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來考量“三農”問題，應知其不是微觀問題，更不是簡單的微觀經濟問題。“三農”一直就是關乎國家戰略的宏觀問題。就像梁漱溟先生2020年代提出的，“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1］21世紀之初中央強調三農問題“重中之重”，也已經提高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這是中國自改革以來很有歷史意義的觀點。而2012年生態文明戰略確立，則是引領國際潮流高度的戰略轉折。為此，人們就需要從當前資本過剩危機與生態文明的視角出發，形成對“三農”問題的新理解。
一、資本過剩危機與“三農”問題
從新中國1949年建立到2009年，已經發生過八次周期性波動。不過，對于經濟周期波動一般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早已分析過。問題在于，中國是如何從眾多危機中幸免于難、實現危機軟著陸，為此需要把“三農”問題作為宏觀問題研究。歷史經驗表明，只要能夠向“三農”直接轉嫁代價，城市資本危機就會“軟著陸”；反之，凡是不能向“三農”直接轉嫁的危機，就在城市“硬著陸”，也就導致了國家的財稅制度乃至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2］不論何種體制條件下的現代化，實質都是資本向城市不斷集中的過程。資本集中產生收益被資本所有者占有；但每一份資本的集中，都必然同步帶來一份等量的風險在城市積聚。問題在于，城市資本的持有者占有風險收益卻不承擔風險，于是風險不斷在城市累積，積聚到一定程度就轉化成危機在城市爆發。這是客觀規律。中國多次“轉危為機”，在于可以依托其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來分散轉移各種經濟和社會成本。
（一）資本過剩危機的觸發邏輯與國際案例
當前的全球化競爭，實質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全球金融資本的競爭，既非企業，更非個人。金融資本，在全世界紙幣體系告別黃金本位之后，主要以主權國家的軍事力量為根本后盾，實現全資源要素、商品和資本在全球或區域內的動員、定價、分配及再分配，使當前的國家間競爭直接表現為金融壟斷權力之間的競爭，競爭結果決定著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金融全球化競爭體系中的成敗。［3］
產業資本過剩危機是全球通病，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也一樣過剩。所以，三大資本過剩乃是資本全球擴張所必然發生的現象。進一步看，按照“世界系統論”給定的規律，［4］西方世界長期在向弱勢產業、資源環境次第轉嫁危機代價，也轉嫁到和資源環境直接關系的農業。在中國，實際上是農業、農村、農民成了承載危機代價的主要載體。當農民也承受不住的時候，最終就轉嫁給“話語權缺失的”資源環境，遂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國。例如，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后，奧巴馬政府采取QE救市政策，向市場注入4萬億美金的流動性，其中大部分流入世界期貨市場。首先是大幅度抬高了石油價格，從不足40美元一桶躥升到130美元一桶。隨之造成另外一種石油替代品——生物能源生產順勢而起，過去石油價格一直低迷、生物能源也不掙錢。但是油價陡然上漲到了100多美元的時候，生物能源生產突然成倍地掙錢了。于是相當多的過剩資本轉向搶占土地用于生物能源生產。隨后就產生了世界范圍的饑餓——因為大量土地被投資商搶占去生產非糧食作物。可見，生物能源興起的原因是大量資金進入期貨市場，把石油價格抬高，導致這種生物能源能賺錢，當然私人資本控制的土地就從不掙錢的糧食領域退出，也就導致窮國發生了大規模饑餓。同理，美國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的2010年，國際糧食價格再度快速上漲，導致以進口糧食為主的北非國家的食品價格扶搖直上，下層社會生活成本加重。于是2011年伊始，北非國家接連出現社會動蕩，抗議示威不斷，盡管顏色革命，問題并不能隨政權更迭而稍有緩解。［5］
資本過剩會導致農民、貧困人口承擔代價，這個轉嫁過程是客觀規律，沒有對錯之分。以美國為例，2008年華爾街爆發金融資本危機，盡管奧巴馬上臺的口號是“We can change”，主觀上希望改變，其實他跟特朗普的想法一樣，把金融資本主導的美國經濟改變為實體經濟主導。因為美國客觀上不能長期靠金融虛擬資本來維持增長，其越是擁有高度現代化的經濟結構，就越不可能更多地吸納就業，只能在國內造成貧富差距拉大和社會矛盾尖銳。但是2008年奧巴馬上任總統，立即遭遇華爾街金融海嘯，虛擬經濟泡沫破裂。美國80%的GDP來源于金融資本，實體經濟、工業資本在美國只占約11%，農業占1.2%，所以美國救市，大量增發的貨幣都涌進了金融領域。這不是誰對誰錯的主觀選擇，而是經濟結構決定了美國客觀上不能把新增的信用用于發展實體經濟。［6］
（二）資本過剩危機的轉嫁與“三農”問題
世界范圍內的資本過剩總要轉嫁危機，而“三農”領域、資源環境領域，往往是接受資本過剩代價轉嫁的領域。世界范圍內，普遍發生農業問題、饑餓問題，表面上是供給短缺，本質上是金融資本惡性競爭的結果。在全球危機之下，單一的國家無論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想維持增長，拒絕危機代價的轉移較為困難，因為每個國家都處于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在世界范圍內資本過剩的背景下，中國大量吸納西方產業資本移入，已經成了世界產業資本第一大國，這是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達到的。全世界幾乎所有產業門類全都集中在中國。從積極角度看是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產業，以及最大的產量。但另一方面看，中國不是能源原材料豐富的國家，因此一定得是大量進口能源、原材料，那就得大量出口產品積累外匯。所以，中國是第一產品輸出大國，也就是商業資本第一大國，是全球貿易量最大的國家，這是客觀事實。在產業資本、商業資本不斷上升的同時，當然會帶來交易需要、外匯回流帶來的貨幣不斷增發，于是就發生金融資本的擴張。2017年10月末，中國M2貨幣供應量增長到165.34億元，同比增長8.8%（如圖1所示）。中國流通中的貨幣總量M2折成美元換算，已超過美國的金融資本總量。所以，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成了全球第一金融資本大國，擁有世界最大規模的M2，國有四大銀行也成為全球“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
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等，三大資本在全球的資本競爭中都達到最高層次，中國脫穎而出成為資本總量最大的國家。根據十九大的觀點可知，“一懂兩愛”的基本要求，是把“三農”問題的根源納入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個主要矛盾的討論之中。同理，農業高污染和鄉村高負債，也都是這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國之所以出現三農問題，是因為工業化發展大大超前于農業現代化，盡管農業現代化是早于1956年就提出了的，但是事實上我們是先實現了工業化，再逐漸以工業的方式去改造農業，而不是按照農業與資源環境的緊密性相關性特點去發展生態化農業。如果繼續靠城市化拉動增長，結果只能是不斷惡化污染。把產業集群疊加在城市帶上，越是資本密集區，污染越嚴重，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后果。
中國工業化從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到現在，始終存在城鄉二元結構。如果我們把城市叫作“資本池”（capital pool），那么鄉村就可以稱作“勞動力池”（labor pool）。當鄉村依然有能力吸納城市在危機情況下所排斥的勞動力時，意味著“勞動力池”發生作用，危機就不是顛覆性結果而會“軟著陸”；如果中國也像拉美國家那樣城市化率過高，經濟危機爆發排斥出來的勞動力就不可能被鄉土社會吸納。由此可知，“去鄉村化”的結果當然就是“硬著陸”。而遭遇“硬著陸”打擊的國家是很難再爬起來的。
二、生態文明視野下的城鄉互助與社會農業
21世紀的國家戰略調整是必然的、正在實施之中的。這些年對于“三農”最大的調整就是國家向農業和農村大規模地做傾斜性的投入。比如2017年，各級財政對新農合的人均補助標準提高到450元，其中中央財政對新增部分按照西部地區80%、中部地區60%的比例進行補助，對東部地區各省份分別按一定比例補助。21世紀以來，用于“三農”的財政支出中40%左右用于農村低保、社保、教育、醫療開支，60%左右用于農村基礎建設。現在絕大多數村實現“五通”，也因此出現各種各樣的投資商開始下鄉。最近，由于城市地產已經泡沫化、金融飽和，所以有地產商下鄉搶占農村有綠色資源開發潛力的鄉村地產。
客觀地看，我們所說的生態文明多樣性，與內生性地具有多樣性的農業是直接相關的。所以從這一點來看，生態文明與鄉村振興，兩者之間是緊密相關的。據此需要重新理解鄉村中國的基本問題。面對全球三大資本過剩危機及其轉嫁問題，我們以“生態文明”為重要內涵的鄉土社會改良工作，也越來越被各界認可。
（一）生態文明視野下的社會改良
一是生態建筑實踐。如果把生態文明視作一個理念，那么建筑本身就是這種生態理念的文化體驗。而且，針對農村中比較嚴重的廁所問題，我們建造了糞便與尿液完全分離的、適用于干旱農村的生態廁所。還有生態化養殖，所有的排泄物都可以經管道通向沼氣池，回收變成有機肥，不污染環境。生態化建筑的建造方式是農民協力造屋，而不是習慣于使用鋼筋水泥等高污染建材的建筑公司。
二是生態農業。這是新時代愛農業的新領域。開展鄉村建設實踐，發動群眾深入鄉村去辦小經濟，包括小型循環經濟農場。發展生態化發酵床養豬維持有畜農業，實現一個“六位一體”的循環經濟體系——大棚里面的微生物發酵床養豬和大棚里的沼氣池連成一體，外面挖魚池，魚池旁邊的棄土堆成小丘，小丘上是小型果園，大棚和魚池旁邊是露地菜園，再把菜園旁邊做成糞尿分離的干式廁所。廁所雖然簡陋，卻是中國第一個糞尿分離的干式廁所，真正的生態廁所。這一套叫作“六位一體”循環農業，完全符合“兩型”農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的綠色生產方式。隨之，這套體系搞到2005年基本完成，可以做自我維持可持續的發展試驗。
三是市民參與式社會農業。市民向農場租地種菜，直接參與到生態農業的生產中，也有些市民通過訂菜、農場配送的方式參與。但市民需要先預付定金，這形成的是市民和農民共同分擔農業風險。現在正在推廣的是社區中的有機餐飲業。我們從2008年、2009年進一步以會議的形式推動市民參與式農業。用教育、文化的方式把參與式農業、社會化農業結合起來。
生態文明意味著教育、文化也應該轉向生態文明內涵的多樣性，所以我們從2008年開始舉辦社會化農業的會議，即社會支持農業的會議（也稱為“CSA大會”）。其實恰恰是要讓農業從一般的經濟脫嵌社會，再回嵌到鄉土社會，使農業本身具有的自然多樣性的屬性，跟農村社會文化的多樣性的屬性結合在一起，所以我們把它稱為“社會化農業”，即需要社會廣泛參與的農業。從2008年辦第一屆到現在十年，全國已經遍地開花幾千家。每年的CSA大會都非常熱鬧，把中央強調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集成一個萬眾創新，CSA、社會化農業其實就是萬眾創新。
（二）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結構中的雙金字塔結構
上述試驗達成的結果，就是使中國成為21世紀發展的雙穩態結構
中國的社會“金字塔”結構上面有很少的富裕階層，約占人口10%；接著是一個4.21億左右的中等收入群體，約占人口30%左右；最下面是以小土地所有者農民及派生的“非無產階級化”的農民工為主的龐大小資產階級群體構成的塔基，約占總人口的60%。因此，中國的一般社會底層不是赤貧，所謂貧困群體他們主要只是資源不足或現金收入能力差，這就是讓海內外試圖促推中國激進改革的政治家尷尬的所謂超穩態社會的基礎。
相應地，中國在經濟上也是一個金字塔形的穩態結構。不同于西方倒金字塔形的經濟結構，中國連續多年大規模投資形成的實體資產構成了中國經濟金字塔的底層，約有500萬億實體資產，包括向農村投入公路鐵路和電網都是實體資產。雖然國家投資到農村了卻收不回來、大量地壓在銀行的賬上造成資金流動性差和銀行低效率，但這種大規模基本建設投入改變了農村的土地價值，城鄉土地資產隨基建投資增加升值到約為200萬億；實體資產增加帶動對應的貨幣增發，現在只有約180萬億，還有增發空間；位于金字塔最頂層的債務約為60萬億。實體資產大而貨幣總量小，經濟就是相對穩定的。并且，實體資產增加就可以繼續帶動貨幣增發，作為分母貨幣總量增大，政府債務作為分子的債務率就被縮小。［7］
中國經濟社會總體上形成的是一種中國特色的雙穩態的結構，但現在形成新的挑戰因素，主要是中產階級崛起后帶來的治理壓力。一方面，中產階級崛起但尚未形成有組織的社會表達；另一方面，政界、學界并沒有適應性的應對策略，甚至沒有對輿論失控、治理劣化的根源產生足夠的重視。以農業為例，在以往推行農業產業化、追求數量型增長的時候，各種各樣的科研指導思想和政策路線都沒有考慮現在最具有引領消費能力的就是中產階級。實際上，中國中產階級消費與世界中產階級消費有共性，即追求安全。因此，中產階級的崛起必然帶來從綠色農業到生態農業的轉型，以及社會化農業在中國的發展。所以我們才說，要看到這個世界正在起變化，農業面對的最大變化的就是中產階級消費不再是大眾化的，而是這個市場由中產階級引領。進一步看中產階級消費，一定是個性化、定制化的趨勢。我們有四億多中產階級人口，大致是美國中產階級的三倍、歐洲中產階級的兩倍；由此，中國會逐漸從消費主義的大潮中醒悟過來，轉變成萊茵模式的綠色消費。這將極大改變對農業的供給側改革的要求。
三、從農業1.0到農業4.0：在歷史變遷中理解“一懂兩愛”
從世界農業的歷史及其轉型角度看，在生態文明時代的農業與過去的農業有本質性區別。農業1.0主要是把農業當成第一產業，它是伴隨殖民化而產生的。把農業作為第一產業的主要目的是讓殖民地的農業提供剩余來使歐洲占有剩余、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這種發展的結果就是殖民地的大規模農場。
（一）農業1.0：農業一產化的規模經濟
農業1.0也可以叫作農業一產化的規模經濟，以殖民化來推行大農場為主的生產方式。因此，這種集約化大生產模式在非殖民地條件下很難形成。在亞洲，除了被殖民化統治了400年的菲律賓之外，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原住民國家無論現代化與否，也無論認同何種意識形態，都沒有條件搞大農場。與全球化有關，且非常有現實意義的是：也只有規模化大農業，才能與美國“糧食金融化”的全球化戰略直接結合。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美元與黃金脫鉤，石油和糧食成為美元長期占據世界儲備和結算貨幣地位的兩個錨。規模化大農業集中度高卻長期虧損，需要政府大量補貼才能維持運營；跨國公司通過控制此類低收益甚至負收益的糧食生產大農場，就成為農業類跨國公司在世界農產品期貨市場上做多空投資的基礎，即跨國公司在占有較大農業市場份額的條件下足以左右國際價格。每當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釋放出大量流動性的時候，都會流向糧食市場造成價格暴漲，由此直接導致發展中國家進口糧食意味著進口通貨膨脹，演化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因此，西方在進入金融資本全球化時代之后，農業1.0主要服務于金融資本階段霸權國家的全球戰略。［8］
（二）農業2.0：工業改造農業及發展困境
農業2.0是什么?農業2.0意味著用工業的生產方式改造農業，也叫作設施化農業、工廠化農業。當農業剩余來支持工業資本積累，到已經發展成為大生產（mass production）的時候，工業大生產這種生產方式必然規律性地出現生產過剩（over production）。福特主義大生產造成1929—1933年大危機，在城市產業資本全面遭受生產過剩的情況之下，美國開始把過剩的生產力轉向農業，接著就出現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農業過剩。1998年遭受工業過剩之后，把過剩的工業生產力轉向農業，產生了所謂“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戰略。［9］大約從2005年，中國就開始出現農業相對過剩。由于很多人不接受10年前的情況，繼續促進數量型增長，就演變為農業的全面過剩。現在僅稻米一項的國家庫存，十年都消化不完。之前長期追求的數量型增長，靠財政補貼產生的稻米，國家還必須以保護價收進庫，但這并不是適銷的優質米，而大部分可能是秈米或者其他低質糧，產量高但是口感不好，市場沒有銷路，于是造成高庫存，再不消化庫存就變成陳化糧。
這就是我們舉世矚目的糧食“三高”困境——多年堅持數量型增長的補貼政策，最終實現了十多年連續高產量，但同時面臨高庫存、高進口的問題。背后還有財政赤字、銀行占壓、行業虧損、無競爭力等一系列影響。用工業大生產方式改革農業，導致連糧食都過剩了，那其他農產品呢？大宗經濟作物全面過剩。需知，中國只占世界人口19%，但蔬菜產量占全世界的67%，蔬菜至少一半以上是浪費的。我們還生產了全球70%的淡水產品和全球51%的肉類等。客觀看，用大量化肥農藥激素和重金屬等去大量生產，催出來的是全面過剩。不僅是農業嚴重過剩，還造成多重嚴重的后果，例如污染、破壞環境。農業污染已經是中國最大面源污染，所以，要真的愛農村，就得讓中國保持綠水青山，改變農業舊生產方式。現在的生產方式造成嚴重的食品污染、嚴重的食品不安全。用化學方式催出來的家禽、肉類，對健康不利。越是大城市，越是大量出現體重超標的孩子，身心發育不健康。對于農業2.0來說，有三個基本規律造成了農業困境：
第一，全面深化市場經濟體制。市場是不按產業劃分的，全面市場化造成農業的要素不再按照農業的投入產出率定價，而是按照農業外部的市場定價。當要素都被外部定價的時候，農業就必然衰敗了。原因在于，符合農村外部資本要求的土地規范流轉占比很低，導致能夠用于支付農業資本化的成本所必需的絕對地租總量并沒有明顯增加；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農業生產力土地、資本、勞動力等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場重新定價，在這種“外部定價”作用下的農業二產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經過高，且仍在城市三產帶動下攀高的要素價格，于是農村的資金和勞動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凈流出，勞動力老齡化表明農業競爭力喪失殆盡。誠然，這說明中國并不例外于東亞各國農業現代化都遭遇到的普遍困境。
第二，資本深化規律。現在推行的農業產業化、集中連片、大規模農業產業園區一定是重資產的，而重資產受資本深化規律約束。沒有后續追加資本投資，產業化就無法持續，而越是增加資本投資，越是成本推高。所以我們在90年代推動產業化，農業成本平均每年10%以上地增長，收益卻不可能同比增長。因此，越是產業單一的農業受資本深化規律影響越大。這些年的情況是，綜合性三產化企業還可以維持；而很多專業化生產型龍頭企業實際上虧損嚴重，不靠財政補貼就難以維持！
第三，“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雙失靈。農業規模化企業的“市場失靈”主要是指外部性問題——放大農業污染的外部性趨勢：追求資本收益的農業經營都會造成“雙重負外部性”——不僅帶來水土資源污染和環境破壞，在最難治理的面源污染中農業的貢獻度早已超過工業和城市成為第一大污染源；也帶來食品質量安全問題。按照人們通常的理解，在處理市場失靈時應該由政府作為公共產品供給者出面干預，但農業環保問題嚴峻并且環保制度缺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恰在于“政府失靈”：面對中國2億多小農戶，任何相對于農村的外來主體，與高度分散的小農經濟之間都存在“交易費用”過高的問題，政府也不例外。正如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創始人諾斯教授所言：當面對的交易對象大到一定量的時候，這個交易就難以進行，即“政府失靈”。正因“雙重失靈”，愈益顯著的雙重負外部性已經不斷演化為嚴峻的社會安全成本。破解困境需進一步認真學習十九大生態文明發展戰略，學習鄉村振興戰略。
（三）農業3.0：“一二三產融合”
農業3.0就是現在的農業“三產化”，也就是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一二三產融合”。如東亞的一些國家模式中，出現了農民的平均收入長期高于城市的現象。因為政府把優惠農戶生產的各項政策都直接整合到了農村綜合組織，這就相當于用優惠政策作為撬動組織化的有力杠桿，帶動絕大多數農戶成為農協成員。在有些國家的綜合農協模式下，所有農村金融、保險、商貿、房地產都壟斷，只有農協一家掌控，絕對不許任何企業進入農村經濟與農協搞競爭，維護農協的單獨壟斷100多年，所有的一產、二產、三產乃至于教育、文化、政治，所有的農村業務都是農協一家壟斷。由于政府把所有的財政優惠給農協，還免稅，才能由農協帶動99%的農業人口加入并且從中獲得收益分配。這樣的高度組織化，就使農村成了最穩定、最安全的地方。在這種模式下，即使遭遇經濟危機，盡管GDP零增長，但是國民生產總值并不低。
農業3.0首先是發展和各地自然、社會等資源條件高度結合的多元化農業。其一，農業綠色化，要包括景觀休閑旅游和教育文化等。其二，要制度創新，使得依托在地化自然資源生存的老百姓獲益，自主地構建能夠共享長期收益的綜合性合作社制度。其三，要政府協調才能實現共享，納入金融、保險、房地產、餐飲等非農業務，其收益通過合作社返還給本地老百姓。換言之，農業3.0主要是以在地化的景觀農業為基礎實現休閑旅游和養生農業作為綠色經濟的主題，通過自然資源的三產化重新定價獲得高于一產農業和二產農業的收益。
此外，農業3.0還應該發動農民開發本地化知識和鄉土文藝演出，以及傳統的制陶、木工等技藝學習，使文化多樣性資源得以復興。帶動本地化知識發掘及其文化傳承，演化為本地化的鄉土教育和文化，要靠廣泛發動本地群眾和外來者的共同參與。農業3.0同時也是打造未來農業4.0的綠色發展的序曲，接著就是要進一步借助互聯網工具，實現農業4.0的社會化+生態化。
（四）農業4.0：生態農業的社會化
簡單的農業產業化模式、追求數量的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生產方式要求實現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實現立體循環農業才能零排放。在小農經濟和村社制度的基礎上實現這種多功能農業，才配叫中國特色的現代農業，這也是多功能農業。
農業4.0是在自然資源的多樣性基礎上形成的。主要面向海內外的城市中產階級客戶群體的多元化需求，那就要分散的兼業化小農直接與互聯網密切結合，把題材農業與景觀農業有機地整合起來，附之以本地化標志與本地化知識發掘相結合；據此，再把蘊含在農業之中的文化體驗與休閑旅游整合起來等。為此，必須把“互聯網+”引進農業4.0來，發動返鄉創業青年和上網頻率高的城市中產階級下鄉結合，有社會化參與式，才能推進農業4.0。
符合“一二三產融合”的“綠色創新+互聯網”，主要是把三產化的農業3.0版使用“互聯網+”這個工具，在促進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兩型農業”的基礎上，進一步納入農業多功能性所內含的教育文化、歷史傳承等非經濟功能，也要同時把鄉村四季景觀和鄉土文化，以及有機題材、本地化標志等納入休閑旅游養生等多元開發。這是個復雜系統，需要搭建包容社會廣泛參與的扁平化治理結構。
發展社會化的生態農業，一定要從農民和市民的需要出發，政府應該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推進鄉村建設志愿者們長期不懈地踏實工作，促進市民與農民的互助合作，搭建城鄉良性互動的橋梁。因此，農業4.0實質上是更大程度地利用互聯網實現市民廣泛參與的“社會化生態農業”，而社會化生態農業本身又是中華文明傳統之載體。
總之，只有把“三農”問題放在資本過剩與危機轉嫁的視角中考察，才會明白問題的根源何在。那么，在全球遭遇資本過剩，而且中國的三大資本也已經世界第一的時候，面對過去的發展方式所造成的各種各樣的嚴重弊端，我們已經不能再因循舊軌！21世紀的中國必須以生態文明作為方向來推進“一懂兩愛”的人才培養。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劉亞慧，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張振，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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