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綠色發展是一個指向更簡明、外延更豐富、民眾更易懂的概念，也是一個以合乎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要求為基礎，以清潔能源為動力，以資產綠化為保障，兼顧人類福祉與生態福祉的發展模式。綠色發展強調生態與環境也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素，追求經濟活動過程和結果的“綠色化”和“生態化”。綠色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的發展愿景和目標、發展戰略和行動。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中國踐行綠色發展的主動性顯著增強，并取得了顯著成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綠色發展的新目標，并做出了推進綠色發展的新部署。本文分析了綠色發展的基本特征，闡述了中國選擇綠色發展的主要緣由，重點探討了中國山區如何進行綠色發展。主要論述了以下觀點：在推進山區綠色發展過程中，市場的作用是培育功能互補互洽、綜合平衡性好、自生能力強、產品競爭力強的綠色產業體系；政府的責任是編制綠色發展規劃、規范產業配置，加大公共投資力度、優化發展環境，創新綠色發展體制、促進產業綠化，培育特色產業體系、縮小發展差距。
關鍵詞：綠色發展 生態經濟 可持續發展 山區
中華文明崇尚自然，追求“天地與我為一，萬物與我并生”，蘊涵著綠色發展的理念。近20年，隨著國民對環境問題關注程度的提高，綠色發展已由一種理念提升為國家建設指導思想。綠色發展強調生態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素，追求經濟活動過程和結果的“綠色化”和“生態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踐行綠色發展的主動性顯著增強，參與綠色發展的個人、家庭、企業、機構和組織越來越多，并取得了顯著成效。例如，森林覆蓋率由2005年的18.2%提高到2015年的21.7%；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個區域的PM2.5平均濃度在2013～2016年間都下降了30%以上；全國酸雨區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比例由20世紀90年代的30%下降到2016年的7.2%，污染程度有所下降；七大江河監測斷面I類～III類水體比例由2001年的29.5%增加到2016年的74.3%；村莊環境治理使2億農村人口受益。更重要的是，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改革持續深化，國土空間規劃體系改革全面啟動，主體功能區制度逐步健全，資源總量管理制度趨于完整，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范圍增大、主體增多和標準提高，綠色發展績效評價和責任追究制度日益嚴謹。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退牧還草、生態補償和綠色金融發展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
由于對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和以公路為主的運輸結構的調整尚未完全到位，環境狀況同國民期望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尤其是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秋冬季重污染天氣頻發，污染程度相當嚴重。此外，還存在制度短板和漏洞，以及法律法規體系的約束作用不強、政府有關管理部門的協同力度不大和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不夠等問題。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綠色發展的新目標：到2035年，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到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強國。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做出了推進綠色發展的新部署：構建綠色發展的法律體系、生產體系、消費體系、技術體系、金融體系、能源體系和生態體系，構建包括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在內的綠色發展機制，構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和主體功能區配套制度，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還自然以寧靜、和諧、美麗，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還明確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和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的任務。隨著這些工作的推進，農業產業布局和禁養區劃定將更加合理，畜禽養殖污染和化肥農藥污染的防治與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的管制會更加嚴格，畜禽養殖廢棄物資源化處置和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會更加有效，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養生息制度會更加健全，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和農村生態宜居的水平會顯著提高，環境治理滯后這個影響農村發展的短板將會逐步補齊。
綠色發展是中國的主動選擇，也是當今世界很多國家的共同選擇。
一、國際上為什么會提出綠色發展
（一）綠色經濟概念的提出
在學術上，綠色經濟的概念是英國環境經濟學家大衛?皮爾斯等（1996）在《綠色經濟的藍圖》一書中首次提出來的。大衛?皮爾斯的認知不同于《增長的極限》的作者梅多斯等人，他是堅信“世界無末日”的樂觀派。戴維?皮爾斯（即大衛?皮爾斯，只是譯名有差異。）等（1998）提出了弱可持續性和強可持續性兩個概念（前者指自然資本和人造資本的總價值不下降，強調自然資本與人造資本的替代關系；后者指自然資本與人造資本各自的價值都不下降，強調自然資本與人造資本的互補關系。），并認為要從環境產品和服務估價入手，促進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統一，實現可持續發展。資源與環境是生產力發展的要素，需要不斷投資使之保值增值。在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財富核算中，要將自然資源（包括環境容量）的價值和污染治理、生態恢復的成本考慮進去，形成能夠反映經濟增長質量的發展指標。
（二）綠色經濟實踐的倡導
在現實中，最早將綠色經濟理念付諸實踐的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OECD提出了包括領導力與氣候變化、部門效率、市場和投資、環境與自然資本4個維度共32項指標的全球綠色經濟指數（Global Green Economic Index，GGEI），并根據各國的綠色經濟指數評定其綠色發展的表現，希冀各國政府據此改進發展戰略，投資者據此改善投資行為。在OECD的框架里，“綠色”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套措施。其中，綠色理念是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催化劑，綠色增長是踐行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綠色發展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方法論。綠色經濟同環境經濟、生態經濟、循環經濟、可持續經濟相比確實沒有本質差異。有些人基于這種認知從而對綠色經濟持不以為然的態度。
其實，OECD倡導綠色經濟實踐絕非像部分學者所分析的那樣是為了表示其與眾不同，而是要提出一個幾乎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概念。無論是環境經濟、生態經濟，還是循環經濟、可持續經濟，這些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方能理解的概念，而綠色經濟則是所有民眾都能理解的概念。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方能理解OECD提出綠色經濟概念的意義之所在。
在現實中，一些學者把以煤炭、石油為動力的經濟抽象為黑色經濟或褐色經濟，循著這個思路，OECD把以清潔能源為動力的經濟抽象為綠色經濟。黑色或褐色是冷色，會使人產生混濁、危險和生硬的感覺；綠色是暖色，它有干凈、安全、柔和的意蘊。對大眾來說，一個提法的指向越簡明，就越容易被接受，響應者或參與者就會越多。同環境經濟、生態經濟、循環經濟、可持續經濟相比，綠色經濟不僅指向更簡明，還因內涵更抽象而具有更豐富的外延，所以，綠色發展是一個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的提法。
綠色發展是以滿足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的要求為基礎，以清潔能源為動力，以資產綠化為保障，以兼顧人類福祉與生態福祉為目標的發展模式。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五中全會報告指出：“堅持綠色發展，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可持續發展，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做出新貢獻。”由此可以看出，綠色發展不僅成為中國發展的愿景和目標，而且成為中國發展的戰略和行動。
（三）綠色經濟與生態經濟的差異
有人或許會問，既然生態經濟和綠色經濟所追求的目標是相同的，為什么要以綠色理念引導山區生態經濟發展呢？為了說明它們的差異，本文從結構、功能和過程3個方面做一個簡略的論述。
1.結構。生態經濟強調結構復雜性，在資源配置方面會突出生態系統的多層性特征，以追求單位土地面積上的生物量最大化目標。進入追求勞動生產率的農業發展階段后，將多種產品配置在同一地塊上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土地的空間效應這種生產模式會因其難以采用機械技術、必須投入大量勞動而被束之高閣。綠色經濟強調結構簡約性，在資源配置方面會把可有可無的生產活動都剔除掉，以突出其簡約性特征。進入追求勞動生產率的農業發展階段后，這種生產模式會因其便于應用機械技術、最大限度地減少勞動投入而得到推廣。
2.功能。生態經濟強調微觀經濟系統的多功能聚集，它的產出具有多樣性特征，包括產品類型的多樣性和同類產品的多樣性。這種依靠增加功能化解風險的微觀資源配置方式在勞動力無限供給、勞動分工程度很低、所生產的產品以自給為主的階段是有效的，但是，它會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而逐漸被束之高閣。綠色經濟強調微觀經濟系統功能的特定性，其產出具有專用性和標準化特征。它依靠生產產品和勞動者生產技能的專業化提高生產效率，依靠適量的外部投入保持耕地上農作物所需營養的均衡，依靠投保等方式化解風險。
3.過程。生態經濟是原色經濟，它崇尚自然演化或近自然演化，并以適應和模仿等方式實現人為干擾最小化。現實經濟是冷色經濟，它崇尚人類甚至個人利益至上，未把自然、生態、環境放在與經濟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綠色經濟是暖色經濟，它崇尚人與自然和諧，將經濟成本、生態成本和環境成本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以產品認證等方式要求國民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而承擔成本或價格水平的適度提高。綠色經濟的提出，使人類追求可持續發展有了更多的可實施性和可操作性。所以，綠色經濟即便不是人類的終極經濟形態，也是更接近終極的經濟形態。
（四）綠色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差異
可持續發展有三層含義：第一，自己的短期發展不能妨礙自己的長期發展。它的核心是消除竭澤而漁或殺雞取卵的生產方式。例如消除過量使用化肥農藥行為所造成的食物不安全、耕地土壤毒化和地表水質惡化問題，消除濫伐、過牧和亂捕行為所造成的森林、草地和漁場退化，以免破壞自己的發展環境，影響自己今后的發展。這是低層次的可持續發展。第二，自己的發展不能妨礙他人的發展。其核心是克服經濟活動的負外部性。例如克服上游地區過度增加灌溉面積的行為所造成的中下游地區水資源短缺，以免破壞他人的發展環境，影響他人的發展。對于暫時無法克服的負外部性，當事人應對受損者承擔生態賠償的責任。同理，為了鼓勵他人開展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動，受益者應對貢獻者承擔生態補償的責任。這是中等層次的可持續發展。第三，自己的發展不能妨礙后人的發展。它的核心是擁有各種權利（包括所有權、開發權等）的當代人必須克制自己的欲望，主要是克制自己過度生產、過度消費的行為，以免破壞后人的發展環境，影響后人的發展。當代人能從事的經濟活動，后代人都能做，而且能做得更好。所以，當代人應追求的是滿足生理需求基礎上的資源與環境承載力利用強度最小化，而不是滿足心理欲望基礎上的GDP或利潤最大化。這是高層次的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三個層次的界定并不難，但對它們進行識別進而評價卻非常困難，三個層次的可持續發展在現實中往往交織在一起，所以，很難構建用來評價其發展狀況的可持續發展指數。綠色發展的界定確實不如可持續發展那樣嚴謹，只是用綠色程度不斷加深來體現，但是，這種連續性使得對它的評價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因此，現實中能較早出現綠色發展評價方法和評價結果。
二、中國為什么要推動綠色發展
綠色發展通常不具有至少使一個人受益而沒有任何人受損的帕累托改進的性質。具體地說，綠色發展不僅有保護自己和當代人的視角，還有保護他人和后代人的視角。綠色發展責任是由當事人和當代人承擔的，在經濟轉型期尤為如此。例如，淘汰落后產能等對當期的就業、勞動者收入、GDP和稅收都是有影響的。對此，絕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當事人和當代人必須承擔的責任。但是，也有少數持冷戰思維方式的學者認為，利用國際舞臺迫使中國承擔環境保護或污染減排責任，是先行發達國家的一些政治家策劃的制約中國超越它們的“陰謀”。雖然確實沒有理由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是，即便這是一個“陰謀”，中國也不能置之不理，而要把這種壓力轉變成加速經濟發展轉型的動力，盡快完成綠色發展轉型。
（一）加快發展理念轉型
表1是OECD研究得到的59個國家的綠色經濟指數。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的印象排位為第13位，比較靠前；表現排位為第54位，僅高于波蘭、塞內加爾、卡塔爾、越南和蒙古。鑒于中國綠色發展與世界其他一些國家的主要差距是綠色發展表現較差，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中國學者一定要放棄冷戰思維，追求表現和印象的統一。李曉西等（2014）構建了“人類綠色發展指數”，測算了123個國家的綠色發展指數值并進行了排序。從這一研究的結果看，中國在人類綠色發展指數排行榜上排名第86位，處于淺綠色發展水平階段，排位也處于后三分之一。
表1 2014年59個國家的綠色經濟指數
數據來源：Tamanini（2014）。
（二）加快發展方式轉型
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1990～2007年，全世界因氣候變化引起的災害受災人口年均為2.1億人，其中，中國的受災人口就有1.1億人，占52.4%（胡鞍鋼，2010），是中國在世界所占人口份額的2倍多。這表明，中國是氣候變化最大的受害者。有些農民把過量施用化肥、農藥所生產的農產品都賣出去，自己則食用專門為自己生產的綠色農產品。其實這種策略的作用極為有限。農民可以把未達標的農產品賣到城市，但不可能把生產性污染都轉移到城市。有關調查表明，水質變差使農村居民與水環境污染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從1988年的0.0652‰上升到2005年的0.0839‰，高于同期城市居民與水環境污染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0.0572‰）（魏鈺、蘇楊，2007）。
（三）實現國民福祉增加
2000年，中國向聯合國承諾到2015年貧困人口比例比1990年減少一半。中國提前實現了這一目標。中國減貧目標的實現，其外溢效應會對其他國家產生正面影響，但最大的受益者還是13億中國人。同理，中國的環境污染會因其效應外溢而使其他國家受害，但最大的受害者也還是13億中國人。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做出減排承諾主要是為了使自己受益，雖然它同國際社會施加壓力也有一些關系。
綠色發展的核心是使經濟增長和二氧化碳排放“脫鉤”，即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帶來的減排足以抵消因經濟總量增長而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國政府承諾，在2020年前后達到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峰后，將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2005年的水平，力爭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削減到1990年一半的水平；2020年，實現清潔能源占一次能源供給量的15%，2050年達到32.2%；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提高到2%以上。中國實現這些目標的最大受益者是13億中國人，而不是其他國家。
三、山區如何進行綠色發展
中國山區面積占陸地國土面積的69%，山區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由改革初期的約60%減少到近年的約30%。加快山區綠色發展，對推進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山區發展綠色經濟存在兩方面不利因素：一是宏觀管理層面缺乏戰略規劃領引、體制機制支撐和創新能力保障；二是微觀經營主體的綠色產品經營能力低，產業競爭意識、資本經營意識和市場品牌意識淡薄，綠色產業集群度不高、發展規模不大，綠色產品知名度較低。山區發展綠色經濟也有很多有利因素：一是經過近40年的經濟增長和結構升級，山區的發展環境大為改善，具備綠色發展條件的區域越來越大；二是通過實施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和生態保護與建設工程，山區釋放綠色發展潛力的條件越來越好；三是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促進山區發展綠色經濟的推動力越來越強。特別是地處經濟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周邊的山區，向綠色發展轉型的內生動力越來越強。
總體上說，中國山區綠色發展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入手：一是強化統籌發展，優化山區政策環境；二是強化綠色發展，優化山區經濟環境；三是強化生態發展，優化山區生態環境（黃祖輝等，2015）。具體地說，山區實施綠色發展戰略應突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編制綠色發展規劃，構建綠色產業發展格局；二是建立綠色發展體制機制，實施生態補償制度、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三是加強綠色發展考核，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
（一）綠色產業體系的培育
1.發展特色農業。生產大宗農產品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足夠多的水資源，二是足夠大的平地。中國山區缺乏平地資源，有的地方還缺乏水資源，所以，在以生產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為主的經濟發展階段，山區與其他地區相比缺乏資源比較優勢。
如果以上兩個條件是生產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的必要條件，并不是發展特色農業的必要條件，那么，進一步需探究的是：究竟哪些是山區發展特色農業的必要條件？
山區發展特色農業所需的地形地勢條件和氣候多樣性狀況是一直存在的，而山區特色農業長期沒能得到充分發展。這說明，山區發展特色農業除了自身具備的自然條件外，還需要具備一系列外部條件。從現實情況看，這些相關外部條件目前已基本上具備了：第一，居民消費結構轉型。改革以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持續提高，食物消費目標由吃飽轉向吃好、吃健康。這個變化使山區具備了發展特色農業所需的第一個外部條件。中國在過去長時間里不具備這個條件是山區特色農業難以發展的第一個原因。第二，農產品市場發育越來越充分。農產品市場發育越充分，則農產品交易半徑越大，各地區農業資源比較優勢的發揮就能越充分。這個變化使山區具備了發展特色農業所需的第二個外部條件。中國農業長期停留在自給自足階段則是山區特色農業難以發展的第二個原因。第三，山區的基礎設施越來越完善。完善的基礎設施是實現農產品賣向全國、賣向世界的必要條件。山區基礎設施的顯著改善，使山區具備了發展特色農業所需的第三個外部條件。山區長期缺乏把特色農產品運出去的基礎設施則是山區特色農業難以發展的第三個原因。
山區人最引以自豪的是其擁有的資源比較優勢，而山區特色農業究竟能發展到何種水平卻取決于其經濟競爭優勢。所以，山區發展特色農業不宜過多地強調其資源比較優勢，而要在培養專門人才、加速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完善市場營銷體系等方面下功夫，并不斷改善其發展特色農業所需的四個內部條件：第一，履約精神。經濟發展過程是交易由熟人之間拓展到陌生人之間的過程。熟人之間的交易靠社會資本來維系，陌生人之間的交易則靠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來維系。所以，農戶和公司具有履約精神、政府具有維護合同法律效力的執行力，是山區發展特色農業必須具備的第一個內部條件。第二，營銷能力。客觀地說，某個山區可生產的特色農產品，國內能生產的地方不少，其他國家能生產的地方更多，甚至生產所需的自然條件更好。提高特色農業的競爭力，既提升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又提升營銷能力，是山區發展特色農業必須具備的第二個內部條件。第三，市場導向。要以用戶調查替代專家策劃，以市場訂單替代政府規劃，實現供需對接位置前移，使產品的標準、分級、規格和包裝等都合乎消費者的要求。第四，便于消費。對于食用農產品，要通過適當和適度的加工，使之不僅食用便利，而且使其中營養的釋放和吸收更為充分。
2.發展非農產業。非農產業對平地資源和水資源的需求明顯小于農業，所以，進入以非農產業為主的經濟發展階段后，平地資源和水資源稀缺對山區經濟增長的制約就被化解掉了。
科學技術傳遞速度的顯著加快以及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的顯著改善，會使山區自然資源豐富這一比較優勢變得越來越明顯，但更會使山區中平地資源和水資源相對豐富的縣城與集鎮成為發展極的條件變得越來越好。這是地處山區的一些縣城和集鎮工商業快速發展，迅速成為發展極的主要原因，也是部分山區目前的發展快于中國其他地形區的重要原因。沿海或平原地區的經濟發展會誘導山區部分居民遷出山區，山區縣城和集鎮非農產業的發展則會使仍然留在山區的人口向縣城和集鎮集聚。這是山區農民分享工業化、城鎮化所帶來的好處的兩個途徑。山區發展非農產業，決不是污染產業轉移，也不是GDP的地區轉移，而是要創造出質量更好、數量更多的GDP。
3.發展生態服務業。農業史研究者（例如章楷、李根蟠，1993；何萍，1998）認為，山區大面積耕作是同玉米、薯類等作物的引進相關聯的。玉米和薯類有兩個特性：第一，只要有適量的降雨，它們就可以在沒有任何水利設施的坡地上生長。這一特性使其種植區域大大擴張。第二，收獲時點有較大彈性。這一特性使人們能利用它們更好地應對食物短缺危機。玉米和薯類的這兩個特性在食物短缺時代非常重要，于是出現了農地向山區延伸、人口向山區轉移的狀況，并導致山區生態系統逆向演替。然而，在歷史長河中，這一狀況延續的時間較為有限。
隨著沿海和平原地區非農產業的發展，山區人口又會向沿海和平原地區轉移。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和灌溉農業的發展，在跨越了食物短缺階段后，人們對坡地耕作的依賴性會越來越低。在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山區必然會出現退耕還林還草。
山區要抓住這個機會，將發揮資源比較優勢轉換為發揮生態比較優勢，將資源利用轉向景觀利用、功能利用，實現由經營自然資源、提供實物產品、得到銷售收入向經營生態系統、提供生態服務、獲得生態補償的轉型。
（二）綠色產業體系的特征
近40年來，中國從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起步，經由下中等發展中國家這一階段，進入上中等發展中國家行列，少數發達地區踏進了高收入門檻，做成了先行發達國家用上百年才做成的事情。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創建綠色產業體系的條件會變得越來越好。當然，面對越來越大的資源和環境壓力，以具有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特征的綠色發展方式替代以大量耗用資源能源、大量排放污染為特征的黑色（或褐色）發展方式的緊迫性也越來越強。簡略地說，綠色產業體系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互補互洽。與現實中只關注自洽而不關注互補互洽的產業體系不同，綠色產業體系的總體特征是：在宏觀上，生產系統、生活系統、生態系統三位一體；在微觀上，生產行為、生活行為、生態行為三位一體；在功效上，經濟功能、社會功能、生態功能三位一體。綠色產業體系通過多功能的互補互洽，實現多目標的互補互洽。
2.綜合平衡性好。所謂綜合平衡性好，就是既不以犧牲生態效益換取經濟效益，也不以犧牲經濟效益換取生態效益，而是以多功能化的核算與評估替代單一的經濟核算與評估，在保障生態效能不下降的前提下追求經濟、生態、社會總效益的最大化。
3.自生能力強。綠色產業體系的微觀特征是：技術領先，有競爭力；自生能力強，無需政府扶持；產品商品率高，銷售半徑大；生態安全，環境友好。
4.遵循市場規則。綠色產業體系重視標準和市場對接。發展特色農產品，除了在形式上抓商標注冊外，更主要的是在內容上抓地域認證標準化、生產工藝標準化和產品規格標準化。在市場調查的基礎上做好特定產品和特定人群的對接，實現產品市場細分。最重要的是，在做法上，要用先做市場（建立產銷區戰略合作關系）后建基地替代先建基地再做市場。
（三）山區選擇綠色產業項目的原則
1.內生性。從權利與義務對稱性來說，所選擇的綠色產業項目必須是山區民眾選擇或認同的項目，而不只是干部選擇或認同的項目。相比于普通民眾，干部掌握信息更多、素質更高、決策能力更強。盡管干部具有這些優勢，但仍然不能替民眾做選擇、做決策。這是因為，由干部選項目、定項目，權利與義務的對稱性弱，有可能導致其機會主義行為（指當干部的目標和民眾的目標發生沖突時，他可能會優先考慮自己的政績或升遷目標，甚至忽略民眾的目標。）；而民眾自己選項目、定項目，權利與義務的對稱性好，能消除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
2.共生性。所謂共生性，就是采取共同致富的方式。改革之初，只有敢于吃螃蟹的人有勇氣沖擊計劃經濟體制。為了鼓勵敢做敢為的人，需要采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方式。經過近40年的改革，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形成，人均GDP已經從幾百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近8000美元。此時，政策的關注點要由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追求公平、公正與和諧。即在產業發展上要處理好主導者（企業家）和參與者（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平衡，使產業項目具有共生性特征。
3.競生性。雖然市場也會失靈，但市場仍要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否則，就會有更多的失靈和更大的失靈。這種選擇合乎“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競生性有兩層含義：一是產業具有市場競爭力，二是企業具有自生能力。要使產業具有市場競爭力，必須消除各種各樣的扶持和補貼；要使企業具有自生能力，就要采取讓每個微觀經營主體將其潛力充分發揮出來的激勵措施，并為其提供培訓機會。
（四）政府應當履行的責任
政府在市場經濟體制中不必做政府能做、企業和市場也能做的事情。它的主要責任是保護合法產權、維護公平競爭和提供公共物品，把企業和市場都做不了的事情做好。循著這個思路，政府在推進山區綠色發展方面應當做好以下幾件事情：
1.編制綠色發展規劃，規范產業配置。政府應承擔編制山區綠色發展規劃的責任，依靠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空間發展規劃，一方面，為山區形成城鎮村結構合理、資源優勢集聚、產業特色突出的發展格局提供藍圖，有效解決產業適宜、空間選擇不當，空間適宜、產業選擇不當，產業適宜、技術選擇不當這3個問題；另一方面，基于生態分區原則，劃分生態保育區、生態緩沖區和生態重建區，有效保障生態安全落到實處，為山區實現綠色協調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2.加大公共投資力度，優化發展環境。山區產業發展應由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不宜越俎代庖。政府應當按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原則，繼續加大對山區交通、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投資，進一步縮小山區與其他地區的差距。
3.創新綠色發展體制，促進產業綠化。第一，創新綠色發展機制。健全綠色發展法律法規體系，完善綠色設計、施工和生產標準，培育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產業體系，推動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環節的節能增效；加快資源環境稅費改革，促進資源環境成本內部化。實施嚴格的生態保護制度，逐步建立大氣資源、土壤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等生態資源的監測體系。
第二，創新綠色示范機制。山區綠色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級政府應設立山區綠色發展專項資金，在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和邊遠地區開展綠色發展示范。從實施國家綠色科技發展計劃和綠色技術創新入手，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化解資源環境約束，加快山區綠色發展，提升山區生態文明建設水平。
第三，創新生態補償機制。一是建立生態補償專項基金，將階段性的項目補償制度轉換為持久性的基金補償制度；二是細化生態補償對象，將瞄準地區的空間補償轉換為瞄準產權主體的貢獻者補償；三是生態補償數額與績效掛鉤，將基于土地面積的生態補償轉換為基于生態服務增量的生態補償；四是探索生態服務定價方法，將行政性的生態補償轉換為市場化的生態補償，推進生態資源有償使用。
4.培育特色產業體系，縮小發展差距。第一，發展綠色農業。加大對山區特色農業生產基地和商貿流通體系建設的支持力度，建設具有生態、綠色、有機等特色的山區農業基地；設立電商專項扶持基金，借助“互聯網+”建立山區農產品交易網絡大平臺，鼓勵和支持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以保障農產品安全、生態安全和資源安全為重點，推進農業發展政策、農業生產組織、農業技術服務和農業管理體系轉型。
第二，引導工業結構優化升級。發揮山區已有工業園區、產業基地和開發區的集聚效應與引進有利于山區綠色發展的大型企業、重大項目相結合，培育優勢產業集群，增強其戰略支撐和綜合帶動功能，拉動山區綠色發展。
第三，創建綠色服務業體系。以生態旅游為契機，通過規劃引導，建設包括交通樞紐、商貿物流、文化旅游等內容和特色的服務業體系和專業特色鎮，引導勞動力轉向社會服務行業。推行綠色消費模式，構建區域協調、福祉共享、生態宜居的人居環境。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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