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鎮化，人的城鎮化是最核心的。但真正實現人的城鎮化，將進城農民市民化，需要解決很多問題，包括就業、醫療、住房和養老等。坦率地講，這些問題在現有的制度架構下，沒有得到很有效解決。因而，我們能看到不少進城農民工因進城失敗而又回到農村。所幸的是，在目前的農村經營制度下，退回農村的農民工又能重拾土地營生。對于這一現象，值得分析。
一、中國可逆的城市化道路
有一句流行的話，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中國的農村像非洲”。前不久筆者在上海農村調研，一個村支部書記說，世博會期間，外國友人到他們村參觀也發了這個感概。這句流行語需要我們自行腦補的就是，中國不能只是將城市建設的像歐洲，而且也要將農村建設的像歐洲。鄉村建設“強富美”的目標可能也是這樣來的。問題是，當前中國人均GDP只有歐盟國家的大約五分之一，歐洲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而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正處在史無前例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中國城市能夠像歐洲就已經非常不容易，要農村也像歐洲，就有點困難了。如果短期內硬要將農村建設的像歐洲，那就很可能是形式上像，似像似不像。那樣就不如將鄉村建設的當前目標定低一點，在鄉村建設和鄉村規劃上立足現狀，不激進，寧慢毋快，寧缺毋濫。
當前全國70%左右的農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即一個農民家庭，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父母留守從事農業。一個農民家庭因此可以同時獲得務工收入和務農收入，而農村生活成本比較低，農民家庭就可以每年略有積蓄，以應對人生大事，或儲備進城體面安居的資本。
中國之所以普遍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農戶家計模式，是與當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仍然處在中等收入階段，正在艱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聯系在一起的。在當前中國發展階段，城市能夠提供的穩定就業與高收入機會不可能太多，因此，絕大多數進城農民都很難在城市體面安居，更難全家進城。他們自己在城市務工經商，父母、子女可能仍然留守農村，年輕時在城市打拼，年齡大了卻可能還要返回農村。這與制度無關，很大程度是由發展階段所決定的。中國這樣一個發展階段的國家，不可能所有進城農民都能夠在城市體面安居。
不過，中國與一般發展中國家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一般發展中國家，農民進城往往是不可逆的，即使無法在城市獲得穩定就業與收入，進城農民也很難返回農村，他們因此在城市體面、不體面地居住下來，大部分缺少在城市體面安居所需就業與收入條件的農民就落入到城市貧民窟中。發展中國家幾乎都存在的大規模城市貧民窟正是這樣來的。
中國的差異是保留了農民返鄉的退路，就是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他們自己努力，天又幫助，就可能獲得穩定就業與收入，就可以在城市體面安居。如果不能在城市體面安居，他們就可能返鄉。正是因為可以選擇返鄉，進城農民不愿意落入到比農村生活狀況更糟糕的城市貧民窟中。中國因此沒有一般發展中國家通常都有的大規模城市貧民窟。
二、農民進城可逆的原因在于制度
讓中國農民可以進城失敗后返鄉的，恰恰是兩個很重要的制度，一是城鄉二元體制，二是小農經濟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已不同于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因為這個體制完全不限制農民進城，即使當前農民進城仍然存在一些體制機制障礙，這些障礙也正在清除中。當前城鄉二元體制的要害在于限制城市資本下鄉，這個資本不僅包括工商資本，也包括城市市民手中的過剩資金。比如城市人不能到農村買農民的房子。正是不允許城市資本下鄉，就為進城失敗農民提供了返回農村的可能。這個意義上講，目前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就不再是剝削農民的剝削型城鄉二元結構，而變成了保護型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民之所以要保護，是因為農民是弱勢群體。
另外一個讓農民可以返鄉的制度是以家庭承包制為基礎的小農經濟制度。這個制度保證每個農戶都有承包的土地，面積不大，解決溫飽卻不成問題。
三、農民返鄉應該是他們的自主選擇
提供了返鄉的可能，并不等于進城失敗的農民就一定愿意返鄉。當前中國農民之所以在進城失敗后愿意返鄉，是因為農村生活質量要好過城市貧民窟。將來農民返鄉后的生活質量能否好過城市貧民窟，這就要看鄉村建設的狀況，就要看國家財政資源下鄉后，能否為農民提供進行農業生產和維持農村生活的基本條件。
當前中國農村，“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經營，想要靠土地致富，幾乎沒有可能。
農村生活的好處是，有自己的房子住，小規模經營雖然不能致富，卻足以解決溫飽，農業收入不高，農業生產所需要投入勞動時間也不長。且在當前農業機械化的背景下面，農業勞動強度也不高，每年農忙時間也就1~2個月，最多2~3個月。在農村，勞動力可以與土地結合，利用房前屋后的土地種菜喂豬，種花養草。農閑時可以撈魚摸蝦。農村自給自足經濟使得農民可以生活得好。收入不高，消費也低，生活質量并不差。
對于缺少城市就業機會的中老年農民來講，他們不僅可以通過農業獲得就業與收入，而且，村莊是熟人社會，他們在村莊中可以利用農閑打打麻將。村莊是自己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也就有歸屬感，有安全感。農民正是在村莊中完成社會價值的再生產，獲得體面、尊嚴和社會意義。
甚至，相對于子女已經在城市買房，從而隨子女進城的農村中老年父母，留守農村也并不是壞的選擇。與子女一起進城的農村老年人，和子女同住，不自在，不自由。若家庭經濟困難，收入比較少，則家庭代際關系必然緊張。老年父母與子女一起住在城市，就度日如年。
因此，為農民尤其是為缺少城市就業機會的中老年農民(弱勢農民)提供農村生活的可能，讓他們選擇，這對農民很重要。
四、鄉村建設要旨在維系鄉村穩定
當前中國正處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農民進城往往是農村強勢群體進城，是農村精英進城，是農村人財物流出農村、進入城市。因此，農民進城的過程也就是農村空心化的過程。
一個系統，資源不斷流出，這個系統就很難保持穩定。同樣，農村人財物大規模流出，農村越來越凋敝，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維系就可能出現問題，農村凋敝到農民無法在農村完成基本的農業生產和家庭生活。不僅基礎設施不足，甚至缺少合格的村干部人選，農民也缺少基本的合作能力。這樣無法維系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凋敝農村，不僅無法保障糧食安全，而且進城失敗農民也不可能返得回去。
正是因此要進行鄉村建設。國家應當投入資源進行鄉村建設，以為持續衰落凋敝的農村提供基本的秩序、基本的公共品、基本的服務，回應農民基本的生產生活需求——注意，筆者所強調的是基本的，而不是優越的、良好的、高等級高品質的。正是借助國家財政投入進行的鄉村建設，維系了農村的基本生產生活秩序，從而為仍然生活在農村的農民提供了可以在農村生活下來、生活得好的可能，也為進城失敗的農民提供了可以返回的農村。
五、鄉村建設更應立足當下
鄉村建設并不一定是要將鄉村建設得比城市還好。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戰場在城市，農業GDP占比已經不足10%，中國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到發達國家行列，城市經濟就必須有更大份額和更快發展，正是城市經濟的發展為進城農民提供了更多穩定就業機會與收入條件，更多農民家庭才能體面進城安居，中國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將農村建設得比城市更好，表面上是為農民提供更好的生產生活條件，實際上農民缺少獲得收入的條件，就不可能有比城市更好的農村環境可以享受。農民進城是當前的時代潮流，只是農民進城，他們是希望進到城市過體面的生活，而不是要落入到城市貧民窟。若無法在城市體面居住，農民就愿意回到農村。
現在大家都喜歡說“鄉愁”。問題是，我們的鄉愁究竟是城市人的鄉愁還是農村人的鄉愁，是富人的鄉愁還是窮人的鄉愁，是旅游者的鄉愁還是經營人的鄉愁。上海市計劃大規模建設城市郊野公園，原因是上海市民需要接觸自然，需要從城市鋼筋水泥叢林出去透透氣。市民到郊區農村接觸自然的鄉愁，就為上海市郊農民提供了滿足市民需要而經營致富的機會。上海市郊的農民就可能會通過經營鄉愁來發財。問題是，全國90%的農村是缺少上海農民通過經營鄉愁來發財的機會的。
而從全國一般農村地區的農民需求來講，他們目前更希望能夠全家體面進城，在城市體面完成勞動力再生產。他們更多是“城愁”，就是如何體面在城市安居的憂愁。
目前來看國家要對鄉村進行建設，以讓鄉村可以獲得良好的生產生活秩序，從而為農民提供保底與退路。正是農村的保底與退路，使農村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中國也才避免了一般發展中國家幾乎必然會出現的發展中的社會失序和政治不穩定。
當前確定農村建設“強富美”的目標，試圖通過各種政策努力來達到之，但任何政策的施行都應十分慎重。所有好的政策都有兩面性。比如，我們說，農村缺錢，農民要創業、要發財致富，就需要有融資。所以，一般說來，金融應該下鄉，目前不是金融下鄉，而是城市抽水機將農村資金抽到城市去了，農村沒有錢。沒有金融，農村富不起來。農村金融改革正是因此而引起各方面重視，目前正在改革中。問題是，金融下鄉，農民創業，就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成功，還有一種就是失敗。成功當然好，失敗了，農民家庭就不僅將十幾年、二十幾年務工獲得的幾十萬元敗光了，而且將土地經營權和住房財產權抵押進去了，而且還要找親朋好友借錢創業。創業失敗，血本無歸。保底就都沒有可能了。農村市場機會有限，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通過金融下鄉支持農民工創業，結果難料。如果創業失敗，不僅未能致富，而且無法保底，成為流民。這種情況已經很普遍了。其實，在農村，親友之間借錢辦紅白喜事，大家是愿意借錢的，因為這樣的周期性的辦紅白事，農民是有能力還上的。而借錢創業，發展生產，農民之間都是不愿意借錢，因為創業失敗后就不再有能力還上，風險太大了。
中國經濟的發展極在城市，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在農村。穩健的鄉村才是中國現代化之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工作通訊》2016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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