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一代六零后的人生記憶里，貧窮是揮之不去的舊夢，許多的人生習慣都根源于此。比如，進超市一定會選減價打折的商品，知道“便宜殺窮人”的道理，但經常上演“老太太吃蘋果，總是吃最爛的那個”故事。在家一做菜就是大盤大碗，下個飯館總得將剩菜打包帶回，然后放在冰箱里，反復吃得惡心，放壞了才會心安理得地拿去倒掉。
習慣是人生的頑固烙印，就像拖在身后的尾巴，想割掉并不容易，它反射著個人的成長史，也保存著中國人幾十年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的歷史記憶。拋掉不必要的貧窮印記，但不能忘記共和國這幾十年的節儉艱難的奮斗史。
特別是當我們“富起來”的時候，許多習慣還需要刻意保留，今天我們生活中的浪費太驚人，甚至有些肆無忌憚。居安思危，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生存教訓。面對“強起來”的歷史使命，一定要保持艱苦奮斗、戒驕戒躁的作風，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奮力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說到艱苦奮斗，就讓人想起大寨。大寨本是個平凡的小山村，這個小山村卻發生了不平凡的故事。現在年齡在五十歲左右的人，都會知道這個故事。在那個時代，大寨的名字可以說響徹云霄，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神州大地，到處是“農業學大寨”的標語，到處掀起改土造田、大搞農業基本建設的熱潮。中國最大規模的農田改造、水利建設、農技普及，甚至包括改革開放以后的飛躍發展，都斷不掉這段難忘的歷史記憶。提起“大寨”，讓人鼓舞，讓人辛酸，讓人有太多的聯想。
大寨的聯想
我第一次去大寨，是在2002年的國慶節。坐在從太原到大寨的大巴車上，新修的柏油馬路寬敞筆直，路修得很好，收費站也出奇的多，幾乎是十來公里就要收一次費。路邊的村莊稀少，半新不舊，路上跑的多是運煤的大貨車，讓人想起山西是個能源豐富但經濟還不夠發達的省。
橫穿黃土高原的黑油油的柏油公路，對比得兩邊的土地更加干燥和原始，缺水缺生機缺變化，似乎亙古就是如此。正值秋收的季節，幾乎所有的土地栽種的都是玉米，反映出種植結構仍舊單一，田間地頭也很難看到灌溉系統，說明大部分的土地，依然是靠天吃飯。戴著白毛巾的農民，正一棵一棵采摘著玉米棒子，如果不是地頭停著一輛拖拉機，你很難判斷出身處那個年代。
望著黃土高原特有的地貌，耳邊總想起那首終生難忘的歌曲：“學大寨，趕大寨，大寨的紅旗迎風擺……”。我的眼前浮現出當年農業學大寨時的情景：在寒風凜厲的冬季，傳統的農閑被火熱的農業基本建設所取代，工地上到處紅旗飛舞，開山劈石的炮聲隆隆，高音喇叭播送著旋律高亢的革命歌曲和激昂的政治口號，人們一趟又一趟地挑土造田，扁擔在肩膀上吱吱作響，疲憊的臉上，印著辛苦，也映著希望。“農業學大寨”和那個時代的其他政治標語，寫滿全國農村的每一堵墻壁，寫滿每一個山頭，甚至每一塊平整的石頭。
落后的農業和饑餓的人們，是“農業學大寨”運動的經濟背景。站在大寨村的虎頭山上，聽著導游的介紹，讓人感覺到當年的大寨人確實了不起。這是一個黃土高原上最平常的山村，依山卻不傍水，順著山勢鋪開的坡地，靠著天老爺賞賜的雨水收獲著不多的希望；山溝里的田塊，經常會被一場急雨沖刷掉一年的艱辛。大寨人就是在這種“七溝八梁一面坡”的惡劣生存環境下，過著久遠而貧窮的生活。
歷史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年代，陳永貴為首的農民共產黨員開始領導當地村民，做起了祖祖輩輩都不敢想的事：依靠集體的力量，改造貧困的山河！他們三戰狼窩掌，屢敗屢戰，用了三年時間在最大的一條山溝里造出22畝土地，樹立起大寨人百折不撓、艱苦奮斗、戰天斗地的精神，接著用了二十年時間將四千多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2900塊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又在山區造人工平原，將土地集中成900多塊的“海綿田”，使糧食畝產從一百來斤提高到一千來斤。
1963年大寨遭遇大洪災，大部分家庭沒有了住房，莊稼地也多被沖毀，大寨人響亮提出“先治坡，后治窩”，不僅沒要國家一分錢的救濟，還超額完成了糧食上交任務，又用了三年時間，全村統一建設起人均2間的農民新居，村民過上了半共產主義的溫飽生活，在當時的中國農村，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剛剛經歷三年自然災害的中國，貧窮和饑餓是急需要解決的大問題。大寨人在無意中樹立了一個榜樣，升起了改變中國落后農業的希望，更吸引了急于尋找中國迅速發展出路、對農民極有感情又富有詩人氣質的毛澤東主席的注意，稱之為“窮山溝里出好文章”。1964年毛主席向全國正式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偉大領袖的一句話，改變了陳永貴的命運，改變了大寨的命運，也改變了全中國許多人的命運。
“農業學大寨”運動，隨著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的升級而不斷遭到扭曲，逐漸脫離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改造落后農業的本意，成為一場政治運動的特殊伴生物。陳永貴從一位基層黨支部書記，飆升為國務院副總理，最后默默地病死在北京。
大寨也升級為全國學習的典型，成為人們頂禮膜拜的圣地，成千上萬的人絡繹不絕地來這里參觀取經。這個面積1.8平方公里、如今也只有五百來人的小村莊，在七十年代曾經接待過全國各地960多萬人次的參觀團，還有五大洲134個國家二千多批二萬多外賓的光顧。
學大寨運動，波及到整個中國的農村，無論是東部的平原地區，還是西部的山地高原、戈壁荒灘，到處都是“農業學大寨”的火熱場面。大批判和大生產奇妙地聯系在一起，貧窮勞累和樂觀向上結合在一起，農業基礎設施改善和事倍功半勞民傷財也同時得以表現，以“運動”的方式來促進農業發展，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絕無僅有。
我當時只是一名13歲的中學生，也有背土造田的任務，記憶最深刻的就是風大、寒冷、肚子餓，時間過得特別漫長，好不容易熬到天黑了，有時還要搞“挑燈夜戰”。我們在河灘上艱辛地干了一個冬季，夏天的一場洪水就把勞動成果沖個精光，改造出來的大寨田，沒有收獲過一粒糧食。最慘的是我的一位中學同學，他在排除啞炮時，和那塊大石頭一起永遠地消失了，直到今天，他那張總是掛著鼻涕的憨厚笑臉，還經常浮現在我的腦子里。
當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特別是在1983年農村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全國農村的面貌大多煥然一新，大寨卻有些迷茫了。學大寨的政治運動，扭曲了大寨精神和大寨人的形象，大寨的牌子不再響亮。
老先進變成了后進，原來人山人海參觀的場面不見了，大寨街道上堆著垃圾，房檐上長出了荒草，十年換了四任黨支部書記，干部和群眾都著急。1991年，當年的鐵姑娘隊隊長郭風蓮重新擔任大寨的黨支部書記，重新凝聚大寨人的思想和干勁，重新為大寨定位，原來是全國學大寨，現在是大寨學全國，大寨又在建設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再次創業。
大寨再創業
或許有不少的人，都有這樣的好奇心，改革開放以后，走出“先進變后進”的迷茫，大寨會變成什么樣？
汽車一進入大寨，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旅行社的招牌，那是七十年代典型的灰色大樓建筑。大寨兩個紅色大字，伴著一排飄舞的紅旗，醒目地立在人民公社時期的二層陳舊磚樓上，門前停放著許多旅游車，旁邊是一座新建的七層賓館，形成鮮明的時代對比。
汽車直接把我們拉上了虎頭山，這里已經變成了花果山，山路鋪上了平整的石板，修砌了臺階，空氣十分清新。虎頭山原本是黃土高原上最常見的那種荒山禿嶺，干旱得石縫里直冒熱氣。
從五十年代起，大寨人就在改土造田的同時，開始植樹造林，六、七十年代周恩來總理三訪大寨，每次都強調發展林業和灌溉，大寨人幾十年如一日地綠化山頭，終于讓虎頭山徹底改變了模樣，全村林木面積達一千多畝，覆蓋率近百分之四十。
1996年被山西省政府批準為省級森林公園，虎頭山不僅收獲林果，更帶來源源不盡的旅游收入，據說2002年僅門票一項，就高達120多萬元。大寨人感激周總理的關懷，在當年總理指點江山的地方，專門修建了總理紀念亭。站在這里遙望，整個大寨基本盡收眼底，公社時期整齊劃一的半窯洞式建筑，在陽光下顯得古舊，新修的12幢別墅式農民新居，紅磚紅瓦排列整齊。
山坡上過去用來灌溉農田的儲水小水庫，配套建設上亭臺走廊，巧妙地變成了森林公園的景點。大寨人重情，小水庫仍舊稱之為軍民池或者支農池，這是當年解放軍幫助建造的；山腳下的引水渡槽，則被稱之為團結溝渡槽，因為當年來自邊疆的少數民族參觀團，參加了渡槽建設的勞動。
渡槽的那頭，是正在修建的大寨文化展示館，據說投資了三百余萬元，自上而下分為四層，每層院落自成體系，集別墅休養和文化創作展覽于一身，白墻紅瓦依山而建，錯落有致。
虎頭山上還建有一座“郭老詩魂碑”。1965年身為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率一批科學家到大寨訪問，大受感動，揮毫寫下了《頌大寨》詩一首：“全國學大寨，大寨學全國。人是千里人，樂以天下樂。狼窩成良田，兇歲奪大熟。紅旗毛澤東，紅遍天一角。”1978年郭老去世，留下遺囑要將骨灰撤向大寨的土地，由其夫人于立群女士乘飛機完成了其遺愿，將郭老的骨灰永遠留在了大寨的山山水水。在1992年11月16日郭沫若百年誕辰時，大寨人專門為其立了詩碑，以紀念這位對大寨有真感情的人。據說詩碑的設計還很有講究：碑座象征硯臺，古柏象征毛筆，碑后的墻壁象征白紙，意味著郭老對大寨有訴不完的心曲，書寫不完的話題。
當然虎頭山上最壯觀的紀念物，還是大寨前任書記、當年中國的副總理陳永貴的墓地，從這里能夠看到大寨全境，也可以隱約看到昔陽縣城。
游客很多，幾位導游竭盡全力地大聲講解，雖是人聲喧嘩，墓地旁邊的松樹林里，卻是群鳥爭鳴，格外清脆，顯出一種特別的寧靜。陳永貴是中國唯一的“不脫產”高官，雖然貴為大國副總理，還堅持三分之一時間回大寨勞動，而且仍舊依靠大寨工分生活，只領取部分職務津貼。
陳永貴在北京去世后，骨灰送回了故里，大寨人為他們尊敬的老書記舉行了簡樸而真情的葬禮，將他埋葬在自己生前選中的地方，以后又三次為他修墳，形成今天的規模：中間是一座圓形的墓，外面圍著半圈石墻，后面是護墻，前面立著漢白玉的墓碑。正面順著山勢，大寨人自行設計、自行投工建設了228級青石臺階：最上端為72級，象征陳永貴走過的72年生命歷程；中間38級，象征陳永貴的38年黨齡；最下面的8級，象征陳永貴在北京工作生活的8年。臺階完結后，是一尊陳永貴的大理石雕像：滿面風霜皺紋，扎著白毛巾，穿著對襟衫，欲說還止，欲笑還休，憨厚中透著堅定。也許在大寨人心里，陳永貴永遠是他們的老書記，永遠是一位樸實的大寨農民。
陳永貴的雕像前，就是著名的大寨展覽館，寬敞的大廳里，以翔實豐富的文字和圖片資料，分七大部分的內容介紹了大寨這個小村莊半個多世紀的變遷。毛澤東主席當年接見陳永貴的照片，周恩來總理視察大寨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在展覽館旁邊的旅游品商店里，我買了幾樣有大寨特色的紀念品，售貨員樸實厚道的態度，使我對大寨人產生了初步的好感。她認真地回答每一個問題，不厭其煩地讓我挑選商品。
走進大寨的大院，更加深了這種印象。我在一個小攤上打聽有沒有膠卷賣，攤主說家里好像有一個，一路小跑，給我拿來了一個外觀已經破舊的富士膠卷，我拆開包裝后才發現，膠卷已經過期一年，在其他地方，可能只有自認倒霉，然后大寨人的回答是：“沒有用了？那我不能賣！”非常干脆地將膠卷收了回去。大寨人的實在，讓人感動。
大院里當年由生產隊統一建造的房屋，已經出售給農戶，各家搭起小院，使大院失去了當年的整齊和寬闊。大寨村委會新建的三層樓房，外面貼著磁磚，顯得格外的洋氣。院子里到處都是做小生意的大寨人，一臉樸實的微笑，靜靜地座在攤位上，不吆喝叫賣更不拉客，出售的多是農副產品，從面餅、雜糧、老陳醋到大南瓜，繡花鞋墊和各種手工織品，充滿鄉土純樸的美，當時大寨似乎特別流行編織拖鞋和提包，幾乎每一個攤位都出售著樣式相同的商品。空曠處也有村民從容地曬著糧食，似乎對熙熙攘攘的游客視而不見。
我們隨著導游小姐的引導，徑直去參觀陳永貴故居。這是1968年陳永貴按5口人的標準，從村集體統一分到的住房，直到1980年家屬隨遷北京前，陳永貴的全家一直住在這里。2孔窯洞，一間是廚房，一間做臥室，地道的農民家庭擺設。三間瓦房，大間是客廳，是陳永貴辦公和接待國內外來賓的地方，正中有一對竹椅，旁邊是一張長條桌，上面供著陳永貴的遺像和骨灰盒，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墻壁上毛主席和陳永貴的合影照片。中間是陳永貴的臥室，一張床和一個書架，再加上一部老式電話，就是當年副總理休息的地方。最里面是一間過道式的小房。
在故居的客廳里，陳永貴的孫女陳紅梅神態自若地坐在竹椅上，出售著《扎白毛巾的副總理陳永貴》一書，她為每一個購買者都寫上“感謝光臨故居，祝你前程似錦”。面對游客的邀請，她總是舉止大方地和大家合影留念，我打聽到她在昔陽縣城當教師。在故居的大門口，我們幸運地遇到了陳永貴的大兒子陳明珠，他剛巧從縣城回到了村里，態度也非常和藹，親切地和我們一起合影，握手的時候熱情而有力。
接著參觀的是大寨村西北的原大寨旅行社大院，現在專門舉辦名人蹤跡展覽。幾十年來，大寨接待過上百位國內外政要，灰色樸素的大院默默地訴說著輝煌的過去。
北排房一號是周恩來住過的房間，二號是葉劍英，三號是李先念，四號是鄧小平。每套二間屋，一間做客廳，一間是臥室，老式沙發老式床，幾乎都是一樣的布置。中午飯安排在大寨招待所的大廳里，這里可以容納幾百人進餐，是縣政府當年為接待人擁如潮的參觀團建設的，現在正重新裝修。
大寨的飯菜和大寨人的風格一樣，樸實而不鋪張，大多是當地的土特產品和農家作法，酒也喝的是“大寨春”，這是大寨和內蒙古寧城老窯集團合作的產物。吃飯的時候，大寨的頭面人物郭風蓮在百忙之中專門來看望大家，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對我們的參觀訪問表示歡迎，風度氣質極佳。
這位當年被大寨人親切的稱作“鳳妮子”的鐵姑娘隊隊長，如今又被大寨人愛稱為“五個代表”：她是“三個代表”思想在大寨的代表者，同時既是五屆人大代表，又是黨的十六大代表。十多年時間里，郭鳳蓮重新率領大寨人站了起來，走南闖北，內引外聯，辦起了十多家鄉鎮企業，大寨已經從一個純農業的溫飽小村，變成了初步小康的新農村，全村總產值已達億元，人均純收入在四千元左右。
當年讓大寨人引以自豪的農業，已經退縮到非常次要的位置。全村幾乎家家都開上了小飯館、小旅館、小商店，經營旅游業，戶均年現金收入在五萬元左右。然而大寨人依舊重視農業，特別看重自己在戰天斗地中創造出來的“大寨精神”，他們知道今天大寨的發展，依然靠的是這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這種精神，造就了大寨昨天的輝煌，也創造了今天的復興。大寨精神，是大寨最珍貴的財富。
走好，大寨！
離第一次去大寨，一晃十六年過去了。今天的大寨，又會是什么樣？心里一直有一種掛念。2018年春節前夕，全家自駕出游，從山西省北部的大同開始，一路向南邊走邊玩。路上總覺得有一個心愿未了，又掉頭向東，繞道奔大寨而去。昔陽縣城在陽光下新嶄嶄的，幾乎全是新樓新路。去大寨的公路也擴展并美化，路上沒有了收費站，多了攝像頭，空曠的公路限速40-60，讓人開車很難受。
公路一拐彎，出現一座L型的二層樓房，上面赫然寫著“大寨歡迎您”，這是新建的大寨旅游服務中心，旁邊依山就勢的小公園里，雕塑群再現當年大寨人改土造田的景象，山坡上的巨大紅旗，書寫著毛澤東題詞的“農業學大寨”，公路對面的護墻上則是“同黨中央一起擼起袖子加油干，讓人民的生活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巨幅標語。再前行一里路，才到達大寨的寨門，燈籠高掛卻空無一人。鱗次櫛比的商店以及形形色色的招牌，講述著平時的熱鬧。
正當我們東張西望的時候，從大樓里走出一位掛牌子的姑娘，自稱是大寨旅行社的導游，開始了接待工作。
走進寨門，街道整潔、彩旗飛舞，大寨還是上次見到的大寨，但沒有了旅游季節的游人如織景象。村委會和黨支部的三層大樓緊鎖，人們都放假回家過年去了。當年陳永貴捧著大斗碗、邊吃邊開群眾大會的那棵大柳樹，依然挺立在大寨衛生所前的陽光里。那些集體統一建立的一層層一排排窯洞式整齊住房，代表著當年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曾經讓全國各地的參觀者為之羨慕，今天顯得陳舊而破敗，只有少數老人戀舊仍住在這里。
導游小眭是九零后，是剛嫁到大寨不久的外來媳婦，對自己能夠成為新大寨人深感自豪。她介紹說大寨仍舊是周邊發展最好的村，人均收入已經超過一萬五千元，年輕人多在村企業或出外打工，只有老人才守在這里做點旅游生意。
旅行社也是大寨的集體企業，收入是保底工資再加導游費提成，最重要是村集體提供了許多社會保障，比如大寨所有的人家，要么住上了150平方米左右的樓房，要么住進了統一建設的二層樓小院，各家只需要自掏6萬元左右的資金，其他的都由村集體統建統籌。大寨四處停著的小汽車，也證明今天大寨人生活，確實又上了一個臺階。
小眭把我們帶到了老勞模宋立英家，她和兒子仍舊住在陳永貴家旁邊的老房子里，院子里的小平房改成了一個商店，賣土特產和紀念品。
老人出生于1930年，是大寨村的第一個女黨員和第一任婦女主席，是大寨村任職時間最長的村干部。1947年入黨時，她還是個17歲不到的小姑娘，直到1993年才從村干部的崗位上退下來時，已經是63歲的老大娘了。
在這近半個世紀的村干部生涯中，宋立英曾擔任過大寨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公社黨委副書記，先后兩次任昔陽縣革委會委員、昔陽縣婦聯副主任、山西省婦聯副主任、第四屆全國婦聯執委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2月，出席山西省農業社第一次代表大會，并獲獎章一枚；1979年9月，被命名為全國婦女“三八紅旗手”和山西省“三八紅旗手”；1980年2月，當選為山西省勞動模范。
真是應了“革命者永遠年輕”那句話，宋立英老人精神矍鑠，仍舊是一付精明能干的樣子，窯洞和院子都十分干凈整潔。談起今天的生活，她非常滿意。
大寨早在九十年代就實行三有政策：小有教(從幼兒到小學免費上學)；老有靠(實行了養老保險金制度，從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可領到60元，70歲以上月領100元，共產黨員月領150元，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三戰的月領120元)；考有獎(凡考入大學、大專、中專的學生集體年發給獎學金，本科大學生年1000元、專科大學生年800元、中專生年500元)。
對于她這樣的老黨員老干部，現在每月收入已漲到一千多元，再加上自家開的小商店，覺得日子已經很不錯了。
在她的小商店里，我購買了兩瓶大寨特供酒，比之過去包裝有了很大的進步，旅游產品也多了一些品種。我又選了一些書和音像制品，最高興是買到了三聯出版社1979年版的《西行漫記》，這部美國人埃德加·斯諾的著作，非常生動地記述了共產黨人長征到達陜北初期的艱難歲月以及鋼鐵一樣的意志和信心。
我接著去了梁家河村，又到延安參觀了一圈，一路走一路讀，撫今追昔，給人一種全新的閱讀體會。我專門請宋立英老人在書上題字，她極其認真、一筆一劃地寫上：“大寨，宋立英89歲，2018年2月10日”。告別的時候，我堅持要送她一個小紅包，她則堅持要送我二包大寨煎餅。路上一吃香脆的大寨煎餅，就想起這位慈祥厚道的老人。
小眭又帶領我們參觀了大寨人民公社舊址，當年氣派的大門顯得陳舊而狹小，大門兩邊那幅“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毛體對聯氣勢不減，兩邊墻壁上分別寫著“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事業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讓我恍然回到了童年時代的公社大院時光。
旁邊大寨禮堂及其大院，是當年接待高級領導人的住所，正在進行重新修整，許多講解詞和介紹牌子都收起來了，原來這里正要擴建為“大寨干部學院”，一個新的培訓機構即將誕生，大寨精神有了新的宣傳點，這讓人感到欣慰。
大寨從1992年開始，在郭鳳蓮的帶領下就開始了市場經濟的探索，成立了大寨經濟開發總公司，引項目、引人材、引資金，建起了年產10萬噸的水泥公司、糧食轉換的酒業公司、制衣公司、煤炭發運站、煤礦、毛衣廠、貿易公司、吃住行一體化的森林公園，2000年時大寨的產值已經達到億元。
現在情況如何？小眭說不清楚，村委會大門緊鎖，企業也處于春節停工狀態。小眭突然想起好像郭鳳蓮回到了村里，我就請她帶路，在山坡上的二層小樓群里，找到了郭鳳蓮的家。冒昧敲門走進郭家，71歲的郭鳳蓮從二樓的書房里優雅走了下來，氣質風度不減當年，她當然不記得我這位不速之客，但十分禮貌客氣地與我合影留念。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她正在趕寫三月份北京召開的人大會上的提案，所以抱歉地說不能與我多談。
郭鳳蓮1947年出生在昔陽縣的武家坪村，三歲失去了母親，寄居在大寨村的姥姥家。1962年小學畢業后就在大寨務農。1964年，不滿18歲的郭鳳蓮成為“大寨鐵姑娘隊”隊長，她與那些花季少女同男社員一樣戰天斗地，改變家鄉落后面貌，成了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的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曾受到毛主席、周恩來、李先念、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熱情接見和贊揚。
在“農業學大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郭鳳蓮與大寨一起站到了歷史的舞臺上。那時的大寨，風光無限。但是隨著文革后的撥亂反正，大寨和郭鳳蓮漸漸遠離了人們的視線。
1991年11月15日，在群眾的呼吁聲中，離開了十一年的郭鳳蓮被任命為大寨村第八任黨支部書記，再回來時她已經45歲。她心里頭憋著一股勁兒，要帶領大寨人二次創業，重振大寨！創業難，二次創業更難，在市場經濟中二次創業難上加難。但曾經戰天斗地的郭鳳蓮扛得起任何艱難，她走南闖北，賣煤炭、辦水泥廠，請專家、學經營，學習商業談判，學著陪笑臉求人。在郭鳳蓮的手上，大寨完成了從昔日“政治品牌”到今天“經濟品牌”的華麗轉身。截至2007年的數據，大寨村經濟總收入1.2億元，比1980年增長了600倍。
大寨最新的發展數據我沒有找到。可以肯定地說，大寨不是今天中國發展最好的農村，但它仍走在中國農村發展的前列，絕不落后于這個偉大的時代。特別是寨門上那八個醒目大字：“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依然閃閃發光。大寨人精神仍在，志氣未丟，這可能就是我始終掛念大寨、也希望大家記住大寨的原因。
在我們饑餓的時代，大寨依靠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解決溫飽，大寨精神曾經給全國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到來時，大寨人還是依靠這種精神奮力追趕，勇立潮頭。無論今天的中國如何富起來，我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不能丟，這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更是未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所在。
（作者簡介：徐平，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教授，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兼職教授，費孝通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大家（微信公眾號原創）2018-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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