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很多專家的分析，2016年應該是中國經濟下滑到底的一年，產能過剩的話題這幾年也一直在講。但這些討論很少跟農業企業現在面臨的形勢直接相關。其實，早在1990年代中期，當糧食產量超過1萬億斤的時候，我們就曾經提出糧食增產和人口增加的曲線是并行的，在中國沒有完全開放農產品市場的條件下，以國內的糧食生產為主來保證國內的需求，那如果糧食在短期內連續增產，就會出現過剩。1990年代出現過糧食四連增，曾經導致庫存費用過高、財政補貼、銀行占壓等一系列宏觀問題。
進入新世紀，當我們開始強調“三農”問題、加強農業投入時，又出現了糧食十二連增，是不是也會出現類似的問題？同時，還有一個說法是：“三農”支出現在是國家財政支出的最大項，2014年已超過11300億元，2015年應該會進一步增長，大概每年有10%的增長率?？陀^來看，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和補貼都非常大。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國內農產品的生產成本的“地板價”（最低價）在國際價格的“天花板”（最高價）之上，這種倒置的結構很難持續。所以，由于長期的糧食過剩，沒辦法再增加庫存，從2016年開始要減少補貼，包括糧食補貼、化肥補貼、農藥補貼等。這樣就會產生連鎖反應，糧食生產者的積極性很難保證，農資生產企業也會受到不利影響。
再看看國際形勢，我們跟那些大農場模式的國家（比如澳大利亞）陸續簽了自由貿易協定，這就對國內農產品形成了市場空間的擠壓，因為澳大利亞的農產品價格很低，產品質量又好，而國內的價格很高。總體來看，2016年農業的國內、國際情況都是不利的。這個冬天恐怕會比較難過，下一個春天可能比較短暫，下一個夏天可能比較炎熱，接著就是秋風肅殺，形勢不會太好。
一、世界農業的三大模式
在我們以往的農業教學中，使用的教科書基本是西方的，因此無法解釋世界的農業形勢到底如何?，F在世界范圍內的農業形勢不再是單一的產業問題，比如美國也有沙塵暴，他們那種大農場模式也是破壞環境的。
根據我們的研究，將世界上的農業經營分為三類：
一是前殖民地國家的大農場農業，即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
現在很多人仍然在強調中國要學習大農場農業。但是，大農場農業是因為徹底殖民化造成資源廣大的客觀條件而形成的，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國、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國，不可能搞大農場。東亞的工業化國家，像日本、韓國也是原住民國家，都沒有大農場。像日本現在要加入TPP，最大的難題就是農業，一旦加入，面對著大農場低價格的農產品競爭，日本農業必垮無疑。所以說，東亞的原住民社會永遠不可能跟殖民地條件下的大農場農業直接競爭。今天我們講全球化競爭，但農業是不能加入全球競爭的，除非另辟蹊徑。
二是前殖民主義宗主國的中小農場模式，即以歐盟為代表的“萊茵模式”。
因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人地關系相對寬松，形成中小農場，也同樣沒有跟大農場進行競爭的條件。只要一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歐盟國家的農產品普遍沒有競爭力，農民收入就會下降，農業就會維持不住。
三是未被徹底殖民化的原住民為主的小農經濟，即“東亞模式”。
因人地關系高度緊張而唯有在國家戰略目標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預，通過對農村人口全覆蓋的普惠制的綜合性合作社體系來實現社會資源資本化，才能維持“三農”的穩定。
而中國農業目前是這種狀態：一方面是東亞原住民國家，但又不采行“東亞模式”，而試圖采行美國的大農場模式，像現在講的產業化、大規模、集約化等這一套，都屬于這種模式。說得直白一點，我們是原住民的小農經濟，沒有條件去跟殖民地條件下的大農場競爭。如果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在農業政策領域以及企業戰略上就會犯根本錯誤。
二、從農業1.0向4.0如何演進
我們最近提出了從農業1.0向4.0的演進。因殖民化產生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將農業作為第一產業，規模化獲取剩余價值，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由此，就引申出另一個路徑：立足于殖民化大農場，就有了農業金融化的方向。很多農業企業關注的ABCD四大跨國農業公司（編者注：即美國ADM、美國邦吉Bunge、美國嘉吉Cargill、法國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這四家公司的簡稱），它們的優勢就在于，立足于一產化的大農業，直接進入金融化，即一產化農業派生出的金融化。ABCD四大公司的收益并不來源于大規模農業，而是來源于在資本市場上產生的收益。
我們對世界糧食金融化問題的研究顯示，它們僅用氣候題材影響資本市場上糧食價格的波動，就需要200多億美元的投入，而且美國政府還投入200多億美元用于氣候研究。這就是金融化的美國經濟，也是金融化的美國農業獲取收益的主要來源。從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問世以來，美國農業企業就不再以農業為主了，而是以金融為主。
我提出的建議就是：注意培育非農領域的業務。如果只在農業領域發展，我們很難以現有的資源條件和現有的價格環境產生收益。農業二產化并不是必然的，像美國、加拿大的農業并不進入二產化，而是直接進入金融化。二產化是設施化、工廠化，而美國、澳大利亞都是靠天然資源維持農業，沒必要搞設施化、工廠化。歐盟、日韓則是設施化農業，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設施化農業國家，全球超過70%的農業大棚都在中國。因此，別說我們的農業設施化不夠、二產化不夠，其實最多。
二產化農業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生產過剩。中國農業的產量世界第一：我們生產全球70%左右的淡水產品，67%的蔬菜，51%的生豬，40%的大宗果品，這些產品都過剩。我們現在的糧食產量占世界的21%，人口占世界的19%，還有兩個點的余量。即使糧食不再增產，只要節約，就足夠養活未來的新增人口。
二產化可以拉長產業鏈，產生收益，但農業勞動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長，農村并沒有產生發展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條件，同時二產化又對資源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現在農業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過工業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貢獻率最高的領域。
接著就開始進入農業的三產化，甚至還有日本提出的農業六產化。早在2006年的“一號文件”中就強調了農業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產業跟農業結合。第三產業和小農經濟直接結合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因為第三產業的主要部門--金融、保險、流通等，都是被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控制的，如果不采行“東亞模式”，第三產業跟農業的結合就只能是旅游、養生、景觀這些業態，所產生的綜合收益并不高。因此，靠三產化解決“三農”問題，好處并不大。
再看農業四產化，就是農業4.0版，一方面是互聯網+，另一方面是社會化的、城鄉合作的、互動的、生態化的。如何讓農業體現出中央倡導的生態文明戰略，這是下一步農業3.0版和農業4.0版要考慮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傳統社會特別是原住民社會，農業從一開始就應該是3.0、4.0結合的，而不能從1.0過渡，因為沒有1.0的發展條件。
三、四大規律不可逆
我們知道，原生農業是在歐亞大陸兩端發生的。現在西方了解的都是在亞洲大陸西端的兩河流域形成了早期的原生農業，因為這塊地區離西方人近，他們對歐亞大陸的東端不了解。在歐亞大陸的東端也是“兩河”：長江、黃河。西端的兩河間距很窄，是單一作物種植，是半島型農業；而東端兩河間距很大，是大陸型農業，北方是旱作農業，南方是水作農業。中國從一開始還處在原生農業時代，農業就是多樣化的。而西亞的“兩河”農業是單一的，后來擴展到歐洲西部，形成了歐洲的次生農業，也是以相對單一的作物為主，這個農業方式就是歐洲人帶向世界的、以種植小麥吃面粉為主的農業和食物方式?，F在的澳洲、美洲、非洲，只要是西方人殖民過的地方，都以吃面包為主，而亞洲則是雜食。我們不必將亞洲原住民大陸所生存下來的多樣化、生態化的農業方式再改造成單一化的，否則就脫離了本土的條件。
基于這些道理，所謂的農業1.0、2.0、3.0，發生變遷的主要原因是氣候變化。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歷史上游牧民族跟中原之間的關系演變，就很清楚了，都跟氣候變化帶來的農業產出多少有關。而氣候變化是周期性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象，人類社會只能做適應性改變。所以我們看到早期的長城，是沿著400毫米等降水線修筑的，是從東北向西南的斜線。中國的東部大陸是太平洋季風影響的農業，西南地區則依靠印度洋暖濕氣流，這樣就有了四川的盆地農業，西北地區靠的是西伯利亞的風。所以，東亞大陸上人類賴以生存的農業，是被自然、地理、氣候等條件決定的，不是制度決定的。
農業發展到現在，我們遭遇到的農業產業化問題是四大經濟規律不可逆。
一是根據“要素再定價”規律可知：
由于符合農村外部資本要求的土地規范流轉占比很低，導致能夠用于支付農業資本化的成本所必須的絕對地租總量并沒有明顯增加；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農業生產力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場重新定價，在這種“外部定價”作用下的農業二產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經過高、且仍在城市三產帶動下攀高的要素價格，于是農村的資金和勞動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凈流出。農業勞動力被城市的二產、三產定價，農業企業家進入農業跟農民談判，其提供的一產勞動力價格就不可能被農民接受。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表明其競爭力喪失殆盡。這個規律告訴我們，農業的基本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等）現在已被其它產業定價了，不能再按照農業去定價，這就是現代農業的困境所在，農業產業化就失敗在支付不起要素價格。
二是根據“資本深化”規律可知：
農業產業化內涵性地體現著“資本增密排斥勞動”、同步帶動農業物化成本不斷增加。推行美國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帶來的相應后果，則是大部分過去在兼業化綜合性村社合作社通過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條件下還能產生附加值的經濟作物、畜禽養殖，一旦交給產業資本開展大規模二產化的專業生產，就紛紛遭遇生產過剩；單一品類生產規模越大、市場風險越高。如今，一方面是農業過剩的情況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則是在城市食品過分浪費的消費主義盛行情況下，大部分規模化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仍然幾無盈利，中小型企業甚至債臺高筑轉化成銀行壞賬。
三是根據“市場失靈”+“政府失靈”規律可知：
追求資本收益的農業經營都會造成“雙重負外部性”--不僅帶來水土資源污染和環境破壞，也帶來食品質量安全問題。正因“雙重失靈”，愈益顯著的“雙重負外部性”已經不斷演化為嚴峻的社會安全成本。
四是根據“比較制度優勢”規律可知：
農業企業走出去遭遇很多失敗的原因，在于中國經驗在話語權和制度建構權等軟實力領域目前尚難以占據比較優勢，很多企業的企業文化不適應國際市場上的主流趨勢，必然遭遇尷尬。
因此，在目前資本全面過剩的條件下，我們要及時了解世界范圍內的農業企業都在作什么改變，他們都在強調改變過去的發展模式，正在向社會化這一方向演進。這是解決農業問題的出路所在，需要我們給予足夠的重視。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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