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的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與要求要素自由流動的市場經濟嚴重不洽，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排外性的城市化和外來打工人口壅塞湖并存，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內需不足，從而被迫日益依賴外需。中國缺乏將經濟轉型同步轉化為社會轉型的能力，以至于高速增長對農村人口和農民工來說缺乏包容性和分享性。現行的戶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已經成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桎梏，由經濟轉型導致的社會轉型因受到嚴重的制度性阻礙而正在釀成爆炸性后果。
關鍵詞 戶口制度 土地制度 經濟轉型 社會轉型 東亞模式
引言
農本社會中村莊興起的經濟學原因。中國正在經歷快速城市化，數百萬自然村和數十萬行政村①正在逐漸消亡②。可是，一方面許多地方用“并村上樓”的形式加快減少自然村和行政村數量的速度，另一方面建設新農村的響亮口號并未阻止農民背井離鄉，棲身于以城中村為代表的城市貧民窟內。如果不借助不斷增加的農村補貼及對土地和宅基地的強制性集中，也不依賴維穩費用的快速增長，如何才能順其自然地處理城鄉之間人口和土地的空間轉換呢？如何才能防止城鄉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呢？在回答這些問題前，也許要先弄清：農業社會中自然村落興起的原因何在？它們存在的條件在當代是否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城中村興起和蔓延的原因是什么？從自然村和城中村空間轉換的必然性，我們是否能更準確地看到阻礙中國社會順利轉型的制度性障礙？
受制于社會剩余，自古以來，中國絕大部分人口為了謀生，只能居住在遠離都市塵囂的原野河谷之間直接從事農業，因而城市化率一直不高。人們容易想當然：既然傳統農業生產高度自給自足，農業社會中人口的空間分布一定十分疏離和分散。其實并不盡然。在生產力較低、農業剩余③較少的時代，城市化率雖然很低，但為了就近從事農業生產，并發展初步的社會分工，獲得最基本的公共產品，農業人口也是以聚居的村莊形式分布。這是符合經濟學原理的。所以，農本社會中，人口的絕大部分以村莊的形式分布，既高度分散，又相對集中。分散指村莊時密時疏，并不連續；集中指村子內部人丁興旺，基于婚姻和血緣關系的相互交往頻繁，呈現頑強的再生能力。作為高度社會性的動物，絕大部分人無法承受孤家寡人的寂寞，以及由此而來在生產和生活上的孤立無援。為了提高生產和生活的效率，降低生產和生活的成本，村莊的聚居形式對生產和生活最為便利。所以，盡管社會剩余太少，不能允許大部分人遷入都城商埠，但只要有可能，他們仍會以村莊的形式追求空間上的相對集中。
古村的啟示：教化和地權的重要性。村莊內部的治理得益于中華傳統文化，以鄉紳為楷模的服從權威和長幼有序的倫理使基于輩分和血緣宗親的村內秩序得以自然維系，而無需過多借助暴力和強權。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土地制度的合理演化。夏、商、西周時期的中國，人口稀少、耕地豐裕，可以實行土地國有制，新增人口只要愿意繳納賦稅，即完成公田的耕種和公糧的繳納，就可以向國家要私田養家活口。東周以降，人口暴增，耕地卻難以持續增長，井田制無法維持，社會動蕩不已。秦朝一統天下后，中國全面確立土地私有，民間對地契的尊重儼然成風，④大大降低了村民為爭奪土地而發生糾紛和沖突的可能。
在遠離交通要道、幸免于戰火和動亂的山麓深處和偏遠角落，坐落著一些上蒼特別眷顧的古村。如果沒有動蕩和戰亂，這些村莊內部的秩序能自我演化到相當的高度。這些古村的設計別具匠心，既和周圍的自然環境融為一體，又處處體現中華文明在建筑、文化、藝術上的審美意識和對生活便利的精心安排。從大戶的森森庭院和小戶開門見山的局促可以看出古村內部鮮明的貧富對照和村內的社會分工。如除了私塾先生、江湖郎中，還有木匠、瓦匠等。這些脫離農業勞動的人數雖然很少，卻代表了全村在繳納皇糧和自我消費之外的社會剩余所能養活的非農人口。絕大部分的村民們則依循祖訓，男耕女織，自給自足。這些古村歷經歷史的腥風血雨，而能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顯然得益于被村民奉為神圣的產權和人倫秩序。城頭大王旗的變幻無常，在城里往往掀起驚濤駭浪，甚至刀光血影，而在淳樸的村民中卻難以煽起騷動和仇殺，因此這些古村波瀾不驚地被保存了下來。
土地私有制不但能促進效率，似乎也有為公共產品提供融資的作用。例如，很多古村的青石板路能不分豪門陋舍，覆蓋全村；私塾能不分貧富，向所有愿意就讀的孩童提供教育；在土地私有制下本來瓜分已畢，各有其主的土地還會留出一份公田，這些被稱為“族田”的公田被一代一代精心經營，為村中的祭祀、教育、飲水、道路等公共產品提供源源不絕的資金和用地。福建、廣東的一些古村，因為遠離京城，被視為化外之地，盜賊橫行，土匪出沒。村民面對逆境，群策群力，建成圓形碉堡型村寨，僅以吊橋和外界相連。如果不是這些古村遵循貧富之間和衷共濟、守望相助的傳統，這種建筑形式是不可能出現的。顯然，形形色色的古村暗藏著傳統社會良性運轉所需的遺傳密碼。解讀這些密碼，對構建今日的和諧社會也許不無借鑒意義。
傳統村莊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作為傳統社會的載體，大部分村莊在繳納皇糧之后所能留下的社會剩余其實是微不足道的。從今天的角度看，當年大部分村莊的宅所和基礎設施極為簡陋。平原地區的村莊更因頻頻遭受戰亂、入侵、洗劫和強占，不能像山里的古村那樣獲得制度演化所需的長期和平及產權保障。大部分村莊的貧困反映了傳統社會有難以克服的落后、僵硬、保守和周而復始的動亂。社會表面和諧，其實十分脆弱，因而無法做到永續。馬爾薩斯指出，傳統社會無法克服的最基本的內在沖突是人和食物之間的矛盾。在前現代社會中，相對于以幾何級數增長的人口，食物卻只能以算術級數增長，因而導致饑荒、瘟疫和戰亂。而食物無法迅速增長的原因在于耕地無法無限擴張。所以，人口增長遲早導致地權的不均和社會剩余的減少。
同時，傳統社會對高高在上的皇權和吏權很少約束，政府編制和開銷有自我膨脹的傾向，導致對稅賦的橫征暴斂難以節制。隨著農業剩余因人口激增而銳減，政府必然竭澤而漁，陷入黃宗羲所稱的“積累莫返之害”，即民間稅賦越改越重的惡性循環。此外，也沒有足夠的農業剩余用于科技發明和社會基礎設施的維護更新。所以，傳統社會無以永續，而經常有改朝換代的革命和動蕩，這種朝代周而復始的變換并無實質性進步。
現代化、城市化和自然村落
為何公平和有效率的現代化必定取城市化的形式？為了解決傳統社會的人地矛盾，現代工商社會借助科學技術，使農業剩余大量涌現，同時極大地減少了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這就使工商業的發展和城市化的推進在糧食和勞力兩方面無后顧之憂。工商業創造的源源不斷的非農就業機會，使從農業轉移出來的農村人口得以安居。這個偉大的社會轉型在西歐、北美用了幾百年的時間才完成。
農業所需勞動力越來越少，不等于農村人口能夠自動轉移到城市部門。在錯誤的觀念和過時的制度安排下，農村人口仍可能受歧視、排擠，長期被滯留在農村。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大力提倡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道路，以維持現行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試圖走出一條現代化不等于城市化的新路。時至今日，提倡重新用集體化和合作化的方式將農村人口留在農村，以免城市出現所謂的貧民窟的，大有人在；或者雖然勉強認同城市化的必要性，但又希望將農村人口截留于小城鎮，以防止所謂的大城市病的，也大有人在。
農村工業化道路、或小城鎮工業化道路，是一條前無古人的道路。當今的發達國家并沒有選擇這種路徑，而是選擇了通過城市化解決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路徑。其原因不難理解。無論是生產的現代化，還是生活的現代化，都離不開基礎設施的日益完善。海陸空交通、電力通訊、教育衛生等基礎設施，無論其建設還是保養，都費資浩大，回報周期漫長。為了降低社會轉型的經濟成本，只有通過企業和人口在空間上的聚集，才既可分享基礎設施，又可分攤其巨大成本。這是一條規模報酬遞增的經濟學規律，城市經濟學中稱為集聚效應。⑤
所以，只要允許資本自由流動，企業必定在某些有區位優勢的空間里聚集起來。只要允許人口自由遷徙和定居，農村的剩余勞動也必然聚集到這些特定空間尋找就業。企業和人口的聚集都是為了分享規模報酬遞增帶來的效率、就業和繁榮。城市的人口和面積的自然規模取決于凈集聚效應是否已經被窮盡。只要凈集聚效應沒有被窮盡，就沒有理由人為阻止人口的流入。同時，留在農業中的人口逐漸減少，所能利用的人均土地和其他資源卻越來越多，收入自然日益提高，因而能有購買力逐漸改善自己居所周圍的基礎設施，享受現代化的服務。
集聚效應還有很多表現。例如，企業的集中意味著人口的集中，而人口的集中意味著人才的集中，為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人才的集中也必然導致知識和信息的集中，為快速的知識和信息的傳播提供優越的條件；人口的集中又為社會分工的細化和深入提供必要的前提；分工則帶來效率的飛躍和創新的加速。難怪各國都用高度城市化作為降低社會現代化成本、加速內生增長的不二法門。可以設想，如果將企業和人口分散到廣大空間，現代化的總成本不知會增加多少倍。
社會公正和效率兩者皆要求必須允許要素自由流動、自由組合。以城市化形式實現生產和生活的現代化，是人類歷史前無古人的創舉。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中，歐美國家在黑暗中另辟蹊徑，摸索出這條徹底告別農本社會的現代化道路。其間經歷各種社會運動、革命、動蕩乃至戰爭，才領悟到無論是從效率還是社會公平的角度，現代化的道路都是一條沖破對人和其他生產要素的各種制度性約束，讓各種要素在一國之內，最終在全球內自由流動、自由組合的道路。這也是一條主要讓市場機制擔任配置資源，組織生產的道路。
西方的文藝復興結束了神性對人性的壓抑，隨后發動的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使理性恢復尊嚴，再后來，各種社會大變革廢除了等級制度和各種特權，恢復了所有人在法律和市場面前的平等和自由。兩次世界大戰以聯合國憲章的形式決定性地結束了基于殖民主義的舊世界秩序，為國家間的平等和全球性的自由貿易奠定了基礎。為了社會公正和效率，要素或早或晚要沖破不合理的歧視和限制，獲得自由流動和自由組合的權利，在市場價格機制的調節下，實現自己的最大價值，這是一條最主要的經濟規律。后起之國如果正視這些發達國家用血和生命摸索出來的經驗、教訓和規律，自然可以避免本國再度經歷不必要的流血、革命、動蕩和巨大浪費，大大加速社會轉型，降低轉型代價。
東亞模式的啟示。二戰后，東亞一些國家用足夠的智慧和決心，認真借鑒西歐、北美用血和漫長的歲月凝成的現代化經驗和教訓，只用30多年的時間便順利完成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被世界銀行稱為當代經濟奇跡。這一模式的精彩之處是，在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它們本來就比較低的基尼系數值并未顯著惡化。這是由于它們做到了農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經濟轉型快慢的標志)和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社會轉型快慢的標志)幾乎同步快速下降。這意味著，它們做到了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同時進行，使農村人口得以同步向城市作永久性轉移。從基尼系數值的計算法可以看出，這種同步使城鄉收入差得以避免擴大。
它們能夠用30年左右的時間做到這點，極為不易，因為它們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國大陸，而耕地比例則低于中國大陸。考察下來，它們其他制度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各項制度相近，都是市場導向和出口導向的經濟結構和權威主義的政治結構。它們甚至都在上世紀50年代進行過土地改革，使地權在農民之間大體平均。這些東亞經濟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大陸比較，最大的不同是它們采用允許農村人口自由遷徙的戶籍制度，以及允許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的土地制度。這兩個制度雖不起眼，但起到了潤物無聲的效果。首先，隨著農業比重的下降，農村人口自動向城市轉移，使農村人口的比重穩步下降；其二，流出農村的人口自愿出售自己的土地，獲得進城定居的資金；其三，留在農村的人口得以購入土地，穩定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增加收入，客觀上防止了與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持續拉大；其四，城郊農民在他們的土地根據區劃確定為城市用地后，可以合法向開發商和政府提供自己的土地，抑制了城市地價和房價的過速上升；其五，房價相對便宜，人們手頭的購買力就比較寬松，也就等于提升了內需，堅實的國內市場為工商業的發展和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提供機會，促進了城市化的良性發展。
自由遷徙、土地允許私有和自由買賣兩項制度，防止了城鄉收入分配持續惡化，細水長流地消化農村人口，并使留在農村的農民擁有的耕地逐漸擴大。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一個農民擁有的土地常達上千畝乃至幾千畝，相當于中國幾個到十幾個村的總耕地面積。其他東亞經濟體的總耕地不多，無法和歐美相比，但政府的目標定為農戶戶均耕地15公頃，也相當于中國一個小村的總耕地面積。⑥
所以，無論歐美還是東亞，隨著農場規模的擴大，農戶出于降低來回農場成本的考慮，往往就近居住，不會繼續聚居，原來的自然村落難免逐漸縮小，很多甚至完全消失，只留下村里比較好的個別農舍。這些農舍或為留下繼續務農的農民自住，或出租、出售，成為城里人的度假屋。這些房舍外面保留農舍風格，但內部和周邊的設施其實都已現代化。當然也有留存下來的村子，其主要人口有時并非農戶，而是厭倦城市喧囂的城市居民，以及為他們提供服務的非農人員。
村莊出現這種變化得益于允許私有的土地制度。決定遷入城市工作的農戶，不但可以向其他農民出售自己的土地，也可以向城里來的居民出售自己的宅院。這種產權安排和自由交易，客觀上不但保留了很多被田野包圍的個別農舍，還無形中保留了那些離城市不遠，或有美好景觀，或有特殊歷史，或有藝術價值的村莊。它們正是通過引進城里人的資金和人口得以永葆青春。這些農舍和村莊往往也正是最值得保存的。
中國走出農本社會面臨制度性和觀念性障礙
告別農本社會還是挽留農本社會？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由一個瀕臨崩潰的經濟體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出口國，擁有世界最雄厚的外匯儲備。這是用市場配置資源替代行政配置資源的勝利，是自由貿易對閉關自守的勝利，是工商社會對農本社會的勝利。然而，和東亞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在經濟轉型方面成績斐然，社會轉型則不盡如人意，很多阻止要素流動、特別是阻礙農村人口進城定居的制度和觀念沒有及時清理。這些制度中，以現行的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最為過時。這些觀念中，關于糧食安全、耕地安全，及農村工業化道路的觀念，最值得重新檢討。
這些制度和觀念反映了中國對農本社會的留戀，對工商社會的突然來臨缺乏心理準備，猶豫不決，觀望徘徊。既留戀往昔的寧靜和穩定，對城市化前景抱有莫名的恐懼和焦慮，又向往現代化生活和城市化帶來的勃勃生機，總是幻想魚與熊掌能夠兼得。迄今為止，不少中國人并不清楚憑借何種路徑走向現代社會，也沒有下定決心告別農本社會。有些人甚至說，發達國家當年能做到城市化和現代化，靠的是通過推行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外發動侵略，向外大量輸出人口。言下之意，中國在當代和平的條件下，是無法完成城市化的。這種說法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不但北歐國家的城市化和現代化當年并沒有靠殖民主義，而且東亞的其他經濟體的現代化和城市化也是在當代完全廢除殖民主義的條件下完成轉型的。
中國農村工業化道路為什么曇花一現？鄉鎮企業于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異軍突起，一度號稱中國工業產值三分天下有其一。由于農民可以“織布東窗下，悠然見南山”，這種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符合某些人離土不離鄉的空想，一度被譽為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新的工業化道路，即農村工業化的道路。其實，這樣的空想在上世紀大躍進時代用政權的形式在全國推行過，所謂全民找礦，后院煉鋼，公社實行工農商學兵并舉，最后以大饑荒收場。鄉鎮企業的應運而生，得益于計劃經濟造成的物質普遍匱乏。但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后，隨著城市各部門向民間資本和外資開放，農民工被允許進城打工，短缺經濟正式結束，鄉鎮企業無法和具有區位優勢和集聚效應的城市企業相競爭，紛紛敗退下來。
原因很簡單，鄉鎮企業所能利用的本地基礎設施和技術開發設施實在太差。它們分散在農村如此廣大的空間里，基礎設施落后，人才缺乏，產品質量粗糙，設備陳舊。短缺經濟結束后，鄉鎮企業因失去市場，被迫實行民營化，并紛紛遷往城市周圍的新工業園區。現在，除了位于城市周圍和沿海口岸的鄉鎮企業幸存下來，或者是直接加工農產品的企業被保存下來，其余基本被淘汰。這表明，只有城市工業化道路才能大幅降低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成本。中國的農村工業化道路雖然一度給某些十分留戀農本社會的人帶來希望，但轉眼成了明日黃花。要實現全面現代化而又讓農村人口離土不離鄉，只能是一個美好的空想。如果一定要走這條路，那一定是一條少慢差費，違背歷史潮流、違背人心的道路。
現行戶口制度和人口壅塞湖的橫空出世。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的公報，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為2.71億人，其中流動人口為2.30億人。⑦以打工和其他目的進城逗留，時間超過半年，但并未取得本地戶口的農民工約有2億，相當于中國總人口的14%。學術界據此認為中國的真實城市化率應該扣除36%左右的農民工份額。2億農民工不是個小數，涉及住房、醫療、社保、教育、衛生等設施的巨大需求，需要未雨綢繆。但是，各地政府以現行戶籍制度為根據，希望他們在城市打工一段時間后最終返回老家，因而對他們的住房和戶籍基本上不聞不問。
事實上，不僅這2億人越來越難以返回老家，而且將有更多的農村人口需要離開農業。假設中國總人口不再增長，根據中國的現有人口，農村還留有6.8億居民。⑧假設18億畝耕地能夠在城市化的洶涌浪潮下幸存下來，并假設農村只留1億人口務農，需要移出的農業人口仍高達5.8億。這還是極為保守的估算，因為屆時農村的人均耕地也不過18畝，相當于1公頃多一點。憑這樣小的農地經營規模，農村人口又如何追上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所以，要追上不斷增長的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只有遷出更多的務農人口才有希望。不然城鄉收入差距勢必不斷惡化，引致爆炸性局面。
面對這一形勢，政府許諾先開放中小城市的戶口，最后廢除大城市的戶口限制。問題是，工作機會大多分布于沿海一線城市和各地的省會，這些大城市每個都有幾十萬到幾百萬農民工，要他們遷移到中小城市定居，不但沿海城市和省會都市會立即癱瘓，而且大部分農民工會立即失業。如果繼續猶豫不決，滯留城市而無法定居的農村人口只會越來越多。目前的戶口制度明顯地在徒勞無益地抗拒城市化歷史潮流，結果在城市地區形成一個水位越來越高，時有兇險汛情的壅塞湖。一旦潰決，后果不言自明。很清楚，政府在戶籍制度改革上總是慢一拍，缺乏超前意識，因而處處被動。
中國安全問題的真正短板。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和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然而基于糧食安全和耕地安全的觀念，這種制度又被維持至今，對農村人口進城和社會轉型的負面作用日益明顯。農民工很難在工作所在地(多集中在沿海一線城市)定居，除戶口外，更關鍵的是房租和房價太貴。房市泡沫的背后其實是土地價格的泡沫化，而土地價格和房屋價格的泡沫化根源于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中央政府不肯放棄對城市用地的高度壟斷，地方政府不肯放棄土地財政，是現行土地制度得不到改革的深層原因。
當然，這兩個理由拿不到臺面上，臺面上的理由是確保糧食安全和耕地安全。耕地安全和糧食安全事關國家安全，自然重要。但每件事都有度。為了耕地安全和糧食安全，不顧房價飛漲和農民工難以進城定居，是無法以理服人的，因為失去了度的分寸。很容易證明，這樣的邏輯只會削弱中國的總體安全。安全是一個復合概念，由很多方面組成。除了上述兩項安全外，還有諸如石油安全、軍事安全、生態安全、食品衛生安全、水資源安全和環境安全等等。總體的安全猶如一個由許多板條箍成的水桶，其容量由最短的那塊板條決定。對中國來說，最短的板條并非糧食安全和耕地安全，因為中國的糧食自給率自2004年來一直在95%以上。⑨目前，中國總體安全的最短的板條有淡水、石油、生態、環境。其中，石油的自給率已經降到50%以下，隨著工業化和汽車銷售的迅速上升，這一指標還會繼續下降；⑩中國的人均水資源只有世界人均量的25%，而且中國水資源的大部分用于農業。11
中國其實有很高的糧食安全，不但維持了很高的糧食自給率，而且有充足的外匯，可以大量進口糧食，特別是從第三世界國家進口，長期儲存。遇到戰爭，除耕地外，公園、后院、路邊荒地都可利用，幾星期便可種出蔬菜，幾個月便可養出家禽，半年便可收割莊稼。所以，中國并不可能因糧食禁運而癱瘓。而石油安全卻越來越低，而且沒有替代辦法，因為后院的土壤再肥沃，也種不出石油。石油短缺不但影響交通、生產，更影響軍事行動的能力。戰爭時期，封鎖石油的海上運輸線比糧食禁運對一國的傷害要致命得多。然而沒人說，為了石油安全，我們應該嚴格控制工業化和汽車工業。那么，為什么要基于糧食安全和耕地安全的理由，剝奪農民自主買賣土地的權利，延緩城市化呢？地價和房價已經傷害到全體農民和城市中下階層的切身利益，嚴重阻礙真實城市化的進程。
因為現行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中國離東亞模式漸行漸遠。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對市場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安排也極不適應。首先，上文提到，東亞一些國家、地區采用自由遷居的戶口制度和自由買賣的土地制度，因而在高速增長時期避免了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中國的農村人口比重之所以沒有隨著農業比重的下降而同步下降，導致城鄉收入差持續擴大，歧視性的戶口制度是重要原因，而房價的高企是另一個主要原因。其二，長期離開農村的人口無權出售自己的土地，無法獲得一筆進城定居所需的資金，因此即使荒蕪，也不上繳集體。其三，決心留在農村的人口則難以穩定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增加收入。因而實行土地承包制30多年的今天，大部分農戶的土地經營規模仍和當初相差不大。如果他們是純糧農的話，收入增加更為有限，因為和生產周期很短的菜農不同，糧農生產周期長，要提高收入，主要靠擴大土地經營規模。12其四，隨著城市化進程，城郊土地繼續作農田的機會成本迅速上升，但城郊農民無權改變農田用途，無權向城市自主供應建設用地，因而無法抑制城市地價和房價的過速上升，也無以分享城市繁榮。其五，由于地方政府壟斷土地供應，房價暴漲，吞噬人們的購買力，使內需難以提升，工業和服務業的國內市場難以快速成長，減少了非農就業機會，延緩了真實城市化率的提升。所以，現行土地制度導致城市用地價格和房價的暴漲，必然無法細水長流地讓絕大部分農民工融入城市，因而進一步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自然村落和城中村的此消彼長
村莊從城外到城內的空間位移。從以上分析看出，現代化只有采取城市化形式才能利用規模報酬遞增規律和集聚效應，大幅降低現代化成本。同時，經濟轉型必須和社會轉型同時進行，才能防止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這就需要相應的戶口和土地制度。在當代條件下，企圖維持農本社會的人口分布，不管出于何種動機，只會使農村人口陷入長期貧困。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一方面農村的自然村落普遍出現所謂的空村化，特別是貧困的純農區，居民日益變為老弱病殘幼(留守兒童)；另一方面，城市卻出現越來越多的以城中村為代表的貧民窟，其中的居民大多來自農村。換言之，農村人口正從自然村逐漸轉移到城中村。
由于長期漠視農民工的身份和居住問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農民工的人數已經達到了2億之多。更嚴重的是他們和城里人之間的扭曲關系。城里人認為，以城中村為代表的所謂貧民窟條件簡陋、人口密集、環境臟亂、設施不全、治安不良，不但對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十分鄙視，而且尋找理由清理、拆遷這些所謂的貧民窟，目的是趕走居住在那里的外來打工者。但是，由于房租相對低廉，以農民工的微薄工資，也只有在這些地方棲身。況且，城中村無論是環境還是居民構成都介于城鄉之間，新老居民有較多共同語言、相近生活習俗，為新來的農民工提供了逐漸融入城市生活的緩沖地帶和機會。
所謂城中村，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從狹義上說，是指農村村落在城市化進程中，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農民轉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變成的居民區，亦稱為‘都市里的村莊’。從廣義上說，是指在城市高速發展的進程中，滯后于時代發展步伐、游離于現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區。”13
如何看待被視為貧民窟的城中村。據鄭思齊、任榮榮對北京城中村居民戶籍構成的調查，發現其中86.5%為農業戶口。與迅速老齡化的都市人口結構相反，城中村的居民以男性青壯年為主，顯示勃勃生氣和活力。14北京城中村的情況應該也反映了全國的城中村情況。城中村的大量出現，雖然為正在老化的城市送來了年輕力壯的勞力，
但這些勞力的居住狀況并不是城市化的理想狀態和最終目標。如果政策和制度設計富有前瞻性，例如放松對土地供應的控制，增加低價樓盤和廉租房的供應，及時吸收農村進城人口，城中村雖然仍會出現，但不會到處蔓延。
城中村的蔓延不僅反映了現行土地制度、戶口制度的嚴重失敗和30多年來政府在向農民工提供廉租房和戶口方面的不作為，也反映了本地和外來農村人口克服層層制度障礙和重重歧視，不屈不撓地尋求分享城市繁榮機會的艱辛。這種鋼鐵決心和自我犧牲精神應該令政府和城里人羞愧。正是以城中村為代表的貧民窟幫助農民工找到棲身之處，使他們在建設和服務城市的同時，多少分享到一點城市的繁榮。
所謂貧民窟，一般指人口密集，居住條件、衛生條件、治安條件和服務設施等均低于一般標準的居民區。15所以，貧民窟是一個相對概念，由各國生活水準和居住條件決定，并隨社區生態的變化而變化。一般來說，隨著收入的增長和城市化趨于尾聲，貧民窟自然減少。16有些學者否認中國存在貧民窟，認為這是印度、菲律賓、巴西這樣國家的專利，并堅持中國城市化不能有貧民窟，否則叫停城市化。不管出于何種崇高動機，這種說法并無歷史事實和經濟學理論作支撐，損害的恰恰是農民的利益。和亞非拉的一些城市不同，甚至和一些發達國家的大都市不同，中國地處鬧市、暴露于人們視線之內的貧民窟確實不多。但是，高樓背后的貧民窟到處可見，甚至又因老城區居民遷往更現代化的新區，留下的老舊住房逐漸為外來人口居住，形成新的所謂貧民窟。17一些偏遠小區，大量空置樓盤里的業主為了追求租金，默許樓房群居現象，實際上形成了有現代外觀的貧民窟。此外，外來民工還廣泛居住在城市的防空洞、地下室和閣樓里。最有特色的貧民窟，則是城中村和小產權房的出現和不斷燎原的趨勢。而且和其他貧民窟居住者不同，在城中村居住的大多是已婚、配偶和子女在身邊的外來打工者。18所以，城中村的農民工很多已決定全家在城市定居。
如此看來，中國貧民窟雖然隱蔽，其實廣泛存在于大街盡頭、高樓背后、小巷深處、天上(閣樓)地下(防空洞和地下室)和城鄉結合部。從各國城市化歷史來看，無論是當年還是現在，即使一些最發達的國家的都市都存在貧民區，只是比重逐漸降低。例如紐約市便有不少貧民窟，包括被一些白人視為有異國情調的唐人街。隨著一波又一波來自中國福建等省的新移民的到來，曼哈頓的華埠最近二十年反而向邊上的小意大利區擴張。后者雖遭“滲透”，卻沒有發生種族沖突，因為華商通過兩廂情愿的購買方式獲得后者的房產。由于唐人街幫助吸收華人新移民融入美國社會，為各族居民提供服務，創造就業機會，貢獻稅收和人才，雖然存在臟亂差、人口過于密集、居住條件較差、有地下犯罪活動等問題，紐約政府并沒有視為異物毒瘤必除之而后快。美國政府認識到，除非貧民窟背后的人口和經濟原因得到根除，用行政命令取締是徒勞無益的，只會逼得貧民窟的居民越來越轉入地下，更難獲得他們的信息，因而更難管理。
所以，中國是否存在貧民窟的問題，完全是個偽命題。即使最發達的國家和排名最前列的大城市都不能避免，沒有必要對2億農民工的簡陋居住條件視而不見，繼續否認中國存在貧民窟的事實。如果有價廉物美而供應充足的廉租房，農民工不會偏要住進城中村、地下室或閣樓的。如果農村老家的收入比城市高，農民工也不會住進城市的貧民窟的。需要追問的是，為何農民愿意前赴后繼來城市討生活？政府面對大批農民工進城，在住房和戶口問題上做了什么？農民工無怨無悔地自己設法在所謂的貧民窟找到庇身之處，又要對他們趕盡殺絕，天下有這種道理嗎？不準城市有貧民窟的人，為何不擔心隨著城市越來越富足，農村，特別是純農業區越來越像個巨大的貧民窟呢？為何不怕城市四周的人口壅塞湖有一天決口？所以，為了最終消滅農村的貧民窟，首先要正視城市的貧民窟興起和存在的深層原因，盡量利用其優點加速城市化，同時加強管理、改造，盡量限制它們的弊病，才是實事求是的作法。
自然村和城中村順利完成空間轉換的關鍵——市場導向的地權和戶口改革。從東亞鄰國的經驗可以看出，如果有市場導向的土地和戶口制度，對土地和人口的流動不是一味地堵塞，而是細水長流地疏通，不但不會出現高位人口壅塞湖，而且經濟轉型會和社會轉型同步完成，實現具有包容性和分享型的高速增長。中國大陸過去30年趕上世界經濟的黃金時期，然而在戶口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上沒有抓住機遇大膽改革。所以，中國經濟雖然實現高速增長，但社會轉型步履維艱，以致一方面農村空巢化，一方面在城市地區形成高位人口壅塞湖。這表明現行的戶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已經成為中國社會轉型的桎梏，再不改革，純農區因土地無法順利向種田能手集中而更加相對貧困化，而城市地區的壅塞湖則因更多農村人口的到來而面臨更大的決口危險。
自然村落的逐漸凋零和以城中村為代表的貧民窟的崛起和蔓延，其實正是中國城市化的一個階段，它正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發生，構成中國社會向現代化轉型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過渡階段。盡管現行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的原意是要控制這一過程，然而這一過程還是在每日每時地發生著。現行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十分僵硬、過時，它不可能擋住要素追求自由流動、自由組合這一經濟規律。當然，由于這兩個制度的存在，大大延緩了社會轉型的速度，人為制造了很多社會沖突和摩擦。從發達國家，特別是東亞其他經濟體的城市化和現代化經驗和教訓看，允許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自由組合的制度有細水長流、潤物無聲的功能。為了使城鄉之間的人口轉換順利完成，必須徹底改革現行的土地制度和戶口制度。其中，給予農民集體和個體完整的土地所有權，允許農民集體和個體在符合城規和區劃的前提下有土地交易的自主權最為重要(文貫中2010)。
同時，對以城中村為代表的所謂的貧民窟要實事求是，要將這些貧民窟看作是農村人口進城定居的過渡地帶，并積極改善貧民窟的交通、衛生、治安、消防、教育設施，使其中的居民更愿意定居下來。在有條件全面改造以城中村為代表的貧民窟的時候，必須兼顧貧民窟中的業主和房客的利益，而不是將農民工簡單趕走了事。要貫徹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精神，允許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同地同權同價，使城中村得以合法提供城市建設用地和翻蓋廉租房，并積極配合政府改善村內的基礎設施，特別是交通、衛生和教育，更好地容納源源不斷到來的農民工及其家屬。這樣一來，那些現在不合法，但廣受農民工和城市中下階層歡迎的小產權房可以合法。在理順土地產權的基礎上，政府可以將土地財政順利地轉到物業稅的軌道上來。目前一些地方用行政命令搞“并村上樓”的作法可以名正言順地讓位于市場交易，讓農民通過土地交易自愿并村上樓，避免增加他們的生活成本和生產成本，避免引起社會沖突。最后，盡快開放所有城市的戶口限制，改戶口控制為戶口登記。
結束語
中國自1978年至今的30多年里，取得經濟轉型的巨大成就，標志之一是農業比重已快速下降到GDP的10%左右，和被稱為東亞奇跡的其他東亞經濟體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從社會轉型的角度看，和東亞其他經濟體的差距越來越大，標志之一是城市人口的50%左右仍為農村人口，而且占人口14%左右的農民工并未取得市民身份。社會轉型遠遠落后于經濟轉型的結果是，城鄉收入差持續惡化，城鄉對立尖銳化。審視中國和東亞其他經濟體在經濟制度上的異同，可以發現，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大約30年時間內，東亞其他經濟體的各項經濟制度、政策和1978年以來的中國大陸十分相近，都是市場導向和出口導向。但東亞其他經濟體允許人口的自由遷徙和土地的私有及自由買賣。這兩種制度幫助它們幾乎同步完成經濟轉型及其必然引起的社會轉型。中國由于沒有及時改革其戶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城市化日益成為城市的自我現代化，吸收農村人口的能力特別薄弱，而土地產權不清在農村和城市地區引起的糾紛和沖突又特別頻繁。由此看來，繼續回避這兩項制度的改革，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會進一步加劇，順利完成社會轉型的希望也就愈發渺茫。
注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愛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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