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過去40多年，中國農村經濟實現了較快的轉型，顯著提高了農村居民收入。農村經濟轉型主要體現在農業生產轉型和農村勞動力就業轉型。1978年以來，在糧食生產實現穩步增長的基礎上，經濟作物、畜產品和水產品生產實現了快速增長，顯著提高了農業增加值(或農業GDP)，1978—2020年農業GDP年均增速達4.4％，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或農民收入。與此同時，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不斷增長，非農就業增長進一步地提升了農民非農收入和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單位勞動力擁有了更多的水土等農業生產資源)。
然而，在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不斷增長的同時，城鄉居民間和農村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收入和公共服務等不均現象不但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而且也通過需求影響經濟增長甚至社會的和諧發展。
確保廣大農民收入更快增長是實現全民共同富裕的關鍵，但農民增收還面臨諸多挑戰。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解決農民(特別是低收入農民)的收入增長問題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農業農村發展的重點工作。“十四五”規劃提出于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為2050年全面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長遠目標奠定基礎。然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長遠目標的重點和難點在農民，特別是低收入農民。
未來農村經濟轉型路徑和政策取向將影響中國農業發展方向和農民增收，決定農民能否與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為此，本文目的是在理清農村經濟轉型與農村居民增收關系的基礎上，展望未來中國農業發展愿景和農民增收與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思路。
二、過去40多年中國農村經濟轉型與農民增收
(一)糧食穩步增長與高值農業快速發展，促進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入增長
過去40多年糧食產量穩定增長解決了溫飽問題，糧食產量增長主要來自單產提高。值得一提的是，過去42年的糧食產量增長是在糧食播種面積下降的情況下實現的，單產提高是過去糧食產量增長的唯一來源；其中，谷物增長更為顯著，實現了“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目標。
在基本保障糧食安全的基礎上，蔬菜水果等園藝作物和畜產品及水產品等高值農業快速發展。過去40多年，我國蔬果等園藝作物、畜產品和水產品生產大幅增加。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糧食占農作物播種面積比例僅從1978年80％下降到2020年70％，但糧食生產釋放出的少量耕地卻能大幅促進其他農產品大幅增長。
農業產業結構轉型在滿足城鄉居民食物消費需求的同時，顯著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促進了農民的農業增收。農業生產增長和結構調整，使廣大城鄉居民從吃飽向吃好和更有營養的食物消費轉變。伴隨糧食生產力增長以及逐步形成以高價值農作物、畜產品和水產品為主的農業生產格局，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的農業收入也得到穩步增長。
(二)經濟結構轉型促進了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農業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升
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了農業現代化進程和農產品需求市場的擴展，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工業化進程顯著提升了農業生產資料的質量和供給能力，為化肥、農藥、農機、水利設施等現代投入品在農業中得到廣泛應用提供了技術和物質支撐，提升了農業現代化水平和農業生產力。同時，城鎮人口的擴展提高了城鎮居民對高價值農產品的消費需求，推動了農業發展和生產結構的優化，進而也提升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
工業化和城鎮化帶來的經濟結構轉型，更為農村勞動力創造大量的非農就業并提升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大量農村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釋放出來，為剩余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擁有更多耕地、灌溉用水和其他農業資源創造了有利條件，從而提升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收入。
(三)實踐經驗表明農村經濟轉型越快的地區，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也越高
從全國來看，以高值農業發展和非農就業增長為主要特征的農村經濟轉型是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提高的主要來源。這里定義高值農業為單位耕地面積創造更多經濟價值的農產品(例如蔬菜水果、花卉茶葉、煙草等經濟作物和畜牧業與水產業等產品，即非糧棉油糖的農產品，簡稱高值農業)。高值農業發展無疑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例如農業增加值/農業勞動力)的分子價值；同時，非農就業增加減少了勞動生產率的分母數量。按2020年不變價計算，農業勞動生產率從1978年的2123元增長到2020年的38382元(年均增長7.1％)；同期，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也從1978年的900元提高到2020年的17132元，年均增長7.3％。然而，不同地區農村經濟轉型水平和速度存在明顯差異。
從跨省的分析看，農村經濟轉型和農村居民收入也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這里選擇改革開放初期種植業在國民經濟中占重要地位的24個農區省份作為分析對象，這些省份改革開放之前農業都是以糧棉油糖(特別是糧食)生產為主。過去40年，雖然農村經濟轉型水平和轉型速度在各省間存在差異，但除了東北的1個省份(該省在過去10年顯著擴大玉米生產)外其他所有省份都存在高值農業發展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顯著正相關的關系。同樣，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占比越高的省份，其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也越高，無一例外。
根據2016—2018年各省高值農業、農村非農就業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進行分組，發現如下有意思的現象。首先，農村經濟轉型兩個指標(高值農業占比和非農就業占比)都較高的省份，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可能出現較低的結果。其次，農村經濟轉型兩個指標都較低的省份，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可能出現較高的結果。第三，農村經濟轉型兩個指標只有一個較高的省份，農村居民人均收入要么屬于中等、要么屬于較低。將農村經濟轉型速度(年均變化百分點)作為分析指標，也發現農村經濟轉型越快的省，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也越快。
三、未來30年中國農村經濟轉型和農業發展愿景
(一)經濟結構轉型和農業勞動生產率變化趨勢與未來發展愿景
過去40多年，經濟結構轉型逐漸縮小了農業與非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絕對差異。經濟結構轉型是經濟逐漸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轉變的過程，即農業在增長的同時，工業和服務業以更快的速度增長。特別是21世紀初以來，中國經濟結構的快速轉型導致農業GDP和農業就業占比都顯著下降的同時，它們之間的差異出現了收縮趨勢。
未來30年，經濟結構轉型必須也必然會加快農業GDP占比和農業就業占比的趨同，這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的要求和愿景。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都表明，只有加快經濟結構轉型，農業GDP占比和農業就業占比的差異才能更快地縮小，并實現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工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趨同。中國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和2050年全面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全民共同富裕，也必須要求勞動生產率在農業和工業服務業間的趨同。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未來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他們的收入(農業收入加上非農收入)才能趕得上城市居民和農村非農居民的收入，從而消除城鄉收入和工農收入差異。
即使到了2035年和2050年，趨向職業化的農民還需有相當高的非農收入才能彌補他們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例如，至2035年即使經濟結構轉型能大幅度減少農業勞動力，非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還將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2.2倍，農民還需要有一半以上的收入來自非農工作和其他收入，才能消除工農間的收入差距；甚至到了全面實現農業現代化的2050年，預計非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還將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1.3倍，即農民非農收入占其收入到達30％以上的時候，他們才能與城鎮居民(約占人口的85％)或農村非農居民(預計農村居民中有2/3左右完全不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相當。這意味著非農兼業或非農收入還將是未來農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從事種植業生產的小農戶。
(二)未來農業生產結構轉型和糧食及食物安全變動趨勢與發展愿景
基于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的比較優勢變化趨勢和國情，未來中國農業必須在保障口糧絕對安全情況下，繼續向高效優質綠色的高值農業的方向轉型和發展。一方面，中國是人多地少且水資源相對短缺的國家，糧棉油糖等土地和水資源較密集的大宗農產品(每單位產值或增加值需要更多的耕地和水資源)的比較優勢較低；但中國又是人口大國，糧食安全是經濟社會穩定的基石，必須保障糧食特別是口糧的安全。另一方面，未來中國農業必須發展、農民必須增收并期望與全體國民一起實現共同富裕，發展中國有相對比較優勢、能加快農民增收速度的高值農業是必須也是必然的選擇。過去40多年呈現出的高值農業發展趨勢在未來必然會得到延續和發展。所以，在有限的耕地和水資源情況下，只能通過夯實“藏糧于地”和“藏糧于技”戰略，在保障口糧安全的情況下，實現高值農業的快速發展。
對未來我國農產品供給與需求的預測表明，中國能夠實現口糧絕對安全和高值農業的持續發展。因為人均大米和小麥消費已經出現下降趨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人口可能很快就達峰，加上人口老年化等因素，口糧需求將逐漸下降。即使播種面積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單產，到2035年我國大米和小麥完全能夠自給，少量的進出口是品種調劑需要，與糧食安全無關，中國食物的總體自給率也有望保持在90％左右。進口的主要是飼料糧和其他缺乏比較優勢的大宗農產品，而高價值農產品(例如蔬菜、水果、茶葉、畜產品和水產品等)產量穩定增長，部分高值農產品還將保持出口的比較優勢，這些高值農產品生產增長在提高土地生產率、水資源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等方面將產生重要影響，也是農民從每畝地、每滴水和每天勞動中獲得更高收入的重要保障。
(三)未來農業勞動力數量和人力資本變化趨勢和發展愿景
過去40年農業勞動力數量經歷了增長到顯著下降的變動趨勢。全國農業勞動力數量從1980年的29808萬增加到1991年最高時的34186萬；之后，得益于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速以及工農勞動生產率的顯著差異，大量農村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工業與服務業，進而又促進了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業勞動力數量逐漸下降，并于2020年減少到17715萬人，從1991年至2020年的30年間，累計減少了近1.65億農業勞動力，對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未來農業勞動力數量還需大幅減少，促進勞動生產率在農業和工業服務業間的趨同。基于對未來經濟結構轉型下的農業就業占比和國內外權威機構對我國未來人口與勞動力數量的預測，本文也對未來中國農業勞動力數量做了初步的估計。主要結果如下，在較理想的狀況下，到2035年全國農業勞動力數量將減少到8760萬左右，并進一步下降至2050年的3260萬左右，未來30年需減少農業勞動力總數達1.45億。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勞動生產率才能快速增長，為實現農民和城鎮居民共同富裕創造條件。
在農村經濟轉型和農業現代化過程中，農民人力資本也要大幅度提升。人力資本與勞動生產率緊密相關并需同步增長，未來隨著技術進步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要成為有競爭的產業和農民要過上體面的生活，都必須逐漸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
(四)養殖業和種植業生產經營主體和勞動生產率變動趨勢和發展愿景
主要養殖業將逐漸被養殖大戶和企業等新型主體替代，率先實現現代化和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隨著養殖技術和數字技術的融合發展，未來生豬、家禽、牛羊肉與牛奶生產預計會以更快的速度實現規模化和現代化，這必將顯著提升養殖業的勞動生產率。雖然水產品生產的規模化和現代化進程較大程度受到自然環境的約束，但過去20多年也呈現向規模化生產的演變態勢，預計未來其規模化和現代化進展也將加速。
中國國情決定了種植業不可能走大規模生產的現代化道路，大農小農將長期并存。基于對未來全國人口、勞動力數量和農業就業占比的預測，如果到2050年農業就業占比能下降到4.3％，還將有3260萬左右的農業勞動力，其中約90％(或2930萬左右)從事種植業生產，即使到2050年能守住18億畝的耕地紅線，種植業的勞均耕地也只有61畝，部分規模化經營的大農將同眾多的小農一起長期共存。在這樣耕地經營規模的條件下實現農業現代化，實現農民與全體國民共同富裕，需要新的發展思路。
中國的國情決定必須在保障口糧絕對安全的基礎上，推進高值農業發展以實現農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的目標。保障糧食安全不但要依靠提高農業生產力，而且也要有充足的耕地保障。但就是到了2035年(或2050年)僅僅依靠平均每勞動力只有24畝(或60畝左右)的耕地生產糧食，是不可能實現大幅度的農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的中國夢。糧食等大宗農產品是土地相對密集型的低價值農產品，蔬菜水果花卉等經濟作物是勞動與資本相對密集型的高價值農產品，種植業生產必須通過大宗農產品和高值農產品的生產分工來大幅提升這兩類農產品的勞動生產率，并為農民提供在當地可從事非農經濟活動的機會，為大農和小農實現共同富裕創造更有利條件。
為此，本文提出種植業必須逐漸地向“二八格局”轉變，即20％的大農生產糧食等大宗農產品，80％的小農生產高值農產品。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到2050年是否要形成“二八格局”或者形成其他比例的格局(例如“三七格局”或“一九格局”等)并不重要，這里強調的是未來種植業向“二八格局”方向轉變的重要性。在種植業逐漸向“二八格局”轉變情況下，大農通過擴大耕地經營規模來提高農業收入，主要生產糧棉油糖等大宗農產品，保障糧食安全；小農在較小的耕地規模上通過更加密集的資本、勞動和技術生產更高價值的農產品，實現最大限度的增收。
基于上述展望的農業發展趨勢，本文刻畫了至2050年種植業趨向“二八格局”轉型的理想愿景。這里也需要說明的是，未來30年是否出現如表中所示的具體數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未來發展方向與生產分工格局。假設到2050年種植業勞動力能夠減少到3000萬以下并達到“二八格局”的發展愿景，理想中的大農小農刻畫如下:大農的平均耕地經營規模有385畝(還不到26公頃)，這在歐美國家只能算是中小規模農場；而小農的平均耕地經營規模只有74畝(接近5公頃)。大小農戶的勞動生產率趨同，實現共同富裕；占農場總數80％的小農將使用73％的種植業勞動力(2150/2930)和44％的耕地，通過發展高值農業也將創造73％的農業增加值(或收入)；占農場總數20％的大農將使用27％的勞動力(780/2930)和56％的耕地生產糧食等大宗農產品，也將創造27％的農業增加值(或收入)。
四、實現未來發展愿景面臨的主要問題與挑戰
(一)實現未來發展愿景的任務艱巨
首先，目前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為非農部門的三分之一，實現農業與工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趨同的任務將極其艱巨。2020年工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3.1倍，這差距到2035年和2050年要分別下降到2.2倍和1.3倍，這需要未來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顯著地高于工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其次，目前農村居民收入僅為城鎮居民收入的五分之二，農村低收入群體還生活在貧困邊緣，促進農民共同富裕的任務將任重道遠。
(二)近期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
首先，高值農業發展面臨新挑戰，農村經濟轉型在農業內部的轉型速度近期出現減緩的局面。農民在發展高值農業上不但面臨市場風險，現在還面臨政策風險。2020年11月中央關于治理耕地“非農化”和“非糧化”的通知，是既要保障糧食安全也要確保其他農產品的穩定供給；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又進一步地提出“耕地主要用于糧食和棉花、油料、糖料、蔬菜等農產品及飼草飼料生產”。但在實施過程中常常出現“一刀切”現象，把原來政府為促進農民增收與減貧而支持農民發展特色高效的高值農業的耕地恢復糧食生產，嚴重影響了各地農民增收和情緒。
其次，在世界經濟復蘇脆弱等新形勢下，近期國內經濟增速下滑壓力加大，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增速已出現減緩局面。2021年雖然國內經濟出現恢復性的8.1％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但近期的俄烏沖突使世界經濟復蘇更加脆弱。在新形勢下，國內經濟增長下滑壓力加大，增加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前景更加渺茫。
第三，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方面，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的任務還相當艱巨。隨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將實現全民共同富裕作為新的奮斗目標，2022年“一號文件”提出要促進脫貧人口持續增收，但在許多地方(包括不少欠發達地區)因高值農業發展受到近期相關政策影響的情況下、在全國各地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增速出現下降的背景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和促進農村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正面臨嚴峻挑戰。
(三)中長期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
首先，未來在各行各業都在推進“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增加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和大幅減少農業勞動力將面臨巨大挑戰。基于本文前面的分析，從2020—2050年的30年內，農業勞動力還需減少1.45億左右，年均減少數量幾乎同過去幾十年相當。隨著經濟發展和工資增長，工業和服務業為降低勞動成本、提升市場競爭力，“十四五”規劃也提出促進“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未來工業化過程必然伴隨著自動化的過程，全社會就業增長的壓力將與日俱增。相比早期農村存在大量富余勞動力和經濟與新增就業保持高位增長的情況而言，未來30年要大規模地減少農業勞動力將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
其次，近年來種植業適度規模化進程已經出現了減緩趨勢，這種格局不但影響糧食安全保障，而且更難以形成未來理想的“二八格局”。過去10多年，雖然在種植業出現一些耕地經營規模較大的種田大戶和其他新型主體，但并沒有改變小農占據種植業生產主體地位的局面。經營規模小的農戶生產糧食難以支撐家庭足夠收入，出去打工并兼種糧食的農戶難免影響糧食單產提高。經營規模較大的農戶，在農產品價格出現較大波動和缺乏種糧收益保障的情況下，也難以避免出現耕地的非糧化現象。
第三，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必須大幅提升農民人力資本，但這將是一項任重道遠的農村人才振興事業。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2021)數據，2019年我國農業從業人員中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例只有1％，而這些高素質的農業從業人員主要是在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和涉農企業工作，真正在村莊從事農業生產的少之又少；而只有初中及以下(初中、小學或文盲)學歷的比例則高達92％，這與農業現代化對農民素質的要求相差甚遠。通過提高農民教育水平提升農民人力資本將是未來任重道遠且涉及政府和廣大農民的一項重大人才振興工程。
五、未來農村經濟轉型與農民增收的發展思路、戰略重點與政策保障
(一)發展思路
加快城鎮化速度以促進經濟結構轉型，為大量減少農業勞動力和實現勞動生產率在農業與非農部門的趨同創造有利條件，實現農民與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的趨同；在保障口糧絕對安全和谷物基本自給條件下，加快以高值農業發展和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村經濟轉型；養殖業通過規模化與現代化提升勞動生產率并率先消除工農收入差距，種植業逐漸向大農和小農生產分工的“二八格局”轉變，大農主要生產糧食等大宗農產品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并通過耕地規模擴大和種糧收益保障機制實現增收，小農主要發展高值農業并通過價值鏈延伸和政策支持實現增收，最終實現大農小農的共同富裕。
(二)戰略重點
首先，加快經濟結構轉型以實現農民與城鎮居民共同富裕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發展戰略。加快工業化與城鎮化以及城鄉融合發展進程，持續不斷地為未來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和農村創造大量的非農就業機會，使有限的水土資源向不斷減少的農業生產者集中，大幅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加速消除城鄉和工農間勞動收入差異的進程，使未來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通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閑季節的非農工作持續提升收入，最終實現農民與全體國民的共同富裕。
其次，加快養殖業現代化進展和種植業向“二八格局”轉變的糧食安全保障與大農小農共同富裕的轉型發展戰略。通過規模化、智能化和生態化，大幅提高養殖業的勞動生產率，養殖業率先實現共同富裕和現代化。種植業通過土地制度和生產組織創新，并建立適合大農小農分工生產和向“二八格局”轉型的政策支持體系。大農在夯實“藏糧于地”與“藏糧于技”戰略和種糧收益保障體制機制下，通過耕地經營規模的擴大生產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確保糧食安全和種糧農民的增收；小農在國家穩定政策的支持下，提高土地、資本和技術的集約經營水平與延伸特色農產品的價值鏈來發展高值農業，實現收入的持續增長，最終實現小農與大農的共同富裕。
第三，加快農村經濟轉型和促進農民共同富裕的農村人才振興發展戰略。重構農業高等教育體系，為未來培育大批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就業和創業等高素質的、復合型的人才，滿足農村經濟轉型過程中對從事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生產、高效高值綠色的高值農業生產、現代化的畜牧與水產品生產、非農就業與創業等的人才需求；建立高素質農民培育制度，探索構建農民終身學習體系，提升小農和大農的生產、技術與經營管理等能力。
(三)政策保障
首先，加快城鎮化與工業化進程，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除個別特大城市外，進一步放開大中小城市的準入門檻，加快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進程，實現農村居民進城工作和定居的市民化；促進縣域農村的城鎮化發展，給予農村勞動力更多的創業和就業的發展機會和增收渠道，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創造良好的條件。
其次，構建大農小農共同發展的政策支持體系，推進種植業向“二八格局”轉型。建立專門支持大農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生產的政策支持體系，通過創新土地制度促進家庭農場規模擴大和發展，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和農業信息化服務與應用，探索大戶農業生產資料信貸支持體制機制，完善糧食生產和收入保險等種糧收益保障體系。建立專門支持小農發展高值農業的政策支持體系，創造穩定支持小農安心/專心發展高值農業的政策環境，發展設施農業的信貸業務，支持小農組建營銷合作社，發展全產業鏈的社會化服務體系，通過生物技術與數字技術不斷升級高值農業發展業態，通過區塊鏈等技術促進地方特色品牌建設，幫助小農發展高值農產品的電商和延伸產品價值鏈實現更大幅度的增收。
第三，建立適應種植業向“二八格局”轉變的制度保障體系。建議農業農村部種植業司、種子司和科技司以及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等機構主管和支持大戶生產與營銷，經管司和鄉村振興局等機構主管和支持小農高值農業發展；促進土地制度創新，提升土地流轉平臺功能，穩步推進大農和小農法規，探索支持大農和小農共同發展的科技創新和的生產分工；出臺農業教育與農民教育培訓的法律人才培育體系，促進農村人才振興。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咨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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