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發生的最大變革是社會轉型。何謂社會轉型？對此，不同學科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和定義。筆者認為，社會轉型是民眾基本生產和生存方式所發生的深度變革。在我國當代，社會轉型表現為農耕為主導的社會向城市工商業為主導社會轉化。它有三項主要衡量指標：由農業勞動力占多數轉變為第二、三產業勞動力為主，由鄉村居民占多數轉變為城鎮居民占多數，居住載體從以傳統自然村落為主轉變為現代市鎮為主。中國當代的社會轉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之后進程加快，目前已初步實現。根據人口普查數據，2000年中國農業從業者占64.38%；2010年農業從業者降至48.23%，非農業勞動力占比超過半數。2000年鄉村人口占比63.08%，2010年減為50.22%。[1]可見，就數據指標而言，2010年中國社會處于“城鄉均衡“狀態，“轉型”初顯。居住空間構成上，城鎮已經成為多數人的生活之地。由此可見，當代社會轉型對鄉村民眾的生產、生活方式、生存空間影響最大，并在人口與家庭方面體現出來。筆者對此做一初步分析。
社會轉型與鄉村人口變動
當代社會轉型無論形式上還是實質上均表現為城市及其二三產業對大量鄉村中青年勞動力的持續吸納。到了一定階段，已走出鄉土、并在城市立足的勞動者將家眷接過去，一同生活，鄉村常住人口數量大幅度減少，村落呈現萎縮景象。
1.鄉村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的歷史回顧
就西方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看，工業革命發生之后，不同規模、形式的工廠在市鎮地區大批興建，進而促使其商業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工商業經營者對雇用勞動者的需求增大，鄉村勞動力紛紛前往謀生，社會轉型發生。
中國近代之前一直是農耕為主導的社會。多數西方國家在19世紀中葉完成了工業革命，而我國則仍以人力、手工勞動為主，農耕人口占絕大多數。不過也應看到，一戰之后至日本侵華前，中國沿海、沿江近代工商業城市有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這也為附近鄉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提供了機會。如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上海近郊鄉村即出現這種景象：工廠初設到附近地方的時候，經理派人下鄉找工人，就有人拋開農事跑進工廠，但也有人因為不習慣和不喜歡機器勞動，不久又跑回來了。許多青年人跑進城去，弄熟了，便離開工廠，加入商界。最后，工廠需要女工，在這里找了些去，于是只剩一般習于田事的老年人在家耕田。因為許多人搬進城中住，村莊便見縮小了。[2]當地較富的家庭，多半離開鄉村，搬進城市。工廠中的男工，很少在鄉村居住，因為他們要搬出去，找鄰近做事的地方居住，他們皆留著父母在家看門種田。[3]這種情形與當代鄉村非常相似。廣東的調查顯示，1933年底前后，因為谷賤絲賤，或因公路開通后大批挑夫失業，離村人數大幅度增加，平均增加20%。廣東茂名、梅縣增幅在20%上下。[4]這一發展趨向被后來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所阻止。不過也應看到，當時鄉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尚屬局部或區域現象，沒有形成全國之勢。
解放后，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我國工業建設速度加快，各地不同層級的國營企業紛紛建立，對勞動力有大量需求。鄉村青年進城、進工廠務工形成較大規模；已在城市立足的職工家屬紛紛遷移過去，非農業人口迅速擴張。而城市人口過快增長超出了當時農業提供商品糧等農副產品的能力，生活資料出現短缺。政府在1962年開始實施控制城市人口發展的策略，停建、緩建一批企業，大量職工及其家屬下放回農村。為保障農業生產進行，政府嚴禁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力出外務工和從事非農活動。可以說，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大部分時期，中國城鄉形成相對僵化的“二元”管理格局。鄉村勞動力農轉非的渠道很窄，絕大多數人的農民身份被固化。這種狀況在改革開放后逐漸改變。土地承包制的實行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生產效率提高。廣大中東部地區鄉村有限的承包土地已不敷耕種，向非農領域轉移、增加家庭收入成為農民家庭及其勞動力的主要策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非公有制經營方式首先在服務行業逐漸放開，同時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陸續展開，對體制外勞動力的需求增大；在對外開放政策推動下，沿海地區外資、合資企業迅速發展。這為鄉村勞動力向外地、向非農領域、向城鎮轉移提供了機會。
1985年后，政府逐步開始實施允許農民進城務工的政策，1990年后則出臺多項鼓勵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政策。第二、三產業因此獲得充足的人力資源，這也為鄉村勞動力增加收入創造了條件。其中一部分務工經商農民在城市立足、定居，成為新市民。至2010年，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城鎮勞動力所占比重均超過鄉村常住人口和農業勞動力，社會轉型初步實現。
中國當代社會轉型是鄉村勞動力持續前往城市就業所推動，中國全面的城市化和第二、三產業快速發展為此提供了條件。當然，鄉村農耕機械化程度提高、糧食作物單產維持在較高平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這一環境非20世紀二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所能比擬。
2.當代社會轉型與鄉村人口結構變動
中國當代社會轉型過程中鄉村中青年勞動者前往城市非農領域尋求就業機會在20世紀90年代形成全面格局和大規模之勢。值得注意的是，就多數情形而言，第一代進城務工者沉淀于城市的比例并不高，其中不少人最初前往城市務工時已經婚配、生育。客觀上早期進入城市的鄉村勞動力于建筑、道路興修等流動性較強的行業務工比例較大，不便攜帶家口。而2000年前城市中小學公共教育資源對沒有戶籍的外來務工者的子女并未真正開放，其他社會福利制度也主要針對本地居民。而這些進城務工者為降低消費支出，以只身前往為主。第一代進城務工的鄉村勞動力一年中多數時間雖在城市或非農領域勞作，但其根基仍在鄉村。
農村20世紀80、90年代出生者成年后有了更多融入城市的機會。2000年前后大中專擴招使鄉村青少年接受專業技能教育的比例大大提高，進而實現在城市就業和發展事業的愿望。未升學的鄉村初中和高中畢業生絕大多數進城務工。可以說，與父輩相比，這一代人成年后即進入城市，更能適應和融入城市社會，對鄉土生活已不太習慣，鄉村也難以為其提供理想的就業機會。
鄉村兩代勞動年齡人口離開村落前往城市就業，農耕活動主要由中老年人承擔，鄉村常住人口的老齡化水平明顯高于城市。2000年鄉村和城市老齡化水平分別為7.50%和6.67%，2010年分別為10.07%和7.68%，2015年分別為12.03%和9.16%。[5]
由此可見，中國當代鄉村人口遷移流動、分布和結構變動都與社會轉型密切相關，或者說，當代鄉村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大規模向城市遷移流動，是社會轉型出現和初步形成的主要動力。
社會轉型初期的鄉村家庭
社會轉型時代，鄉村家庭主要成員謀生方式、財富積累模式和經濟活動空間發生較大改變，這直接影響了鄉村民眾的居住方式。因而，對社會轉型時期鄉村社會的認識，離不開對家庭形態的考察。
1.鄉村家庭的不完整性增多
正如前言，鄉村已婚青年、中年勞動力長期出外務工，未成年人、老年人留在家鄉，常住成員的生活單位因此而不完整，家庭的功能發揮受到限制。在勞動力流出比例高的地區這一現象更為突出。
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鄉村中有成員出外超過半年的家庭戶比例占30%，各省級單位有高低之別，其中超過45%的省份有貴州（49.74%）、廣西（47.81%）、重慶（46.65%）、安徽（43.11%）、福建（42.53）、廣東（41.53）。[6]這直接增大了勞動力流出地不完整家庭的構成，如重慶市單親家庭、隔代家庭、單人戶、殘缺家庭之和占39.58%，安徽這三類家庭之和30.07%，貴州為29.99%。這些家庭父母在未成年人撫育中的作用缺失，由中老年祖父母承擔，親情溝通受限，進而會對兒童教育及心理狀態產生負面影響。而生活自理能力降低的老年父母因子女常年出外務工，不得不自我照料。
2.“小”“大”趨向并存
鄉村家庭在20世紀中期即出現核心化趨向。根據人口普查數據，1982年核心家庭達到67.95%，1990年上升至69.88%，達到最高水平；2000年則下降為66.27%，2010年再降至57.02%。而夫婦二人組成的家庭從1982年占4.54%，2010年提高至16.73%；單人戶由1982年的7.47%上升為2010年的11.79%。這兩類小家庭合計構成由1982年的12.01%增長為2010年的28.52%。從家庭戶的代數構成上看也有這種表現，2000年一代戶占18.21%，2010年為29.77%，2015年為30.57%。[7]一代戶的主體是夫婦家庭和單人戶。這些數據表明，盡管2000年及之后鄉村家庭核心化的趨向發生逆轉，但其小型化狀態并未改變。
與此同時，鄉村以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為代表的“大”家庭也出現增長趨向。在傳統時代，一般將兩個及以上已婚兄弟不分家與父母同居共爨視為大家庭。而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類家庭已經很少，1982年以來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鄉村這類家庭不足1%。因而，可將父母同一個已婚子女、媳婿及孫子女（少數包含已婚孫子女及曾孫子女）視為當代鄉村大家庭的代表類型。1982年其所占比例為18.11%，2010年升至21.17%。若從家庭戶的代數構成上看更為明顯，2000年為22.07%，2010年為22.69%，2015年為24.36%。[8]多代家庭出現的增長變動說明社會轉型時期鄉村家庭變動具有多樣性。
那么，鄉村家庭的這兩種趨向由什么因素所導致？在我看來，“小”趨向與農村中老年人獨居增多有關。而這背后的因素則是子女構成、就業方式發生變化。我們知道，20世紀70年代初，以晚、稀、少為目標的計劃生育政策在鄉村推行，它有效地抑制了多胎生育。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實施，但在鄉村貫徹阻力大，政府做出讓步，其中中西部鄉村實行二胎政策地區較多。可以這樣說，盡管獨生子女政策在多數鄉村難以被接受，但多數人接受了少育要求（鄉村實行二胎加間隔等做法），3個及以上多胎生育比例大大降低。2000年之后，這些子女逐漸長大，或出外上學，或前往外地就業。與多子女父母相比，少子女的中年父母“空巢”居住概率增大，這是鄉村家庭變“小”的一個因素。與此同時，少育夫婦中只有一個兒子的比例增大。在鄉村男娶女嫁模式依然占主導的環境下，一子一女或一子多女也往往被視為“獨子”，其婚后與父母組成直系家庭的可能性更高。社會轉型時代，青年子代夫婦與中年或低齡老年父母合作持家的必要性增加：子代夫婦出外務工，親代夫婦在家料理家務，照看孫子女，并耕種所承包的土地。當代鄉村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得到維系并增加與這種環境有密切關系。而夫婦家庭增加的另一因素是老年人獨居增多。目前鄉村7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與60歲左右者不同，他們中多子比例較高，其與一個已婚兒子長期組成同爨單位雖有，卻是少數，更多的多子老年夫婦單獨生活；生活自理能力降低者，特別是喪偶且自理能力較低的老年父母，則可能采用在諸個兒子家輪流吃住的做法。也應看到，鄉村老年單人戶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3.包含老年人的家庭戶上升
社會轉型時期，鄉村有更多的老年人沉淀下來，多數老年人又以居家養老為主，這使鄉村包含老年人的家庭戶明顯上升。 2000年鄉村和城市包含65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戶占比分別為22.02%和17.33%，2010年分別為25.95%和17.21%，2015年分別為29.73%和21.10%。[9]而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與老年人單獨立戶增加有關。這不僅是一個家庭問題，也是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
當然，鄉村家庭的上述表現在地區之間也有差異。本地經濟條件相對落后的中西部鄉村，特別是本地缺少非農就業機會的山區、丘陵地區，青年、中年勞動力以外出務工為主，其不完整家庭所占比例相對較高；而靠近大中城市和區域經濟發展較好的鄉村，勞動力以就近務工為主，其三代及以上家庭則會形成并得以維系。
社會轉型初期的鄉村代際關系
目前鄉村社會盡管處于轉型之中，但也應看到，它尚處于社會轉型的初期。轉型初期，鄉村家庭的代際關系具有“傳統”與“現代”并存的表現。
筆者認為，完整的代際關系包括義務、責任、權利、交換和情感關系，我們從這些方面進行考察。
就當代來看，義務和責任型代際關系的一些內容在城市社會已經弱化或僅存形式，但在鄉村卻依然保持著。
不過，與傳統農業社會不同，在社會轉型時代，由于子代多在非農領域就業，其收入水平高于仍以農耕為主的老年親代，兩者對經濟資源的支配能力出現差異，進而影響彼此的家庭地位。盡管法律和鄉土慣習之下，多數子代履行了對老年親代的贍養和照料義務，但應該承認目前鄉村子代對親代贍養和照料的盡心程度大大將降低，應付成分增多。為了盡可能將依賴子女贍養的時間推后，目前鄉村有較高比例的老年人通過耕作和其他非農經濟活動所獲收入自養。根據人口普查顯示，2010年全國鄉村65歲及以上老年人中靠勞動自養者占28.26%，主要靠子女等家庭成員供養的比例占59.31%。
在責任方面，親代為子代（主要是兒子）提供完婚的物質條件仍是一項重要使命。其中住房建造基本上由親代承擔。就目前看，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鄉村青年結婚時在家鄉附近縣城或中等城市買房的做法逐漸增加，父母是購房費用的主要提供者。在傳統時代，代際關系中子代的主要責任是傳嗣、為去世父母治喪和祭祀去世先人。這些責任在鄉村社會已經弱化。不過對男系傳承的重視程度明顯高于城市。鄉土社會中，無子便意味著本支嗣續的中斷，將男系血脈延續下去是民眾的理想和追求。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前，嚴格的人口控制生育政策尚未實施，多數家庭能夠實現有男嗣的目標。生育控制政策實施后，一些夫婦少育或自然生育之下難以實現兒女雙全或至少有一個兒子的愿望，因而出現妊娠期間性別選擇性流產的做法。鄉村出生嬰兒性別比偏高與此有很大關系。男嗣傳承意識依然濃厚是中國鄉村尚處于轉型初期的一個例證。這種情形在中西部鄉村更為突出一些。
代際之間財產繼承主要是子代對親代積累財產的繼承。正如前言，子代結婚時父母已將所積累的主要資產通過自建、購買婚房轉移到其名下。至親代年老，其有價值的財產數量有限。鄉村老年親代家庭地位降低與此有很大關系。
在交換關系上，前面已經談及，青年子代結婚、生育之后因出外務工，對中年和低齡老年父母幫助其料理家務、照看小孩有較大需求。不過，與傳統時代不同，即使青年子代與中年父母同居共爨，子代收入甚至高于親代，但其對家庭日常生活消費的貢獻卻有限，甚至可以說親代是這種三代家庭生活資料的主要提供者、購買者，子代是同爨生活
的受益者。若付出較多的親代在年老、生活自理能力降低后能獲得子代夫婦更多的贍養和照料，親子交換關系才是完整的。
在情感關系上，社會轉型過程中，鄉村更多家庭的親子分處城鄉兩地，特別是年幼子女和老年父母留守鄉村，出外務工的中青年人受制于交通、假期等因素，回家探視并不頻繁。雖然可通過通訊方式加以彌補，但這不足于替代深層的情感溝通。另外，筆者認為，鄉村親子情感關系受損之處還表現在老年親代被子代關照的及時性欠缺，尊重不夠。即使親子都在同村居住也有這種表現。
可見，社會轉型時代，鄉村代際關系既有正向變化，也有負向表現。若負向表現弱化了功能性代際關系，則需加強替代性制度建設（如提高鄉村社會養老保障水平等）。同時也有必要采取外部措施，引導民眾改變一些現有做法，如矯正親代積累的財產被過早轉移給子代或親代用于養老的資源被子代提前消費等。
社會轉型與鄉村人口、家庭未來變動
鄉村社會的形成和維系與農耕生產密切相關。這一時期，土地生產物不僅是人們生活資料的基本來源，而且土地耕作是多數勞動力就業所在。當土地和農耕是人們生存和就業的承載體和基礎時，鄉土聚落便會形成并長期保持。
而在當代第二、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和城市化過程中，有限的人均土地耕作已不能提高鄉村勞動者的收入，向非農領域尋求就業機會成為必然，社會轉型便會發生。未來這一趨向會被繼續推進，鄉村人口、鄉村聚落將進一步萎縮，一部分農耕條件惡劣之地的村落則會逐漸消失。
整體而言，現階段中國鄉村尚處于社會轉型初期，其人口遷移流動、家庭結構變動也會有不同。可以說，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不僅鄉、城二元模式仍會存在，而且鄉村自身也有不同演變路徑。在城市化過程中，那些靠近城市的村莊因住宅區開發、基礎設施建設被拆除，耕地被占用，村民獲得補償，并整體轉化城市人口，其家庭模式往往與當地城市具有趨同之處。離城市和核心經濟區較近的村莊，多數勞動力就近進入工廠工作，避免離鄉背井，村民的家庭生活和形態不僅保持了完整性，而且多代同居格局得以維系甚至增長。距離城市和核心經濟區較遠的地區，特別是中西部丘陵、山區，勞動力不僅外出務工，而且村莊及所附著其上的住宅對其生存價值降低，呈現破敗之勢，乃至荒蕪。對其中的老年人來說，或者難以改變固有生活習慣，或沒有能力和條件離開鄉土，客觀上成為村落的守護者。當然，在村民普遍接受的前提下，通過適度整合、集中的方式建新村、新鎮也是一個選項，但不能急于求成。應該承認，上述三種情形在不同區域之間也有差異。
需要注意的是，當代社會轉型具有不可逆轉性，但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短暫的事件，將影響鄉村數代人。在我們這樣一個區域廣大且經濟水平有較大差異的國家，社會轉型過程中會出現前所未有的問題，需要研究者深入觀察，提出有針對性的化解之道。
綜合以上，當代社會轉型時期，鄉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成為趨向，鄉村家庭不完整形態增多，鄉村人口老齡化程度提高，代際關系則有傳統和現代兩種表現。盡管當代鄉村因區位不同，其民眾生存狀態和村莊面貌有別，但就整體而言，鄉村人口萎縮的趨向難以改變。政府和社會組織所要做的是，努力降低鄉村民眾對社會轉型的不適應，盡可能減少社會轉型對民眾家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利用公共力量為社會轉型中的弱勢者及其家庭提供有效幫助，進而使更多人從社會轉型中獲益。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王躍生，男，1959年生。1987年開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工作（后更名為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現為該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制度人口學、歷史人口學和家庭人口學。1996年至1997年在瑞士蘇黎世大學作訪問學者，2003年至2004年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作訪問學者。出版有《社會變革與婚姻家庭變動—20世紀30-90年代的冀南農村》、《中國當代家庭結構變動分析》、《制度與人口—以中國歷史和現實為基礎的分析》、《當代農村家庭生命周期變動分析》、《社會轉型初期家庭結構和代際關系變動研究》等專著。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紫金傳媒智庫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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