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治社會學的檢審
[摘要]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加大縣域政治生態的治理力度，我國縣域政治生態惡化的趨勢得以遏制且不斷得到優化。但是，我國縣域政治生態仍然存在許多痼疾，如縣域干群關系有待進一步改善、隱形及小微貪腐現象依舊存在、官場中的“裙帶關系”一定時期仍然發揮作用等，嚴重影響著黨和政府的公信力，阻礙著政治領域改革的深化。優化縣域政治生態，需要強化縣委的領導核心作用、重塑公職人員與民眾的角色、強化制度建設、發展積極健康的政治文化，進而為推進縣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重要支撐。
[關鍵詞]縣域政治生態；痼疾；成因分析；優化路徑
一、問題的提出
縣域政治生態研究，是基于縣域政治生態建設這一現實生活實踐問題而提出的一個新研究課題。從宏觀的國家層面而言，縣域政治生態建設是隨著全面從嚴治黨重大戰略部署做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的推進而開始進入學術視域的：“從學術史的角度說，‘縣域政治生態’也是學術研究中的一個新命題。自秦朝設置‘郡縣’制度以來，‘縣’或‘縣域’就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個概念存在于日常生活和學術話語系統中。”[1]從政策網絡理論看，“縣域”是國家整體治理中的一個重點節點。隨著“省管縣”、全面從嚴治黨及《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改革試點、推進、實施，“縣域”層面的善治取向亦必將提上國家議程。‘縣域政治生態’就是基于這種現實考量而提出的一個新學術語。
在當代中國國家政權體系中，縣級政權是國家政權結構的重要構成單元，縣政或縣域政治是整個國家政治運作體系的關鍵節點、基層樞紐。縣域社會治理涉及中央與地方、國家與社會、城市與鄉村等一系列的國家治理關系。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推進縣域治理改革，完善縣域治理功能，已成為一項重大議程。而縣域政治生態是縣域社會治理的土壤和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曾說：“一個地方要實現政通人和、安定有序，必須有良好政治生態。”[2]在推進縣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同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等的存在形塑了不同的縣域政治生態環境，但究竟哪些為縣域政治生態優化過程中存在的痼疾？而這些痼疾的存在如何影響縣域社會的整體治理？又該如何鏟除這些痼疾？等等，自然需要回應和解釋上述問題，顯然非本文所能全部勝任。在借鑒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嘗試采用另一種視角即政治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是研究“社會與政治之間的互動關系，政治權威的產生及其對社會的影響”的一門科學——視閾來探究縣域政治生態痼疾的成因及可能造成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優化路徑。
二、當前我國縣域政治生態的痼疾
201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首提“政治生態”，自此，“政治生態”開始從里面走向明面。在中央的指導下，地方重拳出擊整治縣域內政治生態。經過4年多的治理，縣域政治生態惡化的趨勢得以遏制，并逐步趨于優化。但是，縣域政治生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其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就目前來說，縣域政治生態仍然存在許多痼疾。
（一）縣域干群關系有待進一步改善
現代性的展開不僅是社會秩序的重構過程，也是人心秩序的重構過程。實際上，它們是同一社會歷史變遷進程的“表”“里”兩面。這一進程所展示出的大規模的危機、沖突、斗爭甚至是戰爭，不僅是社會結構失衡的表現，更是人類心理結構失衡的表現。這種失衡引發了不同階層、年齡、職業等的人群的不同反應。[3]經濟發展、有序的社會流動、自由結社、社會主體之間關系融洽等社會發展的要素是民主成長和成熟的必備條件。這些要素給人們帶來富足的生活、安全感、開闊的視野、妥協的藝術等，同時，因為社會轉型、價值多元、利益分化等的存在，民主成長的過程也充滿了干擾變量，其中干群關系的緊張影響了民主成長。
干群關系是衡量政治生態的晴雨表，也是衡量政府是否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值得信賴的表現形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已有20多年，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的同時，也對干群關系產生了深刻影響。一方面，在發展地方經濟和“壓力型體制”的雙重驅動下，形成了政府官員諸如“唯GDP論英雄”的政績觀、 “唯利是圖”的金錢觀、“穩定壓倒一切”的維穩觀、“擺平就是能力”的錯誤認識等。正是這些有失偏頗、甚至錯誤的認知，導致了工作、生活中各種丑態的出現，如強制拆遷、暴力征地、挪用公款、假公濟私、錢色交易、貪污腐敗，等等。這些事件的頻發不僅使公共權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質疑，而且極大地損害了群眾的切身利益，導致黨在革命年代建立的干群信任關系日趨惡化，逐漸瓦解。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群眾的自利意識和權利意識明顯增強。當政府的行為使群眾的“權益”受損，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進行維權，動用“弱者的武器”，而又由于自身政治素養低、政府回應性差、處理方式簡單粗暴等，致使原本大多只帶有民事色彩的個體性事件逐漸演變為官民沖突的群體性事件，加之互聯網、新媒體的推波助瀾，最終引起軒然大波，一次次將地方政府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如近年來，相繼發生的“6.28甕安事件”、“7.2什邡宏達鉬銅項目事件”、“10.17瀘州龍馬潭區群體事件”，等等，既激化了政府與民眾的矛盾，也是縣域干群關系惡化的表現。
（二）隱形、小微貪腐現象依舊存在
服從權威的理由是根植于權威得以確立的基礎之中。在現代社會，權力的根基在于法律的合理合法，與之相對應，要求政府官員的行為也必須合情合理合規合矩。然而，在社會轉型期，法律本身還難以得到遵守或居于支配地位，它必須還要有一套有助于法律實施和執行的行政機構，[4]而公職人員對法律的認識和尊重程度將影響法律實施的成效。
縣域社會及其治理具有雙重性——縣域社會的開放性與封閉性并存，血緣關系和業緣關系同在，鄉土性和現代性交織。正是由于縣域社會及其治理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在縣域范圍內開展反腐敗斗爭的艱巨性、復雜性。但是，腐敗是社會的毒瘤，嚴重侵蝕社會的機體，急需遏制和鏟除。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對腐敗行為采取零容忍的態度，反腐局面呈現較好態勢：顯性層面腐敗減少、高層腐敗勢頭減弱、塌方式腐敗約束強化、反腐取得較好成果。但是，從目前看，腐敗問題并未從根本上解決，縣域隱形腐敗現象較為突出。而地方、基層腐敗直接侵犯人民群眾的利益，更容易暴露在人民群眾的視野中，因此，這類腐敗更為人民群眾所深惡痛絕。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認為，在某些高度現代化社會里，“腐化風卻在低層級官員中間刮得最盛，從政治或官僚的臺階往下看，越往低層腐化行為越加頻繁。”[5] 當前，我國正處于快速推進現代化階段，某些縣域已經步入現代化。但同時，這一階段也是縣域官員腐敗的密集期、高發期。近年來，黨本著“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原則，一大批基層腐敗的黨員干部被查處，在民眾拍案叫好的同時，也不得不引發我們對當前基層腐敗嚴重實情的思考。據統計，十八大以來，6.3萬名縣處級干部被立案審查，114.3萬名鄉科級干部、55.4萬名農村黨員干部被處分。其中，僅2016年，全國就有39.4萬名鄉科級及以下干部被處分，較2015年增長24%，其中處分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7.4萬人，較2015年增長12%。[6]這些腐敗的黨員干部不僅辜負了黨的信任，也消耗著黨同人民群眾根植的深厚感情。因此，對黨來說，基層反腐的擔子依然沉重。
（三）官場中的“裙帶關系”一定時期仍然發揮作用
政府失靈并不僅僅在于公共產品供給過度、政治領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部門工作低效率、預算擴大與濫用，還在于針對資源配置的偏差進行了不適當的調節。危險的是，當那些既得利益者從規則中尋求“制度租金”或者超額利潤時，政府的規則往往變為他們侵占“制度租金”的工具。
在縣域社會中，“制度租金”更多地呈現為一種“尋租”“裙帶關系”。“裙帶關系”是我國官場中比較典型的現象，意指利用姻親關系相互勾結攀援的一種政治關系。[7]在我國縣域社會中，權力的文化網絡廣泛存在，主要表現為：一是“裙帶關系”亞文化存在已久，影響深遠。從氏族公社時期一直延續到現在，塑造了為子女、親戚、朋友等安排官職的傳統。二是權力崇拜文化長期存在。古代“學而優則仕”的情結影響至今，許多人擠破頭皮都想進入“體制”，而進入“體制”的人又想將自己的親戚、親信、與自己有特殊利益關系的人拉進“體制”，這就在無形中形成了以最高權力者為中心的“裙帶關系”網。三是小的“利益集團”交叉重疊，關系網絡錯綜復雜，非正式關系網絡對政治秩序構成威脅。其主要表現是不少黨員干部已不再相信黨組織的權威，而是依賴地方上構建起來的各種非正式關系網絡。這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網絡對“選官用人”的正式程序勢必造成干擾，如各種“宗族聚會”“同鄉聚會”“同學聚會”“戰友聚會”“師門聚會”[8]等，就是“裙帶關系”典型的體現。
對此，馮軍旗博士、樊紅敏博士分別在論著《中縣干部》《縣域政治：權力實踐與日常秩序》中均有論述。“裙帶關系”是一種非正式化、非制度化的關系網絡。雖然很多政府官員都有意避開談及，但這種現象在縣域政治權力結構中并不少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縣域政治生態惡化的誘因。此外，“裙帶關系”阻礙了沒有“關系”背景的人進入“體制”或者升遷的道路。因此，這也是一種典型的社會排斥。正如諾貝爾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所說：“社會排斥思想的真正意義在于強調了關系特征所能引起的能力剝奪以及貧困。”[9]若是這種“裙帶關系”得不到有效根除，必將不利于形成風清氣正的用人環境，不利于人才活力的有效激發，更不利于地方政治民主化的發展。
（四）官場“潛規則”偶有復蘇之勢
所謂潛規則，是指看不見的、沒有明文規定的、約定俗成的，但又是被廣泛認同，而且現實生活中很流行的一種規則。根據我國《公務員法》的規定，官員升遷的標準是“德、能、勤、績、廉”。當前，在部分縣域，這一標準已經變質，褪變為“禮的輕重”、“男的獻金，女的獻身”等。當黨員干部的升遷觀念從正常渠道轉向送禮捷徑，潛規則就已經產生。所謂“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就是真實寫照。實際上，不僅官員的升遷標準有潛規則，而且官員錄用、考評、獎懲、為官之道等都有潛規則，潛規則就像一張看不見的網籠罩在縣域官場之上。如在項目建設上，縣域大項目建設需要資金支撐，除了通過市場化途徑，如銀行貸款、PPP、政府債券等來解決外，還有就是找分管部門或上級政府，跑“部”進“廳”來獲得；地位獲得中的“打點”策略行動；權力運作的幕后“活動”空間[10]等。
官場潛規則作為一種隱性和非正式的官場規則，危害極大，主要表現在：首先，扭曲官員的“三觀”。官場潛規則提倡一種非制度性的行為方式，而這種行為方式與顯性規則相悖，當官員采用潛規則來決策、行動時，他的“三觀”已經發生扭曲。其次，破壞顯性規則。潛規則的盛行，勢必對顯性規則的制度基礎造成沖擊，也會挑戰《憲法》的權威、質疑《行政法》《公務員法》等的合理合法性，誘使法律、正式制度、政策等發生變遷，偏離既定的價值目標。最后，腐蝕縣域政治生態。官場潛規則實際上是一種腐朽的政治規則，導致官員“投機取巧、蠅營狗茍”，也會助長腐敗行為，腐蝕政治生態。在某種程度上，官場潛規則是誤黨誤國的癌細胞。癌細胞不徹底消除，黨和政府的肌體就難以健康生存和發展。[11]
三、我國縣域政治生態痼疾形成的原因
政治生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主要由用人環境、輿論環境、政策環境、法治環境等構成，涉及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和防腐倡廉建設等，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都會影響整個生態系統機能的發揮。縣域腐敗案件頻發、“關系運作”廣泛存在、跑“部”進“廳”時有發生等，表明縣域政治生態不佳或趨于惡化，構成縣域政治生態優化的“痼疾”，導致這些痼疾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縣委的領導核心作用有待進一步加強
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12]革命和建設年代的經驗表明，社會主義事業能不能成功，關鍵在于黨的領導核心作用。而縣域領導責任的承擔者就是縣委。然而實際上，黨不管黨的現象在部分縣域相當嚴重，表現為縣委“重經濟建設、輕黨建工作”，一些縣經濟發展上去了，許許多多的黨員干部在經濟發展的洪流中迷失自我，觸犯黨紀國法，最后鋃鐺入獄。2014年10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指出，“不管黨、不抓黨就有可能出問題甚至出大問題，結果不只是黨的事業不能成功，還有亡黨亡國的危險。”[13] 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就是蘇聯共產黨缺乏對黨員干部的有效管理，導致黨發生退變，最終失去了領導核心地位，進而被蘇聯人民所拋棄。其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黨的領導核心地位不是靠上帝賦予，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要靠廣大黨員干部積極向黨靠攏，凝心聚力為黨的事業而努力奮斗。縣委書記“一把手”是縣委的領導核心，但現行領導體制存在一些缺陷：從制度安排看，黨組織內部權力結構還不夠科學；從制度落實看，許多黨內規章制度缺乏可操作性，造成了黨內“一把手”體制的形成。[14]這些致使縣委及縣委書記權力難以規范與制約，領導核心作用難以發揮。
（二）公職人員與人民群眾的角色錯位有待矯正
政府“治理”（Governance）涵義與傳統政府“統治”（Government）概念內涵具有實質性不同，這表明政府管理經濟社會的理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就要求政府公職人員轉變角色，不斷調試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主體之間的關系，扮演好角色不發生錯位。而角色錯位是指角色扮演者的實際表現與社會、群體、組織、他人的期待和要求不相符合的行為。我國政府公職人員的辦事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在應然的情形下是人民的公仆，這是黨在革命年代就已經樹立起來的宗旨，指導著一代又一代的共產黨人扎根于人民群眾中，將黨和人民群眾始終聯系在一起。同時，新公共服務理念要求：公職人員日益重要的角色就是要幫助公民表達并滿足他們共同的利益需求，而不是試圖通過控制或“掌舵”使社會朝著新的方向發展；公職人員必須致力于建立集體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觀念，這個目標不是要在個人選擇的驅使下找到快速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要創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責任；為公民服務，而不是顧客服務[15]。但是今天，我們部分共產黨人已經逐漸背棄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完全背離了新公共服務理念，將自己與人民群眾的角色顛倒，將個人利益凌駕于人民的利益之上，封建官僚之風盛行，引發群眾嚴重不滿。當然，我國曾經歷過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臣民文化根深蒂固，再加之接受“民主洗禮”的時間較晚，導致多數民眾缺乏“公民意識”和“主人翁精神”，在很多時候，民眾潛意識的將自己置于公職人員之下。再者，公職人員享有權力、地位、聲譽等資源優勢，在與民眾打交道過程中，天然的占有優勢。故此，公權行使不合理、公權侵犯私權、公職人員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角色錯位進一步加劇。
（三）保障縣域政治生態的有效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
制度本質上是一種行為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政治制度軟弱，社會缺乏能力去抑制過分的個人或地區性的欲望。[16] 我國相繼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但這些制度規則是從宏觀層面來規范公職人員和黨員干部的行為，缺乏微觀層面的規范，精細化程度不夠，缺乏可操作性。首先，從反腐防腐的制度看，制約縣委書記“一把手”權力的制度存在殘缺。縣委書記掌握著重大決策的拍板權、人事調整的組織權、各職能部門的領導權，權力相當大，而“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地導致腐敗。”[17]現實中，縣域“一把手”專橫與霸道的現象相當嚴重。在個別縣域，縣委書記成了“土皇帝”，在其所管轄的區域內幾乎沒有任何可以制約他的力量。[18] 基本不受約束的權力為“一把手”腐敗提供了現實可能，為制度不完善則提供了尋租空間。其次，權力行使缺乏監督約束。當前，縣域政治結構中監督制度建設乏力——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難、下級監督不敢、內部監督太軟，特別是外部監督中的社會監督——分散，這就使得權力行使無所顧忌，“某些腐敗的‘一把手’為便利以權謀私，往往在加強領導的名義下，將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集于一身，從而使各種監督機制難于發揮應有的作用。”[19] 而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并不能使他們受到應有的制約、制衡甚或制裁。再次，約束“裙帶關系”的制度欠缺。《公務員法》規定進入公務員系統的人必須經過考試，這就極大的削弱了“裙帶關系”的基礎。但是，通過了公務員考試的人同樣構成了“裙帶關系”的基礎，而制度卻沒有對此做出詳細規定。最后，治理官場潛規則的顯性制度缺位。潛規則盛行是顯性規則軟弱的表現，表明顯性規則無法對潛規則做出有效回應，如常常說“能夠進得了體制，但融入不了圈子”，這再次說明官場“潛規則”“圈子文化”的存在。
凈化縣域政治生態的文化有待進一步培育
政治文化是一定歷史時期社會上流行的人們的政治態度、政治信仰、政治感情和政治價值的總稱。[20]實踐證明，政治文化可以規范政府官員的行為，而且，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態具有邏輯關系，兩者可以相互影響。當前，盡管黨也重視政治文化的建設，也鼓勵先進的政治文化的發展，但是我國的政治文化建設進程緩慢，滯后于實際需要。一是廉潔從政的文化尚未形成。受封建官僚腐朽文化的影響，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較為嚴重。黨員干部在任職期間，大搞謀取私利、利益尋租、權錢交易等行為，最終受到黨紀法規的制裁，可實際上，仔細觀察他們的為官之路，這些黨員干部并非一開始就是腐敗之徒，而是受到整個官場的文化風氣的侵蝕而逐漸墮落。這種風氣若是得不到凈化，將很難實現黨風、政風帶動社風局面的形成。二是全民監督的文化建設緩慢。當前，我國的監督制度漸趨完善，但社會監督仍然是短板，導致監督主體缺乏多元化。究其原因，不僅是社會監督的效力不夠，而且還在于缺乏全民監督的文化，致使群眾、網絡、媒體等監督主體缺乏監督的積極性。三是法治文化建設滯后。當前，社會上流行的人情文化、關系文化導致許多人辦事找關系、走后門，不僅助長了權力尋租、權錢交易、潛規則等不良風氣，而且嚴重阻礙著我國法治文化的建設進程。由于缺乏積極的政治文化的正向引導，縣域政治生態逐漸惡化，導致許多黨員干部在利益、欲望的洪流中迷失方向。
四、優化我國縣域政治生態的路徑
現代政治過程就是在一致與沖突、共識與分歧之間尋求平衡的過程。[21]當然，縣域政治生態治理也不例外，需要在實踐中強化認識，分歧中凝聚共識，理論上進行創新。縣域政治生態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點和難點之一，需要在現代政治過程中不斷的汲取政治生態文明的優秀成果，凝聚縣域政治生態治理共識。同時，也需要從當前縣域治理的實際出發，探尋優化縣域政治生態的路徑。為此，我們要從黨的執政地位，政府官員角色，制度建設保障，政治文化培育等方面著手，堅持縣域善治理念，努力探尋縣域政治生態優化路徑。
（一）堅持黨要管黨的基本原則，落實縣委的領導核心責任
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推進黨的建設的科學化，不僅僅是當前黨的建設的明確目標，同時也是對執政黨建設的基本要求。而如何提高黨的領導水平與執政能力？毫無疑問，首先要加強黨自身的建設，力求做到“黨要管黨”。“黨要管黨”是當前形勢賦予黨的責任，也是提升黨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內在要求。縣域管黨在于縣委，關鍵是縣委要落實領導核心責任。一是縣委要以黨紀黨規規范縣域黨員干部的行為，在紀律上管黨。黨紀黨規是黨員干部的行為準繩，縣委要身先垂范，帶頭遵守黨紀黨規，對違反黨紀黨規的黨員干部應給予相應的懲罰。二是縣委要認真組織學習習近平同志的系列講話，在思想上管黨。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圍繞治黨發表了一系列講話，觀點新穎，剖析到位，對黨的建設具有指導性意義，縣委要帶頭學習，然后組織全縣黨員干部集中學習，使黨員干部的思想始終跟著黨走。三是縣委要做好人事調整工作，在組織上管黨。縣委應樹立正確的選人用人導向，提拔一批想干事、會干事、干實事、辦好事的黨員干部到合適的崗位上，杜絕部分黨員干部帶病上崗，履行好用人權，在組織上牢牢管好黨員干部。四是縣委要用好決策權，在政治上管好黨。縣委要對全縣工作進行全面領導，即對縣域經濟、政治、文化等工作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其關鍵在于用好決策權，提高決策的科學化、系統化水平，使黨員干部與縣委保持一致。
（二）重塑政府官員角色，培育人民群眾的主人翁精神
重塑角色是政府官員回歸應然的前提，也是人民群眾培育主人翁意識的內在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由起基礎性作用向決定性作用的轉變，表明市場經濟這一新的定位不僅僅是一種提法亦或理念，更會引起經濟社會各方面的變化。當然，也意味著政府官員要更新傳統的行政理念、轉變執政方式、創新治理手段、優化治理機制，進而發揮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建設、文化培育、生態保護等中的引導、協調、服務角色。正是這種內外雙重驅動的存在，要求政府官員重塑角色：一是建設服務型政府、塑造服務型公職人員。自古以來，官民是不平等的，即使在民主政治蓬勃發展的今天，實際上，這種不平等始終并未消除，因此，官民之間的矛盾也一直存在于人類的發展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現在，就一直致力于消除官民矛盾，建設服務型政黨。早在1944年，毛澤東同志在紀念張思德同志的追悼會上就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后來這一理念被確定為黨和政府的工作宗旨。但是，“為人民服務”不僅僅是口號，更應該內化為政府官員的行動準則和目標。因此，建設服務型政府與塑造服務型公職人員是一項重要的事業，必須以前者影響后者，后者來推動前者。二是轉變執政理念，培育富有主人翁精神的人民群眾。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22]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發揮人民群眾巨大能動作用的前提是培育主人翁精神。一方面應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即尊重人民群眾享有的各項政治權利，并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另一方面是加大“主人翁”精神的宣傳和教育，使他們清楚自己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政府官員自身建設不是目的，更為重要的是要通過政府的工作，凝聚人心，匯聚民意（王長江，2017），推動縣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說到底，就是要把人民群眾認同不認同、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黨政工作的標準，提高政府的合法性。為此，需要大力推進基層協商民主的發展，通過培育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拓寬公民的參與渠道，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促進決策科學，進而提升縣域社會治理的組織化程度和水平。
（三）強化制度建設，為縣域政治生態提供制度保障
治理縣域政治生態，關鍵在于保證制度的有效供給。首先，應強化反腐防腐的制度措施。一是約束縣域“一把手”的制度應到位。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發揚黨內民主，形成對“一把手”權力的制約，減少權力行使過程中的專橫、霸道，削弱“一把手”腐敗的權力基礎，使其不能腐敗。二是加強監督、懲處制度體系建設。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重視監督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社會監督，培育更多的監督主體，將政府官員的工作置于全面的監督之下。健全腐敗懲處制度，據報道，日本某位部長因用公務卡支付了3000元的個人消費而被免職，可以看出，日本對待腐敗采取“零容忍”的態度，這為我們提供了懲治腐敗的經驗，因此，對待腐敗，不能心慈手軟，必須給予重懲，使其不敢腐敗。其次，要完善裙帶關系的治理制度。一是堅持《公務員法》對公務員錄用的規定，嚴格落實和遵循公務員的準入標準。二是健全公務員的晉升、交流制度，嚴格考察公務員的關系網絡，對有親屬關系的公務員，應通過交流制度實現不同的地域與系統任職。再者，完善消除潛規則的制度，鏟除潛規則存在的社會土壤。一是完善各項法律法規和黨紀條令，法律法規和黨紀條令是黨員干部的行為準則，也是黨員干部的行為底線，必須注重精細化與規范化建設，讓法律法規和黨紀條令覆蓋黨員干部行為的更大范圍，壓縮潛規則的空間。二是完善黨務政務公開制度。只有將政務黨務公開，才會更好的接受社會的監督，潛規則生存的空間才會縮小。最后，提高公職人員的福利待遇。基層工作具有復雜性、多樣性、瑣碎性和群眾性等特點，這要求政府官員待人要“親民”，出臺政策要“接地氣”，實施政策要“以人為本”。讓公職人員扎根基層，甘于奉獻，杜絕腐敗，一方面要改進和完善基層工職人員的職務晉升、績效考核與獎懲等制度，激發人才活力，打通晉升通道；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高公職人員的工資、福利等待遇，使其不用腐敗。
培育積極的政治文化，為縣域政治生態提供文化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要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不斷培育政治生態的土壤。這一論述強調了政治文化對政治生態的重要影響，其要義也就是要培育積極的政治文化。一是加快廉潔從政的文化建設。應以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精神為指導，通過群眾教育實踐活動和理想信念教育實踐活動，糾正黨員干部的“三觀”，堅定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積極營造廉潔從政的文化氛圍。二是培育全民監督的政治文化。現階段，民眾對黨員干部行為的監督缺乏積極性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要改變這種現狀，首先要對民眾進行監督動員，如黨員群體、普通民眾、社會媒體等，通過宣傳、培訓與引導，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其次在動員的基礎上，培育民眾積極的監督精神，讓動員監督轉變為自覺監督；再次，應樹立社會監督典型，通過社會監督成果的及時通報，弘揚積極監督的風氣，促進全社會形成一種積極監督的文化氛圍。三是強化法治文化建設。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對建設法治文化具有深遠的意義。建設法治文化，核心是“全民守法、公正執法、依法用法”，其一，應向社會普及法律知識和宣傳法治理念，引導民眾采取法律途徑來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其二，執法人員在執法用法時應堅持公正、客觀、合法的原則，力求執法帶來最公正的結果。
總之，縣域政治生態關乎基層黨員干部的從政環境，也關乎黨在基層的形象，更關系著縣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當然，縣域政治生態的凈化是多舉措推動的結果，盡管目前已取得重大成效，但由于縣域政治生態發展本身的動態性、復雜性，仍然需要在手段、方法、內容、機制等方面進行不斷創新。唯有如此，才能不斷鞏固縣域政治生態凈化所取得的成果，不斷開創縣域政治生態治理的新局面，為縣域治理整體水平的提高提供保障。
參考文獻：略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全面從嚴治黨視域下黨內政治生態建設研究”(17BZZ002)的階段性成果;四川省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2017年度(青年項目)課題"精準扶貧視閾下四川民族地區農村治理實踐困境、資源結構及整合機制研究”(SC17C055)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王敏(1987—)，男，陜西商洛人，法學（政府經濟學）碩士，西華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專任教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農業經濟與基層政府治理。毛玉楠(1973—)，女，四川樂山人，法學（政治學理論）碩士，西華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黨委副書記，研究方向：政黨與政治研究。杜俊霖（1994—），男，四川巴中人，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理論專業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甘肅天水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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