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發展變化，被認為是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從歷史長程來看，必須找到一個看轉型的角度，那就是重視農民，土地，村莊的關系。
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
中國原來是一個農村社會，農村社會的本質就是農民跟土地，跟村莊之間的聯系。中國村莊是維系著整個中國傳統社會一個重要的載體，有一系列的制度，包含各種社會經濟關系，也就是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做了較為全面的闡釋的那套機制。如何看整個中國未來的變化？就是要看農民跟土地的關系，要觀察農民與村莊制度的關系。所謂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變化就是中國從原來的鄉土社會轉向城鄉社會。
當前中國城市化率為57%。按照統計口徑，只要在這個地方待6個月以上，這個人就算統計為這個城市的城市人口。這樣多統計來將近2.7億的人，實際并非享受與城里人同等公共服務和權利的人。中國現在還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典型的穩態的城市化的社會，稱之為“城鄉中國”較為合適。這一結構革命，更像一場歷史轉型。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如此大規模的人群離開村莊，以非農為生，并且可能不再會回到鄉村。這樣的一次轉型具有不可逆性，不會再回到原來我們很多人留戀的那種以鄉土為本的中國社會。
“鄉土中國”，濃縮成一句話就是“農民被土地給綁著”。制度上是重農輕商，大量勞動力被吸納在傳統農業部門，農民在土地上過密的投入勞動，提高土地單產，但是勞動生產率卻不高。這一結果就是經濟史家所稱的典型的沒有發展的增長，沒有一個勞動力生產增長的經濟形態。
過去，我國要進行結構轉變，要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推動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導向的國家工業化戰略，依托鄉土社會很快建立起一個比較健全的現代工業體系。但是代價是通過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制和戶籍制，把農民綁在土地上，捆在鄉村。1952年農村勞動力約為勞動力總量83.5%，到1979年的時候仍然高達72.5%。改革開放之前整個農民進城的路幾乎是被堵死的，直到推行家庭承包制，農民才開始參與工業化的進程。農民利用集體的土地，利用自己剩余的勞動力，搞農村工業化。但是這個時候還是在農村內部的分工，離土不離鄉。農村勞動力開始往非農轉移，但是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1992年，中國工業的產值份額中國有經濟1/3，鄉鎮企業1/3，外資1/3。到了1990年代末，東部沿海工業崛起，中國的結構才發生根本性改變。
新生代農民的經濟和社會特征
中國工業化變成出口導向工業化，沿海地區的工業化使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中國迎來一輪新的高增長時期。
這個階段農民開始卷入跨地區的流動，離土出村，城鄉之間大門在這個時候真正開始打開了。每年1500多萬人流入城市，真正開始發生了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的偉大轉型。但是第一代農民進城打工，主要是為了比農業更高的收入，掙錢再回鄉，我們也沒有去主動設計一套讓農民在城市落腳的制度。兩個因素的結果是，第一代農民回鄉、返農。
這一情況到了年輕一代農民那里發生了結構革命。年輕農民們基本上是以80后為主，首要特征就是跨省流動，父輩們有很多還在縣域內找活干，年輕農民們基本上就是跨省。其次從勞動時間的分布來看，年輕農民基本上是城里工作。父輩盡管在外打工，但是亦農亦工，亦城亦鄉，農忙的時候還會回鄉。
其三，舉家遷移，夫妻一起在外，孩子小學、初中基本上跟著家長一起在外面讀書。跟父輩比較，年輕農民們對家庭的觀念，對孩子教育的觀念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其四，年輕一代農民教育水平較高，基本上是高中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9.52年，而且教育程度越高就傾向于越往外走。
其五，就業結構也發生很大變化。父輩干苦活臟活，尤其是建筑業，但是許多年輕一代農民不從事建筑業了。所以帶來的結果是，中國建筑業已經高度機械化。放寬一點視角看，這一變化也帶來了整個制造業的升級改造。
其六，匯款和消費變化。年輕農民只把30%的收入匯回農村，更多都花在城市消費里。而且其消費結構里，食品支出下降，住房支出大大上升。父輩們則會把60%的錢匯回農村，在城里基本上很少有消費。
同時，社會特征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父輩的婚姻特征是本鄉本土，年輕農民已經完全跨區域了，同時離婚率也大幅度上升。社會保障也在發生變化，父輩主要是本地交社保，年輕農民基本在自己就業的地方交城市社保，基本融入當地社會。
所以年輕一代農民跟鄉村的關系，發生很大的變化。父輩跟村莊之前是水乳相融的關系，但年輕農民跟村莊疏離了。這個疏離表現在兩點，首先年輕農民不會輕易讓孩子回到鄉村受教育，想盡辦法都要在城里完成教育。其次年輕農民能在城市買房就在城市買房，基本上不回到農村蓋房子?；谶@兩點判斷，大部分年輕農民是不會回到鄉村的。
人走以后不再回村，伴生的資本不再回到農村。這是我們考慮整個農村，考慮城市，考慮產業發展的基本立足點， 所以具體到公共政策設計，我覺得必須要考慮到三個緯度。
首先，不要指望所有年輕農民們再回去鄉村，現在相關的農村公共政策，基本上是假設年輕農民會跟其父輩一樣回到原來的鄉村。我認為公共政策審慎調整的第一個方面，就是不要指望年輕農民再回去。目前將近2.7億的人離開農村，他們或不會再從事農業。
第二，不要把年輕農民們當成城市的局外人，過去城市政府，城市主要的公共服務，基本上把進城的農民工當做外人，年輕農民在公共政策里基本上是局外人。城市社保、醫療、養老、孩子的教育，幾乎都和年輕農民都沒有關系。目前年輕農民本身生活方式、價值觀產生變化，已經和原先的公共政策設計發生了一定的沖突。
所以整個公共政策里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對待年輕農民們，而如何對待他們的核心問題有兩個，第一，怎么樣對待年輕農民跟農村的關系，第二，怎么對待年輕農民跟城市的關系。
中國農業正在經歷一場革命
人口和土地松綁以后，中國的農業正在發生歷史轉型，這個農業轉型的標志就是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發展不再靠土地單產的提高，轉向依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目前中國農業的機械化程度快速提升就是佐證。同時中國農村土地制度也開始變化，去年已經有35%的土地開始流轉。流轉加速以后，適度規模就開始擴大，多種經營主體開始進入。原來種地的主要是小農，家庭，現在有合作社，有公司，有股份社。農業的服務體系開始上升。這樣我們整個農村的土地制度現在面臨一場大的制度改革，從集體所有的土地，包給本村的村民以自耕為基礎的制度，要轉向以經營權為核心。
以經營權為核心的農地制度設計，幾億農民包地的權利怎么保障？新的農業經營主體的權利怎么保障？“把現在農民承包經營的土地分成承包權和經營權”，承包權就是原來集體組織成員包地的人，仍然還有一份。然后將這個權保住以后，經營權流轉給其他經營主體。經營權可以轉讓，可以抵押，以解決資本進入問題。農業未來將比較有投資價值。
農業另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就是農業的功能和農業的形態發生很大的變化。傳統農業功能就是吃飯的功能，當前糧食概念發生很大變化，從原來數量轉向質量，從原來的吃飽轉向健康，從原來的單一化轉向獨特性，特色農產品的附加值不斷增加。
隨著農業革命帶來的是鄉村變換，鄉村的價值和目標得以重生。鄉村不再是單純的農業生產單位，而是一個社會文化單位，鄉村的寧靜，純樸，歷史性都被重新重視。對于我們的公共政策而言就有一個“鄉村現代化”的問題。
這次十九大報告中，三農政策從原來的農業問題、農民問題轉向鄉村問題，這是一個重大變化。十九大報告中鄉村是一個跟城市平等的空間，鄉村跟城市是共融的載體。鄉村未來會成為下一輪公共政策轉型的重點。未來，不同村莊可能會以不同路徑發展。
一類是大部分鄉村，不可能亡，但是不斷衰敗，所以這些村莊，公共政策主要就是基本公共服務的覆蓋，既包括基本設施投資，也包括農民基本保障。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政策的重點。
另外是少部分村莊會復活，大致也這幾類：有很好的歷史和文化的記憶的鄉村；能夠提供獨特性的、優質的、健康的這些產品的鄉村；有好的帶頭人，可以帶頭引入資本的鄉村；能夠實現現代農業鄉村。
城鄉互動與融合
當前中國的城市化，在我看來有一些地方需要重新思考。我們原來理解的城市化是所有生產要素向城市集中，土地資本勞動向城市集中。對農民而言進城就意味著脫離貧困，擁抱現代化。但目前中國城市化正在發生重要的轉向。
首先一個變化是單向城市化開始轉向城鄉互動，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再配置、再活躍。資本開始向鄉村流動尋找機會。人也開始主動往鄉村走，尋找鄉村經濟活動機會。農村的一二三產業開始融合，土地要素開始發揮作用。
第二，城市化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這些區域，未來會形成相對集聚的都市圈。這次十九大報告里面明確提出城市群，當然也不可能所有地方都能成群，因為城市要素不可能全部都形成。一些城市群發展就存在這樣的問題，首位城市地位很高，房地產價格也很高，不太適合居住，產業也不好發展。
所以，中國未來會在珠三角、長三角，以及現在還努力的京津冀，形成都市圈或者城市群。這些地方未來會打破行政阻隔，形成都市圈內的城市、鎮和村，三個體系的分工和專業化，這將是中國城市化重要的特征。
第三，制度安排從城鄉統籌轉向城鄉融合。城鄉融合核心解決的就是城鄉兩個空間發展權的問題。中央這幾年大力提倡鄉村的一二三產融合，農業跟旅游，跟服務業融合，預示著未來整個鄉村產業不能僅僅窄化成傳統的農業，鄉村作為一個發展空間，支撐整個鄉土文明，應該有自身的一些產業和發展機會。
鄉村發展的核心就是土地制度問題，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農村的集體建設用地，如何進入市場，這將是我們未來實現城鄉融合的核心問題。如果土地制度改革這一塊不能取得實質性突破，如果地方不放土地這個“發動機”，城鄉差別就會繼續存在，中國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轉型 。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在北大匯豐商學院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舉辦的宏觀經濟沙龍第四期演講實錄整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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