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豫北林村越南籍媳婦日常生活實踐的解讀
摘要：外籍媳婦作為一群特殊的移民群體，在社會結構性差異中被賦予邊緣化的“他者”身份，滲透于日常生活和地方性認知中，再現為一種行動者內化了的身份屬性，構成主體的內在張力。只有利用結構和網絡資源優先突破行動者自身的局限，才能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有效發揮個體的積極能動性，實現主體性身份和地位的重建，而朋輩群體的互助共謀和婆家的全方位支持則是其從邊緣化地位走向主體性重建的關鍵因素。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回顧
外籍媳婦①作為一個特殊的移民群體近年來不斷出現在豫北林村，她們通過法律途徑締結婚姻獲得制度的合法性，通過舉行禮俗儀式被村落社區所接納。作為從東南亞國家農村地區平行遷移的婚姻主體，她們的身份是合法的，既不存在邊疆跨國婚的身份合法性及制度困境問題，也沒有外來媳婦的城市化適應問題，但她們一嫁入當地就成為區別于本地媳婦的外來群體，面臨著“他者”身份的結構困境。那么，在村落社區中，她們的身份地位何以被塑造？在日常生活中，作為被社會建構的身份主體，她們是如何扭轉地位困境的？在現實的結構困境中又是如何超越局限、實現主體性地位重建的？這些都是本研究所關注的主要問題。
“他者”作為學術研究的關鍵詞，在方法論上，是一種客觀中立的研究視角；在本體論上，它暗示了邊緣、低級、被壓迫、被排擠的狀況，是社會性建構的產物。即，“他者”在二元對立的關系之中往往由于各種歷史和現實的原因被邊緣化，失去話語權，產生自卑感，形成某種不平等或壓迫關系[1](PP118-130)，這是一種“人為”的文化邏輯所建構的他者文化[2](PP3-15)。
女性婚姻移民的身份認同和生活適應過程就是對“他者”身份的建構、解構和重構的過程。根據婚姻締結的途徑，女性婚姻移民的身份可分為“合法性身份”與“非法性身份”②兩類。在非法締結的婚姻形式中，外籍女性婚姻移民從制度到個體的自我認同都是一種“他者”的身份認定[3](PP57-61)[4](PP1-7)，這在邊疆的跨境民族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對此許多學者呼吁從法律制度層面予以完善[5](PP118-182)[6](PP82-86)[7](PP28-34)，但此類研究并不足以解釋制度合法性環境中外籍媳婦所面臨的社會制度和文化體系等諸多困境。譚琳等認為，擁有合法身份的女性婚姻移民既是當地文化的外來者，亦是婆家家庭的外來者，因此具有“移民”和“媳婦”雙重外來者的身份[8](PP75-76)。祖群英則進一步從經濟低下、社會待遇不公、家庭關系沖突、心理健康層面分析她們在生活適應和文化挑戰中需要克服的不良因素[9](PP105-110)，表明她們的社會地位在戶籍制度、經濟地位、參照群體的體制結構下并沒有因為婚姻的締結而提高，反而成為介于農民工和市民之間的“邊際人”[10](PP34-42)。沈文捷、風笑天關于農村女性婚姻移民的深度訪談和實地調查證實了這一現狀[11](PP84-90)。針對她們婚后生活不適的社會困境及其影響因素，陳文等倡議各項輔助政策的出臺和民間組織的介入[12](PP72-86)，通過制度方面的努力為之搭建起滿足物質和情感需求的支持網絡。他們的研究從制度的公平合理性與社會結構角度出發，探討了社會制度、經濟結構文化偏見、婚配渠道等對婚姻主體的影響機制，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和思路，雖然在本質上揭示了女性婚姻移民婚后生活不適的根源，但以問題化為導向的外在客觀條件說不足以說明其微觀生活實踐，忽略了行動者日常生活的積極性和策略性，容易陷入一種用“我群”眼光來審視“他者”的二元困境。
因此，張廣利、張瑞華提出從“制度建構”范式向“文化場域實踐”范式的轉化，認為在研究中應重視日常生活實踐中的隨機生成性和策略性因素[13] (PP64-90)。女性婚姻移民的“他者”身份雖是社會制度與結構的產物，但不能忽視其進行選擇的自我主導能力。從文化實踐的視角出發，谷家榮發現女性婚姻移民的國家和族群認同在婚后生活圈中相繼失效，只能基于地域認同等民間邏輯互幫禮往，才能重新建立熟人網絡中的“臉面”和地位[14](PP5-9)。N. 康斯特布爾（N. Constable）和N. 蘇祖基（N. Suzuki）則以女性婚姻移民為敘事主體，展現了她們從選擇婚姻對象、進入婚姻到婚后組織對抗污名化社會等一系列過程中自主選擇和積極能動的主體人形象[15][16](P164)。通過日常實踐，她們利用社會網絡資源和日常儀式，因地制宜，變通協商一步步脫離依賴關系[17](PP73-112)。為了盡快融入當地社會和婆家，她們還總結出婚后盡快生兒子、多賺錢、建立同鄉關系網的生活策略[18](PP81-82)。這些學者從文化實踐視角出發，以婚姻主體的能動性為線索，強調其婚后生活的有效策略性和積極的文化融入。他們賦予了女性婚姻移民以理性化個體的形象，將其視為一個主客觀相統一、內外一致的積極應對外界挑戰的行動整體，從而探討她們在被制約的環境中如何通過日常實踐策略去適應、抗爭和爭取主動性，但是卻忽略了她們面對自我的實踐張力，沒有注意到社會結構背景下行動者自我實踐過程中的內在矛盾與張力。
諸上研究從制度、社會結構和文化實踐路徑對深陷于“他者”境地的外籍女性生活進行全面解讀，但忽略了女性主體在自我維度上的“他者”實踐。現代社會中，女性在社會性別文化系統中常常面臨著被男性再現為他者和自我再現為他者的雙重困境[18](PP60-66)，除此還有主體自我的兩難困境。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 Beauvoir）所指出的，女性要想擺脫困境，扭轉自身的主體性悖論③，就必須不斷解決“超越性與內在性”的矛盾[19](P387)，擺脫“他者”和“他性”狀態，像超越性主體一樣以創造性的設計構筑自己的未來，才能獲得解放或達到完善[20](PP30-35)。林村的外籍媳婦在村落社區中，既面臨著社會結構中的標簽化遭遇，也存在自我身份他者化的內在張力。基于此，本研究嘗試將行動者主體放在社會結構中，以行動者自我的內在實踐邏輯為線索，理解其日常生活的具體實踐，進而揭示她們從社會性建構的“他者”走向主體性重建的具體內涵。
二、研究方法與林村跨國婚姻概況
（一）研究方法
筆者于2013年8月、2014年2月在豫北林村進行為期一個月的駐村調研，對嫁入當地的越南籍媳婦進行了追蹤式觀察和深度訪談。在實地調查中，以參與式觀察和半結構訪談為主，輔之以無結構訪談。其中，半結構訪談主要涵蓋外籍媳婦的個人基本信息、婚后生活困境、交友圈、家庭關系、生產分工等；無結構訪談以外籍媳婦的生命故事為主線，主要了解她們婚后生活的憂喜與苦樂，同時以對村民及其家庭成員的進一步訪談作為資料的補充，以期全方位理解她們的婚后生活狀況。
（二）林村跨國婚姻的緣起與越南籍媳婦概況
林村位于豫西北的丘陵地區，毗鄰太行山脈，終年干旱少雨，農業收入微薄，主要靠外出打工收入為生。全村分兩個自然村，共13個生產隊4200人，外出打工的青壯年占總人口的1/3。2007年該鎮的一支建筑工隊通過跨國勞務的途徑抵達越南，掀開了中越跨國婚姻的序幕。林村第一例跨國婚姻出現在2010年，每年增加1例，占該村每年嫁娶比例的4%④，迄今為止該村成功締結了8例跨國婚姻，該村所在的鎮大約有30多例。
林村6位外籍媳婦
6位越南籍媳婦中，只有ZSK是在廣西打工時經人介紹嫁入林村，其余５位都是與其丈夫在越南打工時相識的。她們嫁入當地時年齡集中在20-30歲，教育程度不高，消費水平遠遠低于本地媳婦。從夫妻的年齡結構來看，符合男大女小的主流婚配模式；從受教育程度來看，她們傾向于選擇優于自己的男性；從月消費水平來看，有沒有孩子是其消費高低的關鍵因素（LSQ尚未生育）。她們的個人狀況與本地媳婦并無顯著差別，但是作為從國外農村地區平行遷移的婚姻主體，外籍媳婦在嫁入當地后往往有一個逐漸調適的過程，即面對已有的村莊內部結構性差異和自身的本土化需求而逐漸適應并主動改善自身處境的過程。
三、“他者”身份的社會性建構與主體性張力
外籍媳婦嫁入林村無疑是轟動性事件，在當地人的歷史記憶中是史無前例的，媒體先后也進行了專題報道，初到林村，她們的一舉一動被村民所關注，成為輿論話語中被奇風異俗籠罩的“他者”群體。婚后家庭的經濟地位使其陷入村莊結構的邊緣化境地，皮膚較黑、長相較差、濃重的越南口音以及對當地飲食和文化的不良反應為其貼上不同于本地媳婦的“他者”符號。靜態的村莊結構壓力和動態實踐中的適應困境最終匯聚于行動者自身，她們面臨著對自我他者化和去他者化的主體性張力。在社會結構和自我認同中，外籍媳婦的“他者”身份被不斷地建構。
（一）被臉譜化的“他者”:地域歧視與村莊結構的共塑
越南籍媳婦嫁入林村被當地人視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當地人以此得出林村比越南農村更富裕、更好的結論。越南經濟落后于中國，越南媳婦作為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在地方中心主義偏見中被統一畫上“矮、胖、窮”的臉譜形象，其婚嫁行為被理所當然地理解為從“窮國”跑到“富國”并希冀通過婚嫁來改善家計或個人生活處境的功利性選擇。在這種地域性歧視中，媒體的標題性報道往往強調婚姻主體的外籍身份，甚至塑造出一種刻板印象，造成對外籍媳婦的污名化后果[21](PP37-41)。經過媒體有色眼鏡的負面渲染，她們成為一群利用婚嫁來謀求自身利益的“心機女”，其動機被質疑、身份被懷疑，是需要被防范的“他者”。
我能在家里娶上媳婦干嘛要去外國娶呢？！在我們這批人（同齡人）看來，要是在家連媳婦兒都娶不上，最后娶了一個越南的媳婦那是很丟人的事情。家里娶媳婦是貴，但是還不至于說我連媳婦也沒本事娶到。反正我覺得，跟我年齡差不多的很多人，都會覺得娶個越南媳婦是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再說了，誰知道她們是不是來騙錢的。——村民WS
咱家里的人怎么想的吧，反正遲早都會娶上媳婦的，好的賴的總會娶上的，只是說媳婦好賴的問題，哪怕是個傻子呢。能在家娶上，肯定不會去娶個不會說中國話的越南媳婦回來的。她們又丑又窮，娶回來還沒法交流，哪有咱家的（當地女孩）好。——村民LZ
在林村，迎娶當地媳婦花費近20萬，外籍媳婦嫁入當地的花費只是其1/3⑥，如此“低廉”的“成本”只有和“窮”“中介買賣”“騙”聯系在一起才能被本地人理解和接受。近年來林村適齡女青年不斷外流，兩性資源的不平衡導致女性婚嫁市場的彩禮越來越高，彩禮既被作為家庭的“面子”象征，又被引申為新娘——稀缺資源的身價，如果出嫁時得到的彩禮太少，會被看不起[22](P795)。同時，婚嫁市場的競爭導致村莊結構分化，從男方婚姻支付的角度來看，婚姻問題實際上已經演化為一個社會貧富階層分化的問題，高額彩禮拉大了村莊內部的貧富差距，導致貧困人口最終成為性別比失衡和婚姻擠壓的受害者，面臨著娶不上媳婦的輿論和生活壓力[23](P164)。所以跨國婚姻的締結意味著外籍媳婦被一起加入到原有的村莊內部結構體系之中，她們成為當地家境貧困、沒本事的符號象征，其個體被有色眼光所籠罩，成為村莊里最顯著的“他者”。
（二）實踐困境中的“他者”：地方性文化的邊緣人
外籍媳婦婚后生活的主要障礙首先是語言問題。雖然在越南已經進行過集中的語言學習，但是初到陌生的林村，濃重的地方口音讓她們立即成為“聾啞人”，除了與她們朝夕相處的丈夫能夠與之順利交流外，與其他人的接觸只能靠手腳比劃的肢體語言相互猜測對方的語義。LSC是她們幾個當中語言學習能力最強的一個，她剛嫁入林村時，每天的主要活動就是和婆婆一起看電視劇，跟著演員學講話，邊學邊向婆婆請教，加上原來學習的漢語言基礎，3個月后才能和周邊的鄰居簡單交流，但語腔怪怪的，經常有村民學她講話以逗樂子。其他幾個外籍媳婦則沒她學得快，因為語言上的障礙而常常待在家里不愿意出門，即使出門也很少與村民講話，有時鄰居跟她們打招呼，她們只能以笑來掩飾語言的缺陷，結果被村民貼上“不會說話”和“小侉子”的標簽。
她們說話侉死了⑦，很多時候聽不懂，要說好幾遍，有時候就算了，大家笑笑就過去了。——村民LLR
其次是生活飲食和氣候的適應問題。她們從熱帶和亞熱帶嫁到冬季干燥嚴寒的溫帶地區，地域性的氣候差異讓她們無法適應而感冒發燒不斷，成為當地藥店的常客，招來村民異樣的眼光。
她們身體太差勁了，一到天冷就感冒。經常來我這里買藥，我看見她們過來就說是不是又感冒了，她們就笑著說是啊。村里愛講閑話的人在一起會亂說，我就跟他們解釋是感冒，不適應我們這里的氣候。——村醫WYS
抵抗力的下降源自對當地飲食文化的適應性差。她們從小以大米為主食、以清淡少油為特色的單菜系飲食、補充以多種熱帶水果的生活習慣，很難適應北方面食和重口味的混菜系三餐，日常水果幾乎缺乏，吃飯成為她們初到林村的頭等問題。她們大量從越南采購食料，通過和婆家人分灶吃飯來保留自己原有的口味習慣。談到她們的飲食，村民常用高傲的口吻說“越南菜就是白水煮肉片，難吃”；“她們國家窮，吃不起鹽和油，把菜在水里煮一煮就吃了，我們吃不了”。食物和語言是外籍媳婦與當地村民最鮮明的“文化邊界標志”[24]，語言交流和生活飲食上的“不入流”加深了村民對外籍媳婦“他者”的身份印象，使得本就處于邊緣地位的外籍媳婦又因現實困境而引發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
（三）自我再現的“他者”：行為主體的內在張力
外籍媳婦的“他者”身份既是社會結構中帶有地域和文化歧視的產物，也是行動者自我內化和價值沖突的再現。在性別結構失衡和村莊內部分化的既定結構下，她們作為外來的弱勢群體必然處于邊緣地位，這一現實處境和婚后生活的諸多適應性通過行動者個體再現為對“他者”身份的無意識接受，但同時又遭遇到行動主體的自我排斥，這種自我的他者化定位和行為主體去他者化努力構成一種內在的張力。日常生活中，外籍媳婦與同齡的本地媳婦沒有任何交集，即使在公共場所碰面也不會主動打招呼，久而久之形成相互隔離的局面，固化為她們在相同情境下的緘默形象。尤其是在2012年官方媒體以“窮國女孩嫁到林村過上幸福生活”的地方中心主義姿態報道了她們的事跡后，她們的婆家開始接到全國各地的電話詢問“買個越南媳婦多少錢”“嫁過來生活得怎么樣”“能不能幫忙介紹一個便宜的越南媳婦”等問題。在污名化的氛圍中，本就因人際關系孤立而與同齡群體隔離的她們，對村民的反應更加敏感，不愿意與外人更多交往，害怕別人異樣的目光，為了保護自己而形成行為上的自我隔離。
媒體的報道我們都看了，不過他們在電視上說的和我們說的不一樣，他們說我們為了錢，說我們是被“買”的，氣死了！我們在這里，哪有能力和他們理論，只能不理他們，以后也不接受采訪了，拒絕一切采訪。TSR⑧反應最厲害，她有半年時間沒出過門，我們一去找她她就哭，那段時間大家都很敏感，只能相互開導。——WHY
她們（本地同齡的媳婦）不跟我們講話的，我自己也很少主動跟周圍人打招呼，平時就待在家里，不太愿意一個人出來。去商店里買東西，直接給錢就行，也不怎么交流。其實這樣不好。——LSQ
顯然這種敏感性來自于被潛移默化的“他者”身份定位，這種對村莊結構秩序的無奈和被無意識內化的身份屬性與自我預期構成行動者的內在張力，再現為一種主體的自我矛盾——既想維持已有的自我，又要克服現實困境的自我；既被結構約制且承認“他者”的身份屬性，按照既有地方秩序行事，又努力否認并且試圖去解構原有秩序，重塑自我。尤其是面臨文化沖突時，這種張力更加凸顯。
在越南都要下田干活的，在這里年輕媳婦都在家帶孩子不用去，我后來也變懶了，不愿意動也不想收拾，能干也不去干了，懶死了。……這里的話難聽又難學，不過我婆婆說我現在說得還可以。……這里的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生病了也舍不得買藥，怕花錢。在越南我每天都會買牛肉、吃水果。在這里就不行，貴死了，就算分灶吃飯也不能天天出去買，會被人家說不會過日子的。……我們嫁來得早，不知道這里的情況，后來再嫁過來的人就把彩禮提高了，因為要的太少會說我們窮、不值錢的。在我們越南就不是這樣。——WHY
現實處境迫使她們改變原有的文化慣習才能盡快適應當地生活，但主觀上，她們仍然傾向于對母國本原文化的認同和堅持，文化的選擇構成個體的內在張力和認同危機。她們越是堅持原文化——保留越南國的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在生活中就越需要改變自己的語言、生活方式以盡快融入當地生活，而在日常實踐中越是努力適應當地環境，就越是遠離原初文化的自我認同，結果既遠離最初的自己又沒達到預期的適應結果，成為自己定義的兩不像的“他者”。
外籍媳婦婚后的“他者”形象既是村落社會人為建構的產物，也是一個自我內化與沖突的過程。在日常實踐中，她們的言行舉止在媒體渲染和村民獵奇的驅動下被他者化標簽，使其連同家庭一起陷入邊緣化地位；她們自身的漫長適應過程將其囧異于本土文化的“他者”形象顯現化。伴隨著外顯的他者形象，行動者在自我的維度上形成他者化定位和主體的去他者化張力，表現為語言、飲食、文化等諸方面的趨同和存異選擇以及出于自我保護的群體隔離。主客觀的“他者”定位與自我的雙重價值認同交織在一起，形成一股難以抵制的內在矛盾，再現為行動者日常實踐的自我主體性張力，嚴重影響其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和整個家庭的親屬關系與社會交往，甚至會將不良認知傳導到下一代，影響子代的健康成長。只有沖出自己設定的藩籬，調適行動者的內在張力，才能逐漸消除“他者”行為的矛盾和張力，進而有效利用現有資源建立自主性，實現行動者的主體性重建。
四、日常生活的自我實踐邏輯——主體性重建
主體性重建是一個動態的實踐過程，是外籍媳婦在結構性壓力中對自我的張力化解、對主體既屈從又積極改變的雙重特性的調衡，最終實現對他者身份的主體性超越。調和自身的內在張力、重塑自我、建立積極的自我認同是扭轉其“他者”困境的核心，其間，越南籍朋輩群體的互助共謀和婆家人的全方位支持，是她們完成從邊緣人到家庭女主人身份蛻變、實現主體身份重建的關鍵因素。她們著眼于發現自我、重建主體地位，一步步扭轉身份地位的行為邏輯正是其重建主體性的現實努力。
（一）朋輩群體的資源共享、互助共謀與主體身份重建
1.群體文化中自我認同的身份重建
她們嫁入林村后，那些已經嫁入當地的其他越南籍媳婦會主動上門拜訪，并通過互訪、集會、通訊等多種方式將其納入小群體網絡。具有相同國籍和身份的她們在異域他鄉更能惺惺相惜，找到情感的歸屬，形成一個對內高凝聚力、對外封閉的朋輩群體交友圈。借助于這一平臺，她們把每天獲取的各類信息在朋輩群體中進行共享，相互傳授生活經驗、共用網絡資源，借此互幫互助，以盡快適應和融入當地生活。就其功能來看，朋輩群體網絡圈既是信息、資源共享平臺，也是外籍媳婦針對現實困境的互助與共謀團體。在朋輩群體的緊密互動中，她們可以很快習得當地的生活慣習并適應當地的文化生活，不再和本土文化顯得格格不入。
LSC（當地方言）說得最好，有時候別人還叫她去當翻譯。去年RSJ剛嫁過來聽不懂這里的話，就經常叫她上家里玩，我們也常找她玩的。后來RSJ很會⑨包餃子、蒸包子饅頭，我們想學的時候就去找她一起做。天氣好的時候，我們叫幾個出來一起去鎮上玩，然后也去看看住在鎮上的其他人。——LSQ
朋輩群體是一個排他性的封閉交往圈，對內保留母國文化，對外注重本土文化的適應和調適。每年五月初五是她們的集體大聚會，她們通過社群再構出新的文化空間，表現為離鄉者的地域群聚和文化生活的異地重構[25](P29)。群體文化維系著她們的自我認同，尤其是在適應本土文化的過程中越來越遠離原初面貌時，她們相互肯定、互相寬慰，對日常慣習進行重新定義和闡釋，賦予行動者個體以主觀上認同的充分合理性。在群體文化中，外籍媳婦的內在價值張力被稀釋，自我內化的“他者”形象被清除，換之以積極的身份認同。
說起聚會，RSJ就有講不完的話。
上次聚會我們說吃狗肉吧，她（東家）說“好”就把他們家的狗給殺了吃；還有一次說要殺豬吃肉，也殺了，他們殺，我就吃，我不敢殺。我們在越南經常吃狗肉，還有牛肉。
天氣好的時候就會出去來回走動走動，也不經常見面。我們經常在salo⑩上聯系，所有的人都在上面，里面全是越南人，只要手機通訊錄里有他的信息就能自動加她為好友。晚上10點左右，大家都沒事了就會在上面聊天，說說身邊發生的好玩的有趣的事情。有什么困難也會在上面說。
你們說我們“便宜買來的”，我們說你們這里是賣女兒。我們越南就不會（賣女兒），沒有房子車子我們也一樣結婚，兩個人感情好不要那么多彩禮的。
在朋輩群體中，相互之間的行為能夠得到合理性的解釋，她們相互靠攏、凝聚和支撐，并不斷生產出自己的話語，調和主體的內在張力，從而在日常實踐中形成新的身份定位，建立起新的自我認同。同時，現實生活中的困境，比如當地方言的學習、飲食等都能及時得到其他人的幫助。在相互扶持中，她們也發展了許多爭取自我權益的謀略，利用村莊結構資源為主體賦權便是一種有效的策略。
2.村莊結構資源的主體優勢轉化
經濟落后、交通不便、男女性別比等因素使得當地適婚男性在婚姻市場中處于不利的位置，女性對男性擁有一種權力優勢。村莊內部貧富分化，越是貧窮的人家婚嫁彩禮越高，巨大的開支讓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往往為了保住婚姻而做出讓權的姿態，所以在林村，女性往往在家庭生活中處于優勢地位[26](P31)。這些地方性共識是外籍媳婦在婚后生活中首先要掌握并有效利用的資源，而網絡媒體、影視文化及當地媳婦的生活互動情景都會成為她們爭取自我權益的合理性憑證。憑借這一“行情”優勢，朋輩群體的其他成員在適當的時候會鼓勵她們勇敢地向丈夫爭奪話語權，為自己爭取優勢地位。WHY的話可以清晰展示這一賦權邏輯。
我這么大老遠嫁過來，自己一個人在這里連個親戚都沒有，他總要盡量滿足我吧。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買東西吃東西都依照我的意思，他就只管掙錢。我就是這么跟他說的。在村里娶個媳婦要花多少錢啊，我們越南不講這個，我不要他結婚花那么多，只要我吃得好睡得好身體好。
她們通過對比本地媳婦的高價彩禮營造一種丈夫虧欠自己的影像，成功地將女性婚前優勢轉化為婚后生活的要價能力[27](PP106-114)，然后再強調婚后生活的自主性和物質保障，慢慢嘗試著掌握小家庭夫妻關系的主動權。她們不再是村莊邊緣結構中被形塑和內化的“他者”，而是在群體文化認同中主動爭取自我權益的家庭成員，不再是被動適應村莊文化，而是積極轉化結構資源為己所用的能動者。
RSJ的老公好，給她買了三金。上次我跟LSQ去鎮上玩的時候她老公也在，我就說，鞋子、衣服都要買好的，三金用不上，衣服鞋子要跟上。她跟她老公就笑。后來她老公給她買了新款的智能手機。——WHY
朋輩群體的互助和共謀，不僅引導外籍媳婦克服了“他者”標簽下的消極被動局面，在觀念上建立起積極的自我身份認同，而且利用村莊性別結構優勢和群體網絡資源為個體賦權，在現實中使自我重建成為可能。這樣從自我出發，一步步突破內在張力與矛盾，嘗試著慢慢走出“他者”的身份困境。
（二）婆家的全方位支持與地位重建
1.家庭共同體的地位形象重塑
婚姻家庭是外籍媳婦在村莊生活的歸宿和個人身份認同的出發點。在村落熟人社會中，沒有婆家的全方位支撐和照顧，她們不可能獲得身份的認同和生活的自主性。在林村，處于村莊地位結構劣勢的不只是外籍媳婦個體，還有以她為中心的整個家庭。婆家迎娶外籍媳婦的事件使之成為村莊里的焦點并被貼上“窮，沒本事在本地娶媳婦”的標簽，村民認為這是婆家的一種無奈之舉。在這種地位劣勢中，婆家人與外籍媳婦會自動凝結為一體，積極改善家庭處境以贏得在村里的臉面。而這種理性的謀略背后還有婆家人的感性因素，她們千里迢迢孤身一人嫁到當地的行為讓婆家人心存感激，必然會在生活上視為己出，給予無微不至的照顧。TSW的婆婆每天都會花上半天的時間陪她一起邊看電視邊學說當地方言，平時串門或聚在一起曬太陽時都會帶上她，幫她熟悉村莊環境和人情；逢人提起TSW都是夸，幫她樹立起積極的兒媳形象。
我出去串門都會問她去不去，她一開始聽不懂這里的人講話，聽不懂的回來問我，我跟她一說她就懂了。她聰明，一學就會。后來她學得差不多了也會自己跟其他人說。她很好學，學得就快。在家里也不用我操心，孩子都是自己帶的，洗衣服做飯很勤快，農忙時候幫著干活，不像村里其他的兒媳婦，在家像個姑奶奶一樣，好吃懶做的。——TSW的婆婆
而林村的外籍媳婦在日常生活中積極努力的生活態度，尤其是其勤勞、樸實的作風深受當地人稱贊。
她們人都不賴11，嫁過來都是很正經地“成人家、過日子”的。而且都非常勤快，特別是挨著馬路的這家（TSW一家），他家兒媳婦特別地能干活，每到農忙時都特別地出力，一個人用自行車也能扛好幾麻袋的麥子回來，很勤快，特別能干。人也很好，脾氣隨和，跟大家都聊得來。”——村民L
在村落社會中，每個人的對外形象都關乎家庭榮譽和在村落中的地位。婆家人的形象維護和外籍媳婦的個人努力在村民中獲得好評，就意味著扳回了家庭在村莊里的“面子”[28](P90)。這個扳回“面子”的過程也是外籍媳婦努力擺脫“他者”標簽嘗試重建主體性的過程。
2.家庭內部的自主性地位建構
當逐步了解村莊文化、掌握當地語言后，外籍媳婦開始主動融入林村的公共生活，同時在家庭內部利用各種優勢為自己爭取權益，主動構建預期的身份地位。孩子的出生和分家為她們的身份轉變提供了契機。在林村，有了孩子就有了自己在村莊中的社會地位，外籍媳婦深諳這一點，所以在孩子出生后會抱著孩子去村莊街頭墻角等閑聊地點坐著曬太陽，儼然一副家庭女主人的姿態，而婆婆則會跟在旁邊細心照料。
在家庭內部，孩子的出生讓小家庭的三角結構得以完整，分家的意愿在婆媳之間達成默契。在當地文化中，分家意味著小家庭的獨立和村莊對女主人的認可，這正是外籍媳婦和婆家人共同努力的目標。所以公婆會力促分家以幫小家庭建立起在村莊的地位，與此同時也能減輕自己對小家庭日常生活起居的照料負擔。通過分家，外籍媳婦實現了從村莊邊緣人走向家庭女主人的身份轉換，并開始為新生活爭取主動權。
剛生了孩子的時候沒有分家，孩子還小，一起有個照應。后來孩子大一點了，就分開了。吃飯從一開始就分開的，地沒有分，都是婆婆去買農藥化肥什么的，然后賣了錢會給我1000塊。我們現在住在新房子里，有新電視。做飯的電飯鍋、燒水壺都給我們，有小孩要照顧的話這些用起來方便。分開以后老公掙的錢就不用上交全都給我了，孩子長大了，干啥都要花錢，我自己也要花錢。——ZSK
小孩現在上小學，每天我接送，老公在云南打工，一年回來一次。我想在縣城買房子，這樣小孩上學好一些。他姐姐在縣城有個茶葉店，我現在幫她看店她給我工資。——LSC
ZSK和公婆在分灶飲食過程中，直接提出把高檔電飯煲、電熱壺等電器設備給自己用，以方便照顧孩子為由把公共炊具變為小家庭的私有財產。LSC甚至以孩子教育為名，跟丈夫商量去縣城買房，以進一步改善小家庭的生活處境。分家即分財，小家庭獨立掌握家庭財權，外籍媳婦開始自主管理日常開支，不再依賴于公婆的“撥款審核”，她們經常帶著孩子和同伴一起進城購物，日常開支驟升，月消費水平是分家前的兩倍甚至更高。外籍媳婦在小家庭財產獨立、自負盈虧的日常實踐中逐漸實現了自主性地位的重建。
“他者”身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并通過媒體渲染、村莊結構和日常互動被潛移默化為外籍媳婦的自我想象，成為其內在張力的根源，在日常互動中再現為行動者的自我身份困境。但沖破這一身份困境的關鍵在于行動者自身。她們利用朋輩群體的互助共謀和婆家的全方位支持，建立并強化積極的自我身份認同，借此變輿論和結構壓力為資源，通過為個體賦權將村莊的結構資源轉化為主體優勢。對外，她們以婆家為靠山，和婆家團結為一個共同體，致力于改善家庭的整體地位和形象，從而重塑自我地位，掙脫自身被內化的邊緣人屬性；對內，她們以朋輩群體為智囊團，通過分家等行為重塑自己的地位，在家庭內部嘗試走向小家庭的權力中心，實現從媳婦到女主人的主體性身份重建。
五、結語
社會結構性差異既是“他者”身份建構的基礎，也是外籍媳婦發揮自主性的重要資源，而調和主客觀矛盾、化解行動者主體自身的張力是資源得以充分利用的前提。林村男女比例失衡導致婚姻市場飚價和村莊階層分化，“廉價的”外籍媳婦一進入村莊的地位結構體系就成為村民中的“他者”，地域性歧視、村莊結構性差異與現實生活的不適通過婚姻主體自身的內化，再現了對這一身份和地位的實踐認知，造成行為主體的內在矛盾與張力。為了扭轉這一身份困境，外籍媳婦積極構建朋輩群體網絡，在高凝聚力的封閉支持圈中不僅找到情感歸屬，還使得那些與本原文化相異的日常適應行為得到重新定義和闡釋，重建起積極的身份認同，有效調和了行動主體的主客觀張力，實現了對他者身份的超越和自我的主體性重建。這一主體性地位的重建是一個不間斷的生活實踐過程，外籍媳婦作為特殊的身份群體，“他者”的影子難以磨滅，只能在自我維度上建構積極的主體認同，才能為個體賦權，變外在力量為資源能量，實現身份重建。面對紛繁復雜的日常現象，她們不是天然的理性化個體，而是在不斷建構、解構和超越困境的主線下慢慢嘗試并一步步前進的實踐者。
社會結構是超出行動者的外在力量，它滲透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地方性共識之中，建構出被邊緣化的“他者”群體，這種社會結構性力量通過固有的村莊生活秩序往往被再現為一種內化的身份屬性，并在行動者的認知中形成一股內在張力。在這一結構困境中，行動者自身是扭轉社會外力的關鍵因素，利用已有資源重建自我認同和地位身份屬性是調節與平衡內在張力和矛盾的起點，只有敢于利用結構與網絡資源超越其自身的局限，才能在日常生活中變被動為主動，有效發揮個體的積極能動性，最終在主體性重建的實踐過程中實現身份地位的重塑。
注釋：略
參考文獻: 略
作者簡介：王欣(1989-)，女，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2014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村社會學。曹錦清（1949-），男，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研究方向：轉型社會學、三農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婦女研究論叢》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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