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城市化進入質量調整期，全域城市化的提出將成為其推進的一種新模式。其新在于結合了城市發展和鄉村振興，以實現城鄉一體化為目標，因此被稱為新型城鎮化的高級階段。我國全域城市化經歷了市域試點、省域推廣和縣域普及三個階段，其發展模式的選擇主要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和政策紅利，因此未來將成為我國發達地區甚至大部分地區城市化的一種主流模式。
關鍵詞：全域城市化;縣域;城鄉一體化;發達地區;鄉村振興
一、引言
我國城市化進程始終跟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步伐并在期間伴隨著行政區劃的調整。1952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僅為10．64%，人口處于分散狀態，主要城市只有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沈陽等10余個，都是新中國成立前中華民國行政院直轄市。1983年，我國開始撤縣立市，第一個縣級市——常熟市成立。至2016年，我國共設立了360個縣級市，發展高峰期在2000年前(1996年我國縣級市數量高達445個)。縣域日益成為我國城市化發展的主要空間載體。
全域城市化是新型城鎮化的高級階段。2012年黨的十八大正式提出“新型城鎮化”概念，它源自于黨的十六大提出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全域城市化的概念在地方經濟發展中提出的時間更早。2008年，大連和重慶的城區率先提出了全域城市化的發展目標。此后，廈門、石獅、鄭州、宜昌、威海、寧波、長春、昆山、南京、昆明、營口等地也紛紛對全域城市化的產業、人口、環境、公共服務政策做出了規劃。由此可見，全域城市化趨勢在東部沿海城市群內十分普遍。
自1978年(城市化率為17．92%)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一直處在飛速發展階段:2000年前，城市化率翻了一番(2000年城市化率為36．22%);2000年后，城市化率增速加快，年均增長1．32個百分點，2011年城市化率突破50%，2016年城市化率已升至57．35%。根據諾瑟姆曲線[1]，城市化率在超過70%之后將會處于停滯狀態。其解釋是，城市化不再以人口向城市集聚為代表，而表現為城鄉一體化。截至2016年底，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的城市化率已經高于80%;東部地區江蘇、浙江和廣東等省的城市化率接近70%，且其經濟發達城市(如蘇州、杭州、寧波、無錫、南京、佛山、東莞等)的城市化率均超過70%。這充分說明，在更加微觀的尺度上，高城市化率、高人均生產率和經濟增速是匹配的。
當然，囿于我國人口統計數據的行政尺度限制，尚無像美國MSA、英國TTWA這樣的更加微觀尺度上的人口就業、通勤數據，因此很難精確測算出我國縣域對城市化率的貢獻。但有兩個現象足以說明縣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效應。第一，在行政上，直轄市、副省級城市的區劃調整方向———縣改區，充分說明了大都市對于經濟空間擴張的需求以及縣域經濟較好的發展潛力。第二，學術界對于縣域經濟發展成果的肯定和推崇，較有影響力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的《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報告》和中國縣域經濟研究中心的《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白皮書》。雖然二者對百強縣的認定存在分歧，但都有共同之處:我國縣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特征表現為“東多西少、強省強縣”，且縣域經濟評價體系仿照了城市競爭力評價。這充分說明，城市化在縣域尺度已經具有研究價值和實踐意義。
綜上，我國城市化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全域城市化——并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隨著沿海地區城市體系的逐步完善，城市化由粗放型的城市擴張、人口集聚向集約型城鄉統籌、全面一體化轉型;其二，土地城市化向全面城市化邁進，并以人的城市化為發展目標;其三，城市化的行政尺度下移，縣域成為我國城市化發展的主要空間載體。本文首先對縣域城市化進程做歷史梳理，再重點探討全域城市化的理論內涵和實施手段，最后得出發達地區實現城鄉一體化的新模式——全域城市化。
二、縣域城市化的歷史梳理
恩格斯曾經指出，國家的職能之一就是按地區劃分它的國民。[2]國家尺度下行政區劃旨在國家權力的空間配置和國土、國民治理。《周禮》的篇首有:“惟王惟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可見，國家行政區劃依靠確定區位、劃分國野和官員設置來完成，這是早期行政區劃思想。縣域一直是我國行政區劃中等級最低的單元，其城市化過程與其行政區劃調整同步并呈現出多樣性。[3]
(一)縣置區劃
郡縣制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戰國，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全面推行。但春秋時期的縣與秦朝郡縣制的縣存在本質不同，周振鶴將其間演變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縣鄙之縣、縣邑之縣和郡縣之縣。[4]從空間上，縣域經歷了國以外的鄙野區域(縣鄙階段)、人口聚落的可數行政單元(縣邑階段)和具有下級組織的郡縣三個階段。縣域區劃在秦朝就較為成熟，一直是國土劃分的基本單元。我國行政區劃層級自秦以后的趨勢是二級制向三級制的轉換，其中還出現過多級制(元朝的省—路—府—州—縣五級制)。高層政區面臨虛化和被拆分的局面，中層政區(郡、州、路、府等)層次較混亂，只有縣的規模基本穩定，且其數量隨著外部疆域的擴大和境內統治空白的補充而增長了50%(參見表1中從秦到清的縣數變動)。同時，西晉永嘉之亂、唐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難引致的三次人口南遷，中國經濟地理重心也隨之南遷，南方政區密度遠高于北方。清中后期，中國縣域的發展是以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為主的東南沿海地區為主要板塊。我國縣域幅員參照秦漢的“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的原則，因而中國古代縣域區劃調整是穩定的。
“十二五”末，我國開始進入縣域經濟時代[6]，穩定的縣域區劃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保障和動力。截至2017年，我國縣級行政區共有2877個(包括縣、縣級市、市轄區、自治縣、旗、自治旗、礦區、林區和特區)，其中縣和縣級市數量為1738個，與傳統行政區劃下縣的數量和規模基本保持一致。在東南沿海地區，縣域經濟已成為區域經濟的主要支撐面，縣域經濟發展空間巨大。
(二)縣與市的空間關系演變
“市”作為我國古代進行交易的場所，一直由政府設置和管理，并且與居民居住的“里”存在很嚴格的空間邊界。它通常位于各級行政區的城內，承擔著城鄉間貨物交換的功能。因此，縣的空間范圍要大于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開始實行市管縣制，在部分縣建立市來領導縣域發展，比如無錫。很多地級市在20世紀90年代仍存在同名縣市并存的情況，比如上海縣和上海市。行政區劃調整之后，城市經濟的發展速度更加迅猛。2000年之后，縣域行政區劃調整先后出現兩種趨勢:撤縣并區和省直管縣。前者大大提高了我國的城市化率，市域經濟空間成倍增長，城市經濟的規模迅速擴張;后者則出現在城市化率增速放緩的拐點，縣改區遭遇地方利益紛爭，需要省直管縣來激活縣域城市化，帶動縣域經濟。[7]這一階段的特點是，過去以市為主導的行政區經濟模式，地方發展動力強勁，充分發揮甚至透支了縣改區的政策紅利，所以縣域經濟急需新的政策紅利。以江蘇省昆山市為例，2005—2007年其GDP增速超過20%，2008—2012年增速跌至13%左右，2013年以來增速低于10%。昆山承接來自上海的產業轉移和經濟輻射，2016年末城市化率達到72．5%，產業結構處在“二三一”的發展階段，其經濟在總量、外向度和創新投入上均領先全國。昆山作為全國撤縣設市的試點，引領了全國行政體制改革的潮流。20世紀90年代，“撤縣設市”呈現出井噴式增長，1998年底約380個縣改為縣級市，經濟分權改革帶來“假性城市化”。1997年，國務院暫停了實施11年多的“撤縣設市”政策。這一階段是我國城市化率的規模擴張階段。
1997年開始，城市化進程開始進入質量調整階段，標志是北京市下轄的通縣改為通州區。以北京、上海、武漢、南京、廣州、深圳等為代表的國家—區域尺度的中心城市逐步進入“無縣時代”，其城市發展空間擴大，城市區域化趨勢明顯。2009年，江蘇省南通市下轄通州市改為南通市通州區，撤市設區成為城市化的又一新行政手段。與之前撤縣設區不同的是，這一批“市轄區”的設立主要發生在地級市層面，比如:長三角的金壇、富陽、大豐、奉化、臨安，山東半島的文登、兗州、即墨、章丘，珠三角的從化、增城、高要等縣級市。這些縣級市屬于城市群中節點城市的近郊縣，因此其行政尺度的轉換充分體現了城市群體系完善過程中非首位節點城市的城市化過程。縣—縣級市—市轄區的演進過程體現出城市化的三個階段:傳統城市化、城市區域化和區域城市化。
圖1 我國縣域行政區劃調整和城市化的三種路徑
廣義而言，我國縣級行政區包括縣、縣級市、市轄區、旗、自治縣、自治旗、礦區、林區和特區等。本文研究的全域城市化問題僅針對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縣和縣級市。圖1是我國當前主要縣級區劃調整的思路和城市化路徑。針對中西部省會城市下轄的經濟強縣和具有特殊政策地區的縣(或者市)，其城市化路徑是傳統城市化——人口集中、產業轉型和土地開發，自生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經濟輻射性和人口容納性的城市。針對副省級城市、經濟發達地級市的下轄經濟強縣，通常其行政區劃會面臨省市兩級政府的博弈，最終結果是撤縣設市，其獨立的經濟和行政地位能給予其相對充分的發展空間，尤其是在省直管縣推行之后，縣域的區域城市化動力強勁。針對直轄市和副省級城市中心縣，撤縣并區既滿足了大城市拓展經濟發展空間的需求，又能將全域帶動起來，以大都市區為代表的城市區域化將會成為其發展方向。當然，縣—縣級市—市轄區之間存在著不可逆的演化關系，其所處的城市群發展水平的提高必然推動全域城市化的實現。
綜上，縣域作為我國行政基本單元，正在實現從行政單元向經濟單元的轉變，尤其是巨型城市群中的縣域已經呈現全域城市化的發展方向。這將成為我國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重要手段。
三、全域城市化的理論體系與實施手段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并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除了強調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將成為解決城鄉關系的關鍵所在，其抓手是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構建以及農村治理和服務體系的強化。因此，我國城市化進程轉向全域城市化階段時，鄉村振興戰略對于城鄉一體化的補充作用日益突出。
(一)全域城市化的理論體系
之前理論界對于城市化的關注點一直在工業化與之的協調關系上，因此城市化在空間上表現為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但在此過程中，由于城市自身沒有較好的承載力和協調機制，城鄉二元結構在城市中依舊沒有打破，尤其是戶籍制度對人口流動存在較為明顯的阻礙作用。
2014年3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正式發布，一改以往以城市為主的城市化道路，主張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業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的城市化道路。全域城市化作為城鄉一體化的高級階段，早在2007年就被提出——“全域成都”。之后成都、重慶作為全國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對阻礙城鄉一體化的體制要素進行改革。2017年，黨的十九大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我國農村地區發展的新指導方針，它與之前的城鄉統籌、全域城市化是一脈相承的。
鄉村振興戰略本質上是在城鄉統籌背景下，為新時代三農問題的解決找到思路，其根本出路是轉型。農業產業化、農民市民化和農村社區化三大轉型手段，其目的是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完善農村的公共服務，優化農民的居住環境。[8]據前文，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城市化進程進入質量提升階段(第一產業的比重在10%以內，但始終存在)，發生空間已經從市域轉向縣域。農業的不消亡就像諾瑟姆曲線會長期保持在80%的水平上一樣，其轉型的長期性和存在的合理性都意味著農業產業化才是明智之舉。因此，全域城市化遵循城鄉一體化的邏輯思路。
縣域作為城市和農村并存的過渡地帶，其全域城市化必然是具有城市競爭力和區域包容性的。一方面，縣域承接城市的產業轉移和功能外溢，其產業發展依舊依靠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從理論上必將發展成中心—外圍結構的空間模式。那么，縣域經濟的競爭力就應該是其地方財政充沛、人民富足的情況下，產業、社會福利、環境等各方面的綜合實力。另一方面，縣域仍保有大量農民和農村地區，其產業發展、公共服務供給、生態保護是其短板。因此，全域城市化是統籌城市發展和鄉村振興的綜合思路，并不是“全部城市化”。它旨在依靠科技創新驅動的產業發展來提高城市競爭力，并以“兩山”理論為依據進行生態建設來擴大區域發展的包容性，從而實現城市區域化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對全域城市化的理解在于“全域”(見圖2)，這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縣域規劃范圍應該是覆蓋全域國土，且更側重城鎮網絡體系的構建，給農業產業化轉型以傳導路徑和發生空間;其二，科教文衛公共服務和交通設施的供給優化將大大縮小城鄉經濟發展的起跑線距離，實現二者協同發展;其三，農業產業化將鞏固并提升其基礎性地位，解除農業發展的約束，推進三農問題向三農優勢轉化;其四，制度改革和軟環境提升作為全域城市化達到一定水平之后的必然選擇，更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
圖2 我國全域城市化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
綜上，全域城市化是以城鄉一體化為出發點，以城市發展和鄉村振興為抓手，以提升城市競爭力和區域包容性為目標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二)全域城市化的實施
全域城市化以城市發展和鄉村振興為抓手，城市(中心城鎮)發展以產業集聚為動力，鄉村振興以生態建設為依托。二者并非相互獨立的部分，生態環境之于城市(中心城鎮)正如產業發展之于農村。二者在相互融合之中會遭遇到四個方面的問題:土地、財政、環境和戶籍，其解決方法應該是法制化建設。[9]
首先，中心城鎮也遵循城市的發展規律，空間擴張必然對土地有較大的需求。當前，我國城市發展面臨耕地數量限制的大約束和土地性質固定的小約束，通常的辦法是同等面積土地的置換，比如重慶的“地票”制。但用耕地來置換工商業用地時，將出現空間上不可置換的失地農民情況，同時此方法的可持續性也需要“拷問”。因此，制度化方向應該包括兩點:土地置換的補償手段應該標準化和多樣化，采取農民自主選擇的方式;推進城市規劃立法進程，防止制度外土地置換帶來的尋租行為和土地城市化。
其次，縣域財政必將面臨收入與支出均出現結構性失衡的問題。一方面，縣域財政既需要支持優勢產業的發展，保證地方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又需要為全域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支出提供資金。另一方面，縣域在未省轄的情況下，還會受到市一級的“盤剝”，其財政獨立意愿強烈。因此，縣域產業的競爭力是其財政獨立的必要條件，更是公共服務供給優化的基礎。
再次，生態環境既是縣域經濟的發展前提，又會約束縣域經濟的過度產業化。城鄉之間的生態補償問題一直是縣域經濟發展中遭遇的主要問題。“兩山”理論清晰地詮釋了生態環境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這一點在浙江省的全域城市化規劃中得到了非常好的體現。此外，生態農業的發展將是農業產業化的主要方向，未來居民對生態農產品的需求將超過普通農產品。
最后，戶籍問題是城市化進程中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關鍵因素。它的解決應該在縣域承接并發展出都市產業、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情況下，農民由流向大城市開始轉為流向縣域的中心城鎮，戶籍的供求在縣域尺度上實現平衡。因此，這對縣域經濟的競爭力要求更高，要求其土地流轉制度規范、財政稅收體系成熟、生態補償機制完善。
綜上，全域城市化必須在縣域經濟水平較高的地區才能實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的《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報告》，全域城市化的主要對象是全國百強縣的前30名，甚至是前50名，這些縣或縣級市的經濟發展能力、公共服務水平、基礎設施水平、政府財政能力、環境承載能力均較好。產城融合作為全域城市化實現的一種手段，在這些縣域效果較為明顯。[10]
四、全域城市化模式探尋
全域城市化自提出以來，經歷了從試點到推廣，從省域到縣域的發展周期。在這一周期中，部分成功者已經在全省范圍內推行，大量探索者還在縣域尺度摸索。
(一)全域城市化的發展趨勢
全域城市化是新型城鎮化的高級階段，但它的出現始于地方發展的需求。圖3整理了中國知網關于“全域城市化”的文獻演進情況，包括各年的文獻數和提出全域城市化的地方(以第一次提出為準)，根據文獻數和發生情況可以將全域城市化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市域試點、省域推廣和縣域普及。
第一階段:市域試點。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五個統籌”概念，城鄉統籌理論初步構建。2007年，成都、重慶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同年，“全域成都”概念提出，之后4年里，成都、大連、重慶和昆明4個城市開始試點。大連、重慶由于市域面積大、城區分散，因此全域城市化以區縣為規劃單位。這一階段是全域城市化的使動階段，具有試驗試點特征，空間分布較分散。
第二階段:2012年，浙江、四川兩省分別基于自身發展條件，提出省域全域城市化。其中浙江省具有產業、社會、生態環境優勢，且寧波、紹興等長三角城市群網絡化效應顯現，全域城市化具有良好基礎。四川省采取增長極輻射模式，以成都市作為全域城市化中心，帶動周邊城市城市化，促進成渝城市群的形成。2013年，新型城鎮化正式提出并于次年出臺規劃。蘇南地區和珠三角核心區開始進行全域城市化的規劃編制和現實實踐。這一階段是全域城市化的自發階段。
第三階段: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與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一脈相承，但更注重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問題。2015年，浙江省在“兩會”上提出特色小鎮，2016年國家三部委發布第一批特色小鎮名單(127個)，2017年第二批特色小鎮名單公布(276個)。特色小鎮的出現，給縣域經濟以空間發展的產業動力。縣域尺度的產業分工、社會發展和生態保護有了切實的實踐抓手。這一階段是全域城市化的調整階段。
隨著縣域全域城市化推進，特色小鎮有過熱的趨勢——地產化，這是新尺度上實體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的又一次出現泡沫的萌芽。2017年12月5日，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環境保護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聯合印發了《關于規范推進特色小鎮和特色小城鎮建設的若干意見》，除了強調特色小鎮的產業可持續性之外，將控制的視角轉向了土地使用、政府債務風險、房地產化傾向以及生態環境保護。這充分說明，鄉村振興的過程無法照搬傳統城市化模式，其生態、土地、財政、產業約束更嚴格，對地區發展條件有較高的要求。浙江省作為全域城市化發展的成功地區，首先具備良好的經濟基礎和產業結構，擁有進行縣域產業轉移的先天條件;其次從省域向縣域過渡并提出特色小鎮的發展模式，為浙江全域城市化找到了空間載體。
綜上，全域城市化經歷了市域試點、省域推廣和縣域普及三個階段。未來，其發生空間應該在縣域—村鎮尺度，呈現出逐步細化和常態化的發展特征。特色小鎮的快速崛起表明，它是全域城市化的一種模式——產業集聚型。
(二)全域城市化的三種模式
全域城市化依托產業發展、人口遷移和制度變革來實現，主要在發達地區推行實施。產城融合是城市解決無效城市化時提出的一種手段，旨在防止城市的產業空心化和產業的遠離城市化。開發區(園區)建設在我國城市—縣域尺度較為普遍，然而事與愿違，“產城分離”局面經常出現。一方面，城市發展中地價、勞動力價格上升必將使企業退出城市，導致開發區發展先天不足;另一方面，開發區過度關注企業效益，忽視基礎設施建設，致使其淪為空城。昆山市作為我國百強縣之首，也曾在2004年以來面臨產城分離的壓力。20世紀90年代的招商引資讓昆山從滬蘇之間的一個縣城轉變為一個工業新城，但過度開發的工業園區卻在2004年后面臨中西部地區強勁的低勞動力成本競爭壓力。昆山轉變發展思路，主要依托老城進行工業區建設，實現生產空間主導向消費空間主導的轉變。其對于空間的布局思路及合作機制的設計原則，是值得其他發達地區借鑒和推廣的。
根據各地的目標和機制來看，可以將全域城市化劃分為三種類型:生態建設型、產業集聚型、城市綜合型。生態建設型主要針對生態條件良好、自然資源豐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來實施。浙江省按人均收入計算，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浙西南地區制造業并不發達，而其良好的生態環境成為吸引投資的主要原因。這也是對“兩山”理論中青山綠水的經濟效益的最好詮釋。對于我國主體功能區中限制和禁止開發區的縣域，生態建設型全域城市化將是首選。
產業集聚型則主要針對近兩年承接產業轉移較多的縣域，可以參考昆山市的發展思路，走“產城融合”道路——以縣城為中心向四周有序拓展，配合基礎設施建設，注重與周圍其他城市的產業聯系和城市體系的構建。特色小鎮作為一種新型的產業分工型小鎮，補充了縣域尺度以下其他地區的發展思路，除了傳統的制造業，農業觀光、文化創意、深度旅游等行業都成為特色小鎮可選擇的主導產業。從產業興市到產業興縣本質上思路一致，但需要注重產業間的分工和協作。
城市綜合型主要針對人的城市化問題提出，重點解決戶籍帶來的福利差異問題。這類全域城市化通常以土地制度改革為先導(比如成都)，進而對地方財政、戶籍制度進行過渡性調整，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這類全域城市化主要發生在具有成功試點城市的地區。
表2總結了我國省域—市域—縣域三大尺度下全域城市化發展模式。綜上，全域城市化的實現是以經濟發展水平為條件的，率先實施的縣域通常在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城鄉差距上具有優勢。這充分防止了城鄉一體化過程中的經濟下滑、產業空心化和城鄉差距擴大，保障了持續的地方財政資金供給和制度改革紅利。縣域全域城市化主要針對百強縣來實施，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和示范意義。
五、結論與啟示
縣域作為我國行政區劃最為穩定的單元，為經濟社會創造了較為穩定的發展空間。新時代我國行政區劃的調整方向仍然是以全域城市化為目標，但不同于以往城市中心論的邏輯思路，主張城鄉一體化的觀點。黨的十九大以來，鄉村振興戰略已經成為我國城鄉協調發展的新方向。一方面，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的承載空間有細化、跨行政區化的趨勢，行政區的經濟色彩正在逐步減弱[10]，區域經濟格局重塑趨勢明顯。另一方面，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護的辯證關系時刻提醒著政府的社會責任意識。“兩山”理論的提出表明，我國的區域發展觀正在從城市的經濟競爭力轉為區域發展包容性。因此，縣域空間為城鄉一體化提供了可能性。
全域城市化的“全域”就在于它將城鄉發展納入到統一框架，用全域概念去包容二者關系。當前我國全域城市化作為發達地區城鄉一體化的新模式，存在實現的充分條件和長期發展的趨勢:在城市試點的使動階段、在省域推廣的自發階段和在縣域普及的調整階段。未來，我國區域經濟格局在重構過程中，仍有調整和細化的趨勢，但城鄉一體化趨勢是不變的。目前的推進仍然在發達地區，也說明它的發生需要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作支撐。
2018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對2018年的政府工作提出建議:“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深化基礎性關鍵領域改革，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扎實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積極擴大消費和促進有效投資，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全域城市化將成為統籌城鄉、協調區域的強有力抓手，在未來五至十年內發揮重要作用。到2020年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之后，我國全域城市化的發展條件將更為成熟[11]，實施的空間尺度會擴大，實施的空間范圍將向中西部地區規模化推進。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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