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城市工作的農業勞工一旦工作結束，由于負擔不起城市的生活水平，又找不到一個安全的落腳地，只得返回鄉村。但是即便回到鄉村，他們也無法再找到工作。
本文是對荷蘭經濟人類學雷曼教授做的一次專訪，請他就其長期關注和研究的印度勞工的生存狀況，談了他的研究和感受。
王珊珊：布雷曼教授，您好! 很高興您能接受我的采訪。據我所知，您長期從事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印度農業勞工生存狀況的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我想首先請您談談您對印度的實地考察和相關研究的情況。
布雷曼教授：1961年，我剛到印度，那時候的印度被稱為“印度村”，85％的人口居住在鄉村，大多數人又居住在人口500至1500人的村子里。在之后的幾十年里，我持續研究了19世紀和20世紀西爪哇的土地和勞動力狀況，在印度做田野調查，并把我的發現置于歷史的框架中進行考察。
到印度后，我在巴羅達市住了一個月，看了居民和人口普查的報告，還有大學圖書館中所有關于印度殖民地的材料。在那里，我發現了契約勞工的問題。
我最先研究的兩個村子是位于古吉拉特的南部、 孟買北邊幾百公里處的其克里格瑪 （Chikhligam）和甘德韋格瑪 （Gandevigam）。
在古吉拉特鄉村，村子根據種姓對人進行明確的劃分： 婆羅門地主住在村子的中心，通常是兩層樓的磚房。哈爾帕提（Halpati）種姓的農村勞動力部落，人口更多，住在郊區由自己建的泥屋里，沒有自來水和衛生設施。他們的上一代曾經是契約勞工，聽命于地主進行耕作。他們僅有很少的安全保障和收人回報：工作時候的一頓飯、饑荒時候的糧食配給和幫他們渡過如疾病等家庭危機的貸款。
印度獨立后，契約勞工制被廢除，雖然官方稱再也沒有契約勞工哈里斯（halis），只有自由的、白天工作的勞動者，但他們的某些境遇令人感覺他們比上一輩人的遭遇更慘。
印度國會和馬克思主義者都贊同的觀點認為，印度成為殖民地以前，農村的村子是一個和諧、自律的社區，在那里的農民、手工業者和服務業者相互合作，關系融洽。殖民地的統治毀掉了這樣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促成了一個無地勞工階層的出現。
通過強加現金土地稅，又破壞了村子賴以維生的經濟。隨著經濟貨幣化和農業發展的停滯，農民被迫出售他們的土地，無地的人數增多。當然，由于英國的統治導致債務逐漸增多和土地漸漸被分割，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土地所有權構成契約仆人哈里斯對地主長期的、繼承性的依附關系的基礎。奴役因為缺乏雇傭選擇而被固定，弱者只能從地主那里尋求安全和保護。
地主不僅在經濟上奴役哈里斯，而且因為廣泛的內部種姓關系，這種奴役變得固化。高級種姓的地位保證他們接受貨物和服務，而低級種姓負責提供這些。圣雄甘地曾希望通過村務委員會體制，回到原來質樸、和諧、民主的村莊。
民族主義者常常把村莊描繪為一種反對殖民地統治的堡壘，在這里，人們彼此依靠，生活得十分幸福。但我認為這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因為村莊里原有的不平等和各種各樣的社會構成由于英國的殖民統治被否定，英國使村莊社區制度化，并形成一個形式簡易的政府，社區權力的劃分則有賴于殖民地的統治者。
由于資本主義和貨幣化，哈里斯制度逐漸衰退了。個人擔保被打破，盡管債務奴役依舊十分普遍，甚至許多低級種姓在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5月要帶上全家人去孟買外面的磚窯工作。
王珊珊：您認為1950年1月獨立后，印度的社會經濟狀況發生了哪些實質性的變化嗎?
布雷曼教授：我認為，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印度的獨立實際上強化并固化了地主的權力。在印度的鄉村，政治民主永遠無法變得可操作。權力還像以前一樣，村務委員會還是由高級種姓獨占，時至今日也沒有改變。
例如，在甘德韋格瑪村，名義上的村長是一個占村里人口多數的哈爾帕提婦女，但她是個文盲。我們比較了解的這個村子和八斗里格瑪村，村長都只是各村高級種姓的副村長的傀儡而已。 甚至出現過哈爾帕提因向八斗里格瑪村的高級種姓抱怨而遭到殘酷對待，被鞭打致死的事件。
獨立前，部落一直由高級種姓統治。圣雄甘地從古吉拉特開始發起一場社會運動， 希望通過國會甘地主義者的努力使部落的人民公民，使下等種姓成為公民。后來在一定程度上，部落人民成了公民。這對國會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選票庫。但這些被稱為“激進工人”的甘地主義者表現得并不像是工會，他們從來不要求高工資和良好的雇傭條件，認為獨立后自然就有了。
然而，盡管獨立后，每個人都有權利投票，但是投票箱基本上由本地的高級種姓把持，他們監管投票，以便使票都投給他們支持的候選人。
記得有一次我和一個地主站在他的稻田上，他說：“我可以在這種夏稻，但不種，因為那樣就要雇傭勞工，我不想這么做。”這句話中除了表現出不平等外，還讓人明顯地感受到階級仇恨的存在。
幾年前，我采訪過一個高級種姓的人，他反對《國家鄉村雇傭保護法案》，他說：“這些人沒什么用，他們的基因是劣等的，有缺陷。”他接著說：“這是可以理解的：一代又一代，他們一直處于饑餓狀態，很虛弱的，是弱等種族。” 這種類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話在其他地方也常常可以聽到。雖然也會有人起來反抗村里的統治，但往往被殘酷地鎮壓下去。
整個20世紀70年代中期，印度的變化非常少。由福特基金會強力推動的綠色革命帶來了更多的肥料和殺蟲劑，還有更加現代化的設備，但主要獲益的依然是地主階級。
事實上，綠色革命并沒有改變印度農村潛在的勞動關系。例如，當甘蔗收獲時，大地主還是喜歡用有工頭的馬哈拉斯特拉的勞動者。雖然當地有許多勞動者，但是一旦個人依附解除，他們討厭與哈爾帕提有任何關聯。
在1963年至1971年間，農業勞工的工資實際上下降了，部分原因是由于使用外來勞動力所致，而農業勞動力的人口因為人口增長和死亡率下降而增加了。控制人口運動導致了局勢緊張，因為運動盯著低級種姓，提出做絕育的給80盧比，導致社會的不公平。
此外，地主的孩子不再對農業有興趣，想走出村子從頭開始。因為他們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多的錢和許多的社會資本，與村子外面的世界保持聯系。許多人去了英國或美國，做非定居印度人，他們在新國家是莫迪的追隨者。他們不再關注農業，在其他地方投資，但土地依舊在統治種姓的手里。
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確實有一些溫和的改進。有更多的非農業就業機會主要由于在古吉拉特進行的勞動力密集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更多的人有了自行車，可以到更遠的地方找工作。但是90年代， 隨著辛格重返新自由主義，大多數改進都消失。
王珊珊：新自由主義出現后，印度的農業勞工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呢?
布雷曼教授：首先，最大的特點是農業勞工的雙向循環流動，而不是單向地離開農村去城市。
在村子里，一個工頭可能招募一大批勞動者去收割或者去幾百公里遠的另一個邦的磚窯工作，或者招募去城市的建筑工地工作。但到城市工作的農業勞工一旦工作結束，由于負擔不起城市的生活水平，又找不到一個安全的落腳地，只得返回鄉村。但是即便回到鄉村，他們也無法再找到工作。
這種勞動力機制使鄉村和城市間的區別變得模糊，農業勞工在農村經濟中的作用在減小，在城市也沒有定居的地方，面臨兩難困境。
其次，非正規經濟可能變得不可避免，在我看來，它造成的問題跟它解決的問題一樣多。 一開始它通常被定義為城市現象，最早有重大影響的文章是基思·哈特1971 年對加納的研究。
他記錄下在阿克拉街上可以看到的各種謀生的生意：賣食物和酒的攤販、搬運工、擦鞋工、 苦力工、撿破爛的、小偷 、皮條客等等。國際勞工組織委托達喀爾、阿比讓、加爾各答、雅加達、 圣保羅的人類學家進行的研究發現，非正規經濟已經成為第三世界城市的特征。 但是事實上鄉村經濟也有許多“非正規”的特征，兩者之間關系十分復雜。
有一種觀點認為，非正規經濟以自我雇傭為特點，如此多的“小企業家” 只是需要增加投入，變成充分發展的小資本家，但是這種自負盈虧的工作通常只是勞動力工資的偽裝形式。街頭攤販在早上以現金購買貨物或從批發商和中間人那里得到委托，然后晚上把沒賣出去的貨物返回，這時他們才知道自己賺了多少錢。在家工作的工人從中間人那里得到原材料，然后中間人收回制成品，付給一點工錢。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非正規部門是一個無限擴大的就業 “安全網”，可以吸納任何數量的勞動力。但如果一個城市充滿了建筑工人、街頭手工業者和攤販、撿破爛的、乞丐、搬運工，新來的人想在街上站住腳就很困難。
此外，還有很多惡房東和一幫在非正規商業地界巡邏的人。盡管人口一直在膨脹，印度全部經濟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就業大概從2004年就已經停滯，我發現在2011年鄉村內部和城鄉之間人口的流轉已經減慢。
我們需要了解經濟的全部結構，包括所有組成的正規的和非正規的部門。正規的特點是范圍大，資本密集運行，有更先進的技術、現代的管理結構、復雜的勞動等級、管理規則和稅收等。
非正規的特點是低資本密集，低生產力、回報快、技能要求少、利用家庭勞動和資金、客戶少，最重要的是勞動力廉價，這兩個部門相互滲透。在鄉村經濟中有正規的經濟——造紙廠、糖廠和一些工農混合類型的工廠，而非正規勞動力則加工、收割牧草、甘蔗，或者參與建筑和修路。
在正規的經濟中，大量的農業勞工在非正規的情況下通過外包或轉包被雇傭。非正規經濟是削減勞動力價格的簡單手段，把它削減為純粹的商品而不要求安全和持續的工作條件，更不用說尋求保護、預防意外了。
你購買勞動力因為你需要它，用完就結束，這就是非正規經濟的一般方式。另一方面，為什么非正規經濟在雇主和資本所有者之間如此受歡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不會提到的）？
因為這使集體行動變得非常困難，勞動力變得非常分散，很難組織起來。如果工人白天站在早市出售勞動力，怎么能加入到周圍人或競爭對手的集體活動中去呢？這是農業勞工今后謀求自身權益需要特別重視的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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