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接棒烏鎮，金秋九月，在萬眾矚目與期待中，第二屆中國古村鎮大會在位于黃河下游的“孫子故里”——山東濱州隆重舉行。北京大學旅游研究與規劃中心主任吳必虎教授作為大會主席，親臨大會主持并做了主題演講。具體內容如下：
剛才從議程上看到我們還有兩位嘉賓，一位是做烏鎮開發和運營的陳向宏陳總，另外一位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曹衛東校長，他們的講稿都已經到我這里了，因為有重要的事情沒有趕到，有一位副總理級的領導要去烏鎮，陳總要接待，鑒于這樣的情況，接下來由我來濫竽充數一下，給大家來講一些嚴肅的話題。
今天這個主旨演講的安排很有意思，不是做旅游的人拼命在講旅游，比如說田園東方的張誠總來自房地產界、陽光傳媒集團的朱蕓女士來自傳媒界，他們的演講都圍繞鄉村旅游和創意旅游，可是我一直在做旅游今天卻不講旅游，我講農村、講鄉村，所以我的題目叫做“誰的鄉村？”，基本上不講旅游。我想這個話題正對前面兩位的商業化（當然他們的商業模型對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是有幫助的），今天來講一個更加“冷”的思考。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因為中國的鄉村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轉型的關鍵階段。
講三個角度的問題。
一是制度制約，也就是說農民在法律上有哪些權利，有哪些義務。農村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就地現代化、就地城鎮化以后，現有的法律體系是不是不合適了？還有哪些問題出現，就這些問題做一個冷靜的思考和探討；
第二個是農村的產業升級，不是過去僅僅種地這么簡單的事情，而是多態融合和多態提升，就像剛剛張誠總講的田園東方的實驗，包括朱總講的張北草原音樂節，草原音樂節是什么，屬于娛樂業。我相信朱總可以繼續在理論模型上加以提升，而不是赤裸裸的硬廣，僅僅說擅長音樂節。同樣的事情，如果我來講我會講逼格高一點的感覺；
第三個叫社會重構，農村全是老太太，全是留守兒童，爸爸媽媽全部進城打工了，鄉村社會有一種潰敗的感覺，所以農村社會如何構建新的社會結構是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的。這三個話題還是比較嚴肅的，商業化程度少一些的。
01制度制約：農民集體所有制已被架空？
制度制約，我核心的觀點是農村的集體所有制實際上已經被架空了，集體所有制是說土地、當地的各種資源是農民集體所有，而且是以村集體為基本核算單位，也就是說鄉政府，縣政府，包括住建部、農業部這些部長們，能不能干預農民的生活，干預農民的生產過程，從法律上講，這些部門是沒有法律授權的，或者說部門立法與憲法沖突的。大家知道中國政府有一個施政方針叫做“法無許可不可行”，就是法無明文規定你就不能這樣做，我們執政都要求有這樣一個法治結構。
誰的鄉村？應該說它的基本問題是鄉村土地的物權問題。這個地是誰的，大家知道一九三幾年至1949年新中國建立，毛澤東通過各種途徑，那時候沒有WiFi、沒有微信、微博，只能是自己手寫，然后通過延安電臺相關的廣播，南京或者重慶《新華日報》等途徑說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以后結果給誰呢？給農民。這實際上就是說農村的物權歸農民。
何謂物權？法律上特別清晰，它是直接支配，而不是間接支配，而且是排他的，就是說我能做，其他人不能做，這是我的。物權，是指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這個物權是法律上的理解。
鄉村土地所有權是誰的呢？實際上從《憲法》里面看非常清晰，是農民的，不是鄉長的，不是縣長的，也不是部長的。比如從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一個關鍵詞特別清晰，叫做“農民土地所有制”。大家可以查一下，非常清晰，從地主階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變成農民土地所有制，那時候把地主的地拿過來給農民，這是1949年的說法。到了1954年，憲法也是特別清晰的，叫做“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農民是誰，是一家一戶的具體農民。到了1975年，憲法有點變化了，叫做“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第一你是勞動群眾還不行，必須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勞動群眾，不是一家一戶農民的了，從1954年到1975年，其間有變化，單個農民家庭變成集體所有制，那么集體所有制到底是哪個集體呢，集體可大可小，全中國13億人放在一起也是一個大集體。但是法律講的非常清楚，要么是生產隊，要么是大隊，這兩個單位作為集體的說法沒有變化。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憲法又有變化，“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提法沒有變，但是明確了以隊為核算單位，這個隊是生產隊，不是村（大隊）。
到了1982年，憲法出現較大的轉變，提出家庭承包經營了，所有權淡化而強調經營權。當時因為鄧小平和萬里以安徽為試驗，在全國推廣包產到戶，分到每家每戶，農民特別高興，但是農民沒有學過法律，不知道1982年憲法有退步。第八條說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村這一級統一經營和分包到戶相結合，這是雙層經營體制，經營權這一塊是強調的，但是所有權退步了，農民的集體所有權雖然還有，但是和統分結合的。所以到了1982年憲法之后，弱化了所有權，這方面一直沒有改，延續到現在。這是我們梳理了一下憲法的變化過程。
從全球角度來看，土地所有制是什么樣的情況呢？應該說絕大部分國家允許土地私有，農民的土地屬于私有，180個國家和地區是允許的。但是每個國家到底允許多少呢？實際上叫做公私兼有，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層面可共同所有一部分土地，私人也可以擁有一部分，即公有的部分和私人所有共同存在，但以私有為主，這是全球主要的土地制度。
再來看看現行《物權法》、《土地管理法》和《城鄉規劃法》是如何對農村土地物權（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進行賦權或減權的。從物權法來說土地是集體所有，但是土地上的房子是農民所有，現在亂拆房子是侵犯物權的，因為它是私人的。
從《物權法》來講，集體成員如何行使物權也規定的很清楚，是以村為單位。這個村可以是集體經濟組織，可以是村委會，或者是兩個以上的農民形成的集體組織，總的來說是以村為基本單位，也就是說一個地方土地物權的使用，從法律上來講，是村集體組織，不是村以上的任何組織。
從《土地管理法》上來講對于土地確權也是比較清晰的，第八條說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農民集體所有。1982年之前，自留地明確說是個人所有，但是1982年憲法以后，把自留地也變成集體所有。就是集體一高興，可以重新分的。這是從土地管理法的一個方面。
另外一個《土地管理法》對耕地保護特別嚴格，不管是城市化特別高的上海，還是城市化比較低的西部地區，每一個省一級單位要求都要有80%的耕地劃入基本農田保護區，像北京、上海房價為什么高，這個地方的農田必須得80%保持耕種用途而不得作為建設用地響應更高水平的城市化。從全球來看，像美國東部沿海地區，全國70%、80%的人口可能集中在東部沿海，那東部沿海就沒有必要保留那么多的耕地，但是中國的法律是這樣規定的，不管是經濟發達程度、城市化水平高低，《土地管理法》要求各個省都要將耕地的80%作為農田保護區，也就是說上海要種地，北京郊區也要種地，這完全是比較落后的一種小農經濟立法思想。
另外一個是把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和經營權進行分離，但是基本上以村內的流動為主，外面的流轉是非常限制的，流轉或者是用于農業耕作的可以出讓經營權，但是所有權不能動，所有權只能村內部流動。
再從《城鄉規劃法》來看，大家發現，住建部主導的城鄉規劃法有過一次巨大變化。1989年立法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規劃法》，也就是說住建部部長只能管城市里面的建設規劃。從2007年這個法改了，因為中國城市內部土地已經用完了，然后地方政府財政要靠土地賺錢，怎么辦，法律改了，又開始欺負農民了，改成《城鄉規劃法》，這個變化非常大，政府干預鄉村程度越來越高，原因很簡單，就是看中農民的地。
最近住建部講了2020年前要實現鄉村規劃全覆蓋，大家如果看了我的公眾號“虎說八道”，就知道我是反對這樣的做法的，很多原因我就不再講了。從《物權法》來講，住建部是沒有權力去干預村規劃的，因為地是我們村集體的，村以上的單位是沒有法律依據來干預我的。大家知道，過去政府過度干預鄉村的結果就是鄉村消失，大量美麗的舊鄉村變成非常丑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大家看到（如下圖）上面這三個是沒有規劃之前的鄉村，特別美，下面三個是規劃后的新農村，經過住建部主導推動的新農村建設，非常丑，遠看像墳墓，近看像兵營，這就是政府過多干預的結果。
綜合一下中國的立法情況，中國的農民在物權方面不斷的被削弱，而且賦予你經營的權利和使用權很短，所以短期賦權，物權削弱，它的負激勵后果非常嚴重。
第一個問題是物權削弱。比如說建國以來，1949年農民的土地所有制，1954年農民的土地所有權，1975年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1978年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1982年變成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強調經營，這時候所有權弱化。城鄉規劃呢？以前只是城市規劃，從2007年開始包括了鎮規劃、鄉規劃和村規劃。
第二個問題，租期或使用權時限很短。《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村土地經營期30年，農村土地承包法也是耕地30年，草原30—50年，林地30—70年，城市房子的地70年，這種短租行為或者叫作不穩定性，搞的大家心思都不穩定，它的惡果是什么？短期創業的積極性沒有，這有兩個后果。
第一個后果是不利于財富的創造。有一組數據，中國19%的富人的資產已經外移了，另外30%富人準備財產外移。海外投資都準備到美國、新加坡、加拿大買房子，所以大家知道，中國富人去買房子，拯救了美國的房地產。中國的房地產為什么那么多的危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錢流走了。另外60%的富人想離開這個國家，大家知道富人意味著什么，他錢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會經營，會管理，會創造很多就業機會，來解決大家的就業問題。大家知道中國央企占有最好的資源，但是它只解決了很少的就業，60%的就業機會是民企提供的，所以社會穩定要靠這些富人。他們中的16%已經移走，還有44%正在考慮，也就是說60%，即其中一大半人不想待在這個國家，這是很糟糕的一個情況。當然外國的信托公司非常高興，很多海外的信托公司就盯著中國富人。這是第一個問題，大家不想創業守業了。
第二個，負激勵不利于文化積累。我們數一數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文化藝術當中，很多是老百姓創造的，也就是說世界文化遺產來自于民間財富積累與土地私有及市場流通，如西遞宏村是農民創造的，麗江古城是農民創造的，蘇州古典園林是私人創造的，它不是政府投資的，開平碉樓與村落也是農民創造的，福建土樓是農民創造的。沒有一個是住建部搞規劃搞出來的，全是農民想怎么蓋就怎么蓋，這是文化積累。
如果按照我們現有的土地制度，我們會不會在200年以后，沒有任何文化遺產留給后代？這個對不起后代呀。這是非常嚴重，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我的建議叫做誰的地盤誰作主。中國物權法、憲法都講的清清楚楚，中國的憲法規定是農村集體所有，集體來決定我要不要建房地產，要不要給東方園林，要不要給楊瀾，不是住建部等部門說了算的，你沒有權利，因為地不是你家的，是農民家的。你如果不想給農民，很簡單可以把憲法改了，就是改幾個字而已。如果想要憲法的尊嚴，那就落實憲法精神，讓農民作主使用土地、享受土地用益物權、擔保物權。
具體的建議是，農村土地租賃期可以延長，村集體決定要不要進入市場、怎么進入市場。當時鄧小平說分地，每家每戶分，由當地村集體農民共同選擇。但是江蘇華西村就沒有分，因為村集體決定大家一起干，當時好多村是保留共同經營模式的，像咸陽的袁家村決定是一起干的。所以村集體選擇農地轉化，但是《土地管理法》對農民的控制簡直不象話，簡直把農民當農奴，只能在地里干活，只能種農作物，開發房地產想都不用想，小產權違法。
02產業升級：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困境
大家知道農村的一二三產融合發展一直在提，但是一直搞不了。我們不僅要問：工業化和城市化，你要虐農到何時？我們一直在城市化過程中欺負農民，工業為核心的資源配置制度就是抑制農民，束縛農民，欺負農民。農民老實，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爸現在還居住在鹽城農村，我必須為農民說話。建國后政府實行城鄉剪刀差，嚴重榨取農村的剩余價值，讓城市得到發展。大家可以發現，工業用地長期占城市建設用地大頭，可以說是免費的，低價的。全國到處都是開發區，這些開發區的地哪兒來的？全部是從農民手里拿的，而且是低價拿的，等一下說土地的拿法，很不符合市場規律的。
二元制度仍在剝奪農民土地用益物權，斷絕了農民的融資可能。征收農民土地權益是按照土地上種的莊稼的價值來核算的，種棉花種玉米的價格乘以10倍、20倍，最多不能超過30倍的價值給農民進行補償，但是賣的時候就不再按照上面種植的糧食的價格，而是土地本身的市場價值，那么翻幾百倍呀，也就是說征收土地按農業價值補償而出讓時按工商業價值。大家知道上市公司面臨破產，賣幾套房子就好了。在這樣的體制壓迫下，農民不可能靠出讓一部分村集體土地進行融資，然后進行投入和再生產，第一桶金永遠沒有，所以說土地補償制度是欺負農民的。
二元制度仍將農民捆綁在農地、排除在市場之外。農村土地第一不得買賣，不管是個人還是村集體，但是根據《物權法》和《憲法》實際上是可以買賣的，這個是用益物權啊，因為他有土地權，是排他的，他有獨立處置權。另外，未經依法批準不得將承包地用于非農建設，也就是說流轉的時候也必須用于農業，這樣就把農民進入二產、三產的道路堵死了。
《土地管理法》和《物權法》等各種法律嚴格控制農用地轉建設用地，不管建設用地是二產還是三產，這是是法律的束縛。但是中央說農民要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咋就搞不起來呢？
中共中央2016年一號文件有一句話叫做“著力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2015年的一號文件也提出要“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但就是發展不起來，為什么？因為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就要求土地要一二三產融合配置，但《土地管理法》等不允許農民把地用于其他的作用。即使可以用于非農產業發展，但是必須走一個特別繁的法律程序，啟用集體建設用地，但是很多農村以前沒有搞過鄉鎮企業，也就沒有多少集體建設用地，這對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帶來了很大的束縛。國務院也根據中央一號文件從人口—產業—土地方面發布了一些措施推進農村轉型，每年發文件就是推不動，最大的問題就是法律沒有改過來。
在目前農村面臨產量提高、價格高昂、補貼下調、信息戰爭等新情況時，過去那種以“產糧、限地、唯農”為目標的法律制度還要墨守成規多久？長期以來，我們就一直被洗腦，認為中國必須搞計劃生育，人口會一直增長，增長到18億以上，所以必須死守農村18億畝耕地紅線，要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農村一定要以種地為主，別的啥也不能干。這種“科學的謊言”怎么來的，我們可以理性地分析一下。中國的糧食連續12年連續增長，但是還是不允許其他的用途。如法律說耕地一旦被占用必須等面積復墾，不管是城市化多么發達的地方，都必須復墾，實在不能就地復墾的，也要到別的行政區、也要到其他地方復墾。法律還規定，禁止占用基本農田發展林果業和挖塘養魚，實際上非糧化才能賺錢，種葡萄1萬塊錢一畝，但是種玉米只有1千塊錢一畝，但是法律規定不允許農民在基本農田保護區里面種林果賺錢。
世界糧食組織說一個國家只要有18%的庫存銷售比就夠了，糧食安全即可保障，最高到30%。但是中國的情況是“四高”，12年連增長，高產量，高價格，高庫存，高進口。我們為什么那么多庫存，那么多產量還進口？因為外國糧食便宜。
但是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萬一打仗怎么辦？在信息化和導彈部隊時代，你打仗能打三年嗎？現代化信息戰爭中解決了導彈基地和機場就不打了，兩三個星期就解決問題，現在的冷戰思維導致了我們國家把農業弄得太死了。
房價調控因城施策，只能讓瘋狂傳染，財富向少數人轉移，造成更大兩極分化。大家知道，這兩年房地產特別瘋狂，農民有沒有從房地產得到好處？最近兩天，房子漲得厲害，有很多故事，上海人鬧離婚潮，長沙有位青年，與女朋友同居已經懷孕了，由于沒有房子不讓結婚，最后跳橋自殺了。伴隨著房地產高漲，一個連年虧損就要被取消資格的上市公司賣了兩套學區房，馬上就變成了盈利的公司保住了馬夾。地是農民的，但地產狂歡卻將農民排除在外，這就是不合理。所以我的建議就是放開建設用地，特別是沿海城市，發達地區珠三角、京津唐、長三角，提高建設用地供給，房子價格馬上就會降下來，不要搞那么多苦逼的房奴。
如何實現鄉村產業重構？土地、生態與文化資源是核心價值，就是靠土地、靠環境、靠文化，來實現鄉村產業結構非升級。這個是我們講的產業結構調整，必須動筋動骨，而且小打小鬧是改不下去的。
03社會重構：誰愿進城誰想下鄉？
農村除了產業問題，社會問題也很嚴重，怎么處理？農民進城，市民下鄉，這兩個一進一出，土地制度要相應改變，因為不改變你無法促進社會的重組。
誰想下鄉？高速城鎮化造成鄉村社會危機。由于時間關系，我把ppt很快放過去就不多講了。
快速城鎮化，使得中國的城鎮數量增長，鄉村數量相應大量減少，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變化。在高速城鎮化背景下，自然村的崩潰，整個傳統村落變成了只有老年人、留守兒童的一種社會狀態，鄉村社會面臨崩潰。這種崩潰，面對農民進城以后，空心村的危機大量出現。空心村要復興，怎么復興？我們想出一個新的辦法，即對農村的389961部隊進行換血。
農民主動或被動進城時，卻有另一批人想到農村尋找新鄉愁，他們叫新鄉紳，也叫還鄉團，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巨大變化。這種變化跟中國的經濟變化，中產階級的形成是一致的。從世界銀行的報告來看，中國城市中產階級已經真的形成了。不同的省，可能中產階級的規模不一樣。基本看出來，沿海地區，以北京、廣州、上海三個一線城市，8個二線城市，其他三線城市、四線城市，這些城市是中產階級的主要核心，他們都有下鄉懷舊、尋找鄉愁的需求。
新鄉紳的形成，是中國未來非常大的社會變化。過去的鄉紳是不用下鄉的，就住在鄉下。1949年以后，傳統的鄉紳被消滅掉了，但是現在新的鄉紳再次形成。
舊鄉紳沒落以后，田園東方那么多房子賣給誰？大地鄉居的鄉村社交場鄉咖、在地美食風景食課的使用權出售給誰？實際上主要是給新鄉紳。隨著這樣的鄉紳出現并越來越多地下鄉，就出來一個新的社會結構叫“村里來了新鄉紳”。新鄉紳時代主要是三種人的融合，一是本地村民、一是當地返鄉的外出創業人員，第三個是外地人擇居，三種人混居于一村，最后形成鄉居時代。
城市居民的鄉居需求，成為空心化鄉村重新恢復活力的主要的社會動力。
為什么我們濱州能夠變成一個新的開發模式？因為新鄉紳時代來了，新鄉居時代來了。
以下是大地鄉居把農民的房子租下來，進行改造，一系列的圖片。
誰的地盤誰做主，應當由村集體自主決策土地三權（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未來農村不僅有農民，而且也有市民，二者共同融合為鄉村居民，共同建設詩意的鄉居生活。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放開土地政策，讓農民有資本進城，讓市民有土地下鄉。
讓農民有資本進城，這個資本是怎么來的？就是他的土地可以經營。市民有土地下鄉，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該政府管的政府就管，不該政府管的，政府就不要管。
好的，我的發言到這里，謝謝大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虎說八道（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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