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經濟轉型過程中，不但制度創新、技術進步、市場改革和公共投資非常重要，而且它們實施的順序更為重要。過去40年的發展經驗表明，任何時候能發揮這些驅動力的作用，農業就能較快發展，否則農業發展與政策就將面臨許多挑戰。
農村經濟轉型的四個階段
從農業經濟轉型看，無論是在我國還是亞洲，食物需求和市場都發生了快速的轉型。例如，在食物需求方面，受收入增長、城市化和消費方式變化等影響，需求向更多量、更多樣和更安全的食物需求轉型；在食物市場方面，受國內市場一體化、供應鏈系統變化和經濟全球化等影響，市場向更商業、更競爭和更整合的方向轉型。但在食物生產方面，是否也發生了與食物需求和市場類似的快速轉型？或者農業生產是否對食物需求和市場的快速轉型做出了反應？
從整個亞洲總體上看，農業在生產結構確實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例如，在20世紀60年代，亞洲有60%的土地種糧食，但到2015年這個比例下降到50%左右；在經濟作物面積擴大的同時，畜產品和水產品等生產顯著增長，種植業在農業產值中的占比呈現不斷下降趨勢。如果用非谷物農產品占農業總產值的比例來衡量農業經濟轉型程度，經對亞洲9個發展中國家的分析表明：過去30多年，這些國家農業轉型的水平和速度存在很多差異，我國和越南等是農業轉型較快的國家，而菲律賓和柬埔寨的農業甚至往相反的方向轉型，其他5個國家介于前兩類國家之間。
還有，過去30多年，亞洲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呈現不斷增長的勢頭，但國家間也存在較大差異。我國是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增長速度最快的發展中國家，東南亞和南亞的不少國家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也增長較快，但部分國家相對較慢。
農村經濟轉型主要包括農業結構轉型和農村勞動力就業轉型。從亞洲來看，農村經濟轉型基本上都要經歷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主食生產為主，解決溫飽問題；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有限的水土資源就能生產更多的農產品，農業生產進入第二階段，即多種經營階段；農業生產力繼續提高，使部分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釋放出來，農村轉型進入了第三階段，這階段非農就業不斷增長，并逐漸地從兼業到農業與非農就業的分工，以及農業生產規模化和機械化方向轉變；最后，農村經濟轉型進入到城鄉一體化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第四階段。
南亞過去60多年里，總體上才完成第二階段的轉型，部分國家也剛進入第三階段；目前東南亞多數處于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轉型。我國在過去30多年已經實現了前三個階段的轉型，目前總體上開始進入第四階段，但東中西部差異比較大。
我國農村經濟轉型的驅動力
我國農村經濟快速轉型主要有四大驅動力，即制度創新、技術進步、市場改革和農業投入。如，改革初期的制度創新(家庭聯產承包)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主要農作物全要素生產力(TFP)在改革開始后的5年內提高了約50%。1985-1995年主要農作物的TFP年均增長率都保持在3%左右，而技術進步是這時期TFP增長的主要來源；1995年以來，主要農作物TFP年均增長率在2%至3%，基本都來自技術進步，棉花的TFP增長率最高(超過4%)，主要是因為1997年以來棉花比其他農作物多采用了一種技術——轉基因技術。20世紀80年代后期(特別是90年代初)以來的市場改革，使我國農產品在本世紀初實現了市場的整合與一體化，極大地改善了資源配置，促進了農業結構調整，加快了農業的轉型。此外，在農地集體所有制和小農經濟的國情下，政府對農業基礎設施等的投資不可或缺，并產生了重要影響。
仔細考察我國農村經濟轉型的各個階段，會發現這四個驅動力對農業從一個階段較快地轉入下一個階段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每個階段都有其最需要的驅動力和相關政策。
例如農業生產規模問題。20世紀的經典文獻都認為農業“small is beautiful”(小農效益高)，這是在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和對農業雇工的監督成本高的背景下得出的結論。但隨著現代農業與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推進，小農經濟在確保食品安全、應對市場變化和各種風險能力等方面都面臨很大挑戰。在農業發展進入新時期后，促進小農經濟主要有兩條途徑，要么擴大其生產規模，要么協助其進入非農行業。而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數據，在過去20多年里，無論是南亞還是東南亞，所有國家和地區的農戶耕地經營規模都在不斷下降；東北亞的日本和韓國現在的戶均耕地規模也不到1.5公頃，韓國的戶均耕地規模比20世紀60年代低一半。如何實現規模經營、促進農業轉型和農民增收是全球難解的課題，但我國現在做到了。隨著勞動力工資的提高，2003-2013年我國農戶耕地經營規模提高了36%，促進了農村經濟的轉型升級，這是了不起的成就。為什么農戶耕地經營規模擴大不在其他國家而僅在我國出現？我國的經驗對其他國家有什么借鑒意義？
通過我們在東北和華北地區做實證調研結果表明，制度創新極其重要。特別是在鄉鎮建立土地流轉平臺，其作用就像要租房子可到網上查找一樣，它顯著地降低了農地流轉的交易成本，這是我國特有的農地流轉制度創新。還有，我國在農業生產的社會化服務制度創新也走在世界的前列，農業生產活動和機械不可分割的傳統理論被徹底推翻，耕地和收割等主要生產活動都可“外包”，促進了經營規模的擴大。另外，“三權分置”也是我國重要的土地制度創新，解決了公平和效益這一世界性難題。
但在目前農業生產條件下，耕地經營規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要關注適度經營規模問題。我們的調研也發現，不少地方政府為了擴大生產規模，對超過150畝或250畝的生產者實施補貼政策，結果是規模擴大了、單產下降了，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上升了、農業競爭力下降了。而在沒有補貼政策情況下，許多地方的農民不愿意把耕地經營規模擴大到150畝以上。這也說明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促進適度經營規模發展的重要性。
農村經濟轉型的影響
過去涉及農業與整體經濟的關系問題，往往注重農業發展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影響，即農業的基礎作用，但工業化和城市化對農業經濟轉型的影響則研究不夠。當農村經濟轉型進入第三階段，通過對過去20多年城市夜光(代表城市化)變動分析，表明城市化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農村經濟轉型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農村經濟轉型對國家食物安全、農民收入、社會公平(特別是農村減貧)和農村可持續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些是農村經濟轉型的終極問題。例如，以亞洲國家的農業轉型速度與農村貧困人口比例下降速度作比較，可以發現，農業轉型速度越快的國家，農村貧困人口占比下降速度也越快；這種現象相當普遍。值得一提的是，農村經濟轉型是在總體經濟轉型的背景下發生的，研究表明，經濟轉型速度(非農經濟在GDP中占比的年均增長幅度)同農村的減貧速度也呈現正相關。
總之，農村經濟轉型的路徑和速度非常重要。加速農村經濟轉型對保障國家食物安全、農民增收、農村減貧和農村可持續發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在農村經濟轉型過程中，不但制度創新、技術進步、市場改革和公共投資非常重要，而且它們實施的順序更為重要。過去40年的發展經驗表明，任何時候能發揮這些驅動力的作用，農業就能較快發展，否則農業發展與政策就將面臨許多挑戰。
（本文作者系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北京大學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社會論壇》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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