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閻云祥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中提出“無公德的個人”，以描述農村出現的那些只講權利不講責任和義務的人。這種“無公德的個人”看似在爭取個人權利，具有與現代社會公民相似的氣質，實際上卻只是過度功利的個人主義的畸形發展。閻云祥認為，“無公德的個人”的出現是“私人生活的充分自由與公共生活的嚴格限制”的結果。
閻云祥關于“無公德的個人”出現的原因還可以討論，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人在當前農村的確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除了“無公德的個人”外，還可能有“無約束的個人”“無敬畏的個人”無底線的個人”“無責任的個人”無義務的個人”“無集體的個人”，等等。這些個人只講權利，只講個人利益，不講公德，不講責任，不愿承擔義務，甚至沒有基本的敬畏與底線。在當前村莊社會結構性力量快速衰落的格局下，過度功利的個人主義的畸形發展，實際上造成了社會不同程度的解體。“無公德的個人”不只是個人的問題，還與村莊的結構性力量有關系，與村莊政治也分不開。
二
眾所周知，當下農村男多女少，獨子家庭的父母往往有更多積蓄，且相對年輕，還有比較多的剩余勞動力能為新婚子女作貢獻。但多子家庭就沒那么樂觀了，當前華北多子家庭普遍出現了娶媳婦難的問題。為了能娶來媳婦，父母往往寧愿付出更高的彩禮，建更高大的房子，先為大兒子娶上媳婦再說。結果，就很難再有能力為小兒子張羅，小兒子就可能娶不上媳婦。即便小兒子也順利結婚，兩口子心里也會不平衡，覺得父母愿意為大兒子付出更多。許多父母為了平衡，只好盡可能為小兒子干活，但這又可能引起大兒子的不滿。總之，無論父母怎么做，都是針無兩頭尖——難得兩全。更糟糕的是，一旦父母年齡大了，身體不好，兩個兒子媳婦都不愿承擔贍養責任，辛苦一輩子的父母老來悲慘的處境可以預見。華北多子家族以上常見的圖景源自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村莊結構性力量的衰敗，沒有人站在年老父母的立場上為他們講話，也沒有人維護日漸孤單的父母的權利；二是個人只講權利不講責任，只計算父母應該給到自己的好處，若有任何一點自認為該得而沒有得到好處的情況發生，最后都會變成對父母肆無忌憚、理所當然的索取，不講責任，甚至缺少基本的虧欠感；三是村莊激烈的競爭致使人們忘記了代際之間“發乎于情”的深厚的本體性感情和親密情感。
三
農村里，更多“無公德的個人”出現在公共領域。我曾親身經歷這樣一件事：2003年，我籌來一筆款項用以支持家鄉打井灌溉。由于灌溉井的最大灌溉面積只有200畝左右，因此，井打在什么地方就顯得很重要。后來，經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最終決定了打井地點。結果，打井出水后，一個農民以灌溉井不能灌溉到自家農田為由，將井填埋，上萬元的打井費化為烏有。
更普遍的爭執出現在國家資源下鄉的過程中。近年來，不少國家政策出臺，為農民建設基礎設施，以便利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資源下鄉、項目落地，就要與一些農戶打交道，比如要借道路運輸、要占地堆放建材、要損害青苗、要砍樹，甚至要拆除豬圈、牛欄等。在此過程中，免不了損害了個別農民的利益，受損者要求合理的補償是可以理解的。
按理說，國家的出發點是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是有益于農民的惠民工程，農民應當歡迎才是，但現在的問題是，農村里普遍出現了惠民項目落地時遭遇農民索要高額補償的情況——要砍一棵實際價值只有200元的樹，樹主卻可能理直氣壯地要價800元，不給錢就不讓砍，阻礙項目落地。而其他不相關的村民呢？事不關己，圍觀而已。若是國家或工程隊答應予以高額補償，這個農民在村民眼中就會立刻成為“英雄”，接著有樣學樣，很快都成了“釘子戶”，索要高價。這樣一來，國家很快就會發現，為農民做好事并不容易，做的好事越多，一些農民就越是變成“刁民”，惠民工程不僅未能贏得民心，反而引發種種問題。
這顯然不只是農民個人素質或人品的問題，而有更重要的結構性理由。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敢于強調個人利益的少數人，但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釘子戶”往往會受到結構性力量的強烈抑制，即便發聲，也很快被邊緣化。也就是說，得到不應當得到的利益的少數人一定是正常社會里的邊緣人，否則，示范效應將會使得所有人都會想要得到額外利益，最終，社會的基本秩序就會難以維系。可現在的問題恰恰是，“釘子戶”不但沒有被邊緣化，還使一個“釘子戶”變成一眾“釘子戶”，讓國家項目落地變得無比困難。
四
國家資源下鄉如果不是由國家直接將項目落地，而是先組織村民討論如何使用資源，又或是以工代賑、民辦公助、一事一議，只有當農民投工投勞完成項目落地的基礎條件時，資源才下到村里，這樣一種競爭性的資源下鄉就可能刺激地方（村莊）組織起來，以獲得國家資源的投入。
地方要組織起來就必須充分地動員村民，就要將村民個人的利益與村社集體的利益相統一，就要在村莊中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共同意志或公共意志，這一意志對每個人的行為都有約束。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出現“釘子戶”，這個“釘子戶”若敢不顧公共意志的約束，全村村民也會有辦法讓他付出聲譽等方面的代價。換句話說，“釘子戶”的行為不會再負面傳導，它代表不了全體村民，全體村民也不會變成“釘子戶”。這樣，通過村民動員而產生的村莊政治，就能為國家資源的落地提供基礎條件了。
五
通過資源下鄉來建立村莊政治力量，讓資源下來的同時將農民組織起來，這個方向是正確的，但不得不說的是，在農村人、財、物快速流向城市，農村空心化的背景下，社會快速變遷，動員村民形成村莊政治的可能性還有多大？
沒有村莊政治，好事也不好做。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特聘教授，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同舟共進雜志 201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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