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數據技術對于加強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拓寬了公共危機信息采集渠道；提升了公共危機信息處理能力；能優化公共危機信息傳播情勢。當前，大數據時代背景下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仍存在系列問題：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基礎建設滯后；農村公共危機信息資源建設水平低；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共享程度不高；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傳播渠道不暢。因此，須從如下方面入手進行完善：統籌規劃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管理的信息化建設；全面布局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有效提升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信息資源建設水平；整合資源強化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共享程度；官民合作促進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信息有序傳播。
關鍵詞：大數據；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
洪澇災害、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災難；突發動物疫情、人畜共患流行病等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突發工礦災難等事故災難；土地、拆遷等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等各種公共危機事件在農村頻頻發生，在農村區域，公共危機已由“非常態化的偶發”轉變成了“常態化的頻發”事件。加強農村公共危機管理已成為農村社會建設的重要方面。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為農村公共危機管理提供了新的、可資運用的有效工具。在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中，由于危機產生的原因復雜，種類繁多，公共危機信息呈現出海量、多源、異構等特點，傳統的分析與處理方法顯得力不從心，信息技術發展的新趨勢——大數據技術則能為解決信息化時代公共危機管理問題提供最新的技術支持。在大數據時代來臨之際，大力推進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既是加強農村信息化建設的新方向，也是促進公共危機管理科學化的必然要求。
一、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的重要意義
（一）大數據技術拓寬了公共危機信息采集渠道
日益成熟的信息技術日漸應用到公共危機管理中來，特別是物聯網技術、遙感遙測技術、互聯網搜索引擎技術、圖像數據獲取技術、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即地理信息系統）數據挖掘技術等大數據技術的應用，使得從存在于各類數據庫、媒體、互聯網等載體中的海量信息中采集和挖掘公共危機信息成為可能，將這些海量、多源、異構數據處理成具有決策價值的有效信息，為公共危機管理更為精細化、更易于測量和便于追蹤提供基本工具。[1]
基于物聯網技術的應急指揮系統，通過部署在危險區域的傳感器實時監測潛在風險的各種指標，進而判斷發生災害的可能性，有效提高對公共危機現場感應的準確程度和作出反應的速度。如，北京市開展了物聯網應急指揮十大示范工程建設，推動物聯網技術在應急管理領域的實際應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2]遙感技術在災害預警、災情監測與評估中能起到直接而有效的作用。GIS數據挖掘技術能迅捷準確地從儲存海量空間、地理信息的GIS數據庫中發現對備災、救災最有價值的信息。網絡引擎技術能夠對網絡上海量的文本、圖像、視頻、視頻、多媒體信息等檢索有關危機信息，有助于管理者了解危機信息結構和趨勢。
（二）大數據技術提升了公共危機信息處理能力
“大數據”的概念并不僅僅意味著海量的數據和數據處理技術，更為關鍵的是通過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析，獲得海量數據所蘊含的巨大價值。公共危機事件發生后，自然環境、基礎設施、應急資源等公共危機事件環境信息及地震、風暴、洪水等的等級、烈度信息，化學物質污染事件的濃度信息，傳染病的感染率、傳染速度等公共危機事件本身特有的信息。[3]如何從這些由于突發而呈現出模糊、散亂、混沌等特點的海量危機信息中進行快速分析得出有效結論，是公共危機管理有效決策面臨的重要挑戰。
大數據時代用于處理公共危機信息的技術包括云數據庫技術、云計算模式、分布式技術等。云數據庫（Cloud DB）技術能夠對體量龐大而復雜多樣的公共危機管理數據進行并行處理，該技術可伸縮性極強，而且能夠對相關數據進行在線分析處理（OLAP）和在線事務處理。云數據庫技術、云計算模式、分布式技術等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應用，使得管理者并不需要運用復雜的模型和復雜的計算算法，就能夠處理大數據，對于不斷增長的公共危機數據，管理者可以通過添加低成本服務器甚至是PC機就能處理海量數據記錄的掃描、統計、分析、預測。風險地圖、信息可視化技術、視頻展示技術、三維地理信息展示技術等可視化技術，可以將危機事件發生地區的地理信息、應急救援物資儲備信息、道路信息等直接展現在應急管理系統界面上，真實展現公共危機的現實情境，極大地方便了應急管理的指揮、調度和相關處理。[4]
（三）大數據技術能優化公共危機信息傳播情勢
在信息化時代，無線通信技術和網絡技術等促進了公共危機信息傳播速度、擴大了傳播范圍。各類應急信息技術的開發創新，為公共危機信息的及時高效傳播提供了有力保障。網絡技術的不斷更新，使得社交網站、微博、微信、博客、論壇、播客等新媒體在公共危機信息傳播中脫穎而出。“小數據”時代，信息技術對于公共危機信息傳播來說就是一把“雙刃劍”，即能及時傳遞信息，傳遞正能量，也可能是傳播“謠言”、“噪音”等的溫床。
大數據技術的不斷開發和創新及其廣泛運用，將極大地優化公共危機信息傳播情勢。在公共危機情境下，通過運用WEB主題信息分析、數據挖掘技術等大數據技術，從與WEB相關的危機信息資源和WEB用戶行為中抽取感興趣的、有用的模式和隱含信息，通過對公共危機事件的海量數據進行深入挖掘和分析，進而了解到危機狀態下公眾的實際需求、現實訴求和主流意見；也可通過利用大數據技術對短信、微博、微信等監控社會熱點事件，通過對海量社交數據的跟蹤分析，挖掘公共危機事件的起源、輿情傳播渠道、涉及的關鍵人物，有效還原危機事件發生過程，用數據和事實呈現公共危機發生的真相；[5]通過利用大數據技術，可以對網絡輿論及其蘊含的社會情緒進行研判，有效感知社會公眾所關注的社會焦點問題及其持有的各種觀點，感知社會情緒發展動態，在此基礎上，提前采取應對措施，積極防控公共危機。
二、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一）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基礎建設滯后
1、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大數據技術應用滯后
一是大數據技術應用壁壘待克服。農村公共危機信息的“非數字化”和“非結構化”成為大數據技術在農村公共危機領域應用的重要壁壘。
二是大數據技術在農村公共危機管理領域應用不足。大數據技術作為信息技術發展的最新潮流，在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中的應用還處于設想階段。同時，公共危機防控有其自身屬性和特點及特殊規律，開發出適應公共危機防控的大數據技術尚需一定的時間。
三是大數據技術與其他信息技術集成應用落后。大數據技術與物聯網、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在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的集成應用還不多見。
四是掌握大數據處理技能的人才缺失。在我國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具有較高素養，掌握專業化數據處理技能的專門人才極為缺乏，遠遠不能滿足大數據在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中應用的需要。
2、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數據基礎設施不足
農村公共危機信息數據是進行危機防控的核心。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各類農村信息化平臺基本上集中在大城市，農村信息化平臺難以延伸和覆蓋到農村，特別是偏遠山村。在農村公共危機防控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還存在著重應急管理信息化建設，輕平時防控建設，現有的很多基礎設施建設基本上都是著眼于農村公共危機爆發之后的應急指揮和信息、資源調度等方面，而對于平時的危機信息采集、監測和預警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則不關注。
3、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管理系統不完善
一是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管理系統建設缺乏統籌規劃。當前我國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管理系統主要由各層級政府、各政府部門或企事業單位根據各自的職責權限和管轄范圍分別進行建設的。不同類型的危機信息化管理系統建設標準不一致，進度不同，彼此間的互聯互通、聯動支持的障礙比較大。
二是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管理系統整合性差。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從信息采集、分析、預警、處理、響應與輔助決策、指揮調度、信息聯絡與共享等沒有進行有效的系統整合，顯得比較凌亂。尤其是在平時的防災和減災方面，公共危機信息化系統的各子系統很難進行協調與整合。
三是農村公共危機信息采集、監測、預警系統建設滯后。當前，我國各級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在公共危機防控信息化建設方面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應急管理信息化建設方面，注重的是危機事件發生之后應急指揮決策系統、應急救援系統、應急聯動系統等方面的建設，而對公共危機的預防和監控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設關注不夠。
（二）農村公共危機信息資源建設水平低
1、農村公共危機信息資源重復建設
我國的公共危機信息化建設都是各級政府各類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分散建設，獨立進行的，數據來源分散、數據更新頻度不一致等，造成危機數據重復，危機信息復雜化。
2、農村公共危機信息資源建設不均衡
首先是城鄉間不均衡，危機信息資源建設投入主要集中在城市，農村公共危機信息資源建設投入力度小。其次是，危機信息資源建設投入的地區間不均衡，受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制約及地方政府對農村危機資源建設不夠重視等因素的影響，中西部地區農村公共危機資源建設非常滯后。
3、農村公共危機信息資源建設水平低
“數據庫”建設的主要方面就是只注重數據的收集、錄入和發布，對數據缺乏深入挖掘、分析，價值性不高。危機信息資源的利用程度不高，農村危機種類繁多，爆發頻率不規律，危機數據呈現出多源、異構等紛繁復雜的特征，數據開發利用難度大，數據資源利用水平低。還有就是數據的關聯應用能力低，如氣象部門經常性發布氣象信息，如暴雨的降雨時間、范圍和強度等，而相關的危機防控部門缺乏對這些數據進行關聯分析，如洪水發生的概率、泥石流發生的可能性等，缺乏對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災害的預警，導致本可避免或減少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的情況最終還是發生。
4、農村公共危機信息數據采集能力差
主要是數據抓取能力不強、數據采集不準確。數據采集方面普遍存在重復采集、遺漏采集、采集不及時等現象，導致數據庫數據不豐富、不全面、不準確，大數據技術無用武之地。如在2013年的雅安地震災害救濟中，由于政府部門缺乏對本地災民數量、分布情況的數據，導致救災物資分配不均，引發災民間及災民與政府間的沖突。[6]很多數據庫大多只是在建成時采集了一定的數據，而在運行過程中，數據采集和發布更新頻率低。
（三）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共享程度不高
1、公共危機信息管理系統難以對接
我國涉及農村公共危機管理的政府部門，如農業（漁業）、水利、林業、公安、衛生等紛紛推進了各自領域的危機（應急）信息管理系統建設，但是各部門的公共危機信息管理系統建設是分散進行的，缺乏統籌規劃，公共危機信息資源多源、異構、管理系統相對封閉，導致公共危機信息管理系統在橫向上難以溝通和對接。甚至有些部門的不同層級也按各自需要推進公共危機信息管理系統建設，導致這些系統縱向上溝通與對接的困難，直接影響到農村公共危機的防范、準備、響應和救援效率，導致農村公共危機防控效率低下和效果不佳。
2、公共危機信息資源標準化程度低
從總體上講，我國農村公共危機信息資源標準化程度遠遠低于實際需要。主要表現為：
一是公共危機信息資源標準總量不足。這跟政府部門的信息化標準意識不強，特別缺乏統籌規劃密切相關。當重大突發性公共危機發生時，公共部門在進行應急指揮中常常因危機信息標準缺失，而造成危機信息溝通的“壁壘”，難以實現及時的應急指揮和調度。
二是公共危機信息資源標準混亂。在國家標準缺失的情況下，各地各部門在各自工作領域內建立起其領地或領轄范圍內的信息化標準，這些標準多而雜亂，令人難以適從，結果導致公共危機信息共享困難，形成公共危機的“信息孤島”或“信息煙囪”現象。例如中國地質災害數據庫元數據庫、中國山地環境與災害數據庫等由于建庫標準不一致，從而使得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地質災害數據共享帶來一定的困難。[7]
三是公共危機信息資源建設的管理標準和工作標準缺失。人們通常在進行標準建設的時候，有一個傾向，就是重技術標準，輕管理標準和工作標準。即使技術標準比較完備了，系統間、部門間在物理上進行信息共享成為可能，但是由于日常管理和工作缺乏標準，在信息資源建設過程中各項管理工作無章可循，進而影響到信息資源標準化建設，也容易造成信息資源共享的困難。
3、公共危機管理體制障礙影響共享
由于農村公共危機種類繁多，而且公共危機處置要求有較強的專業性，這使得不同的農村公共危機處置往往分屬不同的政府部門來牽頭，而且不同不同層級的政府及其部門有各自的利益訴求或有著規避利益損害的訴求，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形成了農村公共危機管理的“條塊分割”的狀態。在諸多因素影響下，導致公共危機信息共享困難。主要有：一是公共危機管理職能分散。以自然災害危機管理為例，突發動物疫情、洪澇災害、森林火災、氣象災害、地震災害、地質災害等分屬農業、林業、水利、氣象、國土資源、地震等部門分管，發生綜合性公共危機時，部門間的職能分割容易導致信息溝通與共享的困難。二是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的“平”“戰”脫節。在發生特別重大的農村公共危機時，可能會由地方主要領導出面牽頭進行“戰時”強勢管理，但是，在平時公共危機預防與準備階段，由于缺乏權威的統籌協調機構，各部門往往疏于溝通，危機防控信息難以共享。三是部門間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聯系溝通機制。在農村公共危機防控中，綜合治安、民政、衛生、農業、水利等相關危機管理機構，各自建有公共危機信息管理系統、形成了危機信息的采集、上報、發布、預警等一整套具有各自行業特色的危機處置流程和方案，但是這些系統、流程和方案基本上都是自成體系，相對封閉，處于各自為戰的狀態。
（四）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傳播渠道不暢
1、政府主導乏力
一是政府內部信息傳遞失真。在政府內部，危機信息傳播主要是沿政府層級逐級傳遞的單鏈式傳播，上級政府的信息主要來源于基層政府的報告。基于地方利益或恐懼問責等方面的考慮，在農村公共危機發生的前兆階段和爆發初期，地方政府在向上級政府進行報告時往往傾向于瞞報或者輕描淡寫，導致上級政府無法得到宏觀決策所需的真實信息。在公共危機的蔓延階段，危機的損害程度超出地方政府管控能力范圍的時候，地方政府則傾向于釋放“煙霧彈”，急于撇清責任。在公共危機的恢復重建階段，地方政府則往往夸大危機后果，向上謀求支援和救濟資金最大化。
二是危機信息對外披露滯后。在危機信息的對外傳播方面，地方政府處置危機信息非常謹慎，基本上是本著“內外有別，內緊外松”的原則和抱著“寧慢三分，不搶一秒”的信條。究其原因，要么是地方政府盲目樂觀和自信，認為危機盡在掌控中，待危機解決再向外公布也不遲；要么是害怕媒體公開報道給危機管理添亂或者害怕引起公眾的恐慌則極力封鎖消息；還有就是生怕危機信息的傳播損害地方政府的形象等。而對外信息傳播遲緩，在一定時期內造成危機信息“真空”的狀態，這種“神秘感”反而給捕風作影、混淆視聽和不良信息傳播提供了機會。最后造成政府在危機信息傳播上喪失主動權，使得危機信息傳播以政府的再三“否認”和反復“辟謠”的“謠言倒逼真相”和“擠牙膏”的形式進行，政府形象大打折扣，政府公信力急劇下降。
三是政府危機信息公開度低。從總體上看，政府危機信息傳播“透明度”不高，地方政府常常從“保密”或者危機防控實際的需要等角度出發，對于公共危機信息進行“選擇性”地傳播，該公布什么、公布多少都是政府精心挑選的結果，社會公眾真正的信息需求難以得到滿足，這使得“謠言”具有旺盛的“市場需求”。
2、媒體傳播失范
媒體在公共危機信息傳播中處在信源與信息受眾之間的中介，是公共危機信息傳播的主要載體。媒體在公共危機信息傳播中的態度和行為，直接影響著危機信息傳播的效果。各類媒體盡管在公共危機信息傳播中都有其獨特作用和貢獻，但是由于其屬性和社會地位的差異，也均呈現出各種缺陷和不足。
一是官辦媒體被視為政府的喉舌，未能按公眾需求傳播危機信息。在官方意志左右下，經常在重大突發公共危機中處于失語狀態、或者遮遮掩掩，要么因新聞管制，層層審核導致披露信息不及時、不完全，經常“報喜不報憂”，更有甚者一些媒體還把危機事件“喪事當喜事”報道，為地方政府及官員“邀功”、唱贊歌等，而對公眾極為關注的“發生了什么樣的危機”、“危機損害程度如何”、“潛在風險怎樣”等相關信息視而不見。
二是市場化媒體在競爭壓力下“亂作為”。一些企業屬性媒體在市場利益和同行競爭壓力的驅使下，極力謀求“關注度”和“影響度”，積極“搶新聞”、“挖新聞”以“博眼球”。在政府封鎖消息，正式傳播渠道堵塞的情況下，常常根據“只言片語”或一些未經證實的言論進行報道，肆意夸大危機，放大負面影響，甚至還有些媒體惡意炒作危機事件，消費受害者家屬等，不僅沒有起到傳播客觀事實，揭露事實真相的作用，反而在社會上制造混亂。
三是“去中心化”的新媒體信息傳播失控。庫爾特·盧因提出信息傳播過程中，存在著一些把關人，只有符合群體規范或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內容才能進入傳播的渠道。新媒體信息傳播的快捷性、海量性、互動性和立體性，使得“把關人”實際上難以對危機信息進行把關。同時由于新媒體“去中心化”的特點，使得信息管制難以展開。在這種情境下，各種各樣的信息經由新媒體得以泛濫。
3、公眾參與混亂
在農村公共危機中，社會公眾是危機信息的主要需求者，因而也是危機信息的主要受眾。同時，在危機信息傳播過程中，與政府和媒體相比，社會公眾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弱勢一端。在危機信息傳播不暢，公眾的信息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公眾就會通過各種途徑打聽和傳播信息，危機信息在公眾間的人際傳播就會呈現出無規則的“布朗運動”狀態。在信息化時代，門戶網站、網絡論壇、手機短信、微博、微信等成為危機信息公眾自傳播的媒介，使得危機信息傳播呈現出快速擴散、影響放大的特征。由于公眾在信息傳播中的弱勢地位，加之其信息解讀和理解能力有限，容易形成信息誤區，這就使之成為謠言產生的溫床。在謠言傳播過程中，由于公眾的信息甄別能力較低，在恐慌心理、羊群效應等影響下，負面影響迅猛擴大，并易于催生公眾的非理性行為，導致公共危機次生災害的產生。如2003年“非典”事件中，公眾搶購食鹽與板藍根的行為；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導致哈爾濱市民囤積純凈水和食物的現象以及此后“禽流感”使人們“談肉色變”等，均是由于公共危機信息傳播不暢，使公眾無法接受到有效信息的后果。而公眾間的各種“謠言”、“段子”等的傳播，則使公共危機信息傳播就如“霧里花”、“水中月”一樣模糊和混亂。
三、加強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的對策
（一）統籌規劃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管理的信息化建設
1、強化農村公共危機管理過程中的信息化意識與大數據思維
意識是行為的先導，行為是意識的體現。[8]公共管理部門要順應信息化發展潮流，大力促進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首先就要樹立和強化公共部門及其管理者的信息化意識。因此，要求公共管理部門及其管理者要堅持與時俱進的理念，充分了解信息化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作用。從本質上講，公共危機管理過程就是信息管理過程，不論是危機的前兆期、潛伏期、爆發期，還是恢復期，都存在著信息的采集、存儲、傳遞和利用，都在進行著信息的交流與溝通。公共管理者在農村公共危機管理實踐中要養成信息化的意識，發現某一環節的異常時，立即運用信息技術進行信息的采集和分析，運用科學的思維和方法去研判是否發生公共危機事件。
大數據技術是現代信息技術發展的新潮流。大數據的海量性、多樣性和高速性給公共危機管理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大數據深刻影響著傳統的危機管理方式、危機管理觀念和危機管理行為。如果繼續沿用傳統的危機管理思維的話，管理者難免感到力不從心，甚至寸步難行。在大數據時代，危機管理者要時刻運用大數據思維來武裝人的意識，用大數據思維來處理公共危機的各個環節，要能夠從海量的信息中尋找和發現危機問題，用全樣本的思維來探求和分析危機問題，用模糊化、關聯性與整體性來思考危機問題。[9]
2、加強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的頂層設計
近些年來，我國也加強了對大數據的研究與應用。2014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及“大數據”，此后一年內國務院常務會議6次提及大數據運用問題。2015年7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運用大數據加強對市場主體服務和監管的若干意見》，這標志著大數據開始上升到國家層面，[10]但是，這并不是國家戰略高度來認識和應用大數據的，我國大數據發展的路線和圖景尚不清晰。要促進我國大數據的發展，有必要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將大數據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制定一定時期內大數據發展主要目標、重點任務、行動計劃和保障措施，有效促進我國大數據的研究和應用。
要促進我國農村公共危機信息管理的有序發展，必須在國家加強大數據建設的戰略背景下，對我國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進行頂層設計。從國家層面，明確我國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的基本框架，具體來說，主要是圍繞七個方面展開：使命與目標任務及在此引領下制定的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的戰略安排（實施步驟），并從政策制定、體制安排、程序規范和危機預案四個方面予以實現（見圖1）。
3、加強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的協同治理
大數據從本質上要求開放與共享，提倡互聯互通。這就要求在加強大數據建設時，必須進行統一部署，多部門協同推進。加強大數據管理部門建設，推進大數據管理組織創新，調整組織職能和合理賦權，是有序推進大數據建設的重要前提。當前，可從三個方面進行有益的嘗試：
一是探索建立專門的大數據建設領導與組織機構，專司大數據建設的宏觀層面的統籌規劃大數據建設的重點領域、協調整合不同領域和部門的資源及監督控制大數據建設進程。如美國于2011年組建了“大數據高級指導小組”以協調政府在大數據領域的建設。[11]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要緊密聯系國家大數據建設的宏觀背景，需要在權威機構領導下有序高效推進。
二是將職能范圍相近、業務性質差異不大的相關政府部門進行整合和職能優化，如將有關數據統計的國家統計局與負責信息化建設的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進司等相關部門合并組建國家層面的大數據建設管理部門。
三是在涉及大數據建設、信息化建設、農村公共危機防控等職能的相關部門之間探索大數據建設的合作機制，實現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的跨部門協調、整合，放大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的協同效應。
（二）全面布局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基礎設施建設
1、促進農村公共危機大數據技術創新
一方面，將農村公共危機納入到大數據技術研究與創新應用的重點領域，依托高校和科研機構成立“農村公共危機大數據研究中心（實驗室）”，開展相關理論與應用技術研究。
另一方面，加強大數據技術與遙感技術（Remote Sensing,RS）、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s，GIS）、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GPS）、數字攝影測量系統（Digital Photogrammery System，DPS）、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ES）、物聯網技術等各類信息技術的集成創新，促成傳統信息技術與新興信息技術的融合創新與綜合應用。
2、強化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基礎設施建設
一方面，以不同級別和領域的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平臺建設為中心，形成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基礎設施的基本骨架。主要做法是，將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納入到農村信息化建設大戰略中來，在各級農村信息化服務平臺建設進程中同步建設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平臺，在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平臺建設中注意各類危機事件的管理部門的協調溝通及其同步共進。
二是加強農村公共危機信息終端設備建設，拓展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的“神經末梢”系統，為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及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打下扎實的基礎。主要是加強感知化、物聯化、智能化等基礎設備的建設，為農村公共危機的監測、預警和實時應急指揮等提供最直觀的支撐，為大數據的搜集、處理提供基礎保障。
3、完善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管理系統
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管理系統的完善程度是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水平高低的主要標志。從總的來說，要根據農村公共危機管理的特點和實際需要，建成一個高效可靠的“縱橫連通，交互協同”的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管理系統。
一是從農村公共危機管理層級與部門的角度，要建成上下層級相連，橫向部門溝通的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綜合管理系統，以實現農村公共危機防范中數據的互聯互通和應急管理中的應急聯動。
二是要根據公共危機管理的流程，建成公共危機信息監測、公共危機信息預警、公共危機應急管理（含應急指揮決策、應急救援物資配備等）和公共危機善后恢復重建等信息化系統，實現農村公共危機管理的全流程信息化。
三是要根據信息處理和大數據分析的流程，建成危機數據搜集系統、危機數據篩選系統、危機關聯分析系統和危機輿情跟蹤系統等。
（三）有效提升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信息資源建設水平
數據資源是信息化建設的重要支撐，也是大數據技術得以發揮作用的基本前提。提升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信息資源建設水平是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1、加強農村公共危機基本信息數據庫建設
一是加強各層級數據中心建設，建立分布式的數據網絡體系。上連中央政府，下達縣鄉政府，橫向連接氣象、地質、農業、水利、衛生、公安等不同的農村公共危機管理部門。
二是要加強各種類型基本信息數據庫的建設。既要建設各類公共基礎信息數據庫，如有關人口數量與人口分布等情況的人口數據庫、有關地形地貌等情況的地理信息數據庫等，也要建立各類危機的基本信息數據庫，如有關各地氣象類型、發生頻率等情況氣象數據庫、有關流行病發生、疾病種類、居民健康等情況的公共衛生數據庫、有關惠農、支農政策的政策數據庫等。在沒有公共危機發生時，就要做好基礎性、準備性的工作，為公共危機管理提供覆蓋廣、精度高、質量好的數據支撐。
2、切實提高農村公共危機信息數據采集能力
一是完善農村公共危機信息數據采集標準和規范。完善數據采集的標準，在時間、精度上進行規范，從而為后續的數據分析打好基礎。加強數據資源建設的統籌協調，對數據信息必須做到“一數一源”，確保數據的準確性、穩定性和權威性，避免數據資源的重復建設、重復采集，避免同一對象因不同來源而發生不同表達或數據相互矛盾的現象。
二是建立健全農村公共危機大數據采集制度。政府相關部門與企事業單位在管理過程中，要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及時、準確、規范、完整地記錄和采集有關數據。完善數據的動態更新機制，確保危機信息的及時有效。
三是加強信息員隊伍建設。加強農村基層公共危機信息員隊伍的建設，一方面，選拔配強信息員隊伍，另一方面，要加強對信息員的經常性培訓，特別是對于“多員合一”的信息員隊伍要加強其相關信息化素養、危機知識、危機信息采集能力等方面的培訓。
（四）整合資源強化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共享程度
1、建設公共危機管理領域統一的數據標準
統一的數據標準是進行數據交換和數據共享的基本前提。標準化是突破數據管理壁壘的必經途徑。首先，抓緊制定和出臺國家層面的大數據建設標準，包括數據庫標準、數據表示標準、數據存儲和管理接口標準、數據中心建設標準（技術標準、管理標準、工作標準）等。就公共危機而言，在數據處理方面除了要按照大數據建設標準進行外，還要出臺公共危機術語標準、公共危機處置流程標準等。所有新建農村公共危機管理信息化項目必須按照通用標準進行建設。其次，對各類已經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化項目進行標準化處理。如對各類不能連通共享的數據庫通過兼容設備或軟件進行兼容化處理，對采用不同格式存儲的數據要按照標準格式進行轉換等。經過統一的數據標準，使農村公共危機數據中心與綜合數據中心能自由交換數據和數據共享；使不同領域的農村公共危機數據如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方面的數據能夠自由交換和共享；使不同層級政府部門，能自由交換和共享數據，如從鄉、縣到中央、國務院實現數據互聯互通。
2、建設適應危機管理體制的數據共享機制
一是加強農村公共危機大數據系統建設。綜合集成大數據技術、物聯網技術、云計算技術，構建完善的“大數據”+“物聯網”+“云平臺”的大數據系統。在大數據系統下，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甚至個人可以通過應用程序開放接口，可以方便地獲取并利用農村公共危機信息數據。相關政府部門應盡可能多地開放除涉及需保密或保護隱私以外的農村公共危機數據，最大可能地滿足公共危機情境下公眾的知情權，實現政府與公眾間的信息共享。特別是農村公共危機情境下，縣、鄉鎮政府應急管理信息發布部門要本著“及時、準確、透明”的原則，重點就緊急救援情況、撫恤安置情況、救濟扶助情況、救災物資與社會捐助物資的籌集、分配和使用情況等信息進行公布與共享。
二是健全農村公共危機數據共享機制實現政府部門間信息共享。主要是要構建日常危機信息交換與行動機制，如通過聯合開展公共危機防控宣傳、多部門共同構建“多員合一”的信息員隊伍、危機信息共享等方面的信息交流溝通與合作；構建危機預警會商機制，農村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及社會安全事件發生后相關部門就某一公共危機發生前兆或發生初期，通過數據共享、意見交流等進行緊急會商；構建危機處置聯席會議機制，通過危機發生后多方面信息匯總，科學處置農村公共危機；構建危機信息共享激勵約束機制，既要有完善的激勵機制，通過制度化的形式讓各部門分享信息共享所帶來的利益，又要強化相關危機管理主體的責任意識，對于進行數據封鎖與信息屏蔽、過濾危機信息、發布不實信息的人員和部門進行有力懲罰。
（五）官民合作促進大數據時代農村公共危機信息有序傳播
1、轉變危機信息傳播觀念
一是轉變危機管理的政府獨治觀念。無可否認，政府是農村公共危機處置中最權威、最核心、最強有力的力量。但是在公共危機種類多樣、危機事件頻繁發生、危機處置難度日益增大及社會時代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堅持“全能”政府“包辦”危機處置的一切工作顯得力不從心。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社情復雜的國家，一旦發生重大農村公共危機，必須打破傳統的政府對危機信息的壟斷，破除危機信息高度“保密”的誤區，通過及時公布與共享信息，調動社會各方力量共同參與危機治理。既可以消除危機事件的“神秘性”、“不確定性”等帶來的社會恐慌，穩定社會秩序，提高政府公信力，又可以廣泛調動社會力量參加公共危機治理的積極性，有效提高農村公共危機的治理績效。
二是要樹立危機信息公共服務理念。一方面，要尊重公眾的知情權，應充分認識到知情權是現代社會公眾的基本權利，公眾有權了解危機發生的狀態；另一方面，公眾有了解公共危機信息的迫切需求，政府作為公眾權力的受讓人，有義務滿足公眾需求。
三是要強化危機信息傳播責任理念。及時、準確、全面地進行危機信息傳播是各類媒介的基本責任。政府必須在第一時間公布危機狀態信息，確保危機信息的真實可靠。社會媒體和社會公眾在危機信息傳播中也要切實遵守職業操守和道德責任。
2、優化政府危機信息傳播
一是簡化危機信息傳播環節。在完善信息基礎設施的基礎上，減少相關信息的層層把關與傳遞，對于危機監測、預警及爆發信息等數據開通“信源——信息共享平臺”的信息直通車模式，確保信息在政府內部傳遞的及時性。
二是完善危機信息報告制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突發公共事件信息報告工作的意見等文件的通知》文件精神，完善可操作的危機信息報告的具體制度。主要是明確農村公共危機信息報告范圍、信息報送內容和要求、報告方式、報告時限、報告程序，明確報告責任主體和完善報告問責機制，確保危機信息報告渠道暢通和政府內部信息傳遞效率。
三是健全危機信息披露機制。一方面，要加強危機信息公開的制度建設，建立和完善危機信息發布制度、發言人制度，建設信息公開平臺，既要主動向社會公眾主動披露和推送危機信息，又方便公眾隨時查詢和了解危機信息；另一方面要細化危機信息公開目錄，要根據公眾的信息需求盡可能地制定和完善危機信息公開目錄，并用法規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使政府危機信息披露有章可循，有章必循，避免政府信息披露“打太極拳”、和“模糊化”處理。
3、引導媒體危機輿論傳播
一是引導媒體樹立正確的新聞觀和價值取向。引導各類社會媒體樹立牢固的新聞真實觀，全面客觀真實地傳遞危機信息，避免危機情境下信息傳播主觀有意“失實”和浮躁心態引起的客觀“失真”現象，堅決杜絕“危言聳聽”炒作危機“博眼球”現象；引導各類社會媒體樹立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擔當政府和公眾之間信息傳遞者的角色，既傳遞政府的危機應對舉措，又反映公眾所思所憂；引導各類社會媒體形成濃厚的人文關懷意識，在充滿苦情公共危機事件中，整個社會尤其需要人文關懷，各類媒體應在信息傳播過程中要充分注意方式、方法，盡量彰顯人性的光輝。
二是加強政府與媒體的信息溝通。加強與媒體的溝通是現代政府的基本工作，也是農村公共危機事件發生后，政府進行危機信息傳播的重要途徑。政府要主動及時將危機信息通報給各類媒體，有效利用媒體作為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溝通平臺，獲取廣大公眾對政府危機治理舉措的大力支持和深入理解。
三是完善危機輿情監測機制和輿情引導機制。以大數據為支撐，對媒體傳播的危機信息進行自動采集、分類與聚焦，全面掌握輿情演變動態，適時引導輿論發展方向。
4、提高公眾危機認知能力
一方面，要加強公眾的媒介素養教育。媒介素養就是指人們對于媒介信息的選擇、理解、質疑、評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產媒介信息的能力。[12]通過媒介素養教育培養人們對媒體本質、媒體常用的手段以及這些手段所產生的效應的認知力和判斷力，進而使廣大社會公眾能夠較為準確地研讀和判斷政府和媒體傳播的危機信息的基本內涵，優化危機信息的傳播效率。
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公眾的危機教育。要大力加強平時對公眾的危機教育，提高公眾的危機意識。主要是通過學校課堂、媒體、宣傳資料、專家講座、模擬演練等形式，加大有關危機管理法規、應急辦法等內容的宣傳教育，[13]提高公眾的危機認知、判斷和應對能力，使危機意識入腦入心。
（作者胡揚名系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教授；李濤系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2015級碩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科技管理研究》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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