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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80年代的中國改革邏輯

[ 作者:鄭永年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05-16 錄入:王惠敏 ]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可以說是整部世界近代史在高度濃縮之后,在短暫的時間里突然在中國大地放大呈現出來。今天和未來的人們可以在這40年的中國,或多或少找到近代以來的大多歷史變革主題,無論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經濟、社會、政治、技術、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急劇變化,使人眼花繚亂,在沒有理解甚至意識到一項變化的時候,另一項就發生了。

在意識層面,所有近代以來的“主義”或者“意識形態”都可以在中國找到發展空間和相當的支持力量,正如在城市空間不斷冒出來的各種奇形怪狀的建筑物那樣。不過,很多變化很可能僅僅只是假象,有“烏托邦”,也有善意和良愿。

然而,不管怎樣的變化,中國還是中國,并且越來越中國。在開放狀態下,各種變革都成為可能,但各種變革必須得到中國實踐的檢驗。誠如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強調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們可以追求各種自己以為是“真理”的東西,但是否能夠成為中國的“真理”,就需要被中國的實踐所檢驗。各種表象掩蓋不了真實的中國,更不用說是替代了。

變革并非只是這40年的主題。無論是客觀環境對變革所構成的壓力,還是變革者的主觀意愿,這40年遠遠比不上近代中國。那個時代,傳統中國不僅被遙遠的西方國家所打敗,而且被昔日的學生日本所打敗。因此,那個時代的人們呼出了“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感嘆。人們也找到了被那個時代視為必然的變革方向,那就是從小農經濟到工業經濟、從帝制到共和、從經學到科學。

不過,所有這些變革并沒有成功,中國陷入了長期的戰爭、革命與“繼續革命”。等到下一次變革便是1980年代的事情了。不過,也正因為近代變革沒有成功,濃縮了的歷史和變革動力最終在80年代爆發出來,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變化的是中國,不變的也是中國。變化什么?變化多少?如何變化?如何在變化中維持不變?如何在不變中求得必要的變化?這些問題誰都可以試著回答,誰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最終決定這些答案的便是政治。政治誰都想參與,誰都可以憑自己的能力來影響政治,但政治必須有一個主體,沒有了這個主體,不管什么樣的變化最終都會歸于失敗。

近代中國方方面面的變革的失敗并沒有必然性,但從帝制到共和的失敗,就決定其他方面失敗的必然性。沒有了變革的主體,誰來掌控變革呢?自80年代以來的變革是有主體的。有了這個主體,中國重新出發進行變革,拾起了近代留下了的變革主題,一路走到了今天。

也就是說,在所有方方面面的變革中,政治變革不僅不可或缺,而且必須是主體。今天的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或者說一個轉折點,政治的變革的重要性是顯見的。當人們說今天進入了“新時代”,就假定了過去的一個“舊時代”的存在。所以,人們必須理解如何從“舊時代”走到“新時代”。“新時代”的“新”在哪里?在理解這個轉型的時候,人們不僅要理解學術上所說的“宏大真理”(各種“主義”),更要理解“小真相”(即實際所發生的)。

如果光看“宏大真理”,就容易把自己的主觀意志強加在客觀的變革之上,就很難理解和評介客觀的變化。在理解中國政治變革邏輯的時候,“小真相”甚至要比“宏大真理”更為重要。“小真相”發生在實踐領域,正是眾多的“小真相”才把“宏大真理”轉化成為現實。

1、不同時代的認知不同

的確,學界關于“政治變革”的“宏大真理”,并不能解釋中國這40年的政治變革邏輯。大多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沒有政治變革,因為他們傾向于把中國的政治改革定義為西方式民主化。抱持這種認知的學者在中國本身也不在少數,很多人也是希望中國走上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并且在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是以“是否民主化”來評介中國的實際政治變革的。

不過,具體的政治實踐則反映出全然不同的情況。在過去40年里,政治變革實際上是主體性變革。不承認政治變革就很難解釋所有其他方面的變革和轉型。中國政治不僅適應了由其他變革所帶來的新環境和新挑戰,而且還通過自身的變革來引領其他方面的變革。很顯然,政治主體的這種領導能力,把當代變革和近代變革區分開來。

在下一個層面,在不同時代,人們對政改的認知的確是不同的,不同的領導層和不同的環境導致了不同的認知,不同的認知又導向不同的改革。這樣,人們便可以區分出三個時代來,即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012之后的“新時代”。這三個時代呈現出不同的政治思維和不同的政治變革邏輯。

其中,80年代和90年代盡管也有不同的政治變化,但都屬于同一個變革范式,可以稱之為“舊時代”。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時代”的概念,但從十八大到十九大是一個大背景,沒有這五年的變化,很難出現“新時代”,因此這個“新時代”要從2012年十八大算起。

80年代的政治變革邏輯是什么呢?政治變革首先取決于一個時代的政治思維。要理解一個時代的政治思維,首先就要理解政治思維者或者思考者。80年代的政治思考者是鄧小平、陳云、彭真這一代。盡管鄧小平稱這個群體為“第二代領導人”,但這個群體很難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區分開來。他們同樣積累了革命的經驗和黨內政治生活的經驗。有了共同的經驗,他們之間就可以有共識;有了共識,再有改革的集體努力。

就國內環境而言,這一代人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經濟發展。共產黨鬧革命的目的也是近代以來所有政治精英的目的,那就是“富國強兵”。當這一代人走上政治舞臺的時候,他們的共識便是要徹底改變當時仍然面臨的“貧窮社會主義”局面。

就國際背景而言,美蘇兩大陣營仍然對峙,但英美開始了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核心的經濟變革,國際局勢相對和平。新一波全球化開始,歐美呈現出很強的發展勢頭。鄧小平的判斷是:“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中國領導層把這種國際格局視為自己的“發展機遇”。無論是關于“球籍”的討論還是走向海洋文明的討論,都是當時改革動力的直接反映。

計劃經濟如何改革?市場經濟是改革方向嗎?什么樣的市場經濟?所有這些問題都沒有現存的答案。鄧小平因此形象地把改革稱之為“摸著石頭過河”。從1978年仍然流行的“計劃經濟”概念,到改革初期的“商品經濟”概念,再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確立,中國足足花了14年的時間。

在實踐層面,中國參照的主要是蘇聯東歐國家的改革經驗,尤其是匈牙利的改革經驗和亞洲國家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盡管經濟“意識形態”的變革十分緩慢,但現實層面的變革方向是明確的,即走向市場經濟,體現在從農村改革、經濟分權改革再到城市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國家部委從1981年的100個(大多是主管國有企業的機構)減少到1988年41個,更體現了市場化的大方向。

2、鄧小平政改要解決實際問題

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領導層也在探索政治上的變革。從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鄧小平對政改發表了一系列的看法,可以視為當時領導群體的共識。總體來看,這些改革并沒有受當時關于“政治民主化”的“宏大真理”的影響,而是為了解決當時中國政治實踐所面臨的問題。也就是說,改革不是為了實現“政治民主化”的理念,而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小真相”)。改革主要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法制。法制一方面是針對社會而言,另一方面是對黨內政治生活而言。改革開放前的“繼續革命”,導致所有這些方面的法制大破壞,尤其是黨內斗爭毫無規則,大量的干部慘死于政治斗爭。

第二,干部類型和干部錄用制度的變革,主要表現在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標準,以適應上述經濟建設和發展的需要。

第三,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這項包括幾個方面。首先要解決領導人個人和體制之間的關系,“文革”前個別領導人破壞體制的現象不能再繼續下去。其次,選拔中青年干部,解決接班人問題。再次,和接班人問題相關,也需要解決老干部的退休問題,例如設立設顧問委員會作為廢除領導終身制的過渡辦法。

到80年代中后期,政改聚集了相當的力量。這不僅因為中國社會有了民主化的要求,處于一線的年輕一代領導層,也在不同程度上認為民主化是可以接受的政改。80年代中期之后,政改加速。在領導體制方面,明確提出了“黨政分開”的改革思路。這一思路認為類似“文革”那樣的大災難的出現,是領導人個人高度集權的產物,而個人集權又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造成的。

再者,政治變革不僅是為了保護已有的經濟改革成果,而且也是為了克服改革的阻力和提供改革的動力。在社會層面,當時戈巴喬夫的《新思維》在中國社會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知識界的共識是中國要走西方式民主道路。

如果人們深入細節就會發現,80年代早期和80年代中后期的政改是不一樣的。早期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小真相”),而中后期則滑向“宏大真理”(追求民主的價值)。總體來看,“小真相”的改革相當成功,黨內政治生活正常化、干部錄用制度和領導人退休制度都得以確立。但“黨政分開”的改革不僅沒有成功,而且很快就出現致命性問題。“黨政分開”的改革促使“黨”“政”成為兩張皮。

此后很長時間的機構改革,基本上都是政府機構的改革,而黨的領域并沒有進行任何形式的改革。政府不斷改革,黨的領域沒有改革,這就是一個大問題。盡管黨的領導不能動搖,但現實中,因為沒有進行黨的任何改革,黨的領導一直被弱化。在80年代后期,當黨本身要通過“民主化”的改革來改變自己的時候,危機的爆發變得不可避免。

以“黨政分開”為主題的政改,到1980年代末戛然而止。“黨政分開”在現實中演變成“黨政分裂”。當掌控黨政機構的不同領導人之間發生嚴重分歧的時候,黨政分裂變得不可避免,而這種分裂也就是執政黨的最大危機之根源。之后,鄧小平重組中共領導層。盡管鄧小平的側重點仍然是“領導集體”,但無論是80年代的經驗還是現實的需要,都已經在呼喚一種新的政治變革思維了。而這種新的思維,促成了政治變革從80年代轉向到了90年代。

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聯合早報》201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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