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兩次聚焦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更是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任務、重點等作了具體部署?？梢灶A計，在2017年以及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是農業改革和發展的核心內容。那么，哪些因素導致我們必須從供給側對農業進行改革和創新?未來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應該解決哪些問題?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歷史必然性
城鎮化對我國農業發展路徑的深刻影響。1978年，我國城鎮化率只有17.92%，2016年達到57.35%，平均每年提高1.04個百分點。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意味著社會結構從以農村為主轉向以城鎮為主，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發生深刻變化。具體說來，城鎮化帶來的與本文討論主題相關的變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農產品生產和消費格局的變化。1978年，我國只有1.72億人住在城鎮，而2016年則有7.93億人住在城鎮，凈增6.21億人。新增的城市人口由原來的農產品生產者變成了消費者，這就要求農產品商品率必須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提升，從而倒逼著農業生產方式發生根本性改變。
二是人們居住方式的變化。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人住進了單元式樓群居住區，由原來的熟人社會進入了陌生人社會，人們的心態發生了變化，越來越渴望交往、渴望回歸田園、渴望逃離城市，于是，田園農村就變成了稀缺資源，變成了一部分城市人實現理想的一方凈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農旅結合、田園綜合體、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等新思路、新產業、新業態就應運而生，農業多功能性大大增強，農業不僅僅只是一個提供農產品的部門。
三是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朝九晚五”，人們的生活節奏、生活方式、娛樂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于在城市社會里，人們的交往范圍很小，于是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在閑暇時間內開始向農村社區移動，有的還千方百計把農村中的田園風光搬到城市，農村社區的養老服務也逐漸盛行，諸如陽臺農業、屋頂農業等城市農業類型開始出現。只有在這一大背景下，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才真正開始成為現實。
城鎮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對農業發展路徑的影響是多維度的，應該說，改革開放近40年來所有的變化都與城鎮化密切相關。但為了分析問題的方便，我們把下面幾個問題從城鎮化中分離出來，但這不等于說它們與城鎮化沒有因果關系。
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人們對農業的需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恩格爾系數是指食品支出總額占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一般說來，恩格爾系數達59%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低于30%為最富裕。1978年，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57.7%，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67.7%，前者剛進入溫飽階段，后者則仍然處于貧困階段。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從1996年起進入50%以下(48.8%)，2000年進入40%以下(39.4%)，2016年進入30%以下(29.3%)，前18年跨越1個臺階，后10年跨越2個臺階，并整體上進入最富裕階段;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2000年進入50%以下(49.1%)，2012年進入40%以下(39.3%)，2016年達到了32.2%，即將進入下一個最富裕階段。2016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平均恩格爾系數達到30.1%，預計2017年進入30%以下，我國城鄉居民生活總體上進入最富裕階段。
恩格爾系數的變化說明：第一，人們將會更加關注食品的質量和安全性問題。隨著恩格爾系數的降低，人們逐漸從追求吃飽到追求吃好，再到關注食品的質量和安全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食物結構的變化、近年來人們對于食品安全事件的高度關注都說明了上述判斷的規律性。第二，對名牌農產品、獲得綠色或有機認證的農產品、具有可追溯性的農產品等信任度不斷提高，要求也不斷提高。第三，對農產品加工品，尤其是精深加工食品、方便食品的需求不斷提高。這一變化刺激了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延長了農業價值鏈，農民在這個過程中也會得到更多的利益。第四，更加追求休閑、娛樂、旅游。而且，旅游方式也在發生變化，不再僅僅關注歷史和人文景觀，更加關注自然景觀，把旅游和休閑、娛樂結合在一起。這就給農業發展、農業多功能性的發揮提供了巨大空間。
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的變化，從需求角度要求農業從單純提供食物轉向提供旅游、娛樂、健康、文化、教育等復合產品的多功能性產業，不斷拓展農業功能、延伸農業價值鏈。近年來農業領域出現的所有重要的變化都是廣大農民主動適應城鄉居民生活整體進入富裕階段的結果。
農村勞動力結構“老齡化”。根據中央財經大學發布的《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16》，1985年到2014年間，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從32歲上升到了36歲，其中農村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從32歲上升到了37歲，城市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從32歲上升到了35歲。這說明城鄉勞動力總體上變“老”了。由于大部分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傾向于到城鎮打工以獲取更高的收入，在農業領域繼續從業的勞動力年齡一般在50歲以上。2017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某課題組在河南某村隨機調查，農業領域的勞動力平均年齡為60.4歲。
“老齡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和社會化服務水平的提高，糧食主產區勞動力的勞動強度大大降低，已經不再需要年輕勞動力了。我們調查的河南省滎陽市，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經能夠為小麥和玉米生產提供全程社會化服務，剩下的只是澆水和其他簡單的田間管理工作。當然，不同地區、不同種植結構對勞動力的需求肯定會有所差異。因此，不能簡單對勞動力“老齡化”進行價值判斷。但是，我們在河南省滎陽市的調查表明，為了應對“老齡化”，必須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主要作物實行全程社會化服務。因此，伴隨著農業勞動力而產生的“誰來種地”問題，必須由新型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來破解。
農民結構正在發生變化，職業農民隊伍正在崛起。首先，一批專業農民隊伍正在形成并逐步穩定，這類農戶一般保持原有生產規模，但專業性很高，收入也比較可觀。比如山東壽光的菜農，只種植大棚蔬菜;陜西一帶的果農，只在自己承包地里種植果樹。按照農業部固定觀察點的統計，專業農戶約占全部農戶的40%左右。這類每戶的經營規模不大，但專業性較強，收入水平較高，可稱之為“微型家庭農場”。事實上，這類農戶是目前我國商品農產品生產的主體。
其次，在專業農戶的基礎上形成的新型經營主體，包括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業企業。這類主體的領辦者被稱為“新型職業農民”。按照農業部門統計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經營土地規模超過30畝的專業大戶或家庭農場為1052.1萬家，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12.9萬家，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超過115萬個;截至2017年2月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183.4萬家，入社農戶11004萬戶，占家庭承包經營農戶的45.3%。近年來，大約300萬個返鄉創業農民工已經加入到這個群體并成為中堅力量。這類新型經營主體代表著我國農業發展的方向，正是他們和前述專業農戶結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基礎。
再次，一批新農民開始出現，這就是城市離退休人員、科技人員、企業職工，以及回鄉創業的大學生等。這些新農民在數量上并不多，大約200萬人左右，但他們的觀念新，掌握先進技術，包括種植養殖技術、融資手段和技術、營銷技術等，引領著農業發展的方向，推動著農業盡快與現代科技對接。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城鎮化的大背景下，我國的城鄉結構、城鄉關系都在發生較大的變化，消費者對農業的需求與上個世紀存在很大不同。作為一個產業，農業必須及時調整生產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改革體制機制中仍然不協調、不適應上述變化的部分，只有這樣，才能在城鄉融合的大趨勢下抓住機遇，承接城市資源，快速實現現代化。這樣的調整和改革，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近年來，農業領域已經出現了一些可喜的變化，諸如田園綜合體、農業產業聯合體、智慧小鎮、農村電商社區、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等新產業、新業態的不斷出現。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在政策層面肯定、總結廣大農民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推廣成功經驗，挖掘改革潛能，引導改革方向，最終實現成功轉型。
解決“誰來改、怎么改、改什么”三個關鍵問題
未來10年將是我國農業發展方式轉型的關鍵時期，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以解決三個重大問題為目標。
一是解決誰來改問題。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下的小規模農戶支撐著近40年的農業發展及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在經濟發展“新常態”和城鄉一體化大背景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引導、培育一支職業農民隊伍，大力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快發展土地流轉型、服務帶動型等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推進家庭經營與農業現代化的完美結合。在這個改革過程中，政府應該發揮政策引導和服務的功能，而改革的生力軍應該是新型職業農民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二是解決怎么改問題。要按照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的要求，以“三區”“四園”“一體”為突破口，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三區”就是把全部農產品生產劃分為三大類型：即稻谷、小麥、玉米等糧食生產功能區;大豆、棉花、油菜籽、糖料、天然橡膠等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園藝產品、畜產品、水產品、林特產品等特色農產品優勢區。這樣，不同農產品就能享受不同的政策。
“三園”：現代農業產業園以規?；N養基地為基礎，依托大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集“生產+加工+科技”為一體，能夠聚集現代生產要素，發揮技術集成、產業融合、創業平臺、核心輻射、示范服務等綜合作用;農業科技園，實現產學研相結合，不僅是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中心，還是科技人員創業平臺、高新技術產業孵化基地，是綜合性的現代農業創新高地;返鄉創業園，支持農民工、高校畢業生、企業主、農業科技人員、留學歸國人員等各類人才回鄉下鄉創業創新，將現代科技、生產方式和經營模式引入農村。
“一體”即田園綜合體，以農民合作社為主要載體，讓農民充分參與和受益，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于一體，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是促進農民增收的新載體。
三是解決改的制度環境問題。包括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把農村除土地之外的其他集體產權落實到戶，進一步實現還權于民、還利于民，為農民自主選擇職業和居住地創造良好環境;推進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的落實，強化和保護土地經營權人的權益，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加強農民專業合作社規范化建設，推進相關法律(包括《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修改，賦予農民合作社更大的經營范圍，不斷提升合作社服務水平和帶動能力。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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