子，可令人堪憂的是，與教育投入不成比例，甚至不如一些非洲小國。教育公平、區域均衡是近些年被屢屢提及的話題，而鄉村與城市相比，一個更不能否認的事實是，鄉村教育中仍處于窘境，差距懸殊，對鄉村教育的投入經費不足，資源分配不平等。教育的載體——教科書以及相應的考試制度，也使鄉村教育處于一個不利位置。這不僅制約了鄉村教育的發展，也與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不相協調。鄉村教育到底要向何處去？
“教育”在鄉村中
鄉村總是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鄉村教育總是處于被人忽略的位置，我們曾消滅了三座大山，不知何時，“上學難”又與“住房難”、“看病難”成為壓在人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尤其是西部地區，來自中央黨校課題組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西部農村教育“用‘凋敝’這個詞來形容，一點都不夸張”。學者錢理群十年前北大退休，后便以各種形式介入到中學語文教育中來，寫書、編書、回母校親自上課，在為《鄉土中國與鄉村教育》一書所做的序《鄉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一文中，他說：我們總是在夸耀已經“基本上普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且不說這是一個虛數，水數，就算真的“基本普及”了，也掩蓋不住一個事實：15%的人口——大約為1 億8000萬人——所居住的地區遠沒有普及，這也就意味著每年有數百萬的兒童作為共和國的公民難以享受他們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而另一個事實也不容忽視：“從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之后，到2000年‘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間，總計有1億5000多萬少年兒童完全沒有或沒有完全接受義務教育”。
其實，在報紙、書刊、電視等媒介上，我們不難看到這樣的場景：崇山峻嶺中，孩子們背著個碩大的書包艱難地“長征”在崎嶇的小路上，一會兒攀鐵索，一會兒爬天梯，幾經輾轉，終于來到簡陋的所謂的學校。甚而至于，教室窗玻璃沒有，桌椅板凳也沒有，“小也么小二郎，背著書桌上學堂。”——當然，這種場景更常見于中西部地區。近幾年頻發的校車事故，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上學路”之難的問題。就筆者而言，也來自農村。我是九十年代初在我們那個農村讀完初中的，雖質量不高，畢竟還有學可上，有書可讀。如今初中沒了，就連小學也沒了。原因說是資源整合，村里的學校合并到五十里地之外的鎮上去了。可憐的小孩子，七、八歲上學就要住宿！家庭經濟狀況又不好，上學真就成了頭等大事，總不至于讓小孩子一天書也不念吧。而實際上，孩子今天缺課明天曠課，念不到幾年，小學都念不完，就算畢業了。就這樣造就了新時代的“小文盲”，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但這是誰的悲哀？不要說不如我小時候的那個八十年代，父母說，連五六十年代都不如了。如此的下一代，還有希望嗎？還有未來嗎？
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80％左右，這之中，也許就有未來的總理。倒推現在城里人的三代、四代，有多少不是農村的？由于鄉村教育的落后、缺失，有相當一部分是農村孩子上不起學——提早退出學校輟學，不想上學——因對就業的迷茫放棄高考。這也是近幾年高考人數的銳減的一個原因，這也就不難解釋高校中農村生源為何比例小了。窮孩子沒有了春天，寒門子弟離一線高校越來越遠。小學都上不起，你還指望什么大學農村孩子多？教育學者楊東平主持的“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調研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國家重點大學里的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開始不斷滑落，北大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2010級農村生源僅占17%。最新的一組數據，北大2013級農村的學生比例為14.2%。《南風窗》主筆李北方說：“就是這個14.2%，已經比上一年高1.7個百分點了。”日前在中山大學舉行的“教育與中國未來”30人論壇上，通過對北京、西部等一些省市的高校招生數據分析，教育專家們認為，寒門難出貴子，上一般大學的比例上升，上重點大學比例下降，全國985工程高校農村考生比例僅為20.8%。前總理溫家寶在2008年12月在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會議上的講話《百年大計 教育為本》中也坦承，“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里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本來經濟社會發展了，但是他們上高職、上大學的比重卻下降了。”
隨著進城務工人員的增多，孩子的入學、升學問題也日漸突出。空間的位移，并不能改變“鄉村”的本色。城市打工子弟校被以各種理由關閉，打工子弟的孩子因此失學。盡管有“不讓一個就讀的學生失學”的保證，而“五證”——暫住證、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和全家戶口簿——已將孩子們拒在了校門之外。《義務教育法》的明確規定，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在非戶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適齡兒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當地人民政府應當為其提供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條件。”——竟也成了一紙空文。2014年北京市高考首次對非京籍學生開放，但是他們中的很多人難以滿足“進城務工人員在京連續繳納社會保險已滿6年(不含補繳)”的條件，不得不放棄在京高考。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成了懸浮于城市上空的鄉下人，這不僅讓人想起“兩會代表”、地產大鱷的“豪言”：你窮，你為什么還考大學？你窮，你為什么還呆在城里？
就這樣，孩子上不起學，不想上學，過早地離開學校，走向了社會。他們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游蕩——打工來到城市，由于自身文化素質不高，社會關系又沒有，生存艱難，而后回到農村，卻又在農村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受城市的誘惑，他們也無心在農村尋求發展，身在農村心在城市。由此帶來種種隱患，近幾年低文化層青少年犯罪現狀堪憂。“這一龐大人群的一部分顯然在以各種形式顯示著他們的存在：從國家今年公布的‘8500萬青壯年文盲’，到各地以種種暴力手段威脅著社會的低文化層青少年犯罪”（張玉林：《中國農村教育：問題和出路》）。孩子的潛能不能得到很好地發揮，卻被壓制在底層，對于整個國家而言，是一個嚴重的人才資源的浪費。
“鄉村” 在教育中
正如國家、法律是有階級性的一樣，教育也是有階級性的。英國社會學家麥克?揚認為，學校知識是一種意識形態，學校課程無疑是社會關系的一種映照。教科書作為教育的主要載體和學習的重要資源，無疑承載著重要的教化功能，首當其沖成為反映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一面鏡子、社會強勢群體的代言人。美國學者邁克爾?阿普爾說：“教育已經被深深地政治化，教育政策和實踐中的一切都是權力集團和社會運動的結果，他們努力使他們的知識合法化。保護或增強他們的社會的活動模式以及增強他們在大的社會舞臺上的力量。”在《意識形態與課程》一書中，他指出，課程知識與意識形態有非常密切的關系，課程不是中立與客觀的，而是具有意識形態的特性。 “鄉村” 在教育中所處的地位，通過教科書就能明顯地顯示出來，這也是“教育”在鄉村中的弱勢地位的現實反映。鄉村與城市的差別，不僅僅是地域上的空間差別，更是精神、思想及價值觀上的差別。
通過調查分析，我們看到，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中，城市的話語權、城市的霸權顯露無疑，使得“鄉村”在教科書中也處于邊緣化位置。首先，在數量上，有關農村題材的篇目偏少，而有關城市題材的篇目占有較大的比重。其次，在對農村內容的描寫上，有多篇的反映古代社會的、二三十年代鄉村社會的及外國鄉村社會的。對新中國成立后前三十年鄉村社會的書寫，也僅僅停留在與后三十年對照所形成的“苦難”的記憶上。第三、在語言選擇上，按伯恩斯坦的語言編碼理論，教科書中所采用的是有利于城市孩子學習的精致語言編碼而不是農村孩子學習的大眾語言編碼。第四、在情感、態度及價值觀取向上，對城市充滿了謳歌和贊美，生活富足，交通便利，文明和諧。而一提及鄉村，總要與貧窮、落后、閉塞、野蠻、愚昧、迷信等一些含有貶義的字眼聯系起來，仿佛一直如此，幾千年來一直如此。
英國哲學家波蘭尼把人類的知識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即緘默知識兩種，他認為，人們在教育活動中要以緘默知識為基礎。哈耶克也認為，那種個人意識與顯性知識只是人類知識很小的一部分。而教科書這種以“城市中心”的取向，對農村孩子的學習都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難與障礙，使農村孩子的緘默知識對顯性知識的習得起到干擾和阻礙的作用而不是其的“向導”和“主人”。 可悲的厚障壁就在這時產生了。由于“遮蔽”了對鄉村社會的真正認識，這就不免給城市學生與農村學生的學習帶來一定的隔閡，甚至“冰火兩重天”。面對“肯德基”、“麥當勞”等字眼，農村孩子一臉茫然與企羨；而城市孩子對農村的貧困，也似乎有“何不食肉糜”之感，流露出不解與不屑。孩子們情感上便對城市充滿了憧憬與向往，疏遠了厭倦了自己的家鄉。
其實，通過教科書中課文對鄉村的書寫，我們發現這里面存在著一個悖論。“還鄉”與“留城”，陷入了一個“圍城”的困境，一方面是逃離鄉村到城市，另一方面卻發現在城市無處安放精神、靈魂，就又懷著留戀、渴求的心理尋求回歸鄉村。一面想回鄉村，一面又不愿意再回去，筆者本人也時常面臨著這種內心的糾結。留在城里，卻又發現居城不易，居“京”更不易。近又有專家出來支招，進入北京要考試了！課文作者是成人，經歷了城市的喧囂和世俗的無奈，身心俱憊，便轉而求助鄉村尋求心靈的慰藉。于是鄉村便被在筆下美化了，充滿了“苦難美學”的味道。誰都希望生活豐裕一點，但假如苦難來臨，勇于面對就是，筆法若總是美化，難免給人一種矯情的感覺，造成身體與精神的分離與分裂。以一種“情結”去書寫夢幻的鄉村，真實的鄉村面目就被“遮蔽”了。
我們還應看到，除了教科書中所體現出來的“城市中心”傾向，另一個更內在的，是在應試教育上。近幾年大力推行素質教育，“減負”、 “創新”喊聲震天，而實際上，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扎扎實實。一切為了分數，一切為了升學，培養人培養“整個”的人只是口頭上。可即便是素質教育，更多是代表了城市教育而非鄉村教育的聲音，同樣一個分數，同樣一所大學，鄉村學生不知要比城市學生付出多大的辛苦。在生存本身都困難的情況下，再談什么素質什么全面發展，真乃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問題還在于，憑什么會彈鋼琴是素質，鋤禾挑土就不是呢？這又是寒門子弟難上一線大學的一個原因。
鄉村教育的出路
顧名思義，“鄉村教育”是由“鄉村”和“教育”這兩個詞組成，鄉村教育的出路，當然首先是鄉村的出路。鄉村要向何處去？顯而易見，城市和農村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存在著富足與窮困、先進與落后、文明與野蠻、現代與傳統“城鄉二元”價值對立。馬克思主義認為，農村的發展是去農村化，農民去農民化。我們看到，在現代化、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浪潮席卷下，全國各地的鄉村都在“淪陷”。歐洲的工業化進行得早，工業文明對鄉村文明侵蝕所帶來的陣痛不難在一些文學作品中看到。出版于1973年的瑞士著名繪本畫家約克?米勒的《變動中的鄉村》，則以圖畫的形式記錄了一個村莊的變遷。還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孟德拉斯就為法國作出“農民的終結”的斷言。當然，我們不能一味沉浸在詩人、文學家懷舊、還鄉命題的憂傷中，我們要的是該如何看待“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相互關系的問題。
平心而論，最近幾年的新農村建設的確使農村的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觀，但不能否認的一個基本事實，城鄉依舊存在很大的差距。農民，這個最大的弱勢群體，在教育、就業、社會福利保障等方面遠遠沒有受到公平、平等對待。仍舊結合筆者而言。單用“好”、“壞”二字，已不能對我的故鄉作出描述、評價。至少房子越來越漂亮了，紅磚紅瓦，寬敞明亮。吃、穿、用等方面，也較以前有較大的改善，盡管與城市或發達地區的農村還有一定距離。布魯代爾認為，文明的最高核準權在精神層面。若看不到精神的豐盈，乃是“貧窮的富饒”、“繁榮的廢墟”！ 鄉村發展，鄉村重建，不光從經濟層面，更把文化、教育擺在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要改變“教育”在鄉村中的窘境。羅爾斯說評價一個社會要看它如何看待它的境況最差的成員，同樣，評價教育也要看它如何看待它的境況最差的成員。鄉村教育要從“城市中心主義”的誤區中走出來，給鄉村教育以較大的資金投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實現區域內均衡發展。
鄉村的發展、建設，不但要使鄉村成為城市的人才輸送基地，更應成為吸納人才的蓄水池。要使鄉村要提供充分的學習、就業機會，而不是鯉魚跳農門，出去一個就一去不復返了。“城市取向”的教育使鄉村教育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通過殘酷的高考競爭，終于上了大學，但也從此走上了永遠的“不歸路”。吸引不了人才回來，于是就愈加困窘。鼓勵大學生鄉下扎根，就要改變“淪陷”的農村的凋敝的現實。2011年在近10萬份上海高考考卷中出現一篇滿分作文，這也是2006年以來上海高考惟一一篇滿分作文。據說這篇文章在閱卷中心組里被從頭到尾朗讀一遍，有些專家當場被感動，經過激烈討論，最終決定給這篇文章滿分。考生把鄉村田園化，稱“他們從小生長在故鄉的青山綠水中，純潔的靈魂在田野里抽穗拔節”， 文章講到：“記得一位記者問一個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學成后是否會回到家鄉時，小姑娘毫不猶豫地說：當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點落下淚來，為他們的成長。”我不知道在記者面前，這個小姑娘有沒有表達自己的內心想法，她是否按照預設的標準答案在回答，但我希望這是自己的內心想法，我想兩年后她畢業能兌現她當初的諾言。在“還鄉”與“留城”之間，小姑娘能自由地作出“還鄉”的選擇。在鄉村能有一份適合的工作，真正地完全地融入到鄉村社會。
還有，要改變“鄉村”在教育中的窘境，要改變教科書中和考試中的“城市取向”。時下熱烈討論的關于弱化英語的學習，不管其動機如何，就農村孩子而言，是一大利好消息。此前一些省市已取消了英語聽力考試、英語口語測試，最近有媒體報道江蘇醞釀新的高考改革方案，擬取消小高考加分，高考英語將不再計入總分，后雖然江蘇方面做了澄清，但是仍被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鄉村教育比城市薄弱，農村的英語教育本就比城市更薄弱，這些舉措無疑減輕了農村孩子學習的障礙。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石，要讓每個孩子都有學上，上得起學，這是一個切切實實的關系祖國千秋大業的“中國夢”。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涌現出以晏陽初（定縣實驗）、陶行知（曉莊學校）、黃炎培、梁漱溟（鄒平實驗）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教育家致力于鄉村教育運動，這對我們今天的鄉村建設、文化教育建設都有值得借鑒的意義。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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