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到上海交通大學開會，史清華教授托我給他們團隊即將出版的書寫幾句。由于喜歡他一口山西音不拐彎、不修飾地講農民問題，沒有問他要出的是什么書，就滿口答應了。拿到書稿后，就大呼“被裝進去了”！一本名曰《山西農家行為變遷》，利用山西1986-2012年間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分析農民變遷的扎扎實實的專著！固定觀察點我了解，這是我畢業后第一個工作單位，也是至今碩果僅存的寶藏，杜老當年為觀察和了解中國農民的實際狀況而建，后來幸運地保留了下來，如今已成為研究中國農村問題最系統、最具連續性的微觀數據之一。史清華教授及其團隊是利用這套數據產出最豐碩的之一。擺在面前的這本書，你不一頁頁看、一圖一表地品，還真無從下筆！
中國的農村研究，經歷過改革時代的改天換地與輝煌騰達，也陷入過所謂“三農問題”時期的看上去高度重視，實則地位尷尬。近些年除了每年體現重視的“一號文件”發布后幾天的媒體解讀，進城人回鄉后因良心震撼寫下的泛濫的“鄉愁”體文字，對于這一回報很低的行當，真正基于一線的觀察與研究已經很少，而將一線調查與數據分析結合起來的就更加鳳毛麟角了。史清華和他的團隊可謂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的“小眾”。這個以“天下華人是一家”之意組建的“華村一家”研究團隊（說白了，就是他的一屆屆學生組成的史家班），踐行于研究農民的行為及其演變。他們基于農村一線調查和權威數據分析，歷經15年的努力，可謂收獲滿滿。這家人已搬回去的基金項目、發表的論文、獲得的榮譽在此不表，真正讓我這個剛入高校的新人羨慕不已的，一是培養出一個在研究態度與風格上具有傳承性的團隊，一個個“華村一家”的成員在交大安泰接受洗禮，再赴任各大高校，還繼續以家人身份展開合作，產出發表于頂尖學術期刊的作品。二是通過積累龐大的農民行為數據形成團隊核心競爭優勢。他們依靠國家農村固定跟蹤觀察點數據起家，又通過不懈的田野調查擴充數據資源， 其建立的田野數據與真實世界的對應，避免了單純以數據“試”假設的游戲。史清華教授及其“華村一家”團隊的這一做法值得研習。
在聽一些“三農”專家放詞時，最難的是，你分辨不出他所表達的到底有多少是從農民那里來的，有多少是基于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陳述，有多少是他自己想象的，有多少是他有意以農民之口為他代言的，又有多少是他在為農民代言。每次聽得云里霧里，只好回來找老家的人聊，了解“我最熟悉的那些農民是不是像他們所說的那樣所為”。史清華團隊的這份研究免了我這份勞神，一則他們幾個就是山西人，對家鄉的感覺不會有因陌生產生的感知偏差；二則他們是基于老家農民的記賬數據。有了這兩點，《山西農家行為變遷》的價值就在那里了。
農民問題的研究，是一個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基礎性命題，“恰亞諾夫小農”與“舒爾茨小農”之爭，對農民的分析陷入對立的兩個極端。以我對農民的理解，農民的行為是以其面對的約束條件及其改變而呈現出不同的面目，他有時表現為“生存性的”，有時為“道德性的”，有時是“斤斤計較性的”，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本書選取的研究時期非常重要。在長達近三十年的時間里，中國農民經歷了后包產到戶階段人地關系的松動、國家與農民關系的歷史變化、農民的離土出村和代際差異以及公共政策校正城鄉關系的努力。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為研究農民行為及其變遷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谏轿髟谥袊乩?、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代表性，以其微觀農戶數據來呈現中國農民的歷史變遷，是有較強代表性的。
本書的貢獻，就是基于詳實的數據，給出了處于歷史轉折期中國農民的一些典型性事實，拜這個團隊辛勤的數據整理與分析所賜，提煉出如下一些印象最深的特征。
（一）人地關系的松動。人地關系是觀察中國農民的主線。在過去的27年間，山西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戶均農地規模減少了14.23%，經營農地的農戶比率下降了9.02個百分點。農戶之間的農地規模有所分化，但不改小規模格局，2012年時的家庭耕地規模平均7.34畝，人均僅2.10畝，9畝以下農戶僅比1986年增加7.69個百分點，12-22.5畝農戶還減少了17.92個百分點，22.5畝及以上規模農戶略增0.05個百分點。有意義的是，耕地細碎化有所改進，農戶經營地塊數由1986年的7.58塊降到2012年的3.82塊。農地流轉近幾年有加快之勢，有轉包收入農戶由2003年的4.55%上升至2012年的11.50%。
（二）糧食農業重要性的下降。長期以來，糧食既是國家的政治，也是農民的生存保障。這些年在微觀主體那里變化了。農戶作物播種面積由1986年的11.05畝降到2012年6.17畝，糧食種植向玉米集中，玉米種植份額由1993年的23.41%增加到2003年的50.86%。糧作勞動投入降至30%左右，糧作收入占農戶經濟總收入的比重由1986年的30.64%降至2012年的12.42%。農戶家庭人均糧食年末結存由1995年的235.67公斤增加到2012年的304.53公斤，農戶糧食自產份額由1995年的89.84%降至2012年的86.75%。1986年糧作收入占農戶家庭總收入50%以上的農戶占總觀察戶的26.71%，到2012年時下降至11.12%。
（三）不可逆的離土出村。好消息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辛苦程度減低了，農民全年平均就業時間由2003年的171.71天降至2012年的152.25天。最具歷史性的變化是農民的出村，2003-2012年，勞動力在村務農時間由52.04%降至31.89%，外出就業時間由33.98%上升至49.39%。外出勞動力由27.30%上升至32.14%，外出就業收入由26.05元/日上升至82.80元/日。勞動力出村以縣內為主69.98%，縣外23.14%，不過流向的變化也值得關注，縣內占比由2003年的75.84%降至2012年的61.92%，縣外占比由2003年的占比18.83%升至2012年的31.39個百分點。
（四）與收入回報關系密切的人力資本。總體而言，農戶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25年，僅初中以下水平。人力資本投資似乎是農戶擺脫低收入陷阱的一個途徑，1986年時低于收入平均水平的全是文盲、半文盲戶，接著擴大到小學及以下農戶，上過初、高中的農戶到2012年時分別比平均水平高出13.37和20.98個百分點。高中及以上戶的人均收入1986年時比文盲、半文盲戶高25.61%，到2012年時高出66.82%。農業的低回報使該領域的人力資本狀況進一步惡化，1986-2012年，從事農業生產的戶主文盲、半文盲率由6.35%升至11.96%，小學文化程度從36.30%升至46.85%，初中和高中占比分別由45.40%、11.96%降至36.85%和4.35%。
（五）波動的收入增長。農戶人均收入由1986年的409.57元增至2012年的9997.40元，年均增速達13.08%，但是，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4.31倍。農戶收入增長也極不穩定，1986-1990年平均增長2.9%，1990-1995年略升至3.01%，1995-2000年降至2.01%，2000-2005年出現一個兩位數的增長（15.85%），2005-2006年又降至11.72%，2010年后達到18.43%的高位。2010年的農戶收入中，家庭經營占57.38%，打工收入占38.12%，所謂的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僅4.52%。
（六）農戶的高度分化。無論是理論假定還是公共政策，農戶往往被假定為均質的，事實上，被冠之以小農的中國農民這些年已高度分化。在1986年時，人均純收入不足1千元的農戶占40.42%，人均純收入在5千元及以上的僅占1.11%；到1995年時，不足1千元的農戶降至26.54%，在5千元及以上的微升至1.80%；2005年時，不足1千元的農戶占比為9.38%，在5千元及以上的農戶占比達到了18.43%；到2012年，不足1千元的農戶占比降至0.85%，在5千元及以上的達到62.19%。按收入五等分下的歐希碼指數變化，1986年時的歐指為6.44倍，到1990年上升至7.18倍，到1991年達到8.20倍，到1997年更是達到9.03倍，到2001年達到了9.49倍，到2009年又到9.59倍，2012年時兩極農戶的收入差距才縮小至6.71倍。收入兩極農戶的消費水平差距為116.54元，相對差距（高收入戶/低收入戶）為1.36倍。到2010年，絕對差距擴大到4310.51元，到2012年，絕對差距仍在擴大，為2.74倍。
(七)隨用途變化的資產。總體而言，農戶的資產是顯著增加。家庭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由1987年的不足千元增長到2012年的萬元以上。但是，隨著生產方式轉變，“役畜、種畜、產品畜”占比從1996年的39.34%降到2012年的11.18%，生產用房由1986年的17.48%降至2012年的12.18%，農林牧漁業機械由1986年的1.64%升到2012年的12.24%，運輸機械由1996年的26.10%升到2012年的41.77%，成為農家第一資產。最值得深究的是農戶住房變化，農民收入增加后就蓋房是可預期的，農戶人均住房面積由1986年的18.33 m2提高至2012年的42.00 m2 ，磚木結構由2003年的74.46%增加到2012年的84.45%，鋼筋混泥土結構由2003年的8.77%增加到2012年的13.95%。
（八）最先接軌城市的消費。城鄉差距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結。但是，在鄉下人與城里人在權利、收入與機會越拉越大的現實下，他們與城里人的消費卻先一步接軌了！農民的人均消費支出1986年為339.54元，到2012年時達到4939.89元。一是消費升級。27年間，山西農戶低水平消費戶明顯減少，高水平消費戶顯著增加，1986年時，人均生活消費水平在2千元以下的農戶高達91.43%，消費超過5千元的僅占1.21%；到2012年，農戶消費2千元及以下的降至34.40%，過5千元及以上的占15.55%。二是農民的食品等基本消費依規律地下降，1986-2012年，食品消費占比從56.08%降至37.13%，但人均食品消費支出卻由1986年的170.73元升至2012年的1337.67元。且食品消費的貨幣化程度顯著提高，現金性食品消費支出由1986年的40.46%升至2012年的74.41%。三是服務性消費增加。農戶用于服務性消費的支出由1986年的96.96元/人升至2012年為934.72元/人。增加最顯著的，一是醫療服務消費（醫療費），由1986年的14.80元上漲到2012年的278.23元，人均醫療消費100-300元的農戶由1986年的1.81%升至2012年的16.72%，300-500元間的農戶由1986年的0.40%升至2012年的3.94%，超過500元的由1986年的0.10%升至2012年的9.16%。二是教育服務消費。農戶教育服務支出由1986年人均27.77元升到2012年的323.26元。其他一些有明顯增長的消費，如農戶人均旅游消費支出由2003年的5.89元/人升至2012年的50.71元/人，農戶人均交通通訊支出由2003年的69.27元/人升至2012年的312.96元/人。
本書對中國農民行為特征的分析遠遠不止以上幾點，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進行再歸納和提煉。對中國農民行為特征的研究是一個真問題，它是理解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基礎，也是告別基于農民均質且不變的理論與政策的努力。中國的農村研究盡管邊際報酬下降，但這一研究的價值絲毫沒有減低。一是這一研究對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我在近30年的研究中，一直銘記著杜潤生老人的寄語：“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中國經歷了快速的城市化，已經從鄉土中國轉型為城鄉中國，但是，中國如此龐大的農民群體對轉型的重要性依然舉足輕重，可以說，中國的農民不轉型，中國就不可能完成這場偉大的歷史轉型。二是這一研究的學問價值。T.W.舒爾茨在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給他諾貝爾經濟學獎典禮上的演講中，有這樣的陳述：“如果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我們也就懂得了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原理”，我對此話的理解是，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理解從農民那里更有可能找到真諦，只要經濟學還是一門分析人的行為的學科，農民行為的研究仍然是它的原點。
在當下急于下判斷、給建議的風氣下，史清華教授團隊能甘于在枯燥的數據中尋找具有一般性的特征的努力，是難能可貴的。從我進高校以后一年多的文獻檢索和各種會議的觀察，中國的農村研究在方法和技術上有了很大的進展，這是一個好的現象。但是，方法和技術的進步根本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農民，促進公共政策的改進。史清華兄的努力一直是值得尊重的，他在數據的搜集與分析中盡管看上去很“笨”、很苦，但本質上是為了能準確地理解農民行為，我敬重這位研究者中的“農民”所從事的農民研究。
(此文是作者為史清華等著《山西農家行為變遷》所寫的序言。)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村莊與城市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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