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遼寧省的經驗證據
摘要:中國農村治理體制與經濟體制改革互相促進。提高村民政治參與水平有利于鞏固村民自治制度，促進經濟發展。本文使用遼寧省8市74村農村居民的調查數據，運用線性概率模型分析村民對村干部的政績評價如何影響其參與村委會選舉的投票意愿。本文使用村民對村干部五方面工作業績評分的算術平均值作為對村干部政績評價的指標，研究發現政績評價與村民投票意愿之間存在顯著的“正U型”關系。當政績評價是正面時，隨著政績評價的提升，村民投票意愿上升，傾向于支持現任干部當選；當政績評價是負面時，隨著政績評價的下降，村民投票意愿上升，傾向于反對現任干部當選。上級加強對村委會的支持與對村委會選舉的監督，有效改善村民對村干部的政績評價，將可以提高村民的政治參與水平。
關鍵詞:村委會選舉；投票意愿；政績評價
一、引言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農村社會治理體制與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社會治理體制方面，村民委員會（以下簡稱“村委會”）取代了原有的生產大隊，村委會干部由村民選舉產生，廣大村民積極參與投票。民政部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村（居）委會投票率達到79.1%，村委會選舉成為農村居民實現政治參與的重要渠道。在經濟體制方面，家庭承包責任制取代了原有的生產與分配制度，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自由度大幅提高，隨著產業發展、收入來源多樣化，農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多村莊集體經濟發展壯大，農村社會進步，城鄉二元結構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向著城鄉一體化方向轉變。
村委會選舉作為農村社會治理的重要方面，需要得到堅持和完善。成功的選舉需要廣大村民的熱情參與，選民投票率是選舉質量的重要方面，投票意愿則是投票行為的前提。村民政治參與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鞏固村民自治制度，規范村委會選舉。如果村民普遍關心、關注選舉，并熱情參與投票，就能夠營造強大的社會輿論氛圍，有效監督選舉按照制度規范舉行，使之不被操控。在依法治國的條件下，如果有人企圖在選舉中使用不當手段，也會因擔心遭到村民的舉報或者上訪而有所顧忌。胡榮（2005）分析論證了村民參與程度越高，選舉越規范。村民熱情參與投票是保障村委會選舉公正規范的有效手段。
社會治理與經濟發展互相促進。經濟發展有利于激發人們參與政治的熱情。Lipset（1981）以歐洲和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為例，研究民主與經濟發展狀況之間的關系，得到國家越富裕，維持民主的概率就越大的結論。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程度與村民參與政治的熱情存在正相關關系。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村集體經濟收入和資源較多，更多的村民重視選舉或者對村委會職務產生興趣。胡榮（2005）分析論證了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方，由于村集體有較多的收入，村民參與村委會選舉程度較高，選舉較為激烈，村委會選舉制度得到較好執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課題組（2011）從鄉鎮層面探討村委會選舉投票率的影響因素，發現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對投票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隨著農村經濟發展，可能有更多的村莊出現選舉競爭激烈、村民參與熱情高的現象。
公正規范的村委會選舉有利于農村經濟發展。首先，村委會選舉促使村干部對村民負責，使其致力于村莊發展，為村民服務，促進經濟社會進步。村委會選舉實施以來，農村發生了多方面變化。Shen and Yao（2008）發現，村委會選舉有助于縮小村莊內部收入差距；Wang and Yao（2010）認為，村委會選舉大大提升了公共支出在村財政預算中的比例；Zhang et al.（2004）發現，經村委會選舉而上任的干部顯著地將稅收負擔盡可能地從個人轉移到企業，選舉和權力共享有助于提高公共支出配置效率與透明度，并減少揮霍浪費。其次，村委會選舉強化對村干部的約束，使其遵紀守法，有利于經濟發展。村委會選舉使村民與村干部之間產生了選舉和被選舉、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村民參與政治，把違規違法、不稱職的干部選下去，強化對村干部的監督和約束，使村集體財產不被侵犯。村民通過村委會選舉把不負責任的干部選下去（Li，2003）。
公正規范的村委會選舉需要按《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等相關的法規而進行。在正式選舉前，村成立選舉委員會主持選舉工作。在提名候選人的環節中，由村民填寫提名的候選人。選舉委員會根據差額的原則確定候選人數量，按被提名候選人的得票數量次序確定正式候選人。村里有村委會與村黨組織（通常為黨總支或黨支部）兩套班子，以下簡稱兩委。兩委委員雖然不是正式的國家干部，但是上級一般會給予他們一定的薪酬待遇，從節約支出的角度考慮，如果需要限定兩委委員的人數，往往鼓勵村黨組織委員積極參加村委會選舉，使兩委委員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任職，以節約職數。在任的兩委委員容易獲得提名，成為正式候選人，他們在村委會選舉中當選的可能性也較大，實現交叉任職；有的村黨組織書記當選為村委會主任，有的黨組織委員成為村委會委員。
公正規范的村委會選舉有賴于廣大村民的熱情參與。村委會選舉包括提名候選人和正式選舉兩個環節，村民具有投票意愿就是愿意參加這兩個環節的投票。本文擬從村民對村干部的政績評價角度分析其如何影響村民的投票意愿。
二、文獻述評與研究假說
（一）文獻述評
學界對選舉參與行為有過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已有文獻從投票者個人特征、政治與法律制度、經濟社會形勢等多個角度分析了選民的投票行為。Lipset（1981）歸納出與投票率有關的個體社會人口學特征，并且從個人利益受政策影響、有機會接觸政策、受到投票的壓力、受到交叉壓力4個角度解釋了投票率的差異。Verba et al.（1972）提出投票者的行為決定問題，即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模型。諸多學者使用并發展了SES模型。有別于SES模型涉及個人的教育、收入與職業等因素，Brady et al.（1995）把時間、金錢與公民技能等因素納入研究個人參與政治的模型中，發現它比SES模型更具解釋力。Leighley and Nagler（2013）分析發現，具有不同社會人口學特征（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種族、年齡、性別等）的選民群體的投票率是有差異的。很多經驗文獻研究了官員腐敗與投票率之間的關系。有的研究發現，投票率隨著腐敗程度的上升而下降（Stockemer et al.，2013；Dahlberg and Solevid，2016）；而有的研究卻發現，腐敗提升了投票率（Escaleres et al.，2012；Karahan et al.，2006）。有的文獻則研究了經濟形勢對投票率的影響，而經濟形勢就是官員政績的反映。Akhmetkarimov（2008）分析了1960~2000年間美國宏觀經濟指標與美國全國選舉投票率的關系，發現最低工資水平、失業率、通脹率等宏觀經濟指標對投票率沒有顯著影響。Aguilar and Pacek（2000）使用10個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的選舉數據做了分析，結果顯示，國民收入下降促使投票率上升，使得迎合工人和下層階級的政黨獲益。Blais（2006）總結了制度、社會經濟環境、政黨制度對投票率的影響，認為經濟危機與投票率之間的關系并不明確。有的文獻還研究了經濟形勢與選民投票傾向的關系，發現如果經濟形勢不好，選民有可能認為這是在任官員的問題，從而采用選票來懲罰他們（Lewis-Beck and Stegmaier，2000）。總之，關于執政者政績對投票率的影響，結論并不一致。
諸多文獻亦研究了中國農村居民政治參與的影響因素，其中相當多的文獻研究了村委會選舉投票行為（例如張同龍、張林秀，2013），也有些以投票意愿為研究對象（例如羅天瑩、雷洪，2007）。這些文獻所分析的村民村委會選舉投票意愿或投票行為的影響因素至少包括四個方面。第一，選民個人特征。與國外的研究類似，許多經驗研究都表明，村民年齡、性別、就業狀態、工作地與本村的距離、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都是影響投票意愿的顯著因素（例如羅天瑩、雷洪，2007；張同龍、張林秀，2013）。選民的心理、思想、時間等方面因素可能也會對其是否參加投票產生影響。第二，對以往選舉的看法。迄今為止村委會選舉已經舉行過多次，村民有一定的印象和經驗，這會對其以后選舉的投票意愿和投票行為產生影響。村民下一次選舉的投票意愿，依賴于對前幾次選舉的印象。羅天瑩、雷洪（2007）使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發現，對選舉意義的認知、對上屆選舉的滿意程度和對自身權利的認知是影響村民投票意愿的主要因素。第三，對政府的信任。張川川、胡志成（2016）的分析顯示，村民信任對本地政府的程度對其參與村委會選舉投票的概率有顯著影響。孫昕等（2007）發現，村民對基層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參與村委會選舉投票的可能性就越大。第四，區域因素。多項研究驗證了所在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對村委會選舉投票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課題組，2011；胡榮，2005）。還有對其他影響因素的研究。有文獻分析了投票參與同村委會工作的關系。樂章、涂麗（2015）以村民對村委會七個方面工作的主觀評價測量村委會功能的發揮情況，發現其中一些方面對村民參與投票有顯著影響。綜上，學界已對投票意愿或者投票行為做了諸多研究，但從村干部政績（或者村委會工作）的角度進行的分析還比較少。
學界常以“經濟人”作為假設前提，以經濟學方法研究政績問題。至少有兩種方式可以衡量政績。第一種是傳統意義上的政績考核，即由上級使用多項量化指標，對所轄各地區（或者各部門）的工作業績進行測量，本文將其稱為政績考核。本文涉及的干部主要有各級地方政府、村委會以及獨立部門（具有人財物自主權）的領導。各級政府和部門把自身任務分解給下級政府和部門，按期（分為年度、半年度、季度等幾種）進行考核。學界大量使用錦標賽理論研究政績考核。例如，周黎安等（2005）以其分析中國官員的晉升機制并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Li and Zhou（2005）、Choi（2012）也用其驗證官員晉升與政績表現之間的顯著關系。晉升錦標賽是否存在也引起了爭議。陶然等（2010）認為，中國不存在政治提拔與經濟指標考核直接掛鉤的體系。村委會雖然是自治組織，但也要接受上級考核，上級有一些措施對村干部也有激勵作用。
（二）研究假說
村委會按期舉行換屆選舉，實質上還要面對村民對其的無形評價。本文將公眾對官員自下而上的政績評價簡稱為“政績評價”，這是衡量政績的第二種方式。與政績考核注重客觀指標不同的是，村民對村干部的政績有切身體會，其評價注重實際效果和心理滿意度。中央倡導群眾路線，也重視人民群眾對干部工作的滿意度。不過，學界關于公眾對干部政績滿意度的經驗分析還不多，對村干部工作業績的研究也較少。
筆者在多次調查中發現，村民在選舉中的投票意愿隨著對村干部的政績評價上升而呈現“正U型”變化，如圖1所示。村委會選舉中往往沒有激烈的競爭，現任村干部在提名候選人的初選中一般會被選為候選人，在正式選舉中當選的可能性較大。很多村民覺得投不投票都一樣，因而參與投票的愿望不強。村里需要勸說村民投票，使投票率顯得好看。如果村民對村干部政績評價好，他們愿意支持村干部并去投票，一般都會投票支持現任干部當選。如果村民對村干部政績評價一般，有些村民不愿理會村里的要求，就不愿意投票。當村民對村干部的政績評價是負面時，其投票意愿隨著政績評價的下降而上升。村民對村干部工作的不滿、反感情緒隨著政績評價下降而逐漸上升，可以根據觀點的異同把他們分為四類。第一類人希望通過選舉更換村干部，有較強烈的投票愿望。第二類人盡管不認可村干部的工作，但對投票不重視，也可以投票；不過，他們投票支持的對象是不確定的，如果被勸說，他們有可能投票給現任“兩委”的候選人。第三類人覺得選舉不一定很公正，更換村干部的希望不大而不愿投票。第四類人對選舉不感興趣，覺得選舉跟他們關系不大，而且不認可村干部的工作，就更不愿意理會、配合村干部工作，遑論投票。隨著政績評價的下降，投票率上升，第一類人起著主要作用，他們的比例上升得較快；第二、第三類人變化不明顯；第四類人比例下降。第一類人考慮在村委會選舉的提名環節中提名與現任村“兩委”成員不同的候選人，或者在正式選舉中投票給非現任村“兩委”成員的候選人。這四類人的投票意愿隨著對村干部政績評價的下降發生變化，除了參與投票的意愿上升以外，更換村干部的意愿亦上升。如果以往的選舉公平公正，通過選舉更換村干部的可能性大，第三類人就會變成第一類人；那么，隨著政績評價的下降，村民的意愿投票率（有投票意愿的人數/有投票資格的人數）就會上升得更快。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在村委會選舉中，村民的投票意愿隨其對村干部政績評價的提升而呈現“正U型”變化。即如果村干部工作出色，受到村民的評價較好，則村民有較高的投票意愿與意愿投票率；如果評價較差，村民也有較高的投票意愿與意愿投票率；如果評價一般，則村民的投票意愿與意愿投票率較低。
三、數據來源與分析樣本
本文選取遼寧省作為調研地進行問卷調查。遼寧省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在全國處于中等水平，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該省農業發展所需的自然條件與水利設施都較好，農村經濟發展程度雖然優于西部欠發達省份，但與東南沿海省份相比還有差距。筆者帶領團隊在2014年7月至10月對遼寧省農村進行了問卷調查。按照地理位置與經濟發展程度差異，筆者在全省14個地級及以上市中選取朝陽市、丹東市、錦州市、遼陽市、盤錦市、鐵嶺市、營口市共7個地級市與大連市1個副省級市作為調研地，再在其中隨機選取16個縣（包括縣級區、縣級市，以下簡稱“縣”），經濟區與原屬縣合并統計。隨機選取村莊，以進村入戶和在鄉鎮對戶籍在當地的務工人員進行訪問兩種方式開展問卷調查。此次調查共回收問卷1205份，這些問卷中有些問卷沒有回答完所有問題。在設置若干虛擬變量之后，涉及本文所有問題的有效問卷為1138份，這也是本文分析的樣本量，分布于所有的樣本村，總共涉及40個鄉鎮（街道）74個村。在有效問卷中，915位村民有投票意愿，占總數的80.4%，意愿投票率較高。本文研究調查了受訪者11項個人特征，他們主要具有男性、年齡在46~60周歲、漢族、受教育程度為初中、政治面貌為群眾、不信教、已婚、職業為務農、在本村工作、身體健康、家庭年人均純收入在1萬元以下等特征。
四、指標設計與投票意愿差異
（一）政績評價指標設計
本文設計政績評價指標，以綜合反映村民對村干部政績的評價。村委會承擔著發展經濟、管理社會事務等多方面職能。根據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筆者在問卷中請受訪者從發展經濟、維護社會穩定、文化和宣傳、教育衛生計生和環境治理五個方面評價村干部工作，并且以百分制進行評分，這五方面評分的均值分別為61.3分、72.0分、68.6分、72.3分、71.0分。受訪者對這五方面工作的評分與其在村委會選舉中的投票意愿有一定的正向相關性，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272、0.167、0.211、0.117、0.088。對這五方面評分作五等分統計描述，其中，對發展經濟方面的評分與意愿投票率之間呈現同向的變化，其他四方面評分都有“正U型”分布關系，即村民的評分在高和低時意愿投票率都較高，而評分在中間段時意愿投票率較低。
為直觀、全面地了解村民對村干部工作的評價，本文設計五方面工作業績評分的算術平均值作為村干部工作業績的綜合評價指標（簡稱“綜合指標”），即村民對村干部的政績評價。雖然村民對于經濟發展很重視，但是村干部對經濟工作所能發揮作用的空間有限，因而不適宜對經濟工作評分賦予過多權重；而村民對其他方面工作也很重視，所以本文對五方面工作評分賦予相同的權重。
綜合指標的均值為69.0分，村民對村干部的政績評價處于一般水平。綜合指標的五等分對應的意愿率統計描述如表1所示。意愿投票率的最低值出現在綜合指標分值為[40，60）時，隨著分值的增加或者減少，意愿投票率出現不同程度的提高，呈現出類似于“正U型”曲線的態勢。雖然綜合指標分值在[0，20）時意愿投票率比在[20，40）時略低，但還是高于在[40，60）時；而且由于[0，40）區間的樣本量較少，如果分段方法改變，意愿投票率將發生相應的變化；盡管意愿投票率在綜合指標的最低段略低于次低段，但這有一定偶然性，還是可以認為意愿投票率與綜合指標分值之間可能具有“正U型”曲線關系。為進一步找出意愿投票率與綜合指標分值之間有可能存在的“正U型”曲線的最低點，本文在綜合指標分值中間段，即其值為[35，65）上按照5分的距離統計意愿投票率，發現意愿投票率的最低點出現在綜合指標分值為[55，60）時，僅為50.9%。
（二）相關因素所引起的投票意愿差異
由上文的討論，除了政績評價以外，干部遵紀守法情況、干群關系、村民對以往村委會選舉的看法等因素都可能對村民投票意愿產生影響。對有關情況進行統計描述，以意愿投票率衡量投票意愿的強弱，如表1與表2所示。
第一，村干部遵紀守法情況。村干部在工作生活中是否遵紀守法，有可能影響村民對村干部政績的評價，也可能影響其投票意愿。對于村干部在遵紀守法方面的表現，問卷詢問受訪者“村干部有何不當行為”問題，設計了公款吃喝等7種常見的不當行為，23.9%的受訪者認為村干部存在不當行為。當村干部存在某種不當行為時，其政績評價的均值低于60分。各種不當行為所對應的政績評價均值差異較大，意愿投票率也差異較大。這可能是因為公款吃喝在以往較為常見，對選舉的公正程度影響較小；而村干部挪用公款、吃拿卡要行為可能會影響選舉的公正程度。村干部是否遵紀守法的虛擬變量與政績評價的相關系數達到-0.459，村干部如果有違法違紀行為，將嚴重影響他們在村民心目中的印象，其政績評價也較低。而村干部是否遵紀守法與投票意愿的相關系數僅有-0.159。
第二，干群關系。雖然以往的文獻很少提及，但是村民投票意愿還有可能受到村民與干部之間關系，即干群關系的影響。村民與干部的關系好，則有可能愿意聽從干部的請求去投票。上文提及以往對村委會選舉投票意愿的研究涉及村民對基層政府的信任程度，而農村干群關系也與群眾對村委會、村黨組織的信任有相似之處，但兩者不完全相同，后者還包含著村干部與群眾之間的信任和個人關系。本文研究在調研中發現，村民能夠把對政府的信任與干群關系區分開來，村民對選舉制度、政府的信任程度往往較高，但對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不一定都很高。現有文獻對干群關系的經驗分析還不多。干群關系包含人際關系的成分，與其關系較為密切的概念是社會資本。在村莊中存在多種社會資本，干群關系可以算是其中的一種。Putnam（1994）認為，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在社會資本存量豐富的社區工作會更加容易，社會資本已逐漸被普遍認為是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因素。Hayami（1998）提到社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把社區定義為在互相影響、密切聯系的基礎上通過信任聯系在一起的群體，認為將個人信任提升為道德規范就可以節約交易成本。村莊可算為社區，干群關系密切有利于提升村莊的社會資本水平，增加信任關系，有利于村務的開展。村委會選舉工作也不例外，良好的農村干群關系對村民的投票意愿可能有正向影響。就為何愿意參加選舉，筆者在調研中發現，有的村民說是因為干群關系好，看在村干部的面子上，所以愿意答應他們的請求去投票。
村民對干群關系的評價從“很好”到“很緊張”，所對應的意愿投票率單調遞減。村民對干群關系評價越好，越愿意聽從村干部的要求去投票。本文對干群關系評價分為五個檔次，如果把這五個檔次分別賦值為5到1，除表示“不清楚”的受訪者以外，在剩下的1010個樣本中，干群關系評價均值為3.550，介于“一般”與“比較好”中間。干群關系與投票意愿的相關系數為0.270，對投票意愿有一定影響。受訪者對干群關系評價與對干部政績評價的相關系數達到0.610。對干群關系評價從“很緊張”到“很好”的各類人群，對干部的政績評價亦漸好，其均值依次遞增。
有不少受訪者（128人）表示對干群關系“不清楚”，其意愿投票率僅有67.2%，略低于認為“比較緊張”的受訪者，但是他們對干部的政績評價并不低，這部分人具有多樣性。有的受訪者可能因為對干群關系評價較低而婉拒回答干群關系問題；也有的因為平常不在村里不了解干群關系同時也不愿意投票，但是他們不會輕易地對干部業績打低分。
第三，村民對以往村委會選舉的看法。村委會選舉已經舉行過多屆，村民對村委會選舉有一定的經驗。村民對以往選舉形成了不同經驗、看法，其投票意愿也有較大差異。筆者在問卷中詢問受訪者知道選民7項權利中的哪幾項，以此為代表了解選舉宣傳工作的情況。發現選民對選民權利的了解越多，其投票意愿越高，兩者相關系數達0.305。如果現任村主任當選所依靠的是能力和人緣，選舉的嚴格程度較高，村民的投票意愿較高。而家族勢力對選舉的影響似乎較小。東北地區農村居民很多是在近現代由外地移民而來，村莊不易形成牢固的宗族勢力。村民對村委會選舉有不同的看法，既有所在村莊情況不同的原因，也有受訪者個人對本地和選舉的情況看法不同的原因。
五、模型構建與計算方法
（一）模型設定
村民是否愿意投票是一個二值選擇問題。對此類問題，有的文獻采用線性概率模型，有的文獻采用非線性概率模型（Logit模型、Probit模型等）進行分析。這兩種方法各有利弊，但是線性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更加容易解讀。因下文需要使用參數作進一步分析，故本文使用線性概率模型。本文模型因變量設置為受訪者是否愿意投票。由研究假說，政績評價綜合指標與投票意愿之間呈現出U型分布的態勢，本文提出如下線性概率模型以估計各項因素對受訪者投票意愿的影響：
其中，將政績評價綜合指標變量設置為二次函數形式。控制變量從五方面設置。第一，受訪者個人特征，設置受訪者年齡等11項個人特征變量。第二，受訪者對以往選舉的看法，設置受訪者選舉知識、對選舉制度執行嚴格程度的評價等4項變量。第三，村干部遵紀守法情況。第四，農村干群關系。第五，受訪者所在區域特征，以縣級經濟數據來反映。
（1）式中，Vote為受訪者是否愿意投票的虛擬變量，愿意投票取值為1，不愿投票取值為0；Perf為政績評價；Z為受訪者的11項個人特征；Elec為受訪者對以往村委會選舉的看法；Olaw為村干部遵紀守法情況；Rela為農村干群關系；Inc為村莊所在區域變量；α1~α7為待估計系數或系數向量，α0為截距；u為隨機誤差項。模型中有關變量的含義及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為節約篇幅，省略個人特征部分。
（二）估計方法與變量選擇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對（1）式進行估計，但是二值選擇的線性概率模型的誤差項存在異方差問題。雖然系數估計具有無偏性，然而方差估計卻不準確。鑒于本文樣本量較大，可以采用OLS加穩健標準誤的方法處理異方差問題。
使用逐步回歸法對（1）式進行估計以提高回歸分析的可靠性。第一，以對以往村委會選舉的看法、村干部政績評價、村干部遵紀守法情況為自變量進行分析，形成回歸1。第二，以回歸1中的自變量與干群關系為自變量，形成回歸2。第三，以回歸2中的自變量與受訪者個人特征、區域特征為自變量，形成回歸3。所有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由模型的擬合優度及變量顯著性檢驗結果可知，受訪者個人特征對其投票意愿的解釋力很弱，為節約篇幅，表4省略個人特征變量的估計結果。
（三）內生性與穩健性討論
上文應用OLS方法估計模型，使用多個控制變量以避免因遺漏變量問題而導致對政績評價變量的估計結果有偏。盡管如此，還是不能完全排除未納入模型的因素導致主要變量之間存在內生性的可能，需嘗試運用工具變量法（IV）進行估計與檢驗。
本文需要對政績評價的工具變量進行選擇。工具變量既要與原變量相關，又要與方程誤差項無關。本文沒有調查到與村干部有關的數據，缺乏合適的工具變量。查找《遼寧統計年鑒2015》，發現2014年遼寧省各農業縣人均公共財政支出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這兩項數據與方程中有可能存在的遺漏變量關系不大，能夠較好地滿足工具變量的第二個條件，而且與村干部政績評價有一定的相關性。人均公共財政支出越大，村委會獲得上級下撥資金的可能性越大，村干部越有條件開展好工作，村民對其政績評價也很可能越高。村委會有責任為村民辦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當地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越高，村民本人參加養老保險的可能性越大，受訪者對村干部的政績評價可能就越好。這兩項指標是縣級數據，與村級數據不同，它們與政績評價的相關系數僅為0.148和0.024，相關性較弱，于是，同時使用這兩項指標作為工具變量。以人均公共財政支出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及其相應的平方項作為政績評價一次項和平方項的工具變量，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加穩健標準誤方法對（1）式進行估計。
在兩階段估計中，第一階段對政績評價平方項估計的擬合優度為0.535，F檢驗統計值為43.55，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在第一階段對政績評價的估計中，擬合優度為0.497，F檢驗統計值為37.58，也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第二階段的參數估計結果如表4中回歸4所示。政績評價平方項和一次項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Wald統計值為139.39，模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回歸結果juyo有效性。再對回歸4進行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檢驗，Sargan統計值為3.009，對應的p值為0.222，不能拒絕所有解釋變量均為外生的原假設。
上文先后使用逐步回歸法，運用OLS與2SLS方法對方程進行估計，政績評價平方項和一次項系數的正負號與顯著性一直穩定，顯示了主要變量估計結果的穩健性。由于工具變量與原變量的相關性較低，2SLS方法的估計結果可能有較大的偏差。在主要變量不存在明顯內生性的情況下，OLS估計結果應該更加準確，下文以回歸3的結果為準進行分析。
六、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一）參數估計結果分析
由回歸1~3，模型的總體估計結果一直顯著，政績評價的平方項與一次項一直穩定地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干群關系、對選舉的看法（選舉知識、不正當競爭）等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第一，政績評價對村民投票意愿有顯著的影響。政績評價平方項系數符號是正的，政績評價與投票意愿之間的關系符合正U型函數關系特征。當村民對村干部的政績評價是正面時，隨著政績評價提升，村民投票意愿相應上升。村民愿意投票是對村干部工作的配合和支持。當村民對村干部的政績評價是負面時，隨著政績評價的降低，村民投票意愿亦上升。雖然問卷中沒有涉及，但是不少村民在訪談中表示，希望通過參加投票把現任干部選下去。如果對村干部的政績評價很一般，處于正面與負面評價的交界處，村民的意愿投票率最低，這時，很多村民表示對選舉淡漠，不想參加投票，既不想支持現任村干部當選，也覺得沒有必要把他選下去。
第二，農村干群關系是正向影響投票意愿的顯著變量。對干群關系評價的提高一直有助于提升村民的投票意愿。村干部往往長期在村里工作，與村民有著熟人社會關系。有些村干部在村里有較強的支持度與號召力，對村民較好，比較會做群眾工作，因而干群關系好。村民對這些村干部有比較好的印象，愿意聽從他們的要求。村民與這些村干部之間甚至有互相幫忙的關系。當村干部請村民去投票時，村民愿意配合，參與投票，這會提升村干部對他們的好感，增進村干部與村民之間的感情交流，村民因此對投票行為有正效用的評價而愿意投票。當干群關系淡薄時，村民不愿意聽從村干部的要求去投票。
干群關系與政績評價相關性較強。對干群關系評價好的村民，心理上與村干部更為親近，對村干部的政績評價亦較好。在農村社區中，如果干群關系好，它作為社會資本，有助于干部開展工作，使干部政績趨好。在控制了干群關系或者說人際關系方面的因素以后，政績評價對投票意愿的顯著影響更加可靠。
第三，其他因素。村民對以往選舉的看法也顯著影響其未來的投票意愿。其中，選舉知識的多寡是顯著的因素，受訪者對選舉了解得越多，越愿意參與投票。不正當競爭手段是顯著變量，村民如果認為村干部是依靠金錢或者拉幫結派等手段當選的，則容易對選舉失去信心，不愿意投票。村民個人特征對投票意愿雖然也有影響，但并不是重要因素。區域因素不顯著，可能是因為縣級地區生產總值數據不足以充分反映各村的經濟發展狀況。筆者在調查中也感覺到，如果村莊集體經濟較為發達，村民對村委會選舉就比較關注。雖然不少外文文獻驗證了政府腐敗程度對投票率有顯著影響，但是村干部是否有不當行為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二）對U型關系的進一步分析
根據表4中的估計結果，政績評價與其平方項皆為顯著變量。求（1）式關于政績評價的一階導數與二階偏導數，由于政績評價平方項的系數為正數，（1）式為關于政績評價變量的嚴格凸函數，從而證實了政績評價與投票意愿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U型”關系。令（1）式關于政績評價的一階導數為0，可以計算出意愿投票率達到“正U型”拐點時的政績評價為0.590。這個拐點與上文發現意愿投票率最低點出現在政績評價[55，60）區間的結論一致，也恰好處于對村干部政績正面與負面評價的臨界點（60分）附近。如圖1所示，U型曲線并不是對稱的，大部分人（75.7%）對村干部的政績評價處于60分及以上，即正面評價，24.3%的村民對干部政績給予60分以下的評分，這構造出了U型曲線的左半部分；當政績評價超過80分時，村民的意愿投票率超過政績評價處于20分以下的意愿投票率。使用工具變量法進行估計，政績評價與投票意愿之間也存在顯著的U型關系，意愿投票率的拐點出現在政績評價為0.519時，與上述計算結果相差不大。
七、結論與討論
村委會選舉對農村社會治理與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證實了村干部政績評價對村民投票意愿有顯著影響。如果村干部工作做得好，隨著其政績評價提升，村民投票意愿會相應提升，傾向于支持現任干部當選。如果村干部做得差，隨著政績評價下降，村民投票意愿亦會相應提升，但傾向于反對現任干部當選。計量分析結果還顯示，農村干群關系對村民投票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干群關系作為一種社會資本在社會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而村民對以往村委會選舉的看法，包括選舉知識的多寡、選舉中是否存在不正當競爭都是影響選舉的顯著變量。如果選舉公正、充分反映選民的意愿，將有利于取信于民，對選民參加日后選舉的意愿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本文未發現干部遵紀守法情況對村民投票意愿有顯著影響。
雖然現實中并不存在村民集中對村干部進行政績評價的活動，但是在村里工作和居住的村民一般都了解干部工作做得怎么樣。如果村干部履職盡責，發展經濟，維護當地社會和諧穩定，豐富農村文化生活，安排好教育、衛生事務，治理環境，就能夠獲得村民的好評，贏得村民的支持，村民也將愿意參與村委會選舉投票，支持村委會干部連任，或者支持村黨組織成員候選人當選村委會委員。在現實中，村委會的職能很多，但是所能支配的資源卻很有限，村干部不一定能夠做出很多事情，他們即使難以讓政績突出，但至少也應該做到行為表現良好，工作盡責。這樣，村民也將愿意配合村干部的工作，參與投票或者其他公共事務，推動村莊發展。上級加強對村委會的支持，將有助于村干部更好地開展工作，進而改善村民對其政績的評價。
村民對村干部政績的反應，反映出村民的行為具有政治與經濟雙重屬性。一是村民具有良好的政治參與意識，這是他們作為現代公民所必須具備的。很多村民希望通過選舉，選擇政績評價好的干部，把不合格的干部選下去。二是村民的行為符合經濟人假設。覺得選舉有用時，他們就參加，否則不參加。村民對村干部政績的反應，還反映出兩方面的政策意義。一是提高村民的投票意愿還得依靠提高村干部政績評價。只有村干部政績好，才能吸引村民的支持而投票。二是村干部想留任還得把工作做好，提高自身的政績評價。村干部把工作做得越好，才會獲得越多的支持。如果村干部工作做得不好，村民就有可能提名別的候選人，或者在正式選舉中選擇非現任干部的候選人。
當前，上級對村干部的激勵機制較少，政績評價可以與政績考核共同形成對村干部的制約與激勵。可從村委會選舉與日常村務入手，探索改善村干部政績評價之道。加強對村委會選舉和日常村務的監督指導，有助于改善村干部行為。在村委會選舉時，增加外部人員作為選舉的工作人員，防止現任村干部操縱選舉。上級加強對村黨組織和村委會的監督、指導和支持，保障選舉和日常村務依法依規進行。通過宣傳和培訓，培養和強化村民的集體觀念和公民意識，提高對村委會選舉的參與意識。村干部政績評價的改善將有助于激發村民參與政治的熱情，推動農村社會治理與經濟發展互相促進，相得益彰。
作者系中共盤錦市委黨校副校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學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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