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新一輪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一個大規模生產、分享和應用數據的時代已經到來。以大數據驅動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支撐的大數據運用也開始滲透到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是大數據、信息技術和管理思維三大要素聯動的結果，這就需要以思維轉變為突破口，從容應對新挑戰、牢牢把握新機遇和遵循防控新要求，對日益常態化、復雜化的農村公共危機進行有效防控。
關鍵詞：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大數據思維
隨著大數據技術發展及應用，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大數據時代。大數據具有大容量、高速度和多智慧的特點，[1]它在技術與理念上不斷推動著社會變革，以大數據驅動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支撐的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模式應運而生。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是一種全新的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模式，是以規避農村社會風險和維護農村公共安全為價值目標，以農村信息化為基礎平臺，充分運用大數據對農村公共危機進行精準地預警、科學地應對、有效地恢復，實現農村公共危機科學、高效防控的過程，具有全面感知、客觀透明、實時監測、自動預警、多元共治等特征。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不僅是大數據資源的擴展和開發，也不僅是以大數據為標志的信息技術在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的運用，更是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思維的轉變。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是大數據、信息技術和管理思維三大要素聯動的結果。以思維轉變為突破口，從容應對新挑戰、牢牢把握新機遇和遵循管理新要求，是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現實選擇。
1 從容應大數據對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帶來的新挑戰
大數據開啟了一次重大的時代轉型，是一場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是以大數據技術運用和思維轉變為基礎的，這對傳統的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來說，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政府、社會、個人等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主體必須轉變思維、認清形勢，從容地應對各種挑戰，才能促進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能力提升，實現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現代轉型和農村公共危機高效防控。
1.1 從容應對海量數據的挑戰
大數據的首要特征就是數據大。當前，我們處于數據大爆炸時代。人類存儲信息量的增長速度比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快4倍，世界的數據數量每三年多就會翻一倍。谷歌公司每天要處理超過24PB（1PB=250字節）的數據，這意味著其每天的數據處理量是美國國家圖書館所有紙質出版物所含數字量的上千倍。[2]11-13毫無例外，當前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數據規模也在不斷膨脹。我國在農村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的監控中已經開始運用衛星定位系統（GPS）、地理信息系統（GIS）、遙感系統(RS)、自動控制系統（ACS）、物聯網等技術設備，實時收集水文信息、地質信息、土壤信息、氣候信息、交通信息、動植物疫情信息、社會安全信息等，新的大數據源由此不斷出現，加之，社會各類組織和民眾不斷制造各種信息數據，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信息數據規模也達到了PB量級。規模巨大、紛繁多樣和優劣摻雜的大數據，使得我們做決定和理解現實的最基本方式受到挑戰。大數據的精髓在于我們分析信息時的三個轉變：可以處理和某個特別現象相關的所有數據，不再依賴于隨機采樣；可以提高宏觀層面的洞察力，不再熱衷于追求微觀層面的精確度；關注相關關系，不再熱衷于尋找因果關系。[2]17-18面對大數據時代的農村公共危機信息數據，傳統的農村公共危機監測和研判手段和方法難以奏效。對此，在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必須轉變思維方式，從容應對海量數據的挑戰，以新的技術手段和方法分析和甄別海量數據，從紛繁復雜的海量數據中發現有價值的信息，科學預測和處理不確定性風險，提升農村公共危機防控能力。
1.2 從容應對信息傳播的挑戰
大數據時代的互聯網容量更大、傳播更快、功能更強。互聯網在技術層面本身就是一個無中心的開放架構，可以無限地延伸和鏈接，可以賦予用戶極大的主動權和參與權，因而被認為是最為自由的媒體之一。[3]58隨著網絡普及與使用資費下降，民眾信息能力和收入水平提高，我國互聯網已經實現了從社會精英向普通大眾的普及。《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88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0.3%，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6.20億，占整個網民的90.1%，農村網民規模達1.95億，農村互聯網普及率為31.6%。人們可以利用手機、平板電腦等信息終端，幾乎實現了隨時隨地上網。在網絡上，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沒有執照的電視臺。[4]192互聯網的泛在化與開放性為人們提供了空前的自由空間，可以自由地選擇、發布農村公共危機信息。但是，網上大數據無限性和人們關注能力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加劇了農村公共危機信息的“盲人摸象”效應。在大數據時代，分眾傳播、個性化傳播的凸顯，使得農村公共危機的敏感信息和偏激觀點更容易找到“同類”，迅速聚集，成倍放大，不但不利于農村公共危機化解，而且還會加劇和放大危機或者衍化出新的輿情危機。互聯網的平等性和虛擬性也改變了當前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傳播的格局。在傳統的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傳播中，機會是不平等的，存在等級差別，受到區域與時空的限制。在大數據時代，不同的機構、個人通過互聯網可以隨手得到各種農村公共危機信息數據，并平等地發布對數據挖掘和分析得出的各種結論。同時，相對于現實社會來說，互聯網構建了一個虛擬的社會，使個人身份披上了遮掩的面紗，使得每一個人都能在這個虛擬空間里更加大膽自由地表達對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意見。這樣一來，在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信息傳播管理的難度越來越大。這就需要研究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特點，轉變思維，采取新的理念和方式對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傳播進行管理，既充分發揮網民、社會組織等在農村公共危機信息收集和傳遞中的積極作用，又要通過法律、制度等規范他們的信息行為，抑制或杜絕造謠、傳謠等不良行為，以此提升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能力。
1.3 從容應對信息安全的挑戰
與傳統信息安全相比，大數據時代信息安全隱患更具有危害性、潛在性和瞬間性的色彩。[5]當前，我國在一些信息安全技術領域還存在短板，隨著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SND、移動互聯網的持續蓬勃發展，各領域信息安全威脅日益凸顯。[6]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需要建立各種大數據庫，以便于進行科學預測和科學決策，但同時也帶來了信息安全問題。其一，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相關機構更容易遭到網絡黑客的惡意攻擊。利用大數據對農村公共危機進行防控，意味著將海量的數據進行集中存儲。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相關機構承載的龐大數據信息，使它們容易成為網絡黑客攻擊的對象。一些黑客會最大限度地收集社交網絡、電子商務、微博、電話等有用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更加精準地攻擊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相關機構的網絡系統，威脅、攻擊、破壞和癱瘓這些系統，造成社會心理恐慌和財產損失，威脅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其二，一些隱私信息面臨更大的泄露危機。在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需要收集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公民個人等的各個方面信息，以便于分析和掌握農村公共危機演化動態和采取相應對策。而為了實現信息資源共享，信息數據存儲和處理往往在云平臺上進行，這無疑增加了信息泄露的風險，一些敏感數據和隱私信息可能在不經意間被泄露。《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42.7%的網民遭遇過網絡安全問題，其中，電腦或手機中病毒或木馬情況最為嚴重，發生率為 24.2%，其次是賬號或密碼被盜，發生率為 22.9%。在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如何進行數據保護已成為當務之急。大數據的使用是自由開放與安全保護的辯證統一。它既不能成為不透明、不可解釋、不可追蹤的“黑匣子”，也不能成為“潘多拉”盒子。[7]這就需要加強組織領導、政策和資金扶持、法規制度和標準建設、宣傳教育和人才培養等，建立健全大數據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從思維意識、法規制度、技術創新、人才保障、安全監管等方面強化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的信息安全。
2 牢牢把握大數據對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提供的新機遇
網絡信息普及化和大數據時代到來，給我國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提供了全新的渠道，對農村公共危機防控能力提升顯然有其特殊價值。如何把握大數據給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帶來的機遇，需要我們以全新的思維面對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海量數據。一旦思維轉變過來，數據就能被巧妙地用來激發新產品和新型服務。數據的奧妙只為謙遜、愿意聆聽且掌握了聆聽手段的人所知。[2]77-78對此，必須轉變思維，清楚地認識到，大數據為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認知深化、領域拓展和過程透明等方面提供了機遇，并牢牢把握這些機遇，提升農村公共危機防控能力。
2.1 深化農村公共危機防控認知
有效掌握危機信息，就有可能預防危機，從而降低風險和化解危機。從某種程度上說，人們對危機信息掌控的能力是危機防控能力的核心。如何讓政府、民眾等科學有效地掌控農村公共危機相關信息，提高對農村社會風險的認知能力和防范能力，是提升農村公共危機防控能力的關鍵所在。當前，我國經濟社會處于轉型期，農村發展面臨利益分配不均、民主政治失范、思想道德滑坡、社會矛盾突出、生態遭到破壞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所引發的農村公共危機數量日益增多、類型更加多樣、化解難度增大。在我國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實踐中，囿于龐大的對象規模和復雜的內在結構，以傳統的思維認知方式和科層制的層層信息傳遞模式無法及時、全面、準確地掌握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很難實現對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科學認知，從而嚴重制約了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效果。大數據改變了人們的認知思維，其所帶來的動態化信息便有效彌補了傳統科層制模式下對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對象的模糊認知。與傳統信息數據挖掘相比，大數據最顯著的特征就在于處理速度快，時效性高。[8]將大數據運用到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其價值就在于促使相關信息數據能夠迅速、準確、動態地反映客觀現實，成為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主體發現問題和分析問題的公共魔法鏡。依托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大數據平臺，防控主體可以超越科層制的層層信息傳遞模式，事先預測和掌握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對象的動態信息，避免相關信息的漏報、瞞報、錯報等信息失真問題，提高防控主體的政策靈敏度，在降低防控成本的同時增強防控的針對性和有序性。同時，社會組織、民眾等作為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服務對象，也可以通過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大數據平臺更及時、全面地了解農村公共危機相關信息，避免財產損失和心理恐慌，積極配合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對此，我們必須轉變思維，充分利用大數據和信息技術發展提供的機遇，及時、全面、準確地掌握農村公共危機信息，提升政府、社會和民眾對農村公共危機的認知能力和防范能力。
2.2 拓展農村公共危機防控領域
在大數據時代，虛擬網絡逐漸成為現實世界的“鏡像”，人們游走在現實世界與網絡世界之間。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在“一切皆可量化”的大數據浪潮中日益融為一體。[8]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是順應大數據時代浪潮和信息技術發展，將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由現實世界拓展到網絡世界，是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發展的時代趨勢和必然要求。網絡虛擬互動延伸了人們的交往與互動，人們由單純接受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到主動發布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受眾幾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就可以表達、傳遞自己的觀點與見解，積極參與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網絡虛擬為打破政府幾乎包攬一切的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格局，形成了由政府、社會、民眾等多元共治的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格局，創造了一個可能的公共空間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這需要我們把握機遇，全面掌握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在網絡虛擬空間的基本規律及其與現實社會的相互影響，充分利用大數據所帶來的一切便利和實惠，整合各方面力量加強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并與現實世界的行動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真正實現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網上網下充分聯動、協調共治。總之，將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由現實世界拓展到網絡世界，實現兩者協同共治，是大數據時代為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創造的一個重大機遇，也是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能力提升的內在需求。
2.3 促進農村公共危機防控透明
在傳統的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由于農村地域廣闊，居民居住相對分散，信息傳遞設施相對落后，以及政府主要采取相對封閉的危機管理方式，社會公眾的必要參與和監督往往是缺乏的，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措施因此常常脫離民眾的真實需求。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不公開和不透明不僅影響到政府形象和公信力，而且容易助長謠言，導致危機擴大化或衍化出新的危機。在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要求下，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現代化的一個基本要件就是農村公共危機防控過程實行必要的信息公開和透明。透明化是化解農村公共危機，提升農村公共危機防控能力的重要前提。農村信息化的發展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為推進農村公共危機防控過程的透明化提供了可能。《中國統計年（2015）》數據顯示，我國實現了廣播電視村村，農村廣播節目、電視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分別為97.99%、98.11%，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彩色電視機為115.6臺；實現了電話村村通，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固定電話、移動電話分別為38.9部、215.0部；互聯網寬帶實現鄉鎮全覆蓋，行政村覆蓋率為93.5%，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電腦23.5臺。以“三網”（互聯網、電信網和廣播電視網）為主體的農村信息化基礎設施不斷得到夯實，3G、物聯網、云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在農村生產生活中開始示范應用，信息資源建設成效顯著，“縣有信息服務機構、鄉有信息站、村有信息點”的農村信息化服務格局基本形成。[9]隨著數據傳播技術突破與更新，“三網”中的信息數據的容量更大、內容更豐富、更新更及時和傳播更快捷，政府不再是農村公共危機信息提供的絕對主體，人們能夠從“三網”中唾手可得自己需要的農村公共危機相關信息數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進行封閉管理和暗箱操作已經失去了可能，透明化和公開化成為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必然趨勢。從另一個角度講，大數據為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現代變革和能力提升提供了機遇。必須牢牢把握機遇，利用大數據平臺促進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透明和公開，塑造政府良好形象和提升政府公信力，消除或減少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傳播噪音，確保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井然有序和高效運行。
3 切實遵循大數據對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提出的新要求
大數據作為信息資本和數據資源，對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組織方式、決策模式、業務流程等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10]這其中既有挑戰也有機遇。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因此將發生顛覆性變革。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將實現由獨立防控向聯合防控轉變、由被動響應向主動預測轉變、由定性防控向定量防控轉變。這就需要我們轉變思維，適應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新要求，以促進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能力提升。
3.1 由獨立防控向聯合防控轉變
由于現代國家是采取科層制的部門管理方式，傳統的農村公共危機防控通常采取不同領域的專業部門管理和報告模式，管理相對分散，如水災由水利部門管、動物疫情由畜牧部門管、農作物病蟲災由農業部門管、社會秩序事件由公安部門管、社會保障問題由民政部門管，等等。由于部門之間的壁壘，在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資源難以實現共享，管理難以統籌協調，容易出現單打獨斗、相互推諉的局面，直接影響到農村公共危機防控能力。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為進一步打破農村公共危機防控部門獨立防控局面提供了可能。我國在2010年以信息資源的整合為突破口，開始著手研究政府大數據應對之策，以破除農村公共危機信息管理中橫向“信息孤島”和縱向“信息阻滯”的現實困境。全國31個省（區、市）都設立了農業農村信息化主管部門及專門機構，97%的市（州）、80%以上的縣（市、區）設立農業農村信息化專門管理和服務機構，70%以上的鄉（鎮）成立了信息服務站，超過100萬個村建立了信息服務點。[11]國務院2015年通過的《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提出，大力推動政府信息系統和公共數據互聯開放共享，加快政府信息平臺整合，發展大數據在農村農業中的應用。農村各種信息資源的整合和國家大數據發展政策的出臺，為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提供了契機。政府相關部門必須轉變思維方式，主動地由獨立防控向聯合防控轉變，依據大數據統一的技術標準推動數據信息的共享，破除部門之間的壁壘，實現部門之間全天候、無縫隙的聯合互動，促進農村公共危機防控能力的提升。
3.2由被動響應向主動預測轉變
大數據的核心價值在于預測。其科學方法論意義不在于從“已知”的現實中發現問題和規律，而在于從“未知”的種種可能中發現問題和規律。[12]我國大數據研究專家、中國工程院倪光南院士指出，科學研究的實驗型范式、理論型范式、計算型范式都是在已知規律的情況下發現新的規律，而大數據則是在未知規律的情況下，運用計算能力從大數據中發現規律并發揮規律的作用。[13]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凸顯了科技理性之于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重要性。然而，科技理性在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實踐中的作用效果，則有賴于大數據理念貫徹于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全過程之中，實現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思維轉變和過程重構。農村公共危機防控過程一般包括危機預警、危機決策、危機準備、危機舒緩、危機應對、危機重建等環節。從信息數據流動的角度看，農村公共危機防控過程又是一個數據收集、數據整合、數據挖掘、數據分析、安全評估、安全監測、危機預警的過程。危機發生后的“被動響應”轉變為危機發生前的“主動預測”，是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流程相對于傳統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流程的最大改變。“被動響應”是應對式危機決策，而“主動預測”是預測式危機決策。應對式決策是一種事后的“逆向”思維，其具體流程為“危機事件突發→邏輯分析→尋找因果關系→進行危機應對決策”；而預測式決策則是一種事前的“正向”思維，其具體流程為“挖掘相關數據→量化分析→尋找相互關系→進行危機預測決策”。[14]在有效數據處理技術的支撐下，將數據思維貫徹于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全程中，由“客觀事實驅動”的預測式決策取代“主觀經驗驅動”應對式的決策，將成為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關鍵特征。因此，在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防控過程，需要顛覆傳統的“被動響應”思考問題方式，樹立大數據思維，充分彰顯大數據的核心價值——預測，提前部署預防應對，杜絕或減少農村公共危機對公眾安全和利益的損害。
3.3 由定性防控向定量防控轉變
單純的數據并不具有直接的可利用的價值。只有當“數據”對某個事件、物體或現象進行有意義的記錄，并將數字、文字、聲音、視頻、圖像等等各種記錄形式轉化為可供計算分析的標準數據，這些標準數據才可能通過相關數據模型進行篩選、清理、加工和提煉，最終形成有意義的“信息”和“知識”，成為輔助決策的有價值數據。在傳統的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由于數據收集工具缺乏和數據處理能力有限，以及受“差不多” ※的傳統文化束縛，常常采取定性管理方式進行分析和決策。如今，人類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這一切將成為歷史。通過感應器、手機導航、網站點擊和Twitter等能夠收集大量數據，而性能不斷改進的計算機與相關軟件可以輕易地對這些數據進行處理。[2]37大數據不僅涉及海量的數據資源，還涉及數據處理方式的根本性變革。它將為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由定性向定量轉變奠定基礎。運用大數據技術和思維，從海量、復雜、實時的農村公共危機大數據中可以發現有價值的知識，并以此進行科學決策。這種以數據及其分析為依據的農村公共危機決策行為，能夠促使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精細化和科學化。正如耶魯大學教授丹尼爾·埃斯蒂所言：“基于數據驅動的決策方法，政府將更加有效率、更加開放、更加負責，引導政府前進的將是‘基于實證的事實’，而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利益集團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施加的影響”。[15]在大數據時代，數據處理技術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并由此帶來公共管理方式與思維的革命性變革。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必須轉變思維，利用大數據實現定性防控向定量防控轉變，提高農村公共危機防控能力并盡可能降低成本，以最為精確、有效的方式滿足農村居民甚至整個社會公眾的公共安全需求。
（參考文獻略）
作者單位：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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